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湖南精英于中国的作用
（一）
百七十年来中国，一直深陷古老文明要不要转型、如何转型的激烈争辩中乃至血腥搏杀中。前一百年，生活整体上虽悲亦壮。纵然国势常凶危，终究文明仍有救。盖因民间精神支柱未倒，再生活力不断涌现。后七十年，惟见悲惨。作为文明泉眼的知识阶层，自身不敢恭维处便多多，遭共产党铁掌打断脊椎后，便惟见可怜可悲，于是举国惟党才配思想，实为领袖才配有脑袋，终于演化成为今天的生活信念、基本价值大崩盘。国仍是国，民已不民。
作为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几代湖南精英，相当时间内主演了这页历史，乃不争的事实。他们多少年的痛苦选择，不屈抗争，不期换来这般局面，功耶，罪乎？不堪回首，发人深思。
大体上讲，湖南精英参与及至主演了三波文明再造运动。其代表性人物分别是曾国藩、黄兴、毛泽东。
（二）
先说曾国藩。
曾国藩的历史作用主要不在显性地扑灭了一场农民造反，挽救了满清朝廷于既倒，进而倡导了洋务，主要在于隐形地阻止了一个邪教运动的全面得势。当时，无论有无太平天国运动，清皇朝的没落与洋务的兴起，都不可逆，犹如严冬渐去，春风不可违一样。尽管时间上、规模上、程度上会有相当不同。太平天国运动却是一款打着受压迫者旗号的新病毒，它若全面得势，于中国将是比旧皇朝更丑陋的新祸害。
一百年后红朝历史印证了这一点。相当长时间内，它得到很多精英的理解支持，得到大多数贫苦民众拥护，俨然圣朝天降。它在中国全面得势，不是偶然的。这个太平天国第二，好运气当然与苏联靠山紧密相关，主要还是合水土。然而它一得势，便尽显狰狞，竟以疯狂吃人为乐。看来，它不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之地，不会罢休。退一万步，即使由得它三五十年后改恶从善，只恐大半个中国也将被它糟蹋得不能居住。
所以，需要从这个角度看待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历史人物的动机与效果，两者皆重要，效果尤其重要。
不过，动机若跟不上时代，形成的歪打正着的效果也是不能持久的。这正是曾国藩的情况，也是他那一代湖南精英的情况，固然后者里面不宜一慨而论。曾国藩洞见到了拜上帝会的荒唐，天国的荒谬，却抵死不敢面对皇权与理学违反自然律，本身就是供邪教成长的温床。因为皇国与天国的关系，不是正与邪的关系，而是谁更罪大、谁更恶极的关系。皇国当然常有秉公办事、怀柔民生的时候，前提乃是任何情况下小民不可平视天颜，纵然遍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是小民的命，是前世作孽的结果。同理，天国何尝不存让卑贱者感觉温暖的一面，要害是信教者从此只能是木头，活着就是为教主教义燃烧而发光，仅仅对质疑的惩罚就极其残忍。
这就决定了曾氏等人的忧国忧民，终必走向自以为是，一厢情愿，事与愿违。苛求那个时代不识大西洋为何物的曾氏应有潘恩的眼界与情怀，不免强人所难。不过，既为儒门弟子，他和他那一代人也不可能不识得“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所以，认为曾氏等人只能在现体制下多做点实事才是正道，多是托词，主要还是既得利益不能放弃的问题。进一步说，需要理解他们是一回事，为尊者讳又是一回事。今日中共体制内的精英，基本上玩的是同一套路，如此而已。
曾国藩另一历史作用，是通过自身的意志力与业绩，首先为湖南读书人开了英雄风气，影响了几代湖南精英向命运抗争，直至敢为天下先。此种风气今天已走向式微，已败于也一定会败于资本的力量，毕竟人性仍脆弱，不会分西东。但其惯力与冲力仍不可小觑，例如此次上海对独裁者画像的泼墨事件。从常理上讲，这号事件似应由东北女子所为，因为今日东北人远甚南方人活得憋闷，但是东北女子出不了董瑶琼，湖南女子却出得了董瑶琼。
（三）
