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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稻花香
238 0 2023-08-06
                 

  一

多年之后,追忆往事,我的脑海里会出现一片碧绿的稻浪。大沽河水通过灌渠潺潺流进两岸的稻田,寂静的黎明时分,小鸟还没有醒来,白雾一缕一缕的,像轻纱一样在绿野中飘荡。你甚至能听到水稻细细拔节的声音。一阵清风吹过,雾气渐渐消散,一股股若有若无的稻香在潮湿的空气中弥漫,戴着斗笠的农民走在田埂上,发出一声感叹:喔,水稻扬花了。

从八月份开始,我们生产队在青沙路西侧的40亩水稻就进入了灌浆期,微风吹拂,碧绿的稻田泛起一层层稻浪。这个时候,稻田里的水必须保持半米深,靠大沽河水自流灌溉已经不能满足,队里的四台抽水机全天候开动,从十几米深的机井里抽水灌溉水田。我们小学生也放了期,暑假连着秋假,插秧、割稻,都能帮上大人们一点忙,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河里嬉戏,在田野里疯跑,记忆中几乎天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大哥已经初中毕业,因村书记“麻子冬”使坏,没有读成高中,下学帮生产队看机器抽水。我常常要挎着篮子去给大哥送饭。一次,我送饭回家,在大沽河的自流水渠边发现一只碧绿的青蛙,背上还带着三道金线,这是罕见的漂亮青蛙呀,我要逮着它送给弟弟玩,我弟弟七岁了,还没有买过玩具。

我悄悄凑上去,警觉的青蛙腾空而起,一个漂亮的蛙跳扎入水渠里。小样儿,不信我逮不着你!我把盛碗筷的篮子放在大榆树底下,四周看看没人,脱了裤子光着屁股下了水。沟里的水刚好淹过屁股,沿着水沟一路摸过去,没摸到青蛙,一条大鱼却碰了腿!我一阵狂喜,估量了一下,水沟最多五六米,是一股死水,要逮着这条大鱼并不难。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泥猴,伏下身子压低水位,把那条鱼挤到浅水区,大鱼露出了红尾巴,我猛扑上去,大鱼被我按到在泥里,拼命挣扎,我死死按住,绝不放手,大鱼终于消停下来,被我扔到岸上。这是一条足足有两斤多重的红翅大鲤鱼。我在抓这条鱼的时候,腿经常被别的鱼碰到,我知道沟里肯定有不少从大沽河里逃出来的鱼。继续努力,又摸了一条半斤重的鲫鱼。这是一条大路边的水渠,不断有人来往。我才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担心被别的大孩子把鱼抢了,不敢再摸下去了,匆匆洗了洗身上的污泥,穿上裤子,用小褂盖着鱼,急急往家走。赶了一段路,见前面有个大孩子迎面来了,就装着拔草躲到一边,拔了几棵蚂蚱菜盖住两条鱼。

那大孩子是二大队一个送饭的,他没有发现我的鱼,跟我擦肩而过。我心里砰砰直跳,等他走远了,疯了似的往家跑。窜进自己家的时候还气喘吁吁,像偷了东西的贼一样。

我把鱼放到大铁盆里,因为用蚂蚱菜盖着,保持了水分,两条鱼都还活着,张开大嘴,在水里游动。邻居的同伴京海见了,非常羡慕,拿着鱼叉去找那条水渠。黄昏的时候,他提了半桶鱼回来,他叉了很多鱼,但都没有我摸的两条鱼大。

母亲见了盆里的鱼,说:“明天是沙梁集,让你姐把鱼卖了,能给你做件新褂子。”

我大喊:“我不!我要吃鱼!”

“好好好,你就是个馋鬼托生的。”母亲边说边将两条鱼收拾了,用白菜炖了。晚上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小桌前吃鱼,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鱼,那鲜美的滋味至今难忘。

吃鱼的时候,母亲讲了一个故事:过去有个老地主特别过日子,家境殷实,粮谷满仓。他家却一年到头就着腌菜吃玉米饼子,从来不舍得割肉,买鱼。有一条,地主的儿子买了一条鱼,扔在父亲早晨拾粪的路上,老地主捡了鱼,回家让儿媳妇炖了。有了这条鱼,全家人多吃了好几个饼子。老地主很疼他的那几个玉米饼子,恨恨地说,以后咱家再不吃鱼了!

过了些日子,地主儿子又把一条更大的鱼扔在老地主拾粪路上,老地主见了,一脚把鱼踢开,嘴里还骂道:哼!还想让我再浪费粮食?做梦!

母亲说完故事,大家都笑了,只我没笑。我一直疑心这个故事是什么人瞎编的。老地主就算心疼粮食,也可以把鱼卖了呀,干嘛用脚踢开?

