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五篇）

 

篇一

有个观点很流行：人民不需要伟大的领袖。其实极端错误，完全颠倒。领袖者，元首也，领导人也。事实恰恰相反，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必有伟大的领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贤能就是伟大英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是最伟大的领袖，历代贤王明君都是伟大的领袖。

 

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篇》）这就是赞美尧帝的伟大！只有天最为高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功德多么广大！民众都不知道怎样称赞呢。崇高啊他所成就的功业，光辉啊他所创造的文明。

 

上古圣君替天行道，所行皆合乎人情天理，人民顺其自然，各随所安，互不相扰自然祥和，所谓“帝力于我何有哉”，几乎感觉不到帝王权力的存在，更不知道怎么歌功颂德了。《论衡•艺增》引《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这可以为“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的注脚。

 

帝尧确实当得起孔子的称赞。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尧都做到了。《史记•五帝纪》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尧知道儿子丹朱不贤，不足以传天下，于是就把天下传给了舜。传天下给舜，全天下得利，只是丹朱痛苦；传天下给丹朱，全天下痛苦，只有丹朱得利。尧说：“总不能拿天下的痛苦去造福一个人。”就把天下传给了舜。

 

《说苑•至公》说：“《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

 

尧帝去世以后，舜主动避让于南河之南。只是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然后，舜才回到都城正式践天子位。

 

《论语》中孔子又赞美了舜禹二帝：“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篇》）多么伟大啊，舜禹拥有天下，就像与自己无关似的。

 

“不与”有两种解释。一是不亲与政事，无为而治。《王莽传》引孔子此言，颜师古注：“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贤臣，以成其功，而不身亲其事。”历代儒者和注家大多采用这种解释。孟子说：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孟子•滕文公》）

 

尧最大的忧虑是得不到舜，舜最大的忧虑是得不到禹和皋陶。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找到大贤却很难。“为天下得人”是帝王最大的责任，最需要费心的事。尧既得舜，舜既得禹、皋陶，自己就可以无为而治，不用亲与其事了。得人之后，尧舜没必要费心于具体政务，就像不用把心思放在耕种上一样。

 

晋刘寔《崇让论》中说：“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己仰其成，复何与焉！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也。”

 

王充《论衡》说：“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谓舜禹也。舜禹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舜禹承尧之安，尧则天而行，不作功邀名，无为之化自成，故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不与”的另一种解释，意谓与自己无关，形容舜禹不以拥有天下而得意，处之泰然，其心邈然若无预。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舜禹有天下，孟子无权位，都自有可乐，不改其乐，不以天子之位为重。朱熹说：“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两种解释都通，都符合儒家大义。

 

《礼记•表记》记载了孔子对虞舜全方位的赞美：

 

“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为此乎？”

 

《论语》中孔子接着赞美大禹的美德无可挑剔。他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篇》）禹帝，饮食菲薄但致敬鬼神的祭品尽量丰洁，衣服简朴却尽量讲究礼服之美，宫室低矮却尽力兴修水利。对于禹，我是无可挑剔了。

 

禹，姓姒，名文命，史称大禹、帝禹，因是夏后氏首领，又称夏禹。他最卓著的功绩是治理洪水，又划定九州。帝舜在位三十三年，把天子位禅让给禹。十七年以后，舜在南巡中逝世。三年治丧结束，禹避居夏地阳城，让帝位给舜之子商均，但天下的诸侯都去朝见禹。在诸侯的拥戴下，禹正式即位。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

 

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个人生活节约简朴，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孝鬼神，美黻冕，祭祀和典礼庄重大方；尽力沟洫则是勤劳民事、关重民生。大哉禹，大哉上古中华领导人。茅茨土阶更增帝尧的伟大，卑宫陋室更添禹的光荣。

 

朱熹说：“致孝鬼神，谓享祀丰洁。或丰或俭，各适其宜，所以无罅隙之可议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杨氏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夫何间然之有。’”（《四书集注》）

 

