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票

我每次回老家，大凡在路上遇见，总会被他拦住攀谈半天。这个人叫仲杉，年龄大概有七十岁了，长相酷似笑星赵本山。他的口才不比赵本山差，更有赵本山所不具备的“英雄”气概和传奇经历。

仲杉是地主官桂的独生子，听我父亲说，仲杉小时候品行顽劣，学习奇差，跟先生习字，先生稍稍离开，他的描红本上就画满“马虎”（我家乡把狼叫做“马虎”），先生气得发抖，好在他老子从来不短缺先生的学费，时间长了，先生也就由他去了。

 仲杉爱画“马虎”，还喜欢欺负别的同学。我父亲跟他是同学， 有一次他居然用带刺的荆棘抽我父亲。父亲是穷人的孩子，不敢在学校跟他打架（怕被开除），放学后，把他骗到大沽河边上，绑在大柳树上痛揍了一顿。仲杉这人有点像日本人，就是只向勇者低头，这家伙被父亲狠狠教训之后，居然成了父亲的好朋友。

仲杉十岁那年，和一群小伙伴在大沽河边打鸟，被土匪绑了票。据当时的目击者金斗说，两个戴礼帽的人骑着自行车过来把他们拦住，其中一个吊着眼睛的刀疤脸问：谁叫“仲杉”？仲杉拍着胸脯挺身而出：“本少爷便是！”

刀疤脸又问：“你爹可是官桂？”

 仲杉：“对呀，你认识我爹？”

刀疤脸笑了：“老子不认识你爹，老子只认识大洋。走吧，少 爷！”说完，一把把他夹起来放到自行车上，绝尘而去。

仲杉坐在自行车大梁上还朝伙伴们打招呼：“回家告诉我爹，我去耍几天就回来！” 金斗等小伙伴赶紧回村告诉了官桂，官桂吓得脸都黄了：“坏了醋了，怕是被马山的土匪绑了票！” 官桂分析得一点不错，到了晚上，一个外号叫“土打基”（这家伙穷得盖房子没有一块砖，沙梁人称“土打基”）的“街里”人 就带着马山土匪的条子来找官桂了，条子上只有个字：“大洋三千，马山赎人。”

官桂知道“土打基”是土匪的眼线，就央求他能否宽限几天，因为家里委实拿不出那么多大洋，“土打基”说只给三天，三天后就撕票。

毕竟就这一根独苗，官桂没法子，只好忍痛去找官民，把他早就看好的几晌好地低价卖给他，换来银子赎回儿子。

几十年后我为此事采访仲杉在土匪窝里的传奇经历，他说： “土匪把我带到一个野庙里，眼睛和耳朵都封了白蜡。然后又转悠了半夜，才上了马山。马山的土匪住在一个洞里，匪首叫马三，是即墨人，穿着大褂，看上去清清瘦瘦，很像个教书先生。我就很失望。他们给我吃山猫肉，喝即墨老酒，第二天还带我到山上去打猎。 马山是一座不到500米高的小山，山上除了鸟和老鼠，什么野物都没有。马三就打老鼠。马三的枪法非常准，他的枪是从青岛买的德国造20响大镜面，瞄子（准星）买回来就锉掉了。马三打枪从来不瞄准，他可以从任何角度出枪，弹无虚发。我亲眼看到他一个时辰能打死几十只老鼠，都是一枪毙命，有一只大山鼠从洞里一露出两只黑眼睛，就被打死。头上的飞鸟掠过，他一举枪鸟就扑啦扑啦掉下来了。因此，山上的土匪都怕他，尊他为老大。马三没事的时候还打香头，还把山梨放到土匪头上打，以此锻炼土匪的胆量。

到了第三天，我爹把大洋送上马山的时候，我都不想下山了， 一心想跟马三当土匪，学打枪。马三说，少爷，你是好人家的孩子，不能吃这碗饭，我们这些人早晚像这些老鼠一样死在枪下。你回吧。

马三叫人把我送下了山。后来我又偷偷去找过他们几次，因为不认识路，没有找到。”

遭遇下套变地主

 本来官桂把地卖了，成了穷人，土改时应该划不成地主。但是，临近“解放”的时候，在青岛做生意的官民回来了，官民消息灵通，知道沙梁不久就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就提出把地还给官桂，官桂说：“我哪里有钱赎回我的地？”

官民说：“不妨把你在青岛的铺子转给我，地就归你了。”

官桂在青岛的铺子不到3000大洋，想想合算，就找我爷爷做保，写了文书。因为怕官民反悔，官桂还在我爷爷的小酒馆里请他喝了一次酒，把买卖彻底敲定。

1949年6月3日，华野32军占领青岛。在这之前，当过还乡团的官民知道共产党饶不了自己，早收拾金银细软，坐上美国的军舰逃到了台湾。五十年代台湾吃紧的时候，这家伙又逃去美国。

官桂因为赎回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被管制30年，连累仲杉也当了30年贱民。改革开放之后，官民作为我们村第一个海外华侨从美国归来， 衣锦还乡，意气昂扬，风光无限。由政府官员作陪，请官桂喝酒， 官桂摇头拒绝。

后来听说官民在纽约开中餐馆，生意火爆。 2008年5月份我赴美访问，到中国城去寻找他的餐馆，找了很多地方没有找到。后来在一家叫“五粮液”的中餐馆将就吃了一顿便饭。这家饭馆的主人是广东人，中国菜基本上都串了味。但是朋友 却说这是纽约最好的中餐馆，连克林顿都常来品尝。

最勇敢的“狗崽子”

