一
得知家父病重的消息，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怕此生难见父亲一面。
说起来我与父亲已有十年未见。十年前我漂洋过海，远赴美国求学，因国内大事不断，两国关系乍暖还寒，阴晴不定，拿到绿卡时国内护照已经过期，只好考取美国公民，等白头鹰护照到手，已是十年过去，不料签证又陡生波澜。费了许多周折，才在香港寻得一个关系，答应可以通融拿到短期探亲签证。正准备启程，家姐来电，父亲病重！于是收拾行装，购买机票，却发现护照不见了。
房漏偏遭连阴雨，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于是发动妻儿翻箱倒柜找护照。不想两层楼房，翻了个底朝天，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儿子抱怨老婆唠叨，这才想起二个周前，因帮一朋友办移民，将护照及一干材料放于材料袋里，而此袋则遗留移民律师所了。急忙打电话给律所里的小陈，小陈寻了半日，回电说律师所客户太多，查无所踪，估计被没有身份的新移民捡去也未可知。总之，护照需要另补。
补护照也不顺利，本来按照规定，四个周护照应该寄到家里，心急如焚的我天天去看邮箱，到了第四周，见到了一封来自护照中心的信件，曰：因代办护照的邮局没有盖章，手续要重走一遍，也就是说，还需要四个周时间才能拿到护照！
火上屋顶，心急如焚，打电话给护照中心，被告知情况紧急可以多交钱办加急，三日可取护照。如获重生般急赴位于下城的护照中心，果于第三日拿到护照，当晚直飞香港。等飞机降落，接到家姐电话：父亲已在弥留之际。
香港的朋友接到我时，已是周四下午，我把签证所需要的所有表格材料交给他，并称我父亲危在旦夕，如果不能于明日拿到签证，则将留下终生之憾！
朋友承诺：“放心吧，还有一个工作日，应该可以拿到。”
虽然得到郑重承诺，但我的心还是沉了下去。我已经预感到，怕是不能跟父亲活着见一面了。
之所以有这种预感，是因为在小的时候，母亲曾找人算命，算命瞎子说父亲有五个子女，但是临终时却只有四人在身边。我本不信，但十多年来我漂流海外，归国无门，常常想起这个算命瞎子的话，现在临到家门，父亲却已经病危，难道预言真得会应验吗？
第二天周五，高先生去跑签证，我在酒店房间里如坐针毡，看着手表，等着手机铃响，每过一小时都像一年那么漫长。米不沾牙，水不润喉，也不觉饥渴，就这样挨到天黑，高先生的电话迟迟不来。
后来听家姐说，那段时间父亲跟我一样，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手表，每一分钟看一次，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默默流泪。家姐骗他说：飞机遇到台风，不敢起飞，等到台风过去，您的四儿子就回来了。
到了深夜，高先生终于垂头丧气回来了，说：“今天签证处开会，没有办公。我们已经联系了处长，看能否周末给加个班弄出签证来。”
这怕是安慰的话吧，香港是个法治之地，签证处虽是内地派出机构，也断不会为了我周末加班。心里虽然这么想，但仍抱着希望，万一周末拿到签证，或许我还能跟父亲再见一面？
二
我家姓李，在胶东大沽河畔聚族而居。家父出生于1935年2月，五岁丧母，祖父不治生业，嗜酒好赌，据说祖父喝酒，一夜能喝一坛子自制的黄米酒，赌钱，能三天三夜不睡觉。虽然开着一个小酒馆，日子却过得艰难。奶奶是邻村一户殷实人家的女儿，高挑、漂亮，却不爱说话。她生了伯父和父亲两个儿子，因为对生活的绝望，服毒自杀了。
听母亲说，奶奶那天本来在田里干活，爷爷一夜未归，她心里烦躁，无人诉说。这时偏偏一个好事的人来告诉她，爷爷又输了钱，被人索债，已经投军当兵去了。奶奶在田里哭了整整一天，晚上安顿两个孩子睡下，喝了卤水自尽。
奶奶的死并没有让爷爷回心转意，他喝醉了酒外出要账被抓了壮丁，三日后酒醒透了才钻高粱地逃回家。其时伯父已经八岁，被送到一家财主家放牛。爷爷夜不归宿的时候，邻居家老奶奶经常听到父亲在寒夜里凄惨的哭声。老奶奶看到不遮风雪的破屋里，五岁的父亲龟缩在冰冷的破被子里，又冷又饿，口里喊着肚子疼。老奶奶给他烧了炕，喂了热水和干粮，父亲才甜甜地睡去。老奶奶流着泪说：这没娘的孩子，遭老罪了。
父亲出身寒微，却天生聪慧，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青岛师范。其时伯父已经参军抗美援朝，爷爷不愿意小儿子再离开自己身边，不同意他去青岛读书。秉性至孝的父亲留在家乡，不久被招聘到镇上农村信用社工作。
父亲十八岁的时候跟母亲结婚，不久有了大姐和大哥。爷爷也已经续弦。一九六〇年，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胶东一带村村都有人饿死，我们一家六口人都靠父亲二十几元的工资生活，根本活不下去，为了给全家找一条活路，父亲只好辞职，一家人去了东北林场。
我家在东北住了三年，总算保全了性命，不料一场火灾，全部家当化为灰烬，只能再回胶东。
父亲的公职跑丢了，回胶东只接上了组织关系，信用社的确早有人顶替，只能回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不久文革开始，他培养的接班人，一个叫麻子冬的家伙趁机造反，捏造爷爷的所谓“历史问题”，即被抓三天壮丁和现行问题——即“喝醉了酒骂毛主席”，对父亲大肆围攻。这一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把戏奏效，父亲被撤职，并停止了组织生活。从此，我们家成了村里的贱民，大姐和大哥虽然聪慧，却不能被允许读高中。大哥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麻子冬居然在街上截住扇他的耳光，气得我父母差点跟麻子冬拼了命。
文革过后，我们家的劫难才算结束。父亲又当了几年生产队长，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当年队里种花生，收获的时候大人孩子都会偷吃，生吃、烧着吃、在河里洗过用瓦罐煮着吃，因为缺乏营养，社员们只要不偷拿回家，吃点花生队里的干部一般也不管。父亲是个爱吃花生的人，但生产队里的花生他一个都不吃，有些社员会偷着烧一些花生塞给他，却被他狠狠瞪了一眼，花生洒落地上。但当生产队里的花生分到家里，父亲会坐在麻袋上，不声不响吃到半夜。