这条鱼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收获,后来我跟着大哥到大沽河东的河叉子去摸过鱼,再长大一点我与小伙伴们在大沽河的吊崖上,或者河东的河叉子捞鱼摸虾,曾摸到过长达半米的白鳝鱼,一虎口长的嘎呀鱼(也叫黄鸭叫),一斤重的黑鱼,两斤重的大嘴鲶鱼,但再也没有摸到过两斤半的红翅鲤鱼。

 

                      二

     我父亲对工作队改造水田、种植水稻一直持保留态度,他在吉林市小站待过三年,那里出产的大米色泽晶莹、煮出来的米饭香气扑鼻,闻名全国。但吉林是湿润气候,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傍边还有一条松花江,水量丰沛,水稻生长期长,再加上优质的黑土壤,自然盛产好米。我的家乡平度的降水量仅有四五百毫米左右,且多集中在夏季,大沽河更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无法满足水稻需要的丰沛水量。父亲认为,我们村种水稻,风险极大。

 在讨论会上,父亲谈了他的忧虑,同时也表示,如果上级决定种水稻,他将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上级的决定,努力做好工作。

工作队长李文亮把父亲的意见汇报上去,回来后召开干部会,传达上级指示:改旱田为水田,大量种植水稻是地委已经决定的战略部署,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但他又说,个别同志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工作中允许有分歧,但一旦决定了,就要坚决执行,不能因此影响工作。父亲料到自己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心情糟糕,回家后躺在炕上唉声叹气。母亲劝他:“你一个芝麻大的官,就该磨旮旯里的驴听呵声,操那份心干吗?小心再像前些年那样被打成右倾分子。”

父亲说:“我是担心缺水瞎了稻子,工作队是城里人,他们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我们咋办?没有白米饭吃不打紧,地瓜干也吃不上,家里这么多孩子喝西北风去?”

两人正吵着,李文亮来找父亲谈心,他先肯定我父亲出发点是好的,不是犯右倾错误。又咨询父亲,是否可以把大沽河内侧的160亩地全部种上水稻?父亲大惊,连声反对说:“万万不可,河内侧村北的这片土地原来是大沽河的古河道,往下不到一米就是砂子,在这里种水稻,水全漏了,一棵稻子也长不起来。所以村里把靠村的地方分给社员当自留地,种点蔬菜啥的。北边都种了地瓜和玉米等耐旱植物。”

李文亮很失望,又不甘心地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种水稻?”

父亲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痛下决心,道:“那就把公路以西的40亩最好的水浇田都种上水稻吧。那里有两眼大口井,如果能再打两眼十几米深的机井,可以勉强保证稻田用水。不过,队里只有一台抽水机,还缺三台抽水机,队里太穷了,浇地的柴油也得靠上级支援。”

“好!我就知道你老李有章程。机械和柴油我回潍坊给你们想办法!”李文亮兴奋地跟父亲握手告别:“我明天就回潍坊搞抽水机和柴油!”

李文亮果然是个干实事的干部,他真的从潍坊弄来了三台大马力抽水机和5000斤柴油,还带来了一个打井队,给我们生产队打了两眼深水机井,种水稻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那一年也是老天赏饭吃,从春天起就开始下雨,雨量居然达到了八百多毫升,大沽河水浩浩荡荡,滚滚而来,通过引水渠自流灌溉了大部分水田。我们的抽水机也排上了用场,四台机器昼夜不停地抽水灌溉,40亩水稻一片碧绿,长势喜人。乡亲们的脸上都浮出了期待的笑容。

不过水稻只种了一年,就叫停了。省里来的农业专家查了历年的水文资料,发现今年降雨多是很侥幸的例外,如果按平均年份的降雨量,不仅大沽河无水自流,连深水机井也很难打出多少水来。这是后话。

 

终于,盼望了一年的秋天到了,金灿灿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四十亩稻田翻起金色的稻浪,一阵清风吹来,稻谷成熟的香气沁人心扉。队长一声令下,生产队的精壮劳力一字排开,挥舞镰刀开割;小伙子的后面是捆稻谷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头巾,胳膊上套着雪白的套袖,笑逐颜开地捆扎着稻谷;我们小孩子们也被发动起来,把捆好的稻谷堆成一个个金色的小山。队里的拖拉机、马车也开进来了,几个小伙子手持木叉把成捆的稻谷高高挑起,装车拉到打谷场,好几台打谷机开动起来,妇女们紧张地将稻谷脱粒。整个流程自然、顺畅,才一天时间,四十亩稻田就变成了金灿灿的稻谷,白天摊开在场院里暴晒,晚上收起来,堆成一个个小山,用稻杆编成的帘子仔细地一圈圈仔细地盖起来,预防露水打湿。第二天继续晒,晚上派人看守,预防不要脸的窃贼偷稻谷。

