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善与真恶---兼论唐太宗、宋太宗与毛太祖

伪君子当然不好，但毕竟要做出一副君子的样子，干起坏事来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终究有拘束有局限有某种底线，正如古人所说：“为恶而畏人知，恶中犹有善路。”羞耻之心、畏惧之心未泯也。真小人真恶人可就不一样了，作起恶来犯起罪来，无法无天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对于儒家，伪君子与真恶人的态度也大不同。伪君子是表面性、假惺惺的尊崇;真恶人则表面文章也不屑做，直接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两种态度都坏，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宁要伪尊重假皈依，不要真摧残实消灭。也就是说，尽管都不好，以力假仁的霸道毕竟好于赤裸裸地反仁义的暴政。

假仁假义假尊儒，多多少少要有些尊重，作出仁义的样子。而且由于文化、道德和真理力量的潜移默化，有可能弄假成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都讲仁义，尧舜是天性，从心所欲自然而然，汤武是修养，身体力行反身而诚，五霸是假借仁义之名作幌子，但久借不还，就类似于自己拥有了。

唐太宗与宋太宗，一个“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一个发生过“烛下斧影之事”，都曾手足相残。但宋朝史臣修高祖实录时半遮半掩语多微隐，唐太宗则命令史臣直书其事无畏无惮。两相比较之后，王夫之认为唐太宗更坏。他写道：

“负慝而畏人知，掩之使不著，以疑天下，小人之伪也。其犹畏人知也，有不敢著、不忍著之心，则犹天良之未尽亡也。抑不著而使天下疑，则使天下犹疑于大恶之不可决为，而名教抑以未熸。无所畏，无所掩，而后恶流于天下，延及后世，而心丧以无余。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史臣修高祖实录，语多微隐，若有怵惕不宁之情焉，夫人皆有之心也，且以示后世，与宋太宗烛下斧影之事同其传疑，则人固谓天伦之不可戕也。而太宗命直书其事，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乃以自信其大恶之可以昭示万世而无惭，顾且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谁欺乎？周公之诛管、蔡，周公不夺管、蔡之封也；季友鸩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与己争立，而未尝有刘劭之逆，贻唐室以危亡，而杀之以图存，安忍无亲，古人岂其口实哉？

且周公之不得已而致天讨也，鸱鸮之怨，东山之悲，有微辞，有隐痛，祸归于商、奄，而不著二叔诛窜之迹；东人之颂公者，亦曰四国是皇，不曰二叔是诛也。过成于不忍疑，事迫于不获已，志窘于不能遂，言诎于不忍明，天下后世勿得援以自文其恶，观过而知仁，公之所以无惭于夙夜也。若夫过之不可掩，而君子谓其如日月之食者，则惟以听天下后世之公论，而固非己自快言之以奖天下于戕恩。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至于自敕直书，而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矣。

既大书特书以昭示而无忌矣，天子之不仁者，曰吾以天下故杀兄弟也；卿大夫之不仁者，亦曰吾以家故杀兄弟也；士庶人亦曰吾以身故杀兄弟也。身与家之视天下也孰亲？则兄弟援戈矛以起，争田庐丝粟之计，而疆有力者得志焉，亦将张胆瞋目以正告人曰：吾亦行周公季友之道也。蛇相吞，蛙相啖，皆圣贤之徒，何惮而弗为哉？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导天下以不仁，而太宗之不仁，蔑以加矣。万世之下，岂无君子哉？无厌然之心，恻隐羞恶，两俱灰烬，功利杀夺横行于人类，乃至求一掩恶饰伪之小人而不易得也，悲夫！”（《读通鉴论-太宗》）

王夫之对于唐太宗的批判极为深刻。不过，唐太宗之弑兄杀弟，实有其不得已，命令史臣直书其事，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态度。与后世某些君主相比，唐太宗有其尊重事实、不粉饰事实的坦荡。如果再与毛太祖比一比，那简直堪称君子了。

在把恶粉饰成善、把罪宣称为功方面，历史上任何恶棍暴君与毛太祖相比，统统望尘莫及。没有经历过毛时代，没有品尝马列主义的凶恶和文革的厉害，就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正大地搞阴谋诡计、大义凛然地灭亲灭友、冠冕堂皇地为非作歹、伟大光荣地草菅人命、理直气壮地祸国殃民，就不知道什么是赤裸裸的邪恶信仰和罪恶崇拜！自古以来，也没有哪个时代象“解放后”的中国那样“恻隐羞恶两俱灰烬，功利杀夺横行于人类”，“求一掩恶饰伪之小人而不易得。”呜呼！2011-4-5

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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