尧舜禹之后，商汤汤文武周公都是伟大的圣王，都得到了孔孟和历代圣贤君子的高度赞美。

 

领袖和人民，一大俱大，相辅相成。伟大的人民必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必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在上，必然形成圣贤君子集团。《论语》记载：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篇》）

 

舜有五位贤臣，分别是：禹，稷，契，皋陶，伯益。乱臣十人，乱，又可训为治，治理的意思。乱臣，指治国之臣。十人乱臣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这个南宫适与孔子弟子南宫适不是一人，武王曾命他“散鹿台之财，发鉅桥之粟，以赈贫弱”，另有一名妇女是邑姜，周武王夫人，专管内务。唐虞之际，尧舜之后。唐是尧的封国，虞是舜的封国。斯，代词，指周武王时代。

 

《尚书•太誓》说：“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唐尧虞舜之后，周武王时期是人才最盛的，却也不过十人而已，而且其中有一位还是妇人。孔子之时或之前就有“才难”的说法，孔子乃有“不其然乎”之叹。

 

当然，孔子所叹的人才难得，不是一般性的人才，而是指那种信解仁本、通达治道的大贤。圣王贤臣，形影相附，有圣王必有圣贤集团，君子得位必有君子集团。

东海曾经列举历史上最优秀，并具有代表性的十大儒家群体：尧舜禹集团（可三）、汤伊集团、文武集团、孔子集团、刘秀集团、程朱集团（可二）、王阳明集团、曾国藩集团、康有为集团、熊十力集团。

 

其中刘秀集团最典型。秦后有三个出身儒家的开国帝王，刘秀是其中最优秀的，自小在长安学习《尚书》，东征西战时，常常“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统一天下后，又“数引公卿朗将讲论经理”。刘秀集团也是秦后最优秀的儒家政治集团，其大多数文臣武将，都是富有经学修养的儒者或具儒家气象者。

 

伟大的领袖在上，形成圣贤君子集团，必能建设良好的制度法律，建设起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文明。伟大的领袖在上，官德想不大，民智想不高，社会想不和谐，人民想不福乐，不可能也。

 

人民、国家和领袖是政治三大要素。领袖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民的吉祥福祸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如果暴君昏君在上，必然官吏腐恶，政治无道，社会无明，国家无望，人民苦难无尽。要拨乱反正，要改革政治，建设良制，走出乱世，重建中华，离不开一个真正英明伟大的领导人。

 

当然，伟大领袖不是自封的，不是领导阶级封的，也不出自于一时的民意。在一定时间里，民众可以被愚弄，民意可以被操纵。领袖的伟大扎根于敬天保民的政治道德深处。他有一个根本，以儒为本，即以儒立国，以儒治国。文化以儒为本，才能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宇宙万物以人为本。

 

以儒为本，才能三统并建，建立中华政统，导之以道统，辅之以学统。以儒为本，才能坚持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有望通达春秋大义，弘扬春秋精神，建设一个既有差等又有平等、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和谐社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家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福寿安康，五福临门。

 

篇二

为什么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孟子有句话是最好的说明。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孟子说，要等待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才奋发的，是凡民。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人，也能奋发起来。

 

这句话的重心在后半句，即“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豪杰之士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终究是“待文王而后兴”的凡民，要有伟大领袖出现，才能逐渐站起来。换言之，人民的伟大，有赖于领袖的伟大。

 

能兴起者都是英雄，然英雄有别。梁启超在《英雄与时势》一文中将英雄分为两种，一种是造时势的英雄，一种是为时势所造的英雄。他说：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

 

虽无文王犹兴者，是伟人豪杰大英雄，是造时势的英雄。历史上的圣君贤王和历代儒家王朝的开国君臣，都属于造时势的英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即使能成为英雄，也只能是待文王而后兴、为时势所创造的英雄。没有文王那样的伟大领袖，他们就英雄不起来，伟大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伟大的领袖，就没有伟大的人民，就没有英雄的队伍，即上文所说的圣贤君子集团。

