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重回世界

   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在自己的善良愿望之下，我们蒙蔽了自己。将自己的思想准备与世界的打算混为一谈。

   亲眼看到的事情总是更有说服力。我自信对历史非常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还从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时代。世界简直就是一座疯人院。所有的价值都颠倒了，人们不再尊重任何习俗和道德，柏林变成了世界罪恶之都。

我的书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成为禁书。作为一个作家，我今天就像格里尔帕策所说的，是一个赶着自己尸体行走的人。我花费了四十年在全世界所建立起来的一切，顷刻间被这种拳头击碎。因此，我说起我的成功，并不是说我拥有某种东西，而是指曾经属于我的某种东西，就像我的房子，我的家乡， 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和无拘无束。我日后和许多无辜者同样忍受着这种由盛至衰的猛然跌落。

我获得了一个作家最有价值的成就，我拥有一批读者，一个可信赖的群体。

我对一切冗长拖沓的文字的反感，势必会从对国外文学作品的阅读转移到自己的创作上来。这使我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警惕性，出于这种警觉，我自己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流畅。在一部作品的初稿中，我总是让自己任意发挥，将心中的想法统统倾泻到纸上。同样，在创作人物传记的时候，我也是首先将一切可以想到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等到作品真正印刷出来，在书中再也找不到这种研究工作的蛛丝马迹。因为，一等这未确定的初稿刚刚誊清，我真正的工作便开始了。即对内容的凝练和作品的建构。这工作对我没有止境，需要一遍遍不断地推敲，那是去芜存菁的过程，是对作品内部结构不断进行浓缩和提炼的过程。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无法下决心存而不述，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比自己实际学识更加深，更加广的内容。

这道浓缩提炼，进而使作品更具有戏剧性的工序，看校样清稿时还要重复两三遍，最后，它成了一种饶有兴趣的捕猎，就是要在不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加快作品的节奏的情况下，去发现可以删去的一句话，或者哪怕只是一个字词。

评论：茨威格认为，即便是古典文学名著，也有很多拖泥带水的段落，令人非常不耐烦。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非常拖沓，但《安娜·卡列尼娜》就好很多了。雨果的书也有这个毛病。文章不厌千遍改，茨威格的这个方法是对的。《红楼梦》增删五次，批阅十载，可以说是改出来的好书。

如果人们称赞我的作品紧凑凝练，那么这个特点绝不是出自天生的性急或内心的冲动，而只是因为我用了这种系统的方法，不断地把所有多余的杂音删去了，假如说我有意识地运用了某种方法的话，那就是舍弃的艺术。因为，如果我一千页手稿中有八百页被扔进了字纸篓，只有二百页作为经过筛选的精华保存下来，我是不会抱怨的。假若有什么理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作品影响力做出解释的话，那么，就是我严格遵循了这个原则：宁可缩短篇幅，也要字字精粹。

评论：这是经验之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技巧，但是真正做到却不容易。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话虽然是这样说，但真正要做到，太难了。

表面上的成就很容易对人产生一种危险，让人头脑糊涂。原先，这个人只是更多地相信自己美好的初衷，而对本身的才能和自己作品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自信，成名本身意味着对一个人原有的自然平衡的破坏。一个人的名字就像雪茄外层的烟叶一样，只是一个表面的几乎无足轻重的客体罢了。它与那个真正的主体，与那个真正的自我，没有什么紧密联系。但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那个名字马上就身价百倍。它脱离了拥有名字的人，自己成为一种势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地反冲之下，它产生了一股力量，影响到拥有这个名字的这个人。统治他，并且开始改变他。那些乐天而自信的人，便不知不觉地习惯于这种力量的影响，并和它产生一致。头衔、地位、勋章，甚至只是自己的知名度，就是他内心产生了一种更强的自信和自尊，并使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在社会、国家乃至时代当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了让自己的人格达到这外来影响的高度，便情不自禁地自吹自擂起来。而那些天生具备反省能力的人，都会把一切外在成就化成一种自律，他们要求自己在盛名之下，尽可能保持本色。

从很早的青年时代开始，我内心最强烈的本能就是保持自由和独立，我发现最能破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的自由的，莫过于四处刊登他的照片，而他内心最美好的许多品质，都会因此遭到歪曲和破坏。

为了处理好各种琐事，我必须做到有条不紊，全盘考虑，准时和利索。这些都是令人尊敬的美德，但遗憾的是，它们却一点也不符合我的本性。

直到今天我还有这样一种本能，在一个大厅，一场音乐会中，或观看戏剧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坐在不起眼的最后一排的位置，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坐在主席台上，或者一个显眼的位置，让大家盯着我的脸看。以各种方式隐姓埋名对我来说是一种需要。

