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出生于1935年2月。两年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胶东一带迅即沦陷。父亲五岁失去母爱，祖父不治生业商贾，父亲的童年是在贫困饥寒和战火弥漫中度过的。父亲自幼聪慧，小学毕业后，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青岛的一所师范学校，其时伯父已参军入伍，祖父坚决拒绝父亲再去青岛读书。后来母亲曾对我感叹， 当时青岛文化人才奇缺，父亲若去了青岛，他的一生当有另一番命运，都是造化弄人。

父亲生于贫寒之家，没有沾染任何不良嗜好。他当年不抽烟， 不喝酒，不赌博，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能干，很快被镇上任命为沙梁村团总支书记。不久又入了党，被调到南村镇任信用社主任。 1960年，由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山东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饿殍遍地，胶东一带村村都有人饿死。史书上记载的“易子而食”的极端现象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当时我父母已经生了大姐建英、大哥建忠。祖父也已再续弦，一家六口全靠父亲二十几元的工资过活。看着饿得整天啼哭的孩子和下不了炕的老人，父亲一咬牙决定闯东北。

在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叫“死逼梁山下关东”，把下关东和上梁山相提并论。可见不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父亲是不会丢掉公职跑到东北的深山老林里伐木头的。 听母亲说父亲去东北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村有一个叫小初的光棍汉，曾经是父亲的同学，他闯东北回来戴着皮帽子，见人就送煎饼。他说，东北养穷人，地里插根木棍都长叶子， 房前屋后撒点种子，一年的口粮就都有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连大字不识几箩筐的小初都混得人模狗样，一时间沙梁村不少人闯关东去了东北。当时去东北没有公社的证明不能落户，只能当“盲流”，我们家有个亲戚在公社当文书， 可以开出证明。恰在这时，我伯父已转业到了东北，他来信说东北的林场正在招工，父亲去东北不用担心工作问题。这些有利条件促使父亲痛下决心，丢掉信用社主任职务一个人去了东北。 父亲离职后，单位对他进行了全面审计，没发现一分钱经济问题。单位领导说，他手里掌握着几千万资金，面临饿死却不沾一分，这样的干部太难得，走了太可惜！

这一年的年终，单位给父亲发了一张奖状送到家中。

二

父亲在东北林场找到工作后，母亲把大姐寄养在姥姥家中，带着大哥也去了东北。 在东北的那段日子父亲从来不愿提起。对他来说，那是他人生的滑铁卢。他认为如果不去东北，挺过那段极其困难的岁月，人生将过得优裕而闲适，不会有那么多贫困和屈辱相伴终生。而我却认为，闯东北几乎可以说是他的宿命。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时那么多闯东北的有利的客观条件，让青春热血的父亲如何抗拒？！

母亲去东北以后也在林场上班，领取商品粮，工作虽劳累艰苦，肚子总能吃饱。不久，我二哥建刚在东北出生了。 生活刚刚安稳，我家又蒙大难。 刚到东北的时候，因为从关里去的人太多，林场发不了安家费，父亲靠工友们的帮助搭了间木屋，母亲来后又添置了一些衣柜、饭橱等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总算有了家的模样。东北的冬天 奇寒无比，家家都生着火炕。有一天，父母上班不在家，四岁的大哥建忠学着抽烟，引起大火，一个好不容易建起的家一下子化为灰 烬。 据说母亲跑回家时，房子都烧红了，我二哥还在炕上睡觉。母亲像疯了似的，多少人也拉不住，她硬是冲进大火把二哥抱出。刚跑出来，房子便轰然倒塌，我二哥居然毫发未损。

父母有两个月没有寄信，姥姥知道出了大事，她让十七岁的舅舅带着两斤黄烟作路费去东北找我父母。此时胶东的形势已有好转，在东北又一次沦为赤贫的我的父母只好跟舅舅回了老家。

三

因为公职跑丢了，父母只能回到沙梁村落了农业户口。一年后，父亲的一位老上级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很快，父亲又被任命为沙梁村一大队党支部书记。

父亲干了两年党支部书记，文革便开始了。 文革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劫数，也是我们家族历史上最大的劫数。我们一家差一点湮没在漫漫十年的历史暗夜里，成为时代的祭品。

