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户

1916年，我爷爷八岁的时候，跟着我的姑婆从庄干村移居三里外的文化重镇沙梁村。 庄干村不足百户，全村人都姓李，据说是明朝洪武年间从云南迁来的。沙梁村有2000多户，大部分人都姓綦。清朝中后期，沙梁有人考中进士，被放了浙江龙泉县的县官。所以这个村文化气息浓厚，外出读书、做生意的人很多，村人见多识广，很为 其它临村所仰慕。

我姑婆嫁到沙梁其实是给那个当了县官的进士后人做填房。 其时我曾祖父已死亡，几个兄弟都下了关东，姑婆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带着还是少年且无依无靠的弟弟嫁人，让他有口饭吃。这样，我爷爷就给这户人家打猪草，砍柴 火，放牛，成了放牛娃。

 当时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外患不断的年月，胶东更是土匪蜂起，民不聊生。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祖父自然沾染上了中国农民常有的两样坏习惯：喝酒、赌博。据说爷爷喝酒可以一夜喝一坛酒 （自酿的黄米酒）不醉，赌博可以连赌三天三夜不睡。爷爷自己开了个小酒馆，利润本来就薄，如此狂喝滥赌，生意可想而知。 我奶奶据说是洪兰村一户殷实人家的女儿，长得高挑、漂亮， 不爱说话。她生了伯父和父亲两个儿子。父亲五岁那年，奶奶撇下两个孩子自杀了。（关于这件事有不同的说法，我那个当了八路的姑姑在读过我的这篇文章之后曾对我表示不满，她坚持说我奶奶是得了一种喉病死的。） 后来母亲听村人说，奶奶死的那天本来在田里干活，爷爷又是一宿未归，她心里烦闷，又没处诉说。偏偏这时有一个好事的村人 对她说：大妹子，别干了，你这么干一年，也不抵大兄弟手一拈 （指赌博）输的。奶奶在田里哭了整整一天，回家后当晚服了毒。

时隔六十年后，我仍能想象得出当年奶奶在我家谷子地里哭泣的心情。她那年才25岁，正是生命如花的年华，如果不是对像铅一样沉重地压向心头的生活和命运的极度绝望，她那么善良的人怎么可能丢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归去？在那生命最后的一天里，她一定把人生的一切都想透了，看透了。为什么人一生下来都要哇哇大哭呢？因为人生就是苦难，没有人愿意坠入苦难。人死了，死人 从来不哭，死去的人都很平静，很幸福，只有活着的人才大哭。奶奶死了，她解脱了自己的生命，解放了灵魂。她在高高的天堂上看着她的子孙们在人间受苦，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想，她一定在呼唤着我们归去。 奶奶死了，她没有留下哪怕一张照片，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哀婉、凄怨的家族痛史。但是，我会找到她，我和姐姐、弟弟身上都有她留下的天生丽质、多愁善感、善良正直的基因。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奶奶的身边，我会问她，奶奶，我说得对吗？ 在我的生命中，我会永远诅咒那个不知名字的多嘴的村民，虽然没有他的那句话，奶奶也不一定会活下去。

 奶奶的死并没有使爷爷回心转意，他依旧狂喝滥赌，夜不归宿。其时，八岁的伯父已经被送到地主官桂家做短工，邻居家的老妈妈经常在寒夜里听到父亲的啼哭声。有一次，老妈妈送来柴火和热水，看到不遮风雪的破屋里，五岁的父亲睡在冰冷的炕上，喊着：婶婶，我肚子痛。老妈妈给他烧了炕，又喂他一点热水和干粮，父亲便甜甜地睡去了。老妈妈后来对母亲说，他其实是冻的、 饿的。没娘的孩子，遭老鼻子罪了。

父母生了我们兄妹五人，所有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母亲亲手做 的，无论条件怎么艰苦，母亲从没有让我们冻着、饿着。我知道， 母亲正是因为听了邻居老妈妈的话，才刻意在我们身上加倍补偿父亲童年没有的母爱的缺憾。