次说黄兴。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如今已为多数中国人漠视，除了市侩风气日盛之外，一个极重要原因是这场革命被中共利用与扭曲，加上尔后国民党的不成器，使得它深刻的历史意义被稀释在谎言叙事的现实中。近三十年，种种告别革命、推崇君主立宪的声音不绝于缕，无疑是反思的结果。从一个方面看，反思很必要，突出如反思中共这页历史，乃是对后代的负责任。从另一个方面看，反思的眼界不免近视也显而易见。形象地说，癌细胞于人乃生来具有，但不是每个人一定患癌。同时，癌症分早期、中期、晚期，还有免疫力不同的问题。医德医术对待不同情况，疗治方案自不能相同。这道理一样适应世界文明演进。今天的民主国家可以也应该倡导和理非，乃因它们新的生活困境反映的是皮肤病，不再是癌细胞大扩散。十九世纪前，和理非能够帮助它们的文明转型吗？更不去说用和理非感化尔后的轴心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可曾有过《大宪章》？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下能够出来独立的高等法院？还有，从商业开埠的上海到改革前沿的深圳，可曾有过立志创建一块净土的成群清教徒？不可以只谈一个方面不谈另一方面？
实际，中国自陈胜到毛泽东，除却辛亥革命，余则皆不是现代意义的革命，争权夺利而已。视它们为革命，乃心虚的中共为了服务于自我标榜，是御用文人和愚民的随声附和。其实，是否革命很容易区分，关键是公权力是否由民所享。当然，革命不可能摆脱时代的阴影，自身必有短板，鉴于生活的复杂性，情感宣泄的测不准，后来的革命者务必吸取先驱的教训，当主要目标达到，便要适可而止，倾力打造纠错机制。
辛亥革命之所以伟大，在于目的是争取国体、政体、民生、民权的新纪元。她引进的自由民主新理念可贵之处不是什么理念深刻，而是新的纠错机制可望切实建立，可望把“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落到实处。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当皇朝皇权被推翻，它做到了该妥协就妥协，终归未对皇朝遗族“除恶务尽”，较之英、法革命也算是一种和理非吧，也就避免了极端行为蔓延后势必引发大面积的玉石俱焚。不复这个良好开局，很难想象袁世凯复辟帝制很快就黯然下台。一百年后，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居然效法毛泽东事实上复辟帝制，却未引发大反弹，离不开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已在中国所剩无几，庙堂上衮衮诸公，基本上是蛇行鼠奔之辈，哪里去觅黄兴？没了黄兴，也就没了蔡锷。
认为黄兴精神影响了蔡锷，并不夸张。时人把孙文视为辛亥革命旗帜，作为辛亥革命最大功勋者的黄兴仍竭诚拥戴民国，见证了黄兴精神、人格的不凡。辛亥革命需要巨人，还真出来了巨人。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假如黄兴成为旗帜，假如苍天为黄兴、蔡锷延寿一纪，民国历史多半要改写。因为有几点显而易见：孙文当然不容易，身上的专权潜质亦是事实。他的二次革命是否启迪了尔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不好说，但妨碍了各省独立和南北分治通向邦联制的可能。大一统皇国理念和大一统民国理念，皆非中国的福音书。联俄容共反映的更多是领袖意志与急功近利，引狼入室的恶果一经铸下便无可挽回。“反帝反封建”追求的既是“大一统中国”，无形中便为理顺内外关系又横生枝节，且不去说这个“封建”更多是牛唇不对马嘴。偏偏黄兴精神虽在江南大地开花，尚未结果便因天命不予而凋零。这样的氛围当然会影响尔后的国民党，半个强人的蒋介石既不可修正孙文旗帜，自身识见并非无欠缺，不久又逢苏俄、日本、中共三方夹攻，保卫民国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历史既不能假设，黄兴几成历史天空流星，也就不奇怪了。中华不幸，徒呼奈何。但是，黄兴不是常见的流星。这颗星辰曾经其大如斗，光芒夺目。只要中国未能完成民主转型，辛亥革命的意义就不会过时，黄兴的人格、精神就仍将激励后来人。
