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父亲生命的投射。不管你在青春期多么叛逆、多么抗拒、多么不情愿，你都摆脱不了这种来自血缘的羁绊。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让他在自己性格中发现父亲的影子。一段时间里，我父亲那种低调、不事张扬的个性在我身上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以至于我在海内外出版了十几本书，在两岸三地发表了上千篇文章，使用了100多个笔名，却因极少使用自己的真名，除了那本走进文学史的中篇小说《九级浪》，很少有人知道我还写过影响深远的其他书，如《我俩北京顽主在纽约》、《我俩——一九九三》、《联邦监狱探秘》、《法拉盛的地下妓院探秘》、《蛇与太阳》等等，我成了一个无人知道的著名作家。
一
我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文革前父亲是司局级，在马列主义学院工作（即中央党校前身），属于社会上默认的高干阶层。母亲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父母双高（高干和高知），我却总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歧视。盖因为我家这种边缘高干家庭，在父母八级以上的真正的高干子弟看来，不过是一种尴尬的蝙蝠。老百姓眼里是神气活现的鸟类，而在八级以上高干子弟看来，不过是长着翅膀的老鼠。
我是四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到北京的。1950年夏，我出生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避暑胜地青岛。这是中共建政后我父母工作的第一个城市。他们作为地下特工，在前一年的6月2日，迎接了这座城市的“解放”。成为新政权的有功之臣。
父亲毕中杰原来是中共南方局的干部，1946年夏天，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西餐厅里，接受一位女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罗章淑（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安排潜伏青岛的，他的掩护身份是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的职员，在他之前，另一位中共特工王新元已经取得了青岛分公司的副经理职位。我父亲在王新元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1947年，母亲黄绍湘放弃在美国发展的机会，也到了青岛。
我的外祖父黄右昌家是湖南临澧的名门望族，祖上黄道让是咸丰年间的进士。三岁能识千字，五至七岁，能作对联。12岁成秀才，17岁中举人，后入湖南实务学堂，1904年被选派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方法律，23岁回国，历任湖南法政学校教授、校长，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法科本科教授，法科学长，两度出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外祖父还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罗马法的专家，罗马法研究的奠基人。人送称号“黄罗马”，1930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8年，出任司法院大法官，兼任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1949年8月4日，响应程潜、陈明仁等通电和平起义，在通电中签名。中共建政后，应周恩来聘请，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外祖父擅旧体诗，他的代表作《梅花十首》一出世，便震惊金陵古城，得和诗224首，遂刊有《梅花唱和集》。不久，南京政府将梅花加冕为国花。解放后，外祖父与中共领袖董必武、林伯渠时常有旧诗唱和。
母亲黄绍湘于1915年出生于长沙， 1934年秋考入清华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1935年参加12·9学生运动，1936年6月参加中共。1939年与同是中共党员的父亲结婚。跟母亲相比，父亲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祖父是江苏无锡著名的纨绔子弟，放浪形骸，终日喷云吐雾于烟塌，四十几岁便病故了；有时候，我暗想：或许我宿命地隔代继承了祖父的若干恶习？祖母难撑局面，家道迅速败落；父亲虽然天资聪慧，祖母却没有钱供他读大学，只能读不要学费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老师。父亲先后在重庆的清华中学和树人中学任教，其时正是抗战初期的1939年，母亲也辗转来到了这个战时的国民政府的陪都。父亲和母亲是如何相识的，不得而知，父亲去世后母亲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话：
