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极权专制，超越开明专制----专制微论

余东海

【专制】专制可分为良性恶性两种模式。都是家天下专制，法家专制为恶性，古典极权专制；儒家专制为良性，古典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有一个基本特征：道统高于政统，天爵高于人爵。天子权位最高，仍是人爵，天子一爵。因此，天子至少面对道统和儒学的时候，多少要保持一份谦卑感。专制度高到朱元璋及雍正、乾隆的程度，也不敢另搞一套朱元璋主义和雍正思想、乾隆理论出来。其次，道统在上，导出来的礼制，对领导集团和官员群体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儒学中充沛的道德精神和伟大的政治正义，也会产生一定的熏陶教化作用。对这两种作用，家天下君主制虽然有所抑制，难以完全消除。故吾一再强调，要将儒家专制和法家专制严格区别开来，儒家传统君主制虽无现代合法性，不乏历史合法性。

【专制】钱穆在其文章著作中多次否定秦以后政治为君主专制。他在《文化与教育》中说：“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东海曰：君主一统的政府，就是君主专制。只不过，专制有善恶之别，即良性与恶性、开明与野蛮之别。儒家的君主专制为开明专制，当然非“黑暗的政体”。既不能因为其专制就否定其开明性，也不能因为其开明就否定其专制性。对于儒家传统君主制，诬蔑抹黑固然不可，粉饰美化却也不宜。这是一条东海律：家天下与专制可以划等号。家天下君主制而非专制，莫须有，吾未之见也。注意，君主立宪制和虚君共和制，皆非家天下。

【专制】钱穆说：“中国传统政体中，礼部之科举，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国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更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节限。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政府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帝王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这些话不错，揭示了传统政体的开明面，但钱穆忽略了其专制性。最大的问题有三：其一、君权缺乏刚性制约，一旦遇上昏庸残暴之君，制度就可能形同虚设，儒家除了死谏，几乎无能为力；二、权力交接易出问题，父子兄弟为此不断上演人伦悲剧；三、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发生宦官、外戚、权臣、宗室专权现象。只要是家天下，上述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专制】儒生论人论政论事论史，都应该老老实实。对儒式家天下，完全否定和刻意美化，都是论史不老实。老实的态度有二，首先要承认其历史的合法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儒式家天下既合理又合礼，可称为小康王道。孔子既“祖述尧舜”又“宪章文武”，周文王武王实践的就是小康王道。《礼运》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其次，对于历史上的儒式家天下，不能刻意美化和高度赞誉。它虽然具有开明性，毕竟具有专制性，不能将其等同于公天下，不能肯定其现实和未来的合法性。小康王道一去不复返矣，未来中国，只能是、必须是公天下。反对极权专制，超越开明专制，追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新王道，吾儒有责焉。

【专制】民主和专制，作为手段和作风，具有互补性。民主制度不乏专制手段，专制制度也有民主作风。儒式专制体系中，颇多分权制衡和民主决策。即使秦廷马廷，也非完全独裁。马廷甚至常常让权，将行政权、司法权部分出让和下放给民众，所谓大民主是也。但是，请注意，但是，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和专制本质大异。西方民主制虽与上古公天下有别，但制度品质远高于家天下，更高于党天下，可称为西式公天下。论及传统礼制的时候，要避免两个倾向：一是过度贬低，将儒式君主制等同于法家君主制，斥之为极权主义，黑暗专制；二是过度美化，模糊开明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区别，甚至模糊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区别。

【史眼】看历史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两个尊重：一、要尊重历史的局限性，不能用某些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古代，更不能以现代科技文明去否定古代政治文明；二、要尊重历史的整体性，文明和野蛮具有相对性，历史是文明和野蛮的拉锯战，不能专挑野蛮面或文明面。如果专挑野蛮面，再好的时代如宋朝，也会一团漆黑；如果专挑文明面，再坏的时代如暴秦，也可充满魅力。

【史眼】专制有极权和开明之别。夏商周汉唐宋作为家天下，其制度都属于小康礼制，即良性、开明专制。儒家礼制必有开明性，必无极权性。极权主义的恶性专制必然非礼，如暴秦的君主制，洪杨帮的教主制，为古典极权；苏俄的党主制，为现代极权，都是极端非礼的，与儒家格格不入。

【史眼】爱鸥群友说，在家天下时代，“明君倾向于儒家，暴君则是法家”云。此言不错。在政治上，儒家倡导仁政礼制，是民本位的开明专制；法家主张暴政恶法，是君本位的极权专制。故同为家天下，性质大不同。在家天下时代，儒家民本原则难以完全落实到制度中去，但对政治道德和制度仍然具有相当的导良作用。自古以来，暴君必然反儒，或名尊实反，虽未公开反对，行为背儒而驰，如隋炀帝；或名实俱反，如嬴洪蟊。