（四）
再说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与尔后的毛泽东，就反传统、反社会的叛逆性格来讲，毕生是同一个人。就对世界的见解，醉心于超级权势与名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把所有人当工具而言，又有相当区别。之所以如此，无疑与他走的道路密切相关。一个人步入社会后或上山或下海，方向不相同，言行也会要不相同。他后来造就了非同寻常的时势，但是时势先造就了他。
似可以说，毛泽东原可能走上另一条路。他自己后来并不讳言，他若生在美国，也会是另一个人。此非他原话，大意如此。因为他确有天才，生性不甘平庸，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仅仅一个思想灵感的火花，便可能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他早年写的诸多评论文章，至少见不着陈腐的八股腔调。突出如他大胆发出的湖南应独立建国之说，其中既有天才灵感，又有独到的超前眼光。看来，他不但受到了民初各省独立、又不撕裂中华大框架的影响，而且注意到了秦以前列国相争和秦以后大一统天下的各自利与弊。固然，叛逆性格肯定支持了他的大胆言论，但也不应视此为出人头地而故作惊人之语。
今天来看毛泽东的湖南应独立建国之说，跳出政治话语浑水，虽很不现实，也应有合乎自然律的、合乎文明需要与时俱进的一面。很简单，文明发展需要纵向扩权，越庞大越复杂的社会生产分工越需要横向分权。今天，这已经是常识。
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的理念无论根植于浪漫主义情怀或现实主义理性，二十世纪的中国注定了此路不通，尤其他投身共产事业以后。他需要一个有着大发展前景的强力组织，利用这块平台才能施展抱负。他相中共产党，马列学说固然对他的胃口，主因还是苏俄那个庞然大物展现的力量与天堂远景。尔后他在井冈山，既然志向不是做山大王，也就不能再考虑下共产党这条船，哪怕内心里瞧不起由几个小资弄权的上海党中央。终于夺得政权，他原以为从此可以与天公比高，结果仍是此路不通。他不屑于赫鲁晓夫，却无力阻挡东欧共产党领袖朝拜莫斯科。他不相信他的天才只适合搞铁血政治，直到经济上一败涂地才放弃此念。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他那不信邪的气质是个极重要的因素，本意是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他已爱恨交加的党和政府，从而影响世界，其他皆是次生问题，不成想并斗不过自然律，也斗不过共产党。当他发现他已被党国绑架，为时已晚。此非他的初衷，需要指出这一点。
毛泽东的邪恶，在于他比前人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更上了一层楼。这样的思维与价值观，用于对付个别政敌，或许说得过去。毕竟，是苏共教会了中共“除恶务尽”，毛泽东非始作俑者，还曾吃过苦头。但用于对待嗷嗷待哺又手无寸铁的众生，就成了反人性反人类。事实上，他对几亿人的悲苦，对中国大地上的累累白骨与数不清冤魂，是知情的。似不能说他从未萌发自责之念，但事实是他仍一意孤行。