“我自热火朝天的武汉来，君自山清水秀的无锡去，缘分撮合我们湘江来相聚，志同道合话投机。感君真诚，感情如清澈的流水、纯净的璞玉，我的坦率、朴实也打动你的心。在革命程途上，经过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由革命情侣结合为伉俪，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到如今，白头偕老，真不容易。”
母亲出身名门，又是清华才女，而父亲只是一个师范学历且出身寒门的中学老师，他们的结合可谓门不当户不对，理所当然遇到来自黄家的反对。但是，传统社会的家庭羁绊如何能够束缚两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青年？父母最终如愿结为伉俪，从此，风雨同舟，历尽磨难，携手偕老，成就了革命爱情的一段佳话。
其时，父母都受着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我一直疑心父母的结合是党组织撮合的结果。不久，大姐慰萱、二姐克茜相继在日本飞机轰炸的重庆出生。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善于长线布局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随着美国介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其战略地位将迅速提升。中共须未雨绸缪，展开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1943年，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母亲参加了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赴美自费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顺利考取。1944年，周恩来特批南方局资助母亲2000美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母亲舍下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只身前往美国。
二姐克茜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1944年8月，母亲由重庆登机，经驼峰航线先飞抵印度，后改乘海轮，历时一个半月的艰苦旅行，抵达美国旧金山，再改乘火车到了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美国史。
从第二个学年起，母亲留学的全部费用均靠奖学金和打工所得勉强支撑。因为积极参加由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徐永煐及唐明照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吓、跟踪，甚至殴打。战争岁月，自己丈夫和孩子的音信时断时续，母亲在日记中写道，“太思念孩子了，有时跑到厕所偷偷哭一会儿”。
母亲于1947年夏天回国，到青岛于父亲和两个女儿团聚。那是一个美丽的夏季，佳木吐绿，空气香甜，碧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性急的人们换上浅色的夏装，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在汇泉湾的沙滩上踏浪，起舞。人们并不理会，在这个宁静、美丽的夏日海滨城市之外的山东半岛，早已炮火连天，中共军队在继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临朐、南麻战役之后，于七月份开始分兵，展开内线、外线分别独立作战，等到胶东保卫战结束，国军因其他战场吃紧，不得不从胶东调兵，共军山东兵团趁机发动攻势，将胶济铁路切成几段，青岛、潍县、济南成了彼此无法相顾的孤岛。沉浸在和平乡里，享受着夏日风光的青岛市民，哪里知道，解放大军的炮火就要炸开这岛城的迷梦了。
就在这时，嫩江路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宿舍里，我的父亲急匆匆回家，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对八九岁的大姐二姐说，你们的妈妈就要回家了！
妈妈回家的情形，多年后二姐在她的回忆文章里写道：姐姐和我站在楼梯上，兴奋地等待。一阵喧哗过后，听到父亲“来，来，两个孩子在这里”的声音时，我却一扭头跑回家躲了起来，久久不肯出来相见。其实，我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别人的妈妈都在家，我们的妈妈也终于回家了！”
母亲带回来几个大铁皮箱子，我们好奇地围着它们转来转去。原来，里面主要是书，厚厚的，硬皮的，都是我不认得的字，这些都是母亲省吃俭用买回来的。母亲要开始她终身孜孜以求的美国史研究了。
