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里奇伍德街区（Ridgewood）横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早在17世纪，英国人最先定居在此。20世纪初，大量德国人到来了以后，才开始大规模修建起一个庞大的联排公寓群。砖结构的外墙整齐而规范，建筑造型为典型的欧式风格。街道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绿树成荫，因此里奇伍德又被称为树林中的街区。每栋公寓分为上下三层，一层属于半地下，爬几级比较陡的台阶才能走到公寓二楼的大门入口。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进出家门将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在2023年夏秋时节，笔者驱车几个小时回到阔别已久的大纽约，黄昏时分走在里奇伍德的街区，银杏树叶开始零星飘落在人行道上，地面的热气一阵阵地扑腾而来。走到目标门牌号，踏上几个大台阶后，按响公寓的门铃。开门的是一位银发飘逸，神清气爽的阿姨。她满脸笑容，一阵热情寒暄后，把笔者迎进了公寓的廊道。此时，一位年愈七旬的老人，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从里屋出来迎接。老人精神健硕，一脸刚毅，目光炯炯有神，头发黑中透白，这位老人就纽约民运界的领军传奇人物-----宋书元。

宋书元是一位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当代民运人士。之所以评价他是一位领军传奇人物，这得从中国民主党海美国委员会于2009年12月在纽约成立谈起。关于他的人生故事，从此处开始书写讲述，或许会是最佳的切入点。

一、民运因何而起？

中国近代史上，关心民族命运、参与国家政治的著名学生运动，可以追溯到晚清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后，全国各地赶赴京城参加乙未科会试的举人发起的公车上书。随后的著名的学生运动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再就是1989年的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笔者曾经粗略划分出：革运，共运，民运的三个历史阶段。从晚清洋务运动挫败，戊戌变法流产，清政府在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双双失败后，革命运动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唯一选项。“革运”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人走出皇权禁锢，自由地站了起来；“共运”又迫使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又跪了下去。近七十五年来，惨遭思想殖民，经受精神毒害；“民运”是为了在中国大陆实现宪政民主，人民消除恐惧，获得身心自由，而持续抗争的运动。

“革运”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起的革命运动，其主要历史贡献是驱逐鞑虏，推翻帝制，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其海外的发起地主要为东瀛日本。“共运”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其主要历史表现是暴力造反，实行共产，思想殖民，复辟专制，其海外起源地为西欧的巴黎和东欧的莫斯科。

“民运”是中共夺权政权却实行专政独裁后的，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发起的历次非暴力政治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的政治难民，在全世界范围内延续抗争至今的民主运动。民运的诉求是驱逐马列，再造共和，实行宪政，言论自由。海外民主运动的范围涉及五大洲，北美的纽约是其中主要的地区之一。民运是因中共的一党独裁应运而生，因中国至今未能走出专制政治挺身而起。

二、民运的践行者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涉及海内外，范围遍布全世界，其时间跨度虽然不长，但历史错综复杂，事件千绪万端，人物群英璀璨，影响深远壮阔。

在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政治组织有很多，比如由海外民运第一人王炳章博士于1983年创立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再如，1989年9月，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刘宾雁等人倡导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等。

在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标志性事件之一是成立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党正式成立后，很快遭到中共的残酷镇压，此后在中国大陆的组织活动逐渐趋于匿迹。此后，其主要成员纷纷遭到拘捕判刑，有的出狱后流亡海外，并逐渐集聚于北美。2004年底，”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 在美国东部罗德岛州成立，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徐文立为主要召集组织者。

在2009年之前，纽约华人聚集的法拉盛地区陆续出现了以“中国民主党”为旗号的各种组织。各组织独立而分散，造成山头林立，鱼龙混杂，纷争不断。这种混乱局面，有以假乱真的，有贪图浮利的，有卧底使坏的等等。总之，松散怠漫，鱼目混珠，良莠不齐，莫衷一是。

正应了一句古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然而，宋书元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书生，更不是酸腐的秀才，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勇于实践探索的行动者。政治运作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策划者和行动者，早年从基层做起，又有商海历练的宋书元，恰恰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美国是个多元开放的社会，纽约又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海外华人的各种政治势力、宗教团体，社团组织都聚集于纽约的几个华人社区。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是以清末民初的广东和香港移民为主；布鲁克林八大道为中心的华人社区是以近三十年从福建偷渡来的农民占多数。