不止如此，如果说中共自成立就是悲剧和闹剧，不应都归罪于毛泽东，那么红朝走到今天，毛泽东怎么说都是元凶。它们已成一体，无从拆解。他打造了红朝，迫使红朝把他捧上云端，红朝又绑架了他，不容他再起炉灶。他主导了红朝罪孽深重，罪孽深重的红朝没了退路，当然要利用他这个钟馗来把门。这就是中共从建政到今天的党史。因此，对他盖棺论定，需要待到红朝也埋入坟墓。因为红朝的罪孽还没有完，追责的工作就还要继续。这也是共产党一直生产毛粉的时代背景。
（五）
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皆已成为故事，但影响仍在，我们从他们身上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话题不得不从文化上谈谈。
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历史上并无多大亮色。截止十九世纪初，它像其他省份一样，人文精神整体上处于冬眠状态，任由礼教唱着催眠曲。西风使它睁开了惺忪睡眼，靠了境内有条湘江，可以从洞庭湖进入长江再进入大海，但初期西风影响也就限于岳阳、长沙、湘潭、衡阳几个江边城市。然而，三湘精英一个个爆发了荒洪之力，以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一官场滑头的谀辞，竟成了文人绝句。对此奇观，后人通常解释是湖南人杰地灵，惟楚有才。不能说这般解释尽属捧词，但多属情感励志语言也显而易见，因为解释不了此前两千来年何以湖南人无突出表现。
其实这要从华夏文明整体质量变化上找答案。本来，文明就是一个生命运动，无非综合了无数智慧生命的努力形成的一场超级运动而已。既为生命运动，兴衰荣辱无可避免。兴，是好事，衰，长远看也是好事。惟其如此，才能形成推陈出新、通过新一轮融合、整合而再生、新生的姹紫嫣红景观。不幸，这些本为常识性命题，被世人根据不同的私心私欲特别强权意志弄得神秘兮兮，不得妄议。以致今日中国，谁要说中国旧文明衰亡是好事，哪怕你赶紧补上一句凤凰再生，你仍逃不脱千夫所指之局面。
但是，强权可以严令小民不得妄议，却做不到强令时间不得流转。一千年后，三千年后，又会是什么世界呢？为什么就不能从人本角度看待文明演化呢？
概略地说，秦汉以来，湖南就成了历代汉人朝廷的当然属地，却又向来为“中国”所蔑视。乃因中原文化才是“中国”正统，楚文化为“南蛮”之地的产物。中原文化既把楚文化打败，优越性便油然而生。然而，中原文化固然打败了楚文化，但从未彻底征服楚文化。于是，楚文化留存的野性，由此野性思维野性审美释放的不安分活力，得以在民间顽强地存活下来。湖南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帮助了“十里不同音”的独特景观，多数情况下它分明是劣势，特定条件下却能转化为优势。犹如十五世纪前的英伦三岛在欧洲常为大陆所不屑，十七世纪后却成为欧洲的皇冠一样。另者，湖南人普遍具有的“霸蛮”性格，任凭改朝换代鲜少改观。此三者相加，特征愈发明显。事实上就在半个世纪前，中原地区很多人仍视湖南人为“蛮子”，虽未必就是恶意，从中也折射了文化差异的岁月久远。
其实哪一个文化没有一个演化过程呢？中原文化的优越性、自大性、封闭性、排外性，皆是汉朝以后的事儿，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劳。以前的“百家争鸣”时期，无所谓“中原”、“中国”之风气。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二妃泪洒斑竹，投湘水殉情。似此悲壮、凄美的神话，并不见地域上厚此薄彼之意，反映的是开放、多元、包容、大度的情怀与风尚。春秋“五霸”的历史尤具说服力：谁都可以做天下霸主，只要你有这个人望与国力。
楚文化被中原文化打败，当然首先是大一统专制政治原因。皇朝需要儒学的尊卑贵贱各守本分来维系三纲，得势的儒学升格为国教后，洋洋得意也属人之常情。渐渐政教合一不容撼动后，不同地区及文化也就有了三六九等之分。认为儒学与儒教不再是一回事，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不是一回事，日益退化、堕落的儒教文化严重拖累了华夏文明的整合与提升，非愤青之言，实乃大一统、一元化之顽症。