那时，我们常常发烧。为了哄我们忘记病痛，母亲常常讲故事。在清华时，她曾是“一二·九”运动干将，人称“小钢炮”，口才特别好。我至今记得母亲是如何讲小红帽，灰姑娘，海的女儿，还有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以及模仿张飞在长坂坡前“哇呀呀呀”的那一声怒吼。母亲故事讲得棒，但她又太忙了，难得空闲。所以，有时我会谎报军情：“妈妈，我发烧了！”希望把忙于工作的母亲吸引过来。
不久，姐姐们就发现了父母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二姐写道：
父母的卧室里有一个小壁橱，顶上有一个小阁楼。一次趁他们不在家，我和姐姐偷偷地爬了上去，只见上面有一个像砖头一样的草绿色的收音机，还有一些绕来绕去的细线，旁边还有纸、笔。我们有点害怕，什么也没敢动，就悄悄地下来了。
父母得知此事，神情凝重。父亲把手重重地按在我们的肩上：“你们绝不可以向任何人讲，你看见了什么。如果讲了出去，你们以后就会永远见不到爸爸妈妈了。”虽然我从小胆大淘气，但听到这么严厉的警告，大气都不敢多出，只是不停地点头。
我一直疑惑他们本是中共南方局的干部，为何会千里迢迢赶到青岛进入华东局的地盘从事情报工作？一直到多年后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决战青岛》，方才解惑。原来，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中共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准备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其时内心尚有一丝不安：担心美国人从青岛登陆，从背后捅一刀。于是，他留下心腹悍将许世友，统帅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和华北野战军的3个师，共计30万大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在胶东、黄河沿线和环渤海湾部署了三道防线。防备美国人从黄海、渤海登陆。上演一年之后的韩战时，美军在仁川登录的把戏。这就是为什么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都先后解放了，青岛却依然留在国民党手里。当时镇守青岛的国军最高长官、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中将曾经跟美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少将谈到这件事，刘安琪问：长江以北，共军把车马炮都吃光了，为何还要留下青岛这个边卒呢？柯克说，毛无非是担心我们美国人介入你们的内战。
美国人看明白了这步棋，但却不能有所作为。
母亲对父亲说，1949年正是美国的大选之年，现任总统杜鲁门和共和党候选人杜威选战正酣，且蒋介石又押错了宝，出钱资助杜威竞选，惹得当选总统杜鲁门弃之唯恐不及，又怎么可能出兵帮蒋挽回江山呢？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中共和美国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三十年后的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任总统卡特说，我上一次跟你们打交道还是30年前，当时我在青岛，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潜艇军官，你们的军队从三面围过来，我们只好撤走。邓小平自豪地说：那就是我的部队。
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当年围困青岛的是属于华野的山东军区第32军，这是一支由地方部队升级而成的三流部队，并非邓小平所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序列，邓为何要这样说呢？
邓小平可能也觉得这样说不太妥当，于是进一步解释：淮海战役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组成了总前委，我任书记。统一指挥华野和中野。我的职务一直持续到渡江战役结束。邓小平这样讲，勉强说得通。但我后来看到留守山东和河北防备美国人登陆的许世友的三十万大军中有中野的2个纵队，才意识到，邓小平如果指的这个部队，那就顺理成章了。
再说回1949年初，在青岛的中共地下特工策反了国军32军252师754团上校团长方本壮，方部于1月26日起义，投向胶东解放区。策划这场起义的地工领导人衣吉民不但没有得到表彰，反而受到严厉地批评。青岛市委认为方部起义早了，没有在关键时刻起事，可能会刺激刘安琪。并严令立即停止对国军蔡晋康、杨玉泉、韩福德等三个团的策反活动。（这三个团在青即战役发起时才最终起义。）
4月25日，华东局向中央军委请战，毛泽东4月28日回电：