父亲对我寄托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期望。据母亲说，小的时候爷爷曾经摸着我的头说，李家只有这个孩子会是条汉子。爷爷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多少年来我一直捉摸不透，父亲却坚信爷爷的预言，他认定我会有出息。所以，当年我们家清贫如洗，父亲却咬紧牙关供我读书。许多严寒酷暑，父亲骑着单车行六十里路到寄宿学校给我送粮食和衣物。
记的有一年，站在校门口，看着父亲的不再挺拔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之中，我的眼泪再也难以止住。
第一次高考失利，父亲绝望的眼神让我心碎一地。当我终于考上了北京的名校，父亲送往上火车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让我受用了一辈子。父亲说：儿子，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不管你将来干什么，即便你当了再大的官，不是自己的钱不要贪，不是自己的女人不要沾。做到这两点，你就能在社会上立住了。
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官，但是父亲的教诲我永记在心，受益无穷。
这一次远行美国，我跟父亲告别，父亲却什么也没说，只道：“走吧，走吧。自己照顾好自己。”居然连啥时候回来的话都没问。
我强忍着眼泪，很想拥抱一次父亲。小时候多病，我经常在父亲背上。渐渐长大之后，按照农村的习俗，孩子就不再接触父亲的身体。我甚至连父亲的手都没有再摸过。表达父子感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喊一声：父亲，给您磕头啦！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这一个机会。
这些年来，岁月艰难，隐隐感觉会跟父亲有个长久的分离，有机会就往家里跑出差也不忘给父亲带些当地的土特产，鹿茸、雪莲、青稞酒、椰子糖，什么东西都买。第一次到美国，我还给父亲带了鱼油和花旗参。父亲嗜烟，我买的最多的是烟。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买当地的名烟。这些年来，父亲什么牌子的烟都抽过了。父亲气管不好，吸烟危害他的健康，但是他又那么喜欢烟。这让我非常矛盾。到了美国之后，我托人给他带过从免税商店买到的熊猫和大中华，据说他不舍得自己一个人抽，总是到过年的时候邻居晚辈来拜年，才拿出来给大家抽，并特别说明，是他的四儿子从美国捎来的。
写到这里，我已泪下，此情此景，难以再述。
三
周日凌晨六时，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美国的儿子来电话说，爷爷已经去世。
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我的心猛地一沉，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一块巨大的铅块扯着下坠，眼前一黑，摔倒在床上。不知道过了多久，酒店的服务生和驻店医生把我弄醒，给我喂了水和一些药，朋友老高也在身边，正商量着要不要把我送医院。
我握着老高的手说：“我不要住院，我要回家，我父亲走了，我要去送他。”
老高说：“你昏睡一天一夜了，可吓死我了。签证我拿回来了，你可以过境回家，不过医生说你身体还很虚弱，最好能进医院观察两天。”
“我死不了，就算要死，也要死在家里，跟父亲在一起。”
老高看着医生，医生点点头，说：“他的身体不错，可能是急火攻心，导致昏厥，做个简单的体检，带着药上飞机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老高联系了医院的救火车，在车上给我打了点滴，做了体检，过了海关，然后走特殊通道上了飞机。周一晚上八点，侄子和外甥女从流亭机场接到我，一分钟都没停赶回老宅。
家里人已经知道我在香港发病的消息，在车上几个晚辈就叮嘱我不要过分悲伤，反复说老人走得很安详。他们的话我能听见，却不能回应。很奇怪，我的脑海一直是空白的，没有悲痛，只有麻木。我眼睛干涸，喉头干涩，胸中憋闷，就像有一团火在烧烤着。一滴泪都没有流。
外甥女是个医生，她紧张地看着我说，舅舅，你要是憋不住，就哭两声吧，郁结在心，会伤害身体呀。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默默地握着她的手，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一会儿冰凉，一会儿火烫，我的灵和肉都在经历着巨大悲痛袭来那一刻翻江倒海般的挣扎。
终于到了家，我在厢房见到十年未见、已经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我跪下，喊出两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娘，我回来了。
娘抱着我的头失声痛哭，我也泪如泉涌，只是呜咽，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大姐拿来白色粗布孝衣，给我穿上。母亲推开我说，快去告诉你爹，你回来送他了。
父亲的灵柩停放在正屋，兄弟几个还有表兄弟们都在守灵，纸灰飘飘，烛影摇摇，父亲的遗像下，我看着那紫红的棺木，这才真的相信我跟父亲已经天人永隔，不能再见了。我惨叫一声，爹！
一阵撕肝裂胆的剧痛，感觉胸腔像是撕开了一样，口里哇地喷出一股鲜血，像红色喷泉射在棺木之上。我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