 

没有伟大的领袖，也就没有伟大的制度，好制度。好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暴君昏君和恶势力能够建立起来的。如果制度不良，要改良或重建，离不开领导层和领导人的主导推动。

 

要建设好制度，既要有好文化，也要有好领袖。制度建设是政治大工程，如果好文化是理论图案和施工方案，好领袖就相当于总设计师和工程师。

 

综上所述可见，伟大领袖可以成就三好：好文化，好制度，好队伍。文化、制度、队伍好不好，是衡量领袖好不好、伟不伟大的三大标准。其中文化又最为根本。有了良好的主体文化主导思想，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培养和建设良好的干部队伍。

 

撇开好文化和好领袖，好制度就成了水月镜花，空中楼阁。这是制度决定论者无法跳出的困境。民粹派不仅撇开，而且反对伟大的文化，反对文化和领袖的伟大，为叶公好龙和南辕北辙两个成语作了最好的现实说明。百年来民主追求越追越远，根本原因在此。注意，礼制和民主制都是好制度，然制度品质有高下之别。

 

即使好制度下，领袖仍有优劣之别。如美国，罗斯福、里根较好，克林顿、奥巴马较差。好制度加上好领袖，那是上上之选。所以儒家政治理想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领袖贤能就意味着伟大。在制度不良的情况下，要改良或重建，更离不开好领袖。领袖不良，良制无望。

 

有人担心暴君昏君冒充伟大领袖。只要儒家上升为社会主体文化和政治主导思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因为儒家明辨功夫特高，最有择法之眼和知人之明，对于是非、善恶、正邪、华夷、人禽、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盗贼之别，特别严辨善辨。在儒家社会和儒家文化圈，根本不用担心小人冒充君子、盗贼冒充圣贤。道统在上，明镜高悬，妖魔焉能冒充神佛哉。

 

伟大领袖自有标准。儒家强调正君心，既为君王树立了圣王的伟大榜样，又对君德有崇高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儒家认为，君王德行应是世间最高，君王是必须拥有天爵，能够作民父母，天下归往。《春秋》责备贤者，这里的贤者就包括君臣。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的一切言行举止，包括如何使臣临民，都要遵守礼制。

 

礼制即礼乐制度，包括礼乐刑政，是王道政治的制度模式。礼制首先是用来规范约束包括天子、诸侯在内的领导阶层的。在家天下时代，君王权力特别大，对君王的约束又比较软，也就是对君王的制度制约，硬度、力度和有效性不足。古代出现昏君暴君，背天非礼，礼制往往无奈之何。臣下除了婉劝死谏、辞职而去，只能诉诸于革命或造反。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历史的无奈，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苛责于古人。这个问题可以在未来新礼制中与时俱进地予以解决。新礼制应该汲取西方民主制的优点，将以民为本、主权在民的原则落到制度的实处。领袖非礼缺德，可以依礼裁决。

 

篇三

道德自上而下的影响力、传染力特别大。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为了证明“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的观点，引用了孔子一句话：“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谓道德流行起来，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

 

因此领袖伟大，一切好说，政治不良，可以改良；制度不良，可以重建，至于官德民德，自然上行下效。所以，儒家政治理想的一大要点就是君子在位，德位相称。所以儒家理想中的领袖，必是道德最高。《白虎通》论帝王之德说：

 

“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在称王。”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总，美大称也，时质，故总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故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岩居穴处，衣皮毛，饮泉液，吮露英，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也。号言为帝者何？帝者，谛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钩命决》曰：三皇步，五帝趋，三王驰，五伯骛。”

 

帝王地位最高，道德也应最高。真正的帝王，必须德称其位。帝王的称号，是用来表明功德的。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在称王，皇者煌煌人莫违，王者天下所归往。帝王号令臣下的资格，根源于其道德的高大。

 

“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这样的高标准，对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比较而言，王逊于皇帝，所以说有优劣之别。《太平御览》引《论语摘》说：“帝不先义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义，霸不先正尚武力。”