 

                       三

     不是乡亲们多心,我们村还真的上演过这样一幕轻喜剧。三队的队长“假斯文”就抓了一个偷稻谷的贼,这贼不是别人,居然是此前专抓偷庄稼社员的前书记“麻子冬”。

     “麻子冬”这个人物,细心的读者还会记得我以前在文章中多次提过他。他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复员军人,文革前的民兵连长。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大队书记,“大老粗”是副书记,“假斯文”是大队长,这三人是所谓的“当权派”,按照当时的公式,当权派就是“走资派”,于是三人统统被批斗,批他们最起劲的就是反戈一击的民兵连长“麻子冬”。我父亲就跟“大老粗”、“假斯文”商量:“麻子冬”跳出来造反,无非是要夺权,咱们干脆把权让给他,让他也成为“当权派”。“假斯文”是个下放的工人,没多少政治头脑,他举手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大老粗”却是军人出身,曾经参加过六二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他激烈反对父亲的主张,并铁口直断:“斗当权派不过是一阵风,吹过了也就完了,不如硬着头皮挨几天斗,农村工作这么繁重,又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上面肯定还是要用我们这些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的。你们现在把权力让给‘麻子冬’,‘麻子冬’是什么人?两面三刀,杀人不见血。你当权他捧你,你下了台他会整死你!你们将来是要后悔的!”

事实证明我父亲和“假斯文”这种工农干部缺乏政治头脑,他俩放弃了权力,让“麻子冬”如愿以偿当了书记,此后被他整得很惨。而“大老粗”依然当他的副书记,无灾无难度过了文革艰难岁月,“麻子冬”对他莫可奈何。

话说“假斯文”后来当了三小队的队长, “麻子冬”因欺压社员、多吃多占,群众反应强烈,被工作队撤了职,成了三小队的普通社员。三小队的稻谷比我们队晚割了一天,没有脱粒,像小山似的堆在打谷场上。“假斯文”晚上看守稻谷,在窝棚里睡觉,后半夜听得外面有动静,正要起身看个究竟,听得那小偷居然来到窝棚边,小声叫他:“老假,老假,睡着了吗?”“假斯文”少年时曾经读过几年私塾,说话喜欢“拽文”,大家都叫他“假斯文”,简称“老假”。

居然是“麻子冬”的公鸡嗓!自从文革开始,自己辞去大队长,两人再无来往,当街碰到连话都不说,深更半夜的这小子干吗来了?“假斯文”闭上眼睛假装睡,为了迷惑“麻子冬”,还故意打起呼噜。“麻子冬”放了心,从怀里掏出麻绳,捆了一大捆稻谷,正背起来要偷回家,猛听到背后一声断喝:“放下!”

“麻子冬”回头一看,月光下“假斯文”两眼冒火,死死盯着他。“麻子冬”撒腿就跑,“假斯文”穷追不舍,直追到文昌阁,“麻子冬”摔了一跤,被“假斯文”死死按住,用他偷稻谷的麻绳把“麻子冬”牢牢捆住,绑在“联防办公室”门口的电线杆子上。

 “老假,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放了我吧。”“麻子冬”苦苦哀求,“假斯文”一声冷笑:“放了你?你见过猫逮住耗子还放生的吗?何况你还是一只扮过猫的耗子!”

 第二天是沙梁大集,四乡八疃来赶集的农民听说抓了个“小偷书记”,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被绑在电线杆上的“麻子冬”像霜打了的茄子,麻脸青灰,头深垂着,任人嘲骂。脚下还放着那一捆稻谷作为罪证。他的大女儿在联中教书,路过“联办”,挤进人堆去看见当年威风八面的父亲成了被人羞辱的小偷,丢得掩面跑回家,连课都没脸去教了。

“麻子冬”的老婆是个老实人,她去找父亲求情,父亲对“假斯文”道:“把人放了吧,给他老婆孩子留点脸面。”

“假斯文”把“麻子冬”送到工作队,由于人脏俱获,罪证确凿,且性质极为恶劣,工作队很快报请上级,给了他一个留党查看的处分。

 很多年后“麻子冬”又干了一件让沙梁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罪行:他儿子去世没几天,居然对年轻的儿媳图谋不轨,儿媳拼命反抗,老混蛋恼羞成怒,杀了儿媳,将其分尸灭迹,将尸块掩埋于大沽河桥下的滩地里。案子破了,其时“麻子冬”已年过八旬,根据法律已不适用死刑。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往潍北监狱服刑。可怜的孙女才三岁多,就成了孤儿,跟着瘫痪的奶奶生活。女孩已经学会了说话,逢人就说:“爸爸死了,爷爷把妈妈杀了。”闻者无不落泪。