【秦制】秦制秦政秦法，同中有异。秦政是暴政，秦法是恶法，秦制须析而言之。秦制包括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其集权制是君本位君主制，古典极权主义制度，当然是恶性的，郡县制则可取。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秦始皇》中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罢侯置守的制度基础就是郡县制。郡县制虽然在先秦已经出现，但到了暴秦才全面推行，故亦可称秦制。

【儒家】秦晖教授指出：“现在很多声称是儒家的人实际上是伪儒”云，刚严犀利，深得我心。他说：“怎样算是儒家？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不错，但仅此不足以定义儒家，正善之士自由派同样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儒者必须是仁者即仁本主义者，政治上坚持民本原则和王道大义。批判现实，反对秦制，儒之本分，义所当为。

【补充】賦詮群友言：“善法、善制、善政，釋放人性善；惡法、惡制、惡政，激發人性惡。”东海曰：善制善法善政，有赖于良好的意识形态。例如，礼乐制度有赖于儒家文化，民主制度有赖于自由主义。同样，惡制惡法惡政，背后是邪恶的意识形态。秦制秦法背后是法家思想，马制马法背后是马列主义。这一点都不明白，就不要以文化人和思想者自诩了。

【答客】牧猪人厅友言：“根本就不是去马的问题，现在马只是块招牌，嘴上讲而已。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秦制专制”云。东海答：文化政治眼光双盲的话。无论动机如何，都是为马开脱。现中国马学占据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地位，政党是马帮，道路是马路，制度是马制，法律是马法，教育是马家教育。国家一切姓马，都是马学的产物。至于马制与秦制，一为现代极权主义，一为古代极权主义，都是恶性专制，思想精神相通，但两者各有各的制度模式和指导思想，法家学说不需要为马制负责也。

【答客】在野厅友言：“汉唐宋既不是民主国度，也不是专制国度，是准中道或曰次中道国度。三代是中道国度社会。所谓家天下仅限于政权模式，不宜简单以家天下或封建概括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东海答：这段话有问题，简言两点。其一、应分清道德概念和政治概念。中道是文化道德概念，开出来的王道是政治概念。尧舜禹是古典大同王道，夏商周汉唐宋是小康王道，亦可称为家天下王道。只要实行王道，无论大同小康，都是中国。二、自尧舜禹之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夏商周家天下，是孔子亲定。汉唐宋元明清，自然都是家天下，都是儒式开明专制。宗教信仰自由、皇权不下县、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地方有一定自主权等等，都是开明的表现，但无改于君主专制的本质。

【答客】一介儒厅友问：“尧舜之公天下为大禹之后的家天下取代，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落后？”东海答：虽然是一种退步，但这种从大同到小康的退步，为儒家所认可，为历史大进步所不可或缺。人类历史从原始性的公天下到终极性的未来公天下之间，必有一段相当漫长的家天下过程，就像个人从孩童到成年应有一段监护期一样。孩童和圣贤都是赤子之心，前者必退，后者不退；古典大同和未来大同相似，前者必退为家天下，后者不退，作为地球文明的峰巅，将是星球文明的基础和开端。

【击蒙】常有人问：儒家文化有什么正面作用？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三昧性，不值得回答。因不忍见一些友人和正义人士糊涂一辈子，简答如下：儒家文化作用大矣哉，都是正面的。最大的作用有二：一、培养了无数圣贤君子豪杰之士；二、缔造了数千年传统中华文明的伟大辉煌。当然，如果一定要以虚无主义的眼光看历史，以“中国皇权专制独裁暴政几千年”否认传统文明，把历史看成一团漆黑，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击蒙】“儒家文化是皇权的附庸”的观点完全不成立。历代儒家王朝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特征：道统高于政统，即意味着儒家文化高于皇权。儒家王朝所有皇帝都要尊崇道统，再怎么“伟大”，不敢在儒家之外另搞一套。明太祖对孟子意见很大，不甘屈从，但也只是删孟，不是另搞什么明太祖思想。个别皇帝狂妄僭越，认为自己有资格充当道统传人，试图代表道统，如雍正，但也并非在思想文化上另搞一套，而是表现为特别尊孔，认为孔子比帝王更值得尊崇。乾隆不仅拜谒孔子，还对孔子行二跪六拜之礼。与其说儒家文化附庸皇权，毋宁说历代皇权附庸儒家文化。附庸风雅，即使不诚，也比赤裸裸地附庸邪恶、赤裸裸的男盗女娼好得多。一定要说是利用，历代皇权在利用儒家文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制约，不得不将儒家道德落实到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等等领域中去。尽管各有各的历史局限，但只要是儒家王朝，就有一定的文明性正义性，原因在此。如果摆脱各种历史性局限，超越传统皇权，开启公天下的制度平台，儒家政治、中华文明的辉煌将不可限量。2023-6-23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6282023509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