 

《后汉书·曹褒传》记载，汉章帝诏书中有“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句。李贤在作注时引《孝经钩命决》说：“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宋均解释说：“步谓德隆道用，日月为步；时事弥顺，日月亦骤；勤思不已，日月乃驰。”意谓三皇之时，德行至高，日月如步；五帝之时，时事越顺，日月越快；夏商周时，政事繁杂，日月如驰。“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即指三皇的“步”和五帝的“骤”，道德修养和政治轨道优劣有别。

 

后人又加以补充说：“五霸骛，七雄僵。”春秋五霸奔驰更快，战国七雄，战国七雄则因奔驰太快而倒下了。明代杨慎在《升庵集》中记载，陆九渊说：“三皇垂策，五帝繁手，禹汤驰辕，五霸覂驾，六国摧辀。”三皇垂下马鞭，无为而治；五帝手段繁杂，夏禹商汤驾辕奔驰，五霸快得翻了车，六国连车子都折断了。

 

或问皇帝和总统的区别。我的回答是，皇帝具有道统、民意之双重合法性，总统唯有民意合法性。故皇帝意味着上得天命，下得民意，德位相称，德位双高，总统只是竞选期间民意支持率最高。当然，这里的皇帝是就其原始义而言，非秦始皇所谓的皇帝和秦汉以后的皇帝。

 

《白虎通》又说：

 

“或称天子，或称帝王何？以为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明位号天下至尊之称，以号令臣下也。故《尚书》曰：帝曰谘四岳，王曰裕汝众。”

 

王通天人。相对于上天称天子，表示上承天意，以爵事天，以德配天；相对于臣下称帝王，表示地位至尊，德性最高，号令天下。王接上下，意味着王通天人。所以，只有接受天命的约束，表现出卓越的品德，才配得上天子和帝王的称号。

 

董仲舒认为，王道三通，通天地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乾元涵盖坤元，天道涵盖地道，三通也可以简化为两通，上通天道，上天眷顾，下通人道，人民拥护。正如刘秀即皇帝位时祝文所说：“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帝曰谘四岳”之文见《尚书尧典》，《盘庚》有“格汝众”之语。格、裕形似同韵，或形似而讹，或声近而误。

 

《易纬乾凿度》说：“孔子曰：《易》有君人五号：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兴盛行异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也。”于此可见，天子德行应是世间最高，这才是天子之所以高贵的根本原因。天子必须有天爵，能够作民父母，天下归往。

 

《太平御览》引伏生《大传》：“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王，曲备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诲之也。为之城郭以居之，为之宫室以处之，为庠序之学以教诲之，为之列地制亩以饮食之。故《书》曰：‘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之谓也。”

 

孟子强调“惟仁者宜在高位”，高位包括天子、君主和王公卿相。天子和君主，一为天下领袖，一为国家领袖。孟子说：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下》）

 

孟子指出了“不仁而在高位”的恶果。恶人居了高位，必然罪恶泛滥，不仅良制良法无望而已。陈有西律师说过一句话：“无贤人，无良法。法无足，不自行。”良制良法不可能被一群“一有权就变坏”的“物人”建成和推行的。

 

儒家特别强调德位相称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这就是领头羊效应，领头羊对于羊群有示范作用。领头羊朝那个方向运动，羊群就朝这个方向运动。领袖就是最大的领头羊。

 

君德不高，君心不正，怎么办？在儒家和国民没有“选贤与能”的权利的时代，只能“正君心”，纠正君王的错误，优化君王的德行。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臣子能责难为之事于君，使其勉力而为，就是恭敬；臣子能为君开陈善道，禁闭其邪心，就是尊重；臣子认为吾君不能从善和有为，就是贼臣。

 

责难于君，春秋责备贤者也；陈善闭邪，格君之心、导君于善也；吾君不能，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施仁政行王道，不可教也。可见儒家虽倡忠君，自有特色和特定要求。朱熹集注引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