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华侨城，一部分人是早期从台湾移民来的台胞，大部分是大陆改革开放后移民来的精英人士。毫不夸张地说，在法拉盛街头偶遇一个老头老太太，或许曾经在中国大陆就是知名专家学者或艺术家，或是一个超凡不俗的人物。因此，法拉盛被誉为海外华人之都。

正因为这些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因素，中国大陆的政治势力对纽约华人社区的渗透非常严重。近二十年来，法拉盛华人社区，搞得正气不立，以致邪气丛生，乱象频频。因为正旗不树，才导致邪党林立，歪风邪气盛行。对于这种混乱现象，曾经从基层锻炼出来的宋书元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就一个人开始暗中筹划，着手运作成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 中国民主党美东委员会。

从上世纪八十年初国门开启后，那些逃离中国大陆的流亡者，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在异国他乡都面临生存的巨大挑战。无论是谁，首先都要为生存而忙碌，其次才是为理想而奋斗。很多流亡者，因为长期困于生计，忙于生活，以至于再也无暇顾及曾经的理想信念。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者们，能够经常参加各种聚会，出席民主活动，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宋书元有侠者气质，勇者风范。他的组织能力很强，为人豪爽仗义，在美东地区有广泛的人脉。他经常以自己的家作为聚会场所和活动地点，召集大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民运活跃人士来参加家庭聚会。宋书元的太太特别贤淑能干，热情好客，总是任劳任怨地全力支持他召集的家庭聚会以及筹划的公共活动。

2009年夏秋， 宋书元前后召集了两次大型家庭聚会，民运界总共来了约有一百来位新老朋友。经过广泛而反复的沟通交流后，宋书元开始酝酿运作下一步行动。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众所周知，一旦筹备成立一个政治组织，仅仅有人脉还远远不够，得筹集启动资金和活动经费和地点。

纽约的民运道友已经动员起来后，宋书元便向一位朋友借款作为组织的启动资金。当时，他向借款的朋友承诺，如果运作组织失败，他将以个人信誉做担保还款。由于宋书元有义无反顾、破釜沉舟的勇气，感动了周边的众多朋友。在他最初的倡导策划下，各路群英纷纷响应。2009年11月，中国民主党美东委员会在纽约法拉盛成立，在繁华地段租赁公寓作为党部办公室，每天有人值班，每周都有几次各种讲座和活动。

因为中国民主党美东地区委员会是北美最大最活跃的民运组织，此后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不久之后，在美东地区委员会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党美国委员会，宋书元任主席。再后来，在美国委员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宋书元任副秘书长。据考证，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曾经在中国大陆出现过，但很快被镇压了下去。在海外再次成立全委会，是对过去党组织的一种延续。

中国民主党美东委员会，从一个地区性组织迅速发展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政党组织。不久就在欧洲、澳洲、亚洲成了很多分支机构。在先后成立的这些政治组织过程中，宋书元邀请到了海外主要的民运人物，有的直接进入组织高层，有的吸纳为顾问，如陈一咨，魏京生，杨建利，王丹等人。

经宋书元的领导策划，经过大半年的预备发展，从2010年夏，中国民主党美国委员会从地方扩展到全美国。如此一来，民主党就已经是囊括中国海内外的一个政治组织。当时全国委员会成立之初的组织架构中，真正的操盘手和奠基者宋书元只出任副秘书长，但实际的组织运作还是以宋书元为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立后，党员人数发展很快，组织运作蓬勃有序，很快成为了纽约华人社区最主流、最清正、最稳靠的政党组织。

通过党员交纳党费，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很快就筹集到相当可观的资金。宋书元也顺利轻松地还完了借款。此后的所剩资金多用于资助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以及海外的各种组织活动。毋庸置疑，宋书元是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要幕后推手。他是纽约民运界一名切实行动、谦让尊贤的践行者。

三、飞虎队召集人

宋书元人生的另一个闪光点就是1989年爆发的学生运动中，他召集组织成立了摩托车“飞虎队”。宋书元是一个在哪里都不缺朋友的人，他那独特的感召力使得身边总是有一群志趣相近，品味相合的朋友。八九学生运动中，学生们最先走向街头，北京市民和各界人士也很快跟进参与其中。