不过，长达两千年内楚文化较之中原文化，未能发展出自身坚持上下求索精神、蔑视条条框框的优势一面，也应是它需要臣服中原正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那样的时代，国体、政体的稳定及文化一元化，都有助于生产发展与民生。因为已成就大一统，便如生米成了熟饭，不可以随意把饭倒掉从头来。然而，臣服不等于口服心也服。皇国维系秩序可以靠军队弹压“刁民”，正统文化要使天下归心，自身少不得能常出创意，尤其盛气凌人要不得。否则，一旦所谓的正统暴露出大短板，招来怀疑、不满、嘲笑乃至不屑和抵制，便在所难免。
正统文化的全盛时期堪称唐宋两朝，精美的唐诗宋词反映了这一点，但也反映了它的原动力开始不足。突出表现为阳刚之气渐少，追求形式美压倒了追求内容实。例如七律、五律的格调要求，并不利于想象力的奔放和语言的创新，“自我审查”的阴影随处可见。生活应该欢迎常修剪的盆景，但文明更需要纵情生长的参天大树，宋明以后，以儒教为主的中原文化更重礼数，鄙视“异端”，扼杀创意，乃不争的事实。这样的情况限于一个朝代，尤其战乱岁月，敏感的读书人并不难理解。但若每个朝代如此，官家仍只知大吹大擂，特别无力抵抗强势文明的挑战，乱子必然出现。实际，就有形的国力而言，中国确乎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就无形的文明精、气、神和典章制度而言，落后的原因早已铸成，偏偏它们才是文明之源。统治阶级不敢面对这一点，敏感的读书人却有可能对此心知肚明。正是天朝彻底现出了纸老虎原形，强烈地刺激了湖湘子弟。既然华夏文明到了必须脱胎换骨阶段，湖南不可能搬出中国而生存，在霸蛮性格引发的顽强意志力助推下，天性不安于现状的湖南精英不惜冲天一怒和奋力相搏，实在情理之中。而他们迸放的才情和爆发的洪荒之力，不外乎潜伏在血液里楚文化的野性与活力大发酵。此种文化差异形成的差之毫厘，千百年未曾觅着突破口，如今觅着了突破口，很快便演绎成了失之千里。
专制统治阶层以及正统文化卫道士自不会探究这一切，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思维。不能不说，早期的中共有人看见了这一点。引入马列学说，确有用新见解更新传统之意。然而，路子并不新鲜，拜上帝会就曾走过。若时间往上溯，还有王安石的众多“破旧立新”之举，王莽“新政”的让人眼花缭乱。重要的是新见解到底有无创意，能否经受推敲和检验，特别是有无权力制衡下的纠错机制。中共党天下是不要权力制衡的，于是一应创意皆为垃圾。每发一次臭，便喷一层香水。尽管如此，早期共产党头目都看得明白的某些事理，不乏民运人士今天仍看不明白。他们鼓吹回归传统，不过是把中共的用错误反错误，用罪恶反罪恶，再倒转回来。
进一步说，中国民主转型之路如此艰辛，与国人认识有重大关系。这样的认识，中了中共下怀还是次要的，主要是路子不通后，人心更加茫然失措。由中共主导的已历时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发展是国人混世的精致小聪明，能凝聚成群体性奋进力量的精、气、神愈来愈稀缺。一切深层次的问题皆被物理建筑上的一时风采所掩盖，文明造血功能再度衰竭。青山基本存在，绿水日见稀缺。聪明反被聪明误。十几亿人实际在靠世界经济、资源的输血过日子，庙堂却鼓励无良者忘恩负义，又严令不得妄议，可怕莫过如此。两相比较，先前湖南人文景观的那种近乎野性审美，竟然仍旧如此可贵。
（六）