不怕鬼

爷爷虽然不事生业，但胆量大，讲义气，正直果敢，加上聪明过人，在村里很有威信。爷爷没上过一天学，但能看三国、讲水浒。有人说他有过耳不忘的异能，不管多长的评书，听完以后他都能复述下来，而且永远不忘。有的说书人讲错了书，他当场就能指出来。因为这个缘故，所有到我们村说书的艺人都从来不收爷爷的钱。 最有传奇色彩的是关于爷爷不惧鬼神的故事。我没出来读书之前，常听跟爷爷一起钓过鱼的人讲起。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秋夜，两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渔翁端坐在大沽河的吊崖上。大沽河在涨水，风击浪高，正是钓鳝鱼的好时机。 两个渔翁相隔十米，每人后面都有一个窝棚，挂着一盏微弱的风灯。这就是我爷爷和他的伙伴金斗。 已经是后半夜了，金斗那边鳝鱼频频上钩，我爷爷这边却一点动静也不见，这在以往是绝对没有的事。谁都知道他是位钓鱼的老手，金斗连他的徒弟都算不上。金斗见爷爷这边鱼儿还不上钩，讪讪提出：“舅爷，要不换换地方？”金斗的好意对我爷爷这样的钓鱼老把式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他吼了一声：“钓你的鱼！” 金斗不敢再吭声，默默钓鱼。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说： “舅爷，我的桶满了，先回了。” 金斗都钓满了鱼桶，我爷爷一条没钓到，简直奇了怪了。爷爷心中突然感到不安，好像要出什么事。

 一阵风吹来，窝棚上的风灯突然灭了。我们家的大黄狗不知为什么吓得躲在窝棚里呜呜低吟，不敢出来。接着，一阵接一阵的风沙扬向窝棚，唰、唰、唰，令人毛骨悚然。爷爷不为所动，沉着钓鱼。这时水面上冒出一个脑袋，还有两只手拍打河面，连呼：“救人啊！救人啊！” 爷爷冷冷地说，“收起你这套把戏吧。你既然捣乱，不让我钓鱼，我走好了。”说完收拾鱼杆。 那个脑袋和两只手突然消失，一个红衣女子从水面上悄然升起，她脚踏河水，柳眉倒竖，指着我爷爷骂：“李掌柜，都说你胆子大、讲义气，为什么见死不救？”

爷爷哈哈大笑：“深更半夜，哪来的女子落水？我们无冤无仇，你又何故一再欺我？” 红衣女子自知理亏，悄然消失。

这时天已微明，爷爷只好收拾渔具回家。 这是我爷爷钓鱼史上第一次一无所获。吃早饭的时候，正在思忖什么时候冲撞了鬼怪，金斗哭喊着跑进来：“舅爷，我钓的那一桶鳝鱼全变成水蛇了，爬得满地都是啊。”

 这个故事传奇色彩太强，未免有村人众口相传时穿凿附会的成 份，但它的基本内核却是真实的，因为我七岁那年，在我爷爷当年钓鱼的地方，见到了那位红衣女子。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六七个小伙伴在河里洗澡。河水不深，清澈见底，我们在水里玩着捉迷藏的游戏。突然河水猛涨，一步都游不动了，我赶紧潜入水中，躲过打来的浪头。我露出水面向岸上看时，发现一个红衣女子立在水面之上，微微笑着，双手下垂 向南摆动。我傻看了一会儿，感到水流缓下来，赶紧上岸。红衣女子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我问其他伙伴，均说没见到什么女子。 我回家以后把这段奇遇告诉了母亲，母亲得知我是在爷爷钓鱼的地方洗澡时，惊异地拍了我头一巴掌：“你遇到‘邪’了，看你还敢不敢去那里洗澡！”

她还嘟囔“：这个女鬼，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找到替身？”

长大读书以后，得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鬼神的道理，我曾向母亲落实童年的记忆是否有误？母亲肯定地说，“没错，你确实在你爷爷钓鱼的地方见过鬼，从那时起，你再也没有到那里洗过澡。”