 

正君心比正民心更关键。用什么去正君心，或者说正君心的工具是什么？答：文化。东海倡导文化决定论，文化对于政治道德、制度品质具有决定性影响。

 

如果说人民、国家、领袖是政治三重心，文化、制度、队伍就是为政三要素。三重心中，人民最重，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与国家是本末关系，与领袖是主客关系。三要素中，文化最关键，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决定着制度的正邪善恶和道德的干部队伍的优劣好坏。

 

不同文化，品质不同。传统诸子和西方百家，其中好的学说，或可培养正人善人，不足以培养圣贤君子。

 

善人在位，可以形成善人团队，建成善政善制，如霸道政治和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和制度，虽善而有限。一般善人善团，是不足以建设王道的。必须圣贤在位，形成君子集团，共同信奉中道，接受道统一元化指导，才能建成超越民主法治而与时偕宜的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

 

反儒社会，善人亦无法上位，遑论君子；民主亦无望建立，遑论礼制。盖这种社会特别反常颠倒，特别逆淘汰，越邪恶越容易成功和上位。因此，反儒就反掉了任何良制良法的立足点。礼制德治固然被扫荡一空，民主法治同样成镜花水月。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特别野蛮邪恶的制度。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不需要好领袖，不需要好文化，只需要好制度。这是不负责任、误国误民的空谈和滥调，仿佛好制度可以越过不良的文化和领袖凭空出现。特此重申：没有好文化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没有好领袖作为总设计师领导施工，好制度永远无法建立和落实。

 

或认为，儒家不应该期待领袖的伟大和伟大领袖的出现，而应该努力于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其实两者并不矛盾。正常的国民都希望领袖德才兼备。选贤与能，贤能就是伟大。圣贤君子上位，就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的出现，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弘儒传道，成己成人，就是为优化土壤、美化环境而努力，为圣贤君子上位和伟大领袖出现创造条件。

 

把暴君当成伟大领袖，与反对领袖伟大，虽有区别，五十步与百步耳。如果制度很好，领袖好不好，确实不那么重要；如果制度恶劣，领袖好不好，伟不伟大，那就至关重要。只有非常优秀、真正伟大的领袖，才具备改良或革命的道德动力和政治能力，从而返中道之本，开王道之新。

 

篇四

儒家倡导圣贤崇拜。圣贤为王就是圣王，故圣人崇拜包括圣王崇拜。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这里的畏不是畏惧而是敬畏，特别尊崇，包涵信仰、崇拜之义。畏圣人之言就要信仰圣经圣言，畏大人就是崇拜圣王。

 

道体流行，是谓天命；天命之性，是谓良知。圣人圆证天命良知，大人是在政治上实践良知。《易经》中合而言之，圣人与大人无异；分言之，作易为圣，实践易理为大人。《周易·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人与圣人道德同级。不同的是，大人有机会成就外王事业的辉煌，道统政统得以合一。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赵岐注：“大人谓君”。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大人是天爵与人爵的统一。《乾凿度》引孔子：“易有君人五号，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史记索隐》引易乾卦向秀注:“圣人在位，谓之大人。”大人就是圣王，最伟大的中华领袖。

 

或谓不能把圣王等同于领袖，没错。君有明君、昏君、暴君之分，王有圣王、霸王、邪王之别，领袖有伟大、伪大、罪大之异。伟大领袖指古今中西的明君，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圣王和齐桓晋文等霸道之主。儒家对霸道之主是有所肯定，对圣王是崇拜。故不能泛泛地讲崇拜伟大领袖，更不允许搞领袖崇拜。

 

圣王崇拜和君王崇拜（领袖崇拜）是两回事。君王若是圣王，得到信仰崇拜，理所当然。君王若是暴君，被诛杀被革命，亦礼所当然。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因此，不是君王必然贤明，而是君王必须贤明，不贤明不配为君临华夏；不是领袖必然伟大，而是领袖必须伟大，不伟大不配领袖中国。