山东军区并告华东局，粟、张：卯有（4月25日）电悉。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第一步集十二个团，对若干据点试行攻击。得手后看情形再决第二步行动。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此点应与部队干部讲明白）。军委，卯俭（4月28日）
毛泽东考虑了三天之后才予以批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策，而且电文中使用了“威胁性攻击”、“试行攻击”、“得手后看情形再决第二步行动”等语句，显然非常谨慎。
根据史料，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孤据青岛、长山列岛，驻守青岛一带的是国民党第11绥靖区的32军、50军、海军第2军区等海陆空部队，人数在5万人左右，主要阵地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此时解放军山东军区所属地方部队大批补充野战军，准备渡江作战，青岛附近我军作战部队主要是1949年2月组建的32军和胶东军区警备部队，可以参战部队只有12个团，兵力在3万人左右，这些部队不仅兵力和武器装备不占优势，且均由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干部战士大都没有经过大战锻炼。战前，解放军主要是在青岛外围与国民党军队对峙，向其施加压力，伺机解放青岛。
而美国也不想跟中共军队发生冲突，美国把青岛作为海军基地，长年驻扎美西太平洋舰队10-15艘军舰，主要是巡洋舰和驱逐舰；驻有海军航空兵3个中队，1000余人；1948年11月初美国驻青海军陆战队为旅级单位，隶属美国太平洋舰队，作战部队4个营2000余人，驻青总兵力3470人，同月从关岛增防1250人。
美国本来对长期占据青岛海军基地持有幻想，甚至将青岛作为与中共打交道的筹码。随着渡江战役的开打，南京迅疾解放，连苏联大使馆都跟着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下来，和他的学生——中共密使黄华接触，希望访问北平，最终因种种因由被毛泽东拒绝。美国跟新政权建立关系的图谋破灭，美军开始逐步撤出青岛。解放军发起青即战役后，美军除留下一个班海军陆战队护卫驻青领事馆外，5月4日全部撤离青岛。
美军撤离之后，来自青岛的威胁解除，留在华北的许世友的战略预备队迅疾南下，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华东野战军在胶东的32军（有意思的是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都是32军）及地方部队加大攻势，开始迫近青岛。刘安琪想拉美军下水的图谋破灭，6月1日，国军所有部队撤离青岛，6月2日，青岛解放。
我母亲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来到青岛，显然是中共高层深思熟虑的安排。她的学历背景和娴熟的英语能力，应当是针对美军从事情报工作的安排。意外的是，我没有了解到多少母亲在青岛的特工活动，倒是父亲令人刮目。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当年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他是父亲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他曾有一篇文章《我认识的第一个地下党员毕中杰》，对父亲的工作有很多介绍。
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父亲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地下工作，重点工作就是两项，护厂和向港澳台派遣特工。
青岛是重要的轻工业基地，特别是纺织业，在全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中共华东局城工部、华东军区、胶东区委统战部、胶东军区联络部、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工委等分别派遣人员潜入青岛建立一批秘密联络站点。仅中共青岛市委在青岛市内建立了观海一路2号乙侯建民联络站、曹县路秘密联络站、湛山寺密站、城阳路1号联络站等。中共青岛工委在灵山卫、薛家岛、红石崖、黄岛、洋河设5个组,开设商店,作为掩护人员出入、物资输送的秘密据点。据工委书记陈超记载,1949年1月,青岛工委在市内各区活动的党员有95名,工作对象298名,发展社会关系259名。为保密起见,这些党员都采用化名,以工人、苦力、军警、商人、教员等职业作为掩护身份。其他单位在青岛设立的地下联络站100多个，地下特工800多人。这些特工又自行发展，到青岛解放时，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工及辅助人员竟然达到了2000多人。
我父亲接受的任务是全面护厂，确保青岛解放时正常供水。
青岛自来水厂历来都是政权更迭期间遭受破坏的重点。1914年在日德青岛之战中，德人见大势已去，将自己精心建造经营的李村河水源地自行炸毁。1937年日军进攻青岛前夕，青岛市长沈鸿烈奉命在撤退之前，将青岛八大纱厂、电厂、水厂（白沙河水源地、黄埠水源地）炸毁，大半个青岛瘫痪。1949年初，青岛已成为解放区包围的“孤岛”。国民党从上海调来两万公斤炸药，准备在逃跑之前炸毁青岛的重要设施。
