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度和莱西是胶东半岛的两个毗邻的县，它们的北部都是连绵的丘陵，山水相连。一条乡村公路由南向北穿过散落在田野上的一串串山村，偶尔也有几个寂寥的村落蜗居在山坡之下，几株高树绿荫覆盖，几缕炊烟袅袅升起，早起的农人扛着农具，赶着牛马走在薄雾缭绕的乡间小路上。

我和小竹一大早骑着山地自行车沿着公路向北行进，过了旧店，穿过石桥，进入莱西地界，沿途风景大同小异：山坡上没有高大的乔木，几株针叶短松顽强地在石缝中扎根，枝头摇曳着暗红色的松球。偶尔有水土丰美的山坳里，长着丛丛深绿的芒草，飘着雪白的穗子。有芒草的地方，往往会伴生着野百合，高高伫立，黄色的喇叭花傲然怒放，令人眼睛一亮。

一路上，我帮小竹采了一大捧野百合，放在山地车前的篮子里，不时飘来阵阵清香。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小竹还是省作协下来采风的青年女作家，也是省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我的《大沽河纪事》系列文章的责任编辑。而我是做着文学梦的文艺青年，刚从学校借调到县文化馆。三天前，我接到一个任务，陪同省里来的作家大橹、小竹下乡采风，从源头到入海口，徒步走完大沽河全程。好在大沽河并不长，只有179公里，作家们的计划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壮举。

不巧的是，兼职省报文艺部主任的大橹下来没几天，就接到省报的电话，被抽调到北京筹办《中华英才》杂志。于是，三人团队只剩下了小竹和我。

这一带是大沽河的发源地，水从山中下来，冲得沟壑纵横，可见溪流潺潺，如蛛网般汇成几条支流，众多支流在莱西月亮湖，汇成大沽河，然后才绵延南去。

时令才是初夏，天边渐渐红了，六点多太阳就露头了。薄雾在消散，云朵在泛白，天空越发明朗，麦田里翻起墨绿色的波浪，杂木林里的寒鸦一只只醒来，笨拙地飞来飞去，呱呱乱叫。阳光如洪水般涌来，刺得人眼睛发痛。

我们锁了车，登上山坡，放眼瞭望，可见一条银色的河流蜿蜒南去，在雾霭中隐隐泛蓝。河两岸是碧绿的麦田，麦田那边是平缓的山坡，远处有凤头麦鸡在咕咕的叫唤，盘旋在河流的上空，我们透过洋溢在空气中的湿润的日光，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方……

     我们爬了半天的山路，喉咙像着了火，口渴得厉害。在一棵爆竹柳下遇到一个戴斗笠、挎着渔具的老乡，询问哪里有水源，老人指了指怪石嶙峋、草木葱茏的山坡说：“一直往上走，看到一块蘑菇石左拐，再走一百步，遇到一个山洞，洞口长着蛇舌草。那里有一个泉眼。”

     我们道了谢，踩着绿色的小径往上爬，果然看到一块巨石，紧走几步，拐过巨石，就听见了悦耳的潺潺流水声，那泉水从峡谷的裂缝中涌出来，在那个洞口汇成一个水塘，水塘边上，是一大片青翠的芳草地，长着一蓬蓬蛇舌草。

    刚刚下过一场雨，水势浩瀚，漫过池塘，形成一条溪流。溪流两边的斜坡上长满白杨树、栗子树，近水的地方是如茵的草地，草很短，仿佛天鹅绒一般。阳光浸在清凉、银色的泉水里，我们用随身带水壶灌满泉水，躺在荫凉处痛饮。泉水清冽、甘醇，直透肺腑，浇灭一身的燥热和疲惫。

小竹摘下硕大的蛤蟆镜，露出一双略带忧郁的明亮眼睛，她皮肤白皙，脑门挺高的，上身是一件白色真丝蝙蝠衫，穿一条绷得很紧的蓝色牛仔裤，身材高挑，凸凹有致，不饰粉黛，有些书卷气。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是那个年代典型的青年女作家形象。