父亲干书记的时候，提拔了一个抗美援朝回来的复员兵。此人长着一张冬瓜脸，上面布满深深浅浅的麻子，村民们都叫他麻子冬。麻子冬人勤嘴甜，要求进步，很讨父亲欢心。父亲没读多少史书，不懂“亲贤臣、远小人”的道理，安排他当了民兵连长。文革一开始，此公扯旗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的父亲。 父亲召集副书记綦连书、大队长綦官埠到我家开会。父亲说， 现在全国都在批斗当权派，麻子冬既然愿意当官，这个差事就让给他，咱们不干也罢。綦官埠是个下放工人，对当官本也没什么兴趣，表示同意。唯有外号“大老粗”的綦连书激烈反对：你们好糊涂！斗争当权派不过是一阵风，迟早会过去。你们现在把权力拱手相让，让麻子冬得了势，等着他给你们好果子吃吧！

 应该说“大老粗”并不粗，他曾在解放军十八军当兵时随丁盛将军入藏，参加过对印反击战，见过大世面，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岂是父亲、 綦官埠等工农干部所能比拟的？在他俩分别辞职后，“大老粗”的话不幸言中。 麻子冬夺权以后，由于担心为人正直、清廉、群众基础好的父亲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权位，立即组织一批无赖、卑劣的造反派整我爷爷的所谓历史问题和“现反”言论，以图株连父亲。 

为此， 我爷爷挨了三年的批斗，父亲的党籍也被挂起来。1975年邓小平上台大搞治理整顿，昌潍地区工作队进驻我村，父亲的组织生活才最终恢复。

麻子书记杀向我家的第二刀是对下一代进行打击压迫。我大姐 建英、大哥建忠学习成绩都很好。特别是大姐建英，冰雪聪明。由于家里穷，没有凳子，她总是站着听课。当时母亲多病，卧床不起，建英姐经常要请假，常常一个月上不了学，成了学校里请假最多的学生。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建英姐升高中还考了全校第二名。 当时升高中需要大队推荐，麻子书记坚决不同意我姐上高中。 建英姐的班主任綦书春老师多次去找麻子书记，都没有结果。綦老师连连摇头，这样的学生上不了学，太可惜了！

在母亲的督促下，父亲去找麻子书记，麻子书记拍着胸脯保证：“老李，我怎么说也是你提拔的，知恩不报岂非小人？放心， 孩子上学包在我身上！” 可是开学几个月了，我姐还在生产队里干活。一天，她听说麻子的女儿数学考0分、语文考8分也升了高中，哭着跑回家。父亲气愤地找到麻子书记，这家伙竟哭丧着脸说：“老李，不是我不帮忙，建英的爷爷有历史问题，我磨破了嘴皮子公社也不批呀。” 后来建英姐在公社砖瓦厂找到一份抬砖的工作，每月12元钱， 还得投生产队8元买工分。大姐当时才16岁，每天象青壮劳力一样干活，胳膊累得又粗又肿。但因为每月有4元钱的收入，姐姐很开心，工作很卖力，不久被提拔为伙房事务，还参加了厂里宣传队的活动。麻子书记见不得我们家境好转，千方百计要把我姐追回生产队。砖瓦厂张苏田厂长是个抗美援朝的老战斗英雄，得知此事， 他怒斥麻子书记：“你也算是当过兵的人，怎么尽干些小人的勾当！”

麻子没把建英姐追回队里来，竟丧心病狂地把气撒到大哥建忠 头上。当时建忠哥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放学回家路上与一个叫升杰的同学嬉戏打闹，平白无故挨了麻子书记一个耳光。母亲简直气疯了，父亲抓到麻子书记把他押到大队部报官。滑稽的是原告是我父母，被告是麻子书记，“法官”竟然是副书记“大老粗”綦连书。当时我已经记事，我清楚地记得，大队部外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綦连书“法官”一“开庭”，母亲就跑了题，声泪俱下地控诉麻子书记自掌权以来忘恩负义、一再迫害我家的累累“罪行”。麻子书记居然不作任何实体答辩，只是一再赔不是。最后，綦连书裁判麻子书记向我父母当众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父亲点着麻子的鼻子说：“你今后再敢背后动我儿子，我就剁掉你的爪子！”麻子书记诺诺而退，门外的群众哄笑而散。

