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国学课是答疑时间，刘勃先生回答古代科举考试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

 首先，唐朝考科举，进士科一般是三场：帖经、杂文和策论。帖经就是默写儒家经典，杂文是写诗赋，策略是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其中诗赋的权重最大，给人的印象好像唐朝考进士就是看谁诗写的好不好。

其次，明清的科举考试，对考生的知识储备要求不高。四书实际上取代了五经的权威地位，也就降低了对考生的知识要求。传统五经，加起来大约有60万字，其中还有大量难懂的内容，讲《诗经》最令人头疼的就是里面的难字太多，《周易》、《尚书》什么的，还要更难，对一般人来说，《五经》通读一遍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可以说，找不到好的版本，遇不到好老师，天赋再高《五经》也是学不通的。如果以是否精通《五经》当作官员选拔的依据，结果必然是苦孩子和大家族完全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就会出现“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的局面。东汉就是这种局面。

四书不一样，《论语》、《孟子》是两本小册子，《大学》、《中庸》则只是《礼记》中的两篇，四本书加起来才5万字多一点，而且并不难读。朱熹的解释风格也很简明扼要，不卖弄学问。考试拿四书取代五经，其实就是帮你画出重点，缩小考试范围，一般考生对这个变化当然是非常欢迎非常开心的。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古代科举是真诚地希望给社会中下层出头的机会的，因为有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中下层提供可行上升通道，对古代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科举考试侧重考是否博览群书，对家境贫寒的考生就会十分不利，所有来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的考生，劣势会加剧。

京城、江浙等地的考生本来优势就大，而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如果长期没有人能通过科举考试出头，那就意味着官场上很少会有来自这些地方的官员，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也就会较少考虑这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被抛弃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进而产生一种离心力，这对天下的长治久安，绝非幸事。

所以，经史子集四门，绝大多数的考生，只读经，史子集是不看的。甚至经也不好好看，只背过四书，看看教辅，研究科举答题技巧就可以了。

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笑话，讲举人、进士们多么无知。《儒林外史》有个故事，范进已经中了举，却连苏轼都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并不是吴敬梓编的，而是明代某侍郎的典故。

复旦大学的曹南屏教授有一篇论文，谈科举考试对知识的简化，提到历代科举改革，不断降低对考生的知识储备的要求，考官审卷子，主要看四书考得怎么样，五经的卷子，成绩仅供参考。

最可笑的是考策论，按说策论最能看出你政治上有没有见识，而实际上，问题本身就有一两百字，你把问题中表示疑问的语气词换成表示肯定的语气词，再随便扯点空话，四五百字就有了，基本策论考试就过关了。你要是好好答题，反而危险。因为这种时政问题，考官也不懂。他看着你的卷子，心里就嘀咕，这里面有没有犯忌的话呀？不确定。把你刷掉，他是安全的，录取你，他反而更危险。所以，该是考得最实在的策论，反而全是空话。

关于八股文与考试技巧，刘勃老师说，八股是形式主义的极致，一篇八股只有几百字，简单说一下它的结构：一是破题，就是用自己的话，解释题目的意思。破题虽然只有两三句话，却至关重要，破的不好，考官就不往下看了。二是承题，接着题目的意思，把你文章的内容，简单讲一遍。类似今天的论文摘要。三是起讲，把全文的意思，稍微详细地讲一遍。四是入题，准备进入正文的过渡段落。五是分股，这才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八股文之所以叫八股文，就是因为这里要分成八大段，一段话叫一股，八股两两相对，形成四组对仗。六是收结，文章结束。

 要写八股文，四书首先要背得烂熟，还要精于玩弄各种高难度的，只有汉语才有的表达技巧。

 比如：“子曰”两个字，有人这样破题：“匹夫而为百世师”，解释“子”。除了孔子，谁能当得起这句话？“一言而为天下法”，解释“曰”字，孔子的一句话都是天下人要遵守的规则。子曰，就是孔子说，这么简单的意思，他就能表达到这么炫酷，不服行吗？

然后是对对子，八股是四组对仗，两股各有几十个字要配成对仗工整平仄和谐的上下联，难度可想而知。

 写八股文是代圣人立言，写作时你要把自己想象成圣人，笔下的一字一句，都是圣人没有说过的，但你要让读者感受到，圣人当次情景，一定会这么说。这是编剧的最高境界啊。据说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就是八股高手，有传说学生八股文写不好，老师扔给他一本《牡丹亭》，读完，学生就开窍了。

 总之，写八股文不但是作文而接近标准化试题的最高典范，也是汉语世界各种文字游戏的集大成者。

 八股考试相对合理的地方，是降低了知识储备，使贫寒之家也容易中进士，不合理的地方，是让那么多优秀人才，把聪明才智浪费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科举考试技巧上，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旦到了时代命运转折的关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会感到各种知识欠缺和人才匮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