见我怔怔地看着她，脸忽而绯红一片，嗔道：“你看什么呀？没见过美女？”

我脸红了，不好意思地恭维道：“小竹老师，真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就功成名就了。”

“什么功成名就？不过出了一本散文集子。”

“这年头，出书可不容易。我的高中老师，当了一辈子编辑，五七年还被打成右派，到头发白了都没出一本书。”

“我明白了，你的想象里，我应该是像杨绛那样的头发花白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老太太？”

“那也不是。但也不该像您现在这样青春奔放、活力四射呀。”

“你这个小坏蛋，当着面拍马屁，嘴巴像抹了蜜似的。以后不准叫老师，都把我叫老了。”小竹用纤纤玉指点着我的脑门。

“那我叫您什么？”

“叫姐！”

 “那我以后就叫你小竹姐。”

 我们俩喝着泉水，畅快地聊着。小竹说起了她的身世。她是知青出身，从学生时代就酷爱文学，发表过一些散文和诗歌，还获过一次全国奖，被以工代干招进了省作协机关。岂不知，像她这样的没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在那些写过《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名著的老作家眼里，就是一打杂的。小竹在省作协擦了三年桌子，方才外放去了省报文艺部，后来又进了省作协的机关刊物，当了一名职业编辑。

小竹说，她编了我的《大沽河纪事》系列散文，萌生了要徒步大沽河采风的念头，她曾在莱西的大沽河畔插过队，又是青岛的知青，大沽河的源头和入海口，她都涉足过。跟大沽河肌肤相亲，徒步走完整个流域，成了她的梦想。

     小竹问起我的身世，为何被贬到荒僻的小村落当一名初中语文老师？我摇头苦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史，不说也罢。

     我俩沿着小溪往山下走，在小溪注入河流的地方，碰到两个老人在钓鱼。背对着我们。一个是刚才给我们指路的老人，另一个佝偻着背，没戴帽子，露出苍苍白发。他的两只耳朵可笑得凹下一块，很像被捏扁了的水饺，且两两相对，非常对称。我慕然觉得这个背影很熟悉，绕到他面前搭讪：“老乡，这条河是大沽河吗？”

     “这是猪拱河。大沽河在月亮湖下面呢。”老头没抬头，瓮声瓮气的说道。

     这个声音太熟悉了，我蹲下歪着头以便看清他的脸部：“您是本地人吗？”

     那老人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闪过一阵惊喜：“你是沙梁的？老李家的老四？”

“我是呀，”我又惊又喜，握着老人的手连连摇动，“东亮哥？您怎么在这里？您不是下东北了吗？”

东亮哥显出一些尴尬：”早回来了。我在东北又娶了个媳妇。她娘家是这里，我就没再回沙梁住了。”

                       二

眼前的这个人我既熟悉、又陌生，曾经又深又黑的麻脸，如今经过岁月的雕刻，沟壑纵横，麻点反而不明显了，一双有些浑浊的眼睛却仍然闪烁着当年的神采。他叫东亮，是我邻家大哥，在我小的时候，他是我家的常客。那时候没有电灯，没有娱乐，很多漫漫长夜，窗外寒风呼啸，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我和大哥、三哥、弟弟几个光着屁股的男孩龟缩在又冷又硬的被窝里，支着下巴，听坐在炕前杌子上的东亮哥讲故事。

他的故事一般是这样开头： 一个书生到京城赶考，多走了几里路，过了宿头。天太黑了，书生又饿又冷又害怕，不由得加快脚步，想找户人家借宿。正在这时，前面黑乎乎的松林子前突然出现了一盏小灯，像是有人提着一盏灯笼在走夜路。书生赶紧追上去，却总也赶不上，书生追得急，那灯也走得快，书生慢下脚步，那灯也在前面晃晃悠悠等着，总是距离书生二十几步的样子。这书生便明白了，这是狐狸在引路…….