大陆“解放”之后，官桂是地主，仲杉是地主崽子，都成了“贱民”。仲杉虽说是“贱民”，但是并不是“孙子”。他长得膀大腰圆，孔武有力，加上性情强悍，并不比谁矮一头。有一次，生产队出工， 他和一个叫官峰的青年摔跤，他只有蛮劲，而官峰惯用巧劲，结果，三次被摔倒。仲杉脑羞成怒，抡起铁锹将官峰的脑袋拍出血来。 到了“文革”，出身好的官峰当了造反派，仲杉倒了霉。经常被抓到“联办”（沙梁村几个大队的联防办公室），吊到屋梁上抽打。管带等人使用的不是普通的鞭子，而是柔韧的腊条，抽在身上条条见血。仲杉的下肢和后背都被打成了紫黑紫黑，如酱油般的颜色。但仲杉从来不告饶，不认错，有一次，他被吊打到半夜，打人的人实在累了，坐在地上打盹，突然感到有细物不时落下，捡起来一看，是枣核。原来是仲杉在梁上吃枣呢。

 文革初期我父亲辞职，一个外号“麻子”的复转军人接任大队书 记，仲杉更成了比地主更臭的专政对象。每次批斗都少不了他，脖子上的牌子居然是“地主狗崽子綦仲杉”，“綦仲杉”三个字还倒着写并且打上红叉叉。

1974年的一个深秋的早晨，天还没亮透，仲杉到自家自留地送尿，这在当时是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连贫下中农都不敢，仲杉居然胆大包天去干，并且被早起的麻子书记抓住了。麻子书记大喜：狗崽子，你胆子够大，敢往自家地里偷肥料！ 走，跟我去联办！

 仲杉知道，这次不死也得脱层皮.一不做，二不休，抱起麻子书记摔倒在粪堆上，居然把麻子书记摔叉了气，动弹不得。仲杉急急跑回家，拿了点钱和几件衣服，匆匆逃往兰村火车站，流亡东北去也。

仲杉逃了三年，工作队来了。麻子书记下了台。有一次我到他家找他儿子“国平”玩，“国平”拿出白纸一样的煎饼给我吃。我家那时整天吃黑乎乎的地瓜干，哪见过这个呀，回家给母亲看，母亲说，恐怕是仲杉回来了。父亲说，回来也没事了，事情都过去三年了，再说，麻子也下台了。

 我再到仲杉家玩的时候，发现仲杉从地瓜窖子里出来。 因为长时间不见阳光，他的脸色很白，眼色恐慌，一再央求我不要把他回家的事说出去，还塞给我一大包煎饼。我拿了煎饼对他说： 俺大大（我们这里叫父亲为大大）说麻子下台了，你没事了。

当天晚上，仲杉又趁着夜色拿了一大包煎饼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带他去找工作队说了当年的情况，工作队的结论是，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从此仲杉“重见天日”。

入狱

进入新时代，否定“文革”，“四类”分子纷纷摘帽，官桂的成分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政治上不再受歧视，仲杉也告别了被专政的生涯，但是不久仲杉就又出事了。

原来仲杉是个比较记仇的人，当年打他的官峰，仲杉就一直记恨在心。有一次仲杉的一只鸡，吃了官峰嫂子家的菜，管带的嫂子骂了两句，按道理说仲杉道个歉也就算了，但是这家伙不但不道歉，反而把这个女人一拳击到。管带不在现场，他的侄子“拴住” 一见婶娘被打，上去拼命，结果被仲杉连捅数刀。不过仲杉还比较有数，只往大腿和屁股上捅，没伤到要害部位。

 仲杉立即被逮捕了，记得我那时在外地读寄宿中学，回家路过公社，正好碰见他被警察捆绑在公社门口的电线杆子上，低着头， 又出现了文革期间那幅“虎落平阳”的模样。 因为当时的司法机关还是比较“左倾”，认定仲杉属于阶级报复，将他判刑三年，押赴潍北农场劳改。 官峰的嫂子比较迷信，埋怨自己“时气”不济，请了个神汉来家算命。这神汉满嘴跑火车，骗得一街人都去算，一时热闹非凡。

神汉在她家住了半个月，大吃大喝，管带嫂子赔上了一只羊才把他应付走了。可谓伤了人又散了财。

仲杉在狱中坐满三年，眼界大开，回来后满口新词。逢人便说自己不是去坐牢，而是上了三年大学。而且认识了许多大人物，还懂了法律。他每次拦住我交谈的都是市里、省里“大人物”的秘闻和升迁的消息，或者是高深的法律问题。

 “法律专家”

 有一年，我被借调到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跟一些警察、法官一起到沙梁村搞综合治理，恰巧碰上仲杉的儿子“国宽”打伤了书兰的孩子，被人家起诉，法官发传票叫“国宽”来应诉，“国宽” 跑了，老子仲杉来了。仲杉进屋就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警察莫名其妙。我把他拉出去门说：仲杉兄，这是法院在办公，你能找到你儿子就把他找来，别来这里给法官上课。

 谁知道仲杉睁大怪眼瞪我：你们懂法么？

 我一看他不可理喻，丢下他不管了。法官小彭拿着手铐出来警告他说：你再闹，我以妨碍司法拘留你！

 仲杉一看傻了眼，连连告饶：别抓我儿子行不？他还没娶媳妇，你们抓了他这媳妇就没法娶了。罚多少钱你们说吧，我交还不行么？

小彭觉得这案子可以调解结案，就按照人家的诉状要求让他回家准备钱了。我哭笑不得，仲杉还自称懂法呢。

从那以后，仲杉再自称坐牢是读了三年大学，儿子“国宽”就不高兴，反驳他：“读大学”那么好，没人愿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