青岛地下党将这一情况逐级向中央汇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警告刘安琪等国民党军主官如敢破坏，不管跑到天涯海角，也必将捉拿归案，以战争罪犯论罪，绝不宽恕！
我父亲通过内线将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警告信和毛泽东、朱德给刘安琪的亲笔信放到了刘安琪的办公桌上。另一方面把警告信印成传单，在青岛市的大街小巷广为散发。刘安琪吓得肝胆俱裂，最终放弃了对青岛的破坏。他知道，共军能把这封信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说明中共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自己身边，一旦他下令爆炸，恐怕下一秒钟就会飞来一颗子弹要了自己的命。
我父亲负责的另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向港台派遣特工。其时，国民政府大厦将倾，青岛的国军人心浮动，随时准备撤离。大批从东北、华北战场上溃逃的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也都汇集于此，青岛成了去往台湾的重要转运站。
二姐在回忆文章里说：5月底，在一位工程师的家中，聚了好几家人，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枪炮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共产党就要来了，听说他们都是红鼻子绿眼睛，还要共产共妻，我们可怎么办呀？父亲镇定地说：这么多的人都留在了青岛，大家一定会活下去的。
6月1日，整夜枪炮声不断。父母已经几天不在家了，我和姐姐偷偷爬到中纺五厂的最高楼楼顶，亲眼看见远处两边交火的情景。
6月2日，青岛宣告解放。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歌声。
那几位曾经议论过共产党的熟人，看见我的母亲穿上了灰色的列宁装，出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不由得一惊：哎呀，原来你们就是共产党啊！惭愧，惭愧！
父亲后来也回忆说，他们当年与群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进行护厂、护校等斗争，写英文传单向美军做宣传，收集敌特潜伏情报，紧急转移已暴露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向港澳台派遣特工。仅被父亲一人派遣的就达三百多人。
青岛解放后，在敌特档案中得知，我的父母都已上了黑名单，如果青岛再晚解放一周，他们一定会被秘密逮捕。
不过，世事无常，被父亲派遣去往台湾的特工一个都没有回来。1950年代，由于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包括代号密使一号的国防部次长吴石中将和他的联络员朱枫女士在内的1500多名中共特工被捕，其中的1100名被枪杀于马场町刑场。这些人大都是华东局派遣的，经父亲派遣的上百名入台特工也都“一去青岛连绿岛，独留青冢向黄昏”了。
父亲一辈子对此事耿耿于怀，愧疚在心。他从此脱离情报系统，转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教书、做研究，出版了多部专著。他说过跟潘汉年一样的话：搞情报的，大都没有好下场。
父亲是个内敛的人，低调，沉稳，寡言，这种个性让他躲过了五十年代的王少庸事件（注释1）、潘汉年、扬帆事件，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和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文革狂飙。有一位文革中遭遇不幸的叔叔对我说，你父亲的眼睛在注视别人的时候，原本不惹人注意的容貌变得分外有神。他的低调是性格中最深的秘密，和他在一起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善良，这种善良像温暖的阳光，直射对方灵魂的深处，抚慰其中的伤痛。
退休之后父母赴美国探亲，我跟父亲有过一次长谈。我问：你和母亲当年选择参加革命，后悔过吗？
父亲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道：我和你母亲都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参加革命的，投身的是民族救亡，不是共产革命。在那个时代，我们没得选，也谈不上后悔。
我又说：不管怎么说，参加了共产党，至少给了你们一个饭碗。
父亲却微微摇摇头：那倒不见的。
我猜想父亲的意思是，不参加中共，也未必不会有个更好的饭碗。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桥机场。赴美求学的我注视着行李箱，(内有一大批触犯禁忌、在国内不可能发表的手稿)，顺利通过检查，不禁冷笑：几十年来，中共当局在文艺界错抓了多少右派作家!今天，却放跑了一个真正的右派作家!