抚今追昔：曾国藩用反动扑灭了反动，结论仍只能是反动。黄兴了不起，不愧湖南人骄傲，奈何独木不能擎天，后继乏人反映了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反映了这块土地的积弊何其深重。毛泽东就不再说了，自上井冈山，他的情感与眼光便由湖南扩充为中国和世界。本来属于正道，偏偏他丢掉了民主精华，钟情于专制糟粕。关于卷入共产党的众多湖南精英，事实上撑起了红朝大厦。他们可曾预见这个山寨共和国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只恐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他们也不曾暗忖这一点。这不可能是他们那浓烈家国情怀的初衷，但大错铸下，该担责就得担责。实际，多数时间内他们都沉浸在优越感之中，何曾集体反省自身的严重缺陷？他们只能是另类教员，因为，还有一个已成更大祸害的“红二代”问题，他们脱不了干系。相当程度上，说中国坑了湖南，湖南又害了中国，皆有依据。
但即便如此，中共里面少量湖南精英在自己的良知范围内，敢于纠错的道德勇气仍旧表现了鲜明特点。彭德怀在庐山的冲天一怒，只有他做到了，已是公论。胡耀邦为千百万人昭雪冤假错案及替阶级敌人摘帽，也只有他义无反顾做到了，一样成了公论。这情况若能持续三十年，由湖南精英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和山寨共和国，并非毫无可能。无奈历史不能假设，那样的可能本来就很小，庙堂上又不再是湖南人时代。
庙堂上不能再是湖南人时代，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从此庙堂上不能有湖南人，而是不能再有彭德怀、胡耀邦这样的湖南人，否则，作为中国皇权宠儿和败家子的红朝很快就会翻船。那位大骂“胡乱邦”的农民副总理尚且看见了这一点，遑论从绞肉机逃生的陈云、邓小平。让一个又一个明显的又横又蠢的“阿二”做政经掌门，又一次暴露了这个党不要底线。至于时不时翻出彭德怀、胡耀邦做点文章，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要消费他们的剩余价值。关于朱镕基的入阁拜相，当然才情堪用，前提却是此君的心甘情愿被招安，交了投名状。
（七）
六四后红朝权力走向就是建立在上述这个基础上。
实际，此基础上的继续改革开放，就是再换个统治方式，当然仍属于向前看，却与正义概念全不相干。它有可能带来效益，果然，入世给了它好运气。但即便如此，它更可能带来大灾难。一般来说，无论古代皇朝，还是现代威权政体，改革都属于无奈选择。一旦缓过气来便要刹车。之所以如此，在于不这样做就会突破现存秩序底线。此底线有两个面，一面是理所当然要捍卫当权派既得利益，另一面是防止动摇生活根基，即冲击、颠覆各行业的职业道德，尤其友情、爱情、亲情。前者出自本能，居庙堂者皆一样。后者是为了保卫文明的原气，因为要想日后有柴烧，还需要留得青山在。关于此种生活的复杂性，不是党文化下的顽固派和改革派说得明白的。
中共是怎么干的呢？它早就停了改革，同时又须深化改革。它只能如此：要么你们让我活得更滋润，要么我死之前大家都别活。因为它停了改革，是不愿上虎背。它自己也闹不懂怎么跨上虎背的，所以又要改革。这就是今日中国多数红二代、官二代的真实心态。否则，无从解释三十年的纷纷怪象。
中国事已至此，令人不禁欲哭无泪。古老文明早因政教合一体制与盲目自大文化而盛极而衰，造血功能每况愈下。湖南地方文化本不具先进性，却孕育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奇观，见证的是性格管涌的能量。但是管涌可使旧堤坝崩塌，却无重建新堤坝之力，异化成了共工怒触不周山，从此天柱断，四维折。共产党成功地山寨了“新中国”，既是中国旧文化之劫数也，也是世界三百年里恶性竞争的产物。湖南精英贡献了热血，又饮鸩止渴和助纣为虐，今日与今后不可不察。百年成了白忙，所幸火种仍在。春天不是杜鹃啼血唤得来的，文明的新生，还是要靠全国多数人的抗争。今天，国人仍需要知行合一，但行已比知更重要。需要肯定几代湖南精英的抗争勇气，理由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