5 月中旬学运高峰时，全国各地几乎全民性地支持学生，哪怕是平常不问世事的和尚、道士也都走上了街头。很多政府部门人员、甚至警察队伍也走上街头声援，央视和人民日报等媒体人也一边倒地肯定学生是爱国的，学生运动是合法正义的。

严格来说，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摩托车飞虎队也只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群众组织。在当时庞大松散的队伍中，至于谁是第一个领头人，那几个人是核心骨干，估计参与其中的摩托车手们也不一定说得清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和支持学生运动！他们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利用一切空余时间，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帮助市民和学生做各种事情。

然而，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摩托车队，宋书元是最初的发起人和召集人。早八十年代中期，北京的街头还是自行车的天下。直到八十年末期，摩托车开始在大城市流行起来，北京应该还不最时髦的城市，但街头已经有不少骑摩托车的身影。宋书元可以算得上北京第一批拥有摩托车的青壮年，也是第一批拥有摩托车行驶牌照的豪迈车手。

1989年5月中旬以后，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有大批的市民去声援，宋书元注意到广场上有不少人推着摩托车，有的摩托车还插着声援学生的标语小旗。因为广场人多，摩托车经常没法骑行，只能推着走。当他看到广场上有人推着摩托车，他就琢磨如果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在广场外的大街小巷行驶，声势一定不会小，而且作用必定非常大。

开始的时候，宋书元想过在广场的合适位置贴大字报，公开召集。随后，他跟机电院里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商量，但那个人阻止宋书元千万别行动，并警告说将来共产党一定会“秋后算帐”，很可能会被抓进去的。过去几十年，人们都已经见识过各种政治运动，对共产党的整人手段早已有所领略，心有余悸。

既然无人响应，反复权衡利害轻重后，宋书元就准备开始单独行动了。为了降低风险，他采取口头通知的办法，在广场上招呼一些有摩托车的人，第二天到北京东三环的大北窑立交桥附近集中，那里道路比较开阔、目标比较醒目，桥下有阴凉地，大家去了那儿相互容易找到。由于三十多年过去了，宋书元已经记不起具体是哪一天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宋书元骑着摩托车就去大北窑立交桥那儿等。他记得头一天通知了二十多个人，但等了很久，看到有游行队伍经过，人也很多，可就是没有一辆摩托车。他有些失望，后来猜想可能那些车主，担心他可能会是公安的线人，怕下套中计，所以都没来。那天天气非常闷热，宋书元等得久了，感觉口渴，就准备去立交桥附近一个朋友工作的公司里喝饮料。然而，就在那时，他看到有一辆紫色的大概是“黄河”牌的摩托车过来了，当时北京城里人很少骑那样的摩托车，可能是京郊农民用来跑运输的。摩托车上坐着俩人，前面骑手戴着头盔，后面那个人打扮很独特，他头上戴着京剧里的古装官帽，帽翅上一左边写个“李”字，右边写个“鹏”字，还画着大叉叉。

宋书元眼睛一亮，精神一振，感觉找到了同道，就赶紧过去招呼他们，让他们跟着宋书元一起走。他们两辆摩托车，三个人，一路沿着长安街向西往天安门开，路上看见摩托车就招呼到一起。摩托车经过游行队伍时，在街上看见有摩托车的人就招呼：“跟上！”他们的队伍很快壮大起来，一路经过东单、王府井，等到达广场时已经有七、八十辆。群众夹道欢迎，鼓掌喝彩大声道：“好样的！”摩托车队围着广场绕行两圈，队伍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壮大，两圈以后汇集的摩托车就滚动形成了有两百辆以上。

事实上，戒严令颁布后的北京，交通已经瘫痪。这样一来，摩托车的快捷和机动性的优势就异常突出了。宋书元有别于大多数的旁观者，率先行动，一骑当先，应者云集。此后的每一天，他和其他无名英雄的摩托车主们自发、自觉地行动起来。或者，他们三五成群地穿梭于北京内外城的大街小巷，帮助市民和学生传递军队进城信息，运载人员，输送物质等。或者，他们在车上插上旗帜，浩浩荡荡地沿街驾驶，继续声援抗议活动。

那时的北京城，所有的小偷都销声匿迹了，街头小混混们也都规矩了，市民完全可以夜不闭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