我有时候会忍不住问：“东亮哥，啥是书生？”

东亮哥停下来解释道：“书生就是过去的读书人，也叫秀才，也叫举子。”

有时候，东亮哥的故事又会这样开始：“书生赶考过了宿头，到一户人家借宿。‘大爷大娘，我是赶考的，过了宿头，想到您家借个宿。门吱忸一声开了，出来一个彤俊的大姑娘。’”

东亮哥没读过几年书，没有多少形容词，说到漂亮姑娘就一个词，彤俊！

东亮哥的故事每逢讲到这里，姐姐房间里就会传出摔打东西的响声，东亮哥脸色会很尴尬，道：“太晚了，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母亲也不挽留，喊一声：“英子，去送送你亮哥。”

英子就是我姐，那时候也就十四、五岁，送走东亮哥，她总是把门关得山响，嘴里嘟囔着：“烦死了！每天来！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有时候里屋的姐姐睡着了，听故事的兄弟们也都睏得合上眼皮，只有我还支着下巴听，不管什么样的故事，狐狸精也好，妖魔鬼怪也好，书生和小姐幽会也好，我总能听完。东亮哥的故事会讲到很晚，直到开会的父亲回家。那年月父亲的会总要开到深夜，他是党员，又是生产队长，不是在大队，就是在“联办”（几个村子的联防办公室），总有开不完的会。东亮哥也就总是来我家讲故事，他成了除了姐姐之外最受欢迎的人。

 母亲也爱听东亮哥讲故事，可每每听完了故事，她会说：“这孩子都三十岁了，也没个媳妇。”说完，叹口气，摇摇头。

 有一年冬天，父亲推着独轮车去青岛卖白菜，第二天夜里，同去的几个人都回来了，父亲却不见影，找人捎信说，青岛的二姑给了许多东西，他得推回来。我们家劳力少，孩子多，家境贫寒，缺衣少食。我的表姑家是进城干部，家境优渥，常常接济我家。这次给的东西太多了，满满一车杂粮、柴火和煤块，这些都是贫寒之家缺的宝贝，父亲拼了命也得推回来呀。

母亲就让姐姐带着一根绳子去接父亲。那天夜特别黑，风呼呼地刮着，黑雾弥漫，寒气砭骨，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害怕走夜路，但她是家里的老大，她不去谁去？懂事的姐姐只能含着眼泪走进黑暗里。姐姐走后，母亲越想越怕越后悔，一个女孩走夜路，遇上坏人怎么办？不由掉了眼泪。我说，我去找东亮哥哥，把姐姐追回来！母亲就带着我去找东亮。东亮哥喊上“点子”、“黄香”等几个精壮小伙子，举着火把去追。快到南泉了，才看到父亲推着两百多斤的杂粮和柴火，姐姐套着绳子帮父亲拉车，父女俩顶着寒风，步履艰难地往家赶路。几个小伙子换下父亲和姐姐，姐姐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从那以后，东亮哥来我家讲故事，姐姐再也不赶他了。

那年过年，第一次吃上了带肉馅的饺子，我埋头吃了三大碗，抬头见姐姐，捧着饺子，泪珠一颗一颗，落进碗里。

                      三

     东亮哥后来干了一件令沙梁人都目瞪口呆的事，他“拐”了后街一个“彤俊”的大姑娘去了东北！

     那姑娘名叫领娣，她还有四个妹妹，分别叫招娣、引娣、牵娣、和进娣，她父亲邵老泉不管怎么领、招、引、牵，就是没有进一个儿子，老头子一气之下，结了男扎，还给大女儿改了名，叫玲子。

     记得那年我刚上小学，没有教室，大队书记就商量邵老泉暂借了他家的厢房上课。印象中玲子是个苹果脸，两条乌黑的大辫子，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忽闪忽闪的，说话慢声细气的，对我们小孩子也很客气。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离开了玲子家，搬到了村西的农中上课， 这时候来了地区工作队，工作队就住在玲子家我们曾上课的那间厢房。