我知道爷爷的传奇和我的记忆都没有科学道理。我自读书识字起，谨尊圣人教诲，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传说、阴阳八卦等封建迷信、神水鸡血治大病、度人上天堂的等异端邪说，弃之如蔽履，视之如粪土。但我也知道，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人类科学并不能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比如上面的这个故事。

死里逃生

 下面的这个故事是父亲亲自告诉我的。 1947年秋，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将军亲率二十余万大军，组成胶东兵团展开对胶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经过胶水战役、莱阳战役、胶高追击战，华野山东兵团已将战线推进到胶济铁路沿线，逼近青岛外围。我们沙梁村位于胶济铁路以北十公里处，正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国军后面跟着反攻倒算的还乡团，共产党也组织了地方武装，双方你来我往，杀伐不断，一时间村村冒烟、乡乡流血，一片血雨腥风。

在学校教书的我的二姑和姑父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 有一天，爷爷到田地里看谷子，发现了一个八路（实际上当时已经称解放军，但是我们家乡仍然叫他们八路）的伤兵。爷爷见穿的服装是和姑姑一个队伍上的，便在谷地里给伤员喂水喂饭，服侍了几天。由于到处都是国民党还乡团，伤兵临走的时候，提出跟爷爷换一下衣服，并将枪也叫爷爷保管。爷爷当时喝了点酒，脑子一热竟将衣服和枪带回了家。第二天酒醒以后，爷爷担心惹出麻烦，立即用席子卷了枪，渡过大沽河找到在八路军独立营的我的二姑父，交出了枪和衣服。 爷爷家里有枪的事不知被谁告了密，加上那个八路伤兵也没有归队，有人怀疑我爷爷杀了八路抢走了枪。

一天夜里，爷爷被解放军的另一支地方武装抓到了麻兰村。 爷爷交不出枪，又不知我姑父的部队番号，被押到一个小学校的院子里，绑到一棵柳树上。院子里绑了不少还乡团和敌伪分子。 已经是后半夜了，爷爷头靠着柳树沉睡，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他：“老李，醒醒，你怎么在这里？快跑吧，不跑就没命了。”

爷爷赶紧睁开眼睛，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在沉睡，连哨兵都站在门框上睡着了，没有人叫他。爷爷以为听邪了耳朵，又闭上眼睛。 这个声音又响起来：“是我，快走吧，天亮就没命了。”爷爷这会儿听明白了，是他一个已死去多年的老友的声音，是来救命的。他动了一下手臂，绳索居然开了，他对门口昏睡的哨兵说：“我要尿尿。”声音似小不小，那意思是既想让对方听见，又怕他听见。喊了两声，对方毫无反应，我爷爷溜出大门，沿着大沽河撒脚丫子一口气跑了五十里地回到家。父亲正和姑父在油灯下愁眉不展，商量怎么营救他呢。 后来姑父说，和爷爷一起被关的人第二天拂晓果然全都被杀了。姑父还说，关押他的地方里外有三道岗哨，村外还有流动哨， 爷爷能回来，真是神迹。 一贯不睬鬼神不信佛的爷爷说，我有神灵庇护，谁能奈我何？

文革劫难

到了文革，宇宙震荡风雷急，我们家乡“东方红”、“井冈 山”、“文攻武卫木棍队”等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使神灵也不敢庇护爷爷了。 爷爷尚在世的时候，我已经懂事了，记忆中爷爷是个瘦弱的老头，个子不高，满脸皱纹，咳嗦起来惊天动地，母亲总担心他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是得了哮喘病。我还记得村里大喇叭一响，母亲就脸色灰白，双腿发颤，我就知道，又要开批斗会了。

每次开批斗会，爷爷都会被揪到学校操场上的高台子上，弯着 腰，撅着屁股，脖子上挂着木牌子挨批斗。 我还记得，即使是炎热的夏天，爷爷开批斗会也要穿着黑棉袄。母亲说，穿棉袄，挨木棍时疼得轻一些。

