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世界的道德和良心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衰颓和干涸,它会以几百年来传统信念的力量对所有公开的谎言,对所有侵害国际法和践踏人道的罪行做出强烈的反应。
在欧洲的心脏。在越过国界的最初那一秒,我好像从一种快要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一下子来到充满氧气和白雪的世界,一阵眩晕袭来,从头到脚,传遍浑身上下的每根神经和感官。
我跳下列车,第一个惊喜便是看到食谱摊上的食品琳琅满目,我早已想不起这些曾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了。金黄饱满的柑橘,香蕉,还有我们那里只有走后门才能弄到的巧克力和火腿,都敞开了放在市场上卖,买面包不要面包票,买肉不要肉票,旅客们好像饥饿的野兽一样,朝这些物美价廉的食物扑去。
这种眩晕,这种舒服的昏沉也在精神上起了效果,在我眼中,每棵树都变得更美了,每座山丘更显自由,处处的景色都更加可爱。因为,在战乱的国家,在人们阴郁的目光中,一片宁静祥和的草地只说明大自然对人类的冷漠旁视,每一次殷红的落日都让人们联想到流淌的鲜血。
在这里,人们不会觉得陌生,在世界的悲惨时刻,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在此会比在自己的祖国更加具有归属感。在苏黎世,我好几个时辰地在大街上和湖边徜徉,直至深夜,万家灯火显现出一片和平气象。这里的人们过着泰然、宁静的生活,我能感到在那些窗户后面,不会有辗转难眠、思念着自己孩子的女人。我见不到伤员、残疾人和那些明天后天就要被运上列车的年轻士兵——在这里,人们有理由活下去,而在战争国家,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恐怖,而四肢健全,身体康泰似乎是一种罪过。这世界如此荒诞,但我觉得没有理由去附和它。
罗兰非常坚定,他不参加任何组织,坚持独立地以个人身份为自己立誓献身的事业效劳,而这事业,则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正如他从来不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思想一样,他也不愿意屈从任何束缚。他认为,凡是爱戴他的人,必须保持独立,拒绝任何约束,而他自己要为世人做出的榜样无非是,怎样保持独立,怎样忠诚于自己的信念,即使与整个世界对抗也毫不动摇。
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坦诚地公开彼此之间的情谊,对于自己的祖国,是将自己陷入险境,但是,恰恰是这种冒险的行为使我们出狱一种几近亢奋迷醉的状态。我们很享受这冒险带来的乐趣,因为冒险本身就已经显示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
我热爱苏黎世,不仅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理想,坐落于湖滨和群山是浓荫之下,而且因为它雅致而略有保守的文化。
在饭馆和咖啡馆,在有轨电车和马路上,处处都能听见各种语言,处处都能遇见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熟人。随时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辩当中,所有被命运冲到这里的人,其生存都和战争结局休戚相关。他们有的肩负政府的使命,有的则受到政府的迫害和斥责。大家都脱离了原先的生活,被命运抛到这里来。由于他们没有家,所以人人都在不断地寻求同伴,而因为他们对军事和政治事件都不具备影响力,所以他们整天整夜地争论不休。那份热烈既令人兴奋又让人疲惫。长年累月地在家缄默不言之后,人们确实很难抵御开口说话的乐趣。当人们的写作和思考不再受监控,就会有一种迫不及待想写作和发表文章的渴望。
随着我对乔伊斯的了解,我越来越惊讶于他非凡的语言知识,在他那灯光下像瓷器一样光亮的又圆又饱满的额头下面,汇集着所有可用的词汇。我强烈地感受到他那与世隔绝、充满戒备的性格。因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正是这个人写出了那部最孤独的作品。它与一切都没有关系,仿佛一颗流星坠入我们这个时代。
我不是叫你喝酒,人有时必须要麻醉一下自己,音乐不是每次都能充当麻醉品的,灵感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才会降临。
在等待战争结束的这段时期,我不想在苏黎世久留。因为我的眼光逐渐变得清醒和警觉。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就能判定,这个平静安宁的瑞士已经被两个阵营的谍报人员像鼹鼠打洞似的破坏了。
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去观察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总是借助于一味地反对态度抬高自己原本无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立足点而死守教条。如果在这种喋喋不休的混乱中继续待下去,结果便是自己也变得混乱以及麻盲目地从众。从而对自己坚信的道义失去信心。
一个新世界已经开始。正因为我们年轻,我们便这样告诫自己:它将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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