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母亲总能从炕席底下掏出几毛钱来，给我们弟兄每人分上一毛压岁钱。那是父亲用一个冬天步行到青岛卖白菜挣来、过年剩下的钱啊。 那时候农村每家有几分自留地，父亲和母亲总是要种上几十棵大白菜，初冬的时候挖个地窖埋了。到了春节前夕，父亲就把这些白菜中最好的修剪一下，用小推车推着步行一百多里到青岛去卖， 每车能卖七八块钱，一个冬天去卖十几次，这就是我们全家七口过年的钱。 父亲通常都是下午开始挖白菜，放到太阳底下晒。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修剪、装车，晚上十点左右开始出发，要整整走一夜的路，第二天到青岛赶个早市。我至今无法想象面黄肌瘦、一脸菜色的父亲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把我们家里的那些白菜一车一车送到青岛去。那个时候马路坑坑洼洼，上坡下坡非常多，我们村去青岛卖菜的人都说，最可怕的是青岛四方的北岭那段上坡路，足足有五里长，所有的人到那里，都已筋疲力尽。但是上坡路不敢停，必须一步不停地坚持走完这段最后的旅程。很多年轻的小伙子把车子推上北岭的时候，腿肚子都转了。头上的热汗，在早晨凛冽的寒风中， 变成白霜。

我父亲在这段路上，整整走了五年。每次父亲从青岛回来，我们家都是快乐的节日，父亲会带一些味精、虾皮之类的调味品，母亲用老菜帮子做的菜也会好吃多了（因为穷，父母把好菜都卖给了青岛的工人，我们只能吃老菜帮子。为这个缘故，小时候我对青岛工人有一种仇恨的心态。）

大概是1972年的冬天，我和母亲、姐姐 守在家里等候父亲从青岛归来。可是，已经是半夜了，母亲让姐姐带着我去村口望了好几次，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后来一个跟父亲一起去卖菜的村民回来告诉母亲，父亲从二姑家带回不少东西，车子太重了，在半路上走不动了。母亲立即让姐姐拿根绳子去找父亲。我姐姐那时才15岁，从来没有去过青岛，听了母亲的话，虽然害怕，但懂事的她却一声都没吭，抹着眼泪走了。看着她单薄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母亲的眼泪也刷刷流下来。 姐姐走后，寒风骤起，黑雾弥漫，母亲的心揪得生疼，后悔得要命。生怕15岁的姐姐碰上坏人，有个什么闪失。她又东家西家的找了几个邻居家的哥哥一起去追赶姐姐，大概追出三十多里路，邻 家哥哥追上了姐姐，也找到了父亲。原来，在青岛的姑姑看到我们家里实在太穷了，给了父亲满满一车粮食、木柴和煤炭，重量严重超过了父亲的体力所能承载的负荷。父亲舍不得扔掉，只能一步一步往家挪。 父亲用生命运回来的东西，让我们一家过了个殷实的丰年。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吃上有肉馅且不是黑面的饺子。我至今记得，姐姐捧着碗吃饺子的时候，晶莹的泪珠一颗一颗，落进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