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国家对在押的曾参与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实行特赦,但“麻子冬”犯下的罪行太过恶劣,国家不予特赦,他这一辈子恐怕要死在监狱里了。

                      四

 

     水稻大丰收,百分之七十交给国家,剩下的才是社员的口粮。乡亲们欢天喜地分配劳动果实,我家人口多,劳力少,也分了200多斤稻谷。父母把稻谷去壳,装了两口袋亮晶晶、油汪汪的大米。我馋得直流口水,一天到晚问母亲,“啥时候焖大米饭吃?”母亲说:“等过年的时候让你吃个饱。”

“过年不是吃饺子吗?大米为何要过年才吃?”我提出一个当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会提出的问题。可家家户户都在干同一件事,把亮晶晶、油汪汪的大米用蛇皮袋装好,由男人们用自行车驮着送到青岛,在粮店门口跟吃公家粮的城里人换成粗粮——玉米、小米、红米、黑米、紫米、高粱、大麦、燕麦、养麦等,还有杂豆类如黄豆、绿豆、红豆、黑豆、蚕豆、豌豆。一斤大米能换好几斤粗粮或者杂粮。家家户户的母亲都会说,庄户人的肚子没福气消受那么好的大米,有粗粮杂粮能吃饱就该知足。

我含着眼泪,憋着一肚子的怨怒,在大沽河堤上对着青岛方向大声咒骂那些不劳而获的城里人:凭啥我们辛辛苦苦种的大米要送给你们吃?凭啥我们只能吃你们不吃的粗粮杂粮?

我的愤怒由来已久,因为不光是大米,我们家自留地种的最好的大葱大蒜大白菜大南瓜,不也都被父亲一车一车送到青岛给城里人吃了吗?我们一年到头只能他们吃剩下的烂菜叶子!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因社会不公而受到伤害,就是这件事。从父亲把大米换成杂粮那天开始,我就拒绝吃他从城里带回来的那些粗粮,宁可顿顿吃黑乎乎的地瓜干,以表示我的愤怒和抗议。吃了几个月的地瓜干,严重伤害了我的身体。以至于胃酸过多,终生不敢吃甜食。

见我瘦得像风干的小鸡似的,母亲心痛不已,用家里留的大米煮成粥给我喝。说是粥,其实半锅水里只有一勺子大米,舀在碗里,几粒米都数得清。这样的大米粥也让我心稍稍快慰,毕竟我吃到了自家种的大米!

 我在心里一直盼望着母亲许诺的那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数着日子盼过年,时常掀开米缸看看缸底的那点大米,生怕不知啥时候又被父亲送到青岛换了粗粮。

心中怀着期盼,日子就过得格外慢。秋天过完了,西北风吹落了大沽河畔的柳树叶子,芦苇和芒草都黄了。大雁、鹭鸶、大鹬鸟等水鸟也都鸣叫着飞去南方越冬了。大沽河开始结冰、封河了,冬天来了,年渐渐近了。我学着母亲教我的歌在大沽河堤上高唱: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和六九,

河边插杨柳,

七九河冻开,

八九燕子来,

九九加一九,

耕牛遍地走。

 

终于,1975年的阴历大年三十让我唱来了,中午,母亲不忘承诺,蒸了一大锅米饭。姐姐还帮母亲煎了嫩黄的豆腐、炖了一大块方肉、把大哥摸来的一条鲤鱼也蒸了,都做成贡盘,插上鲜绿的菠菜,摆在供桌上,这是献给列祖列宗的享用的,要一直摆到正月初六出了年才会撤下来。

 我们的午饭是大米饭外加猪肉粉条炖白菜,猪肉是父亲特别割的肥膘肉,粉条是龙口出产的宽粉,父亲从青岛捎回来的。就连白菜也是平时不舍得吃卖给青岛人的那种洁白多汁的茭白,而不是他们不吃的烂菜叶。一年只有这一顿,父亲说可以放开肚皮,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们村产的大米,一年只有一季,生长期长,水质好,土质更好,蒸出来的米饭晶莹剔透,吃在嘴里糯香润滑,余香满口,真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我吃了一碗又一碗,母亲怕我撑着,担心地嘱咐:“省点肚子吧,晚上还有肉馅的水饺呢。”

我坚定地回答:“我不。我宁可不吃水饺,也要吃大米!”

姐姐笑我说:“咱家老四有志气,为了这顿白米饭,一个冬天都没吃一口青岛的黑米。”

母亲笑道:“你要是真有出息,长大了别待在农村,你去当城里人,天天吃白米。”

母亲的话让刚满十二岁的我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长大了一定要做城里人,就为了天天吃白米饭。

 

                              2023年8月5日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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