 我父母打了一场口水官司，却赢得了全大队社员的尊重。邻居 有个麻子大娘（她老人家脸上也有些许麻子），平时常受麻子书记欺侮，这天竟来我家道贺。母亲说：“孩子平白无故被打，你老还有心说笑！” 麻子大娘感慨：“麻子冬是什么人？他都当着那么多人给你赔礼道歉！多大的面子呀。我那年看电影跟他拌了几句嘴，平白无故 被他打掉两颗门牙，还游了三天街。最后还不是请他喝了酒消了气才罢休？”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们家的酒多，淌出南门了。”

麻子大娘哭丧着脸：“利他娘（我大哥乳名利），不是我人贱，我们哪像你家呀，你孩子他爹是党员，自家兄弟（指我舅舅） 是大队文书，麻子书记惹了你，你敢骂得他抬不起头来。要轮到我头上，还不是找死？哎，人和人不一样呀。”说着，抹着眼泪走了。

每当母亲说起这段往事，我总感到无比的辛酸。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一个人格卑琐、反复无常的小人物竟能左右一个文化名村的命运，影响无数个家庭几代人的人生，甚至剥夺人们神圣的人格尊严，这让我对人类文明的脆弱感到迷茫。

四

麻子书记后来还干了件荒唐事，最终导致他身败名裂。 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工作队进驻我村。造反上台的麻子书记 因为欺压百姓、民怨沸腾被罢了官，他依靠自己以前的关系到镇办粮油厂当厂长。由于吃拿卡要、恶习不改，不到一年再次被撤职，下放到村里。 当时我们村在工作队的指导下种植水稻。那年秋天，水稻丰收，田野一片金黄。大队专门安排了护秋队，工作队专门安排工作 认真的老干部綦官埠当护秋队长。谁也没料到，綦官埠抓到的第一个窃贼竟是刚刚卸任的麻子书记。

那是个深秋的后半夜，天已微寒。綦官埠一个人值班，不敢睡得太沉。在似睡非睡中，听到有人敲窝棚。他假装睡去，还故意发 出鼾声。门外的窃贼见没有动静，放心去偷。窃贼刚放下绳子，抱起一捆水稻，綦官埠站在他的面前。一见是冤家对头，麻子前书记撒腿就跑，綦官埠穷追不舍。眼看被追上，麻子前书记转身跪下磕 头如捣蒜：“官埠官埠，放过我吧，你大人大量，大人大量！”

綦官埠用麻子前书记的绳子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放了你？ 你见过猫放过老鼠吗？何况你还是个当过猫的老鼠！”

一大早，沙梁村的社员们就看到了一场大快人心的好戏：麻子前书记被捆在联办（村联防办公室）门外的电线杆上，头上、身上都披上了一层白霜。布满麻子的脸更像被霜打了的冬瓜了。他的脚下还放着那捆水稻。那天恰好是沙梁村大集，沙梁地处平度、即墨、胶州三县交界，是个著名的大集。每到逢五排十，周围村庄的人都蜂拥而至。 听说抓了个“小偷书记”，围观的人比平时多出好几倍。由于麻子前书记是名人，很多人都认识他。大家指指点点，有人说：我说书记，你在台上抓偷粮的可是铁面无私，怎么刚刚不当书记自己也学会偷粮食了？麻子前书记就差找条地缝钻进去。

太阳冒红的时候，联办的负责人张文永来了，麻子书记涎着脸央告:“老张，看在咱俩共事多年的份上，放了我吧。”张文永说：“抓住偷粮食的示众三日，这可是你老兄当年定下的规矩。自己拉的屎自己吃，我可帮不了你。”

 后来，还是父亲让民兵把他放了。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我们家的劫难也结束了。父亲重新恢复了在村党支部的职务，他依旧刚直、清廉。1997年他60岁上临近退职时，麻子前书记在党员会上突然给他提意见:“老李只顾自己钓 鱼、养鸟，村后的路也不修，不关心群众疾苦。”

綦官埠、綦官智等老党员噌地站起来：“老李不如你,他不会偷水稻！”

母亲说，麻子前书记的发言是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官，唯一听到的反对声音。

                 （本文写于2003年2月2日父亲生日）

后记：麻子书记去年又惹出一件滔天大祸，他儿子不幸去世，他居然对儿媳非礼，因儿媳反抗，他残忍了杀害了儿媳并毁尸灭迹。最终被抓获归案，目前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