评论：人一旦成名，就会失去自由。

我寻访咖啡馆和老酒馆，回味着当年年轻的时光。在住过了让人厌倦的豪华饭店之后，默默无闻地住在小旅馆里，起居活动完全随心所欲，真是太棒了。后来，虽然希特勒夺走了我那么东西，但我曾有十年的时间享受意志和内心都完全自由的欧洲式生活，这美好的记忆他既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内心磨灭。

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迅速地治愈了自己给自己留下的创伤啊。

我再次认识到，对于人而言颇为漫长的十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在华沙，人们再也看不出以前这里曾经有过多少次流血和厮杀，咖啡馆坐着时髦的妇女，光彩照人。衣着笔挺、身材颀长的军官们在马路上散步，他们看上去更像皇家剧院里杰出的演员，正在扮演士兵的角色。这个城市处处都能感受到一种生机，一种自豪。他们理应自豪。因为新的波兰共和国是从几百年的废墟上昂然崛起的。

我第一次坐火车穿越俄国的土地，所有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那样的熟悉，那带着一丝轻愁的广阔空旷的草原，那些小茅舍，耸立着很多洋葱头一样尖顶建筑的小城，蓄着长胡子，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先知的男人，他们爽朗善意地笑着向我们问好，还有戴着花头巾，穿着白短衫，卖着鸡蛋和黄瓜的妇女。

这些身穿肥大的白衬衫，敦实的男人朴实得令人感动。火车上年轻的工人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书或争论，年轻人那不安而难以遏制的激情由于受到某种召唤，迸发出无比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复活了。

我在苏俄度过的十四天始终处于高度亢奋当中，我看，我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欣悦，有时生气。我始终处于冷热交替的冲击之中。

我去参观托尔斯泰的墓地。人们种树的地方将是吉祥之地。风仿佛上帝的低语，在这座无名坟茔上面飒飒作响。这座坟茔四周，只有风儿的絮语，连一句悼文也没有。

他们每个人——这可是在斯大林时代——对欧洲人都怀有无限的信任。用善良忠诚的目光望着我们，紧紧地兄弟般的握着我们的手。

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人们是会荒废最美好的东西的。在流亡当中，我们至今没有人做出什么成就。我们是在异乡和故土都是异客，没有祖国的人。

恰恰是反抗让人年轻了。缺乏斗志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最危险的事情，当我孤立无援，年轻人不再围绕在我身边时，我必须让自己变得年轻。

恐惧已经多么深入地侵蚀人们的灵魂。

音乐是灵魂的滋养，艺术与迷人的风景交相辉映。这些夏日是多么充实和丰富多彩啊。每当我回首往事，想起战后那座小城多么衰颓，灰暗，压抑，想起我们的房子，当我们冻成一团，和从屋顶上流下的雨水搏斗，我就想到，那就年祥和的日子，对我们的一生是起了多大的作用。它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类重新树立了信心。

在世界上无数的未解之谜当中，最神秘的莫过于造物的秘密。大自然从不容窥探，它从来不让人知道它这个最高的艺术技巧。地球是如何产生的，一朵花是如何孕育的，一首诗从何而来，人的生命又来自何妨，在这里，大自然无情地，绝不退让地为自己蒙上了一层面纱。即使诗人和音乐家，在事后也不能解释自己灵感迸发的那个瞬间。

有印在纸上的巴尔扎克整部小说，每一张上面都是密密麻麻上千处修改，它们都无比清楚地表明当时巴尔扎克是怎样反复推敲，艰苦卓绝地进行创作。

每一个艺术家心中，都藏着一个神秘的矛盾：如果生活坎坷艰辛，他渴望安宁；但当生活安宁时，他又渴望回到动荡中去。因此，在五十岁生日的那天，我内心深处有一个罪恶的愿望：我希望发生一切事情，将我从这安稳舒适的生活中再次拽出来，我希望自己不再继续这样的生活，而必须重新开始。这是不是因为我害怕衰老，害怕自己变得疲倦和迟钝呢？或者，这是一种神秘的预感，它让当时的我为了达到内心的发展而渴望一种更加艰苦的生活？

评论：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天生希望过动荡激烈的生活。可一旦生活的狂风激浪扑面而来的时候，经受不住风浪打击的往往还是脆弱的诗人。茨威格本人就是例证。二战之前，他过够了安逸舒心的日子，渴望生活进入激荡之中，可当希特勒的排犹狂潮掀天揭地席卷世界，他又受不住了，东躲西藏，最后在阿根廷和妻子双双自杀殒命。此时，已经是1942年，距离二战结束还有三年，希特勒和日本的颓势已经显露，茨威格却在这个时候因绝望而自杀，多么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