 

领袖能伟大，必有其特征。江湖上流传着一句名言：“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王和霸都可以称为伟大领袖，王最伟大，霸次伟大。他们都有知人之明，能重用优秀乃至伟大的人。

 

这句名言据说出自于曾子之口，其实非也，但这个观点确是儒家的。《韩诗外传·卷五》说：“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以师为佐就是用师，以友为佐就是用友，以隶为佐就是用徒。

 

孟子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上》）汤与伊尹、桓公与管仲就是伟大领袖与帝王师的典范。这里提到了伟大领袖的基本特征：尊德乐道。

一个领袖人物，能够乐在道德之中，尊崇有德之士，拥有不召之臣，想不伟大都不可能也。

 

流行一句话：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英明，人民越愚蠢。其实这里的伟大英明，都应该加个括号。人民渺小是因为领袖伪大，人民愚蠢是因为领袖无明。这句话本身就够蠢，误看盗贼为圣贤，错把毒蛇当真龙，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伟大。

 

篇五

或认为，领袖一词被红毛用过，不宜再用。这无异于作茧自缚。领袖，一喻同类人中之突出者，可为人仪则和表率，二指国家、政治团体和群众组织最高领导人，完全可以视为君王、元首的现代称谓。

 

坏人用过又何妨？清污去染，还其本来面目即可。就像元首一词，纳粹（责在翻译）用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弃而不用。领袖和元首都是中华概念。领袖一词侧重于文化道德领域，元首则侧重于政治。

 

《益稷》最后部分记录了舜和皋陶等君臣欢歌，其词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歌词大意是：大臣高兴，君王奋发，百事就兴旺；君王英明，大臣贤良，诸事就安康；君王杂乱，大臣懈惰，诸事就荒废。歌词强调了君臣德行的重要性。

 

仁者在位，必然英明奋发。

 

西哲说，自由高于民主；东海曰，仁义高于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落实为民主制度。同样，真正的仁义之道，在政治上必然落实为礼乐制度，必然吸收民主自由的精华而超越之。仁者在位，必然实行仁政，建设礼制。

 

怎样才能仁者在位？没有立竿见影的妙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弘扬儒家文化，不断扩大儒家的社会、政治影响。盖儒家即仁义之道，是煽扬仁义之风、培养仁义之士的唯一法门。随着文化道德气候回暖，正人君子逐渐增多，仁者上位的概率就会不断提高。

 

极权主义文化培养不出正人，遑论仁者；极权主义体制内绝无明君，遑论圣王。如果极权体制内出现明君圣王，就意味着极权主义大限将至。因为明君圣王在上，必然形成君子团队，必然尊孔尊儒敬天保民，以推动文化转型和制度革命为己任。固权集权是为了终结极权，忍辱负重是为了扭转乾坤。

 

古往今来绝无坚持极权和维护恶制的明君。坚持极权和维护恶制就是根本的无道，最大的不明。

 

判断一个领袖是否英明伟大，还可以看结果，看这个领袖带来了什么，是政治文明、制度优秀、人民幸福、国家昌盛还是相反。汤武、刘秀、华盛顿们的成功，带来了持之以恒的盛世，这是他们英明伟大最好的证明。

 

如果革命或统一成功，接着而来是政治更加野蛮，社会更加黑暗，人民更加苦难深重，那就说明领袖非正人非善类。例如，秦始皇、希特勒、列宁们就非善类，一些饱受赞美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曼德拉们，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非正人也，遑论君子。关于孙中山，我有《别太抬举孙中山》一文详论，兹不赘。

 

关于曼德拉，东海去年曾有微论：曼德拉神话可以休矣。以中道和中华标准衡量，此君最多只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善人，善而不正，不明正理正义。故其当政后，南非政治、经济、健康、教育不进反退，社会更加衰败，可见其人为政无方，治国无术，完全配不上南非和世界给他的荣誉和赞扬。2018-7-29

首发于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