一开始，爷爷被批斗的主要原因就是参加过三天杂牌队伍，罪名曰“历史反革命”。其实他这三天杂牌队伍的兵也当得十分冤枉。当时胶东有二十四个司令，互相争地盘（后来当然都被许世友将军的山东野战军消灭了）。爷爷有一次外出要账，喝醉了酒，被不知是姜黎川还是赵保原的队伍抓了壮丁。队伍开拔到即墨地界， 爷爷因为酒没醒透走路不稳，吃了一个头目两耳光，被打醒后发现 自己穿着“两尺半”，已经当了兵，想起家里还有两个没成年的孩子，心急如焚。看看到了平度、即墨交界，他找个机会把衣服、枪支一扔，钻进青纱帐逃回老家。

爷爷从被抓壮丁到逃回家正好三天。为了这三天，他老人家挨 了整整三年的批斗。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时，爷爷的问题突然升级，由历史反革命变成历史、现行双料反革命。原来有人告发我爷爷咒骂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杀头大罪，而且将株连全家。

后来我才明白是我父亲的政敌玩的“项庄舞剑”的把戏，故意 栽赃陷害爷爷。父亲是文革前的大队书记，为人清廉，年轻能干， 群众威信很高。他们没办法搞倒我父亲，只好拿我爷爷开刀。 爷爷咒骂毛主席是比他当历史反革命更冤的冤案。不管是抓壮丁还是自愿参加，爷爷毕竟当过三天杂牌兵，说他历史反革命还有点因由（其实爷爷何尝知道什么“革命”、“反革命”？），但说他咒骂毛主席，用我家乡的话说“纯属没有盐做出酱来”。 我伯父五十年代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驻扎北京，常常几年不能回家探亲。爷爷想念儿子，酒后骂街：“当了八路连爹都忘了，什么东西！” 这本是抱怨儿子的话，十年文革，到了别有用心的人嘴里变成了骂八路，后来又变成骂共产党，最后变成骂毛主席。

母亲说，你爷爷做了一辈子糊涂事，临死的时候做了一件明白事，不然咱全家就都完了。 母亲说的糊涂事包括爷爷年轻时气死奶奶，包括父亲考上青岛师范爷爷不让去读书，还包括他一辈子喝酒赌博不治生业，让我家变成农村无产阶级。

所谓明白事就是爷爷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没有承认自己骂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知道，一旦承认了，自己死不足惜，全家都成了“现反”家属，子孙后代一辈子的政治前途和生活就彻底完了。所以，他不管在牛棚里、牢房里、批斗台上，还是最后在病床上，任凭造反派使尽百般酷刑、千般羞辱、万般利诱，他老人家就是坚决不承认自己骂过毛主席，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

1971年6月，革委会在爷爷的病床上宣布爷爷咒骂毛主席一事 “没有口供，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该属一般历史问题，子女不受影响”。

一个月后，爷爷病逝，享年63岁。

最高礼遇

 我对爷爷的一生腹诽得很多，却独为他最后的坚强感到无比的 骄傲。试想十年浩劫中，多少英雄豪杰卑躬屈膝，多少文人雅士违心自污，即是伟人、领袖不也曾违心承认自己不曾存在的罪名以求自保、甚至在绝命书中向皇皇威权低头颂圣吗？我爷爷出身草莱，一介村夫，却不向威权低头，不向暴力屈服，是多么可贵可敬，多么令我们李家的子孙后代自豪、骄傲啊。

 爷爷要去世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连棺木都买不起。爷爷指着地上的一捆玉米秸对母亲说：我知道你们没有钱，我死后，就用那捆东西把我埋了吧。 母亲感念爷爷最后的坚强，从舅舅家借来120元钱，为爷爷买了寿衣、棺木，举办了一个象样的葬礼。

爷爷出殡那天，暮云低垂，白幡飘飘，沙梁村的大街上，排起 了长长的送葬队伍。沙梁村的村人们把我爷爷一直送到墓地。父亲说，这是有史以来沙梁村对外来户最高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