落地于新大陆之后，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待嫁的掌上明珠寻找婆家。于是，我给美国、台湾、香港的右派报纸杂志投稿；其中也包括《探索》杂志。这是段克文将军和司马璐先生合办的同人刊物，两位前辈一是主编、一是社长，精兵简政。
早在北京时，我就通过内部渠道久闻这两位前辈的大名。
1975年，当局释放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其中10名战犯申请离开大陆，其中包括段克文将军。他到了香港，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头，飞赴美国。而后出版名为《战犯自述》的长篇回忆录。
另一位司马璐先生更是赫赫有名；他是站在反共立场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稳坐业界第一把交椅。我在北京时读过他编著的多卷本中共党史资料汇编；他收集的中共党史的原始资料之丰富、翔实、全面，令我惊讶不置。文革期间，司马璐曾经在香港编辑出版一本刘主席语录；此事惹恼了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这是阶级敌人的低级、可悲的做法。
两位前辈收到我的稿件，对我慰勉有加；于是，我在《探索》杂志发表一系列小说、剧本、政论、时评等等，打一枪换一个笔名。我通常采用昔日情人的名字作为笔名，这些名字大多带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味。正可谓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我来到纽约闯世界，自然要拜望两位前辈，亲聆教诲。司马璐老师是中共党史的活字典；巧得很，大陆的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儿子当年是我的头号铁哥们；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两边传话——司马璐认为廖盖隆治中共党史功底很深，而我把这话传到北京后，廖盖隆则回话说他认为司马璐的学术态度严谨。
亲共反共，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却对对方有所认同；足见做学问必须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有一天，段将军请我吃饭，酒过三巡，他说台北那边催问他，能不能找到一些优秀的大陆青年，策反那些重量级的大陆官方访美人员，搞搞机密文件。
我很惊讶，内心波涛翻滚，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委婉拒绝道：晚辈随便惯了，一向无组织、无纪律。敏感脆弱，任性妄为，无法胜任这一重任。看得出，这番话让段将军很失望。
此后，我的几个稿件被段将军毫不客气地退回来了，我当然明白这是段将军给我颜色看。但是，毕汝谐根本不吃这一套，犟脾气上来，我干脆与《探索》杂志一刀两断了。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 ——一不给国民党当特务， 二不给共产党当特务， 三不给玉皇大帝当特务！傲骨嶙峋，我行我素！
我清楚，一些错误的选择，会使人永远失去灵魂！
记得1983年盛夏，我还在北京，有人要把我介绍给凌云的女儿做男友；当时，国家安全部刚刚成立，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成为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介绍人暗示，如果我答应这门婚事，可以安排到类似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地方培训，然后出国工作。
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我连做梦也想出国呀。但是，我出国是想当自由作家而非当特务啊。
从公安部大院凌云家出来，我淡淡地对介绍人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惜我实在找不着感觉。
人贵有自知之明，百无一用是书生。玩笔杆子的文人只能写写文章，当特务不会有好下场，勉强为之必定砸锅。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教训！
我有一个朋友董君，原系中国青年报记者，人也有才，
报告文学写得漂亮，自费留学到圣约翰大学读新闻专业的硕士，读书期间被台湾情治机关发展，不知道是否踩了我的坑儿。总之，他去了新加坡跟军情局三处的处长王西田接上头，完成了特工培训。台湾方面在纽约给他设立了一个叫海天基金会的情报站，按月支付不菲的报酬和经费。董君工作卖力，不久发展了两名大陆留学生，从大陆搞了不少情报。好景不长，这两人分别在大陆被捕，台湾方面拿不到有质量的情报，责令他亲赴大陆。大陆方面则安排了一个特工渗透进他的基金会，陪他一道回大陆刺探情报，台湾大陆一推一拉，他就不得不亲赴虎穴，结局可想而知，这位朋友一入境就被逮捕，一间谍罪判了13年。更离奇的是那位大陆方面的特工，半年后居然又大摇大摆地回到纽约，还开用大陆的钱开了个公司，继续用海天基金会的名义跟美国人打交道。台湾情报部门安排了两个特工渗透进他的公司，将其公司搞破产。大陆的曾姓特工向其上级交不了差，只能滞留美国，还入了美籍。因为曾特工须对公司破产承担法律责任，不能有信用卡，不能买车，不能下馆子，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其人后来又潜伏于民运组织，刺探民运情报，向其主子邀功，最终被举报。FBI上门，曾特工心惊肉跳，不得不逃回大陆，再也不敢入境美国。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朋友出狱回美的前一年，朋友得知后，气得顿足捶胸，却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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