    工作队是昌潍地区派来的，先后来了两批，第一批来自国营企业，是从大型煤矿、电厂和机械厂抽调的干部，第二批则全部来自地区公安处。

当年的平度属于昌潍地区行署管辖，而莱西则是莱阳的一部分，属于烟台市。因为这两个县都位于大沽河的上游，盛产粮食和蔬菜，被青岛市看上了，随着青岛划为经济单列城市，地位提升，青岛向中央打报告，以保障青岛供水为由，要求把平度和莱西划归自己。经济实力是硬道理，中央随其所欲，潍坊和烟台纵有千般不情愿，也不得不忍痛割让自己的膏腴之地。于是，我的老家平度也就成了青岛的属县。这是一九八四年之后的事了。

1975年的平度，却是昌潍地区的长子，粮食产量、蔬菜产量乃至工业产值都稳居第一。地委对平度也极为重视，派出工作队治理文革乱摊子的同时，大力恢复生产，地委甚至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把大沽河沿岸水土丰美的乡镇都改造成水田，大量种植水稻，一举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工作队不但带来了政策，还带来了煤炭、柴油、机械等生产资料，还有大量的返销粮。我们村的工作队长李明亮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带来了粮食和燃料，先让乡亲们吃饱肚子，生上炉子，吃得饱住得暖才好鼓起干劲儿。今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争取明年沙梁村全部种上水稻。到了秋天，我让大家都吃上白米饭，永远告别黑乎乎的地瓜干！

农民听多了空话，最看重实惠，这批工作队干实事，让他们鼓起了勇气。

工作队的李明亮还发展了两个积极分子，男的是东亮哥，女的就是玲子。东亮哥一把子力气，工作积极肯干，玲子大方泼辣，要求进步，他们白天带着青年突击队大搞水利基本建设，整改农田，兴修水渠，浚通河道；晚上一起开会、动员、学习，进步很快。不到三个月，两人双双被工作队内定为预备党员。记得父亲曾对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问：“东亮那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变成了积极分子了？还要入党？莫非看上了你这个队长的位子？父亲苦笑着摇头，道：他看上的空怕不是我这个队长的位子，而是……. ”

母亲怪道：“你说话干嘛说半句留半句？他看上了什么？”

“算了。等着看吧。”父亲是个谨言慎行的人，口风一向很紧。父亲不肯说，母亲也就不再问了。

工作队的李文亮就东亮和玲子入党的问题征求父亲的意见，因父亲是前任支书，现任二小队的队长，他的意见很重要。父亲沉吟着说，我建议再考察一下。

李文亮对父亲的意见很疑惑，一度怀疑他嫉贤妒能，担心东亮哥取代自己的位置。可过了春节，东亮哥和玲子双双私奔，不辞而别去了东北，李文亮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李文亮后来在会上检讨说：“我太大意了，光看表面现象，没看到本质。如果不是当初老李拦着，我们发展了这一对狗男女入了党，那就聚成了大错，如何向上级交代？”

父亲却说：“东亮本质不坏，是个老实孩子。”

副书记大老粗睁着怪眼说：“老李，你就别替他遮丑了，把人家大闺女都拐跑了还老实？”

父亲道：“他都三十多了，相貌丑陋，家里又穷，还有两个弟弟都是光棍，遇到了玲子，白天黑夜厮混在一起，日久生情，那还不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大队长假斯文也说：“我们大队还有二十几条光棍呢。说到家，都是太穷了，连饭都吃不饱，谁家的闺女肯嫁？说不到媳妇可不就闹出这种花花事来。”

李文亮同意父亲和假斯文的说法，又说：“看来我们必须治穷病啊。等明年水田改造成功，水稻大丰收，家家户户都吃上白米饭，还愁说不上媳妇？”

假斯文道：“真像李队长说的那样，家家户户告别地瓜干，顿顿吃白米饭，我们村那些光棍们的阳沟怕也要被外村的那些闺女们挤破了。”

我们村家家户户的围墙上都留着明渠，村民叫“阳沟”，用作排水，谁家日子过得殷实，儿子到了婚龄，说媒的纷纷上门，有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家不但大门要关上，阳沟也要堵上。由此才有了假斯文那种夸张的说法。

由东亮哥和玲子私奔这件事，沙梁一大队主要领导统一了认识，为了让光棍们说上媳妇，也要改造水田，种植水稻，彻底抛掉贫穷村光棍大队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