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发生在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圆桌会议与中国学运的最大区别就是，占波兰人口三分之一的团结工会是一个由社会各阶层精英分子、具有基督信仰的普通民众组成的一个组织，他们利用他们的政治力量迫使执政党与之对话，最终促成自由选举。而89六四运动中，学生的政治力量是很小的，而且全国也并未有波兰团结工会那种组织努力参与政治活动，学运也根本不是以民主为主要诉求，因为他们至始至终都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哪怕是戒严最后暴力清场之时，他们都还认为“人民军队不会朝人民开枪”，即意味着认为自己作为人民还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者，而没有意识到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要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参与民主政治，根本就不应该对统治者的统治机器有任何幻想（肯特大学事件中美国政府在宣布戒严后枪杀示威学生时，即体现了这一点。）而军队在戒严之初的忍耐克制，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人民军队，怎么能对自己名义上的主权者即人民开枪呢？只是最后在军令逼迫、复杂情势的引发下才最后开了枪。

中国知识分子未能教导好89那一代有理想有激情的学生，未能把民主政治的精髓传播给中国社会，全国人民包括学生基本上还是持着“反贪官不反皇帝”（即共产党领导）的思路，但这也不是知识分子的错，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根本不具备领导全国民主力量的能力，全国也根本没有团结工会这样相当的民主力量可供他们领导，中国社会也丝毫不具备民主政治的条件。（所有民主党派都是花瓶。）89学运只是一次被统治者不甘压迫和统治的大型抗议活动，其中的民主权利诉求，例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新闻自由等等，完全不具备客观条件，（即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进行博弈，几乎没有几个政治人物能够有西方民主政治意识，等等。）倒像是一次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跪求开恩，希望他们赐予其毫无现实基础的某些权利。当然，当时的情况，学生能做的最好的也许就是那样了，我们对学生不能事后苛求，只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有理性的历史评论，否则就失去了反思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学生也当成知识分子，（说句实在的，读了大学还没有民主政治意识、法治的意识，本来就是一个根本不注重民主法治的社会的教育体系必然之失败。）但是学生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算得上知识分子了（intellectual就是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并非要著作等身才够资格。）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有极大责任的。在西方，18岁以上的，都是成年人了，而在中国，我们基本上还把他们当孩子，child，在西方用child来称呼一个18岁以上的人，基本上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但在中国，他们就是孩子，他们也把自己当孩子，所以才会以绝食自残来逼迫“父母”，以法不责众的大规模抗议来追求“自由”，让全国几乎陷入文革那样的无政府状态。而不去考虑超越边界的自由根本就不是自由，违反成文法的行为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受到制裁，超出现有体制范围的政治诉求，哪怕是在别的国家理所当然的，都是一种天真的梦想。

当然，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条件下的必然，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超越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当时波兰的情况与中国截然不同，要求他们做到团结工会所取得的成就，显然是生搬硬套的。但35年过去了，我还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在做着20世纪的梦，说着20世纪甚至19世纪的话语，没有清醒地认识中国当前复杂而新颖的局面，不敢接受新的挑战而试图一劳永逸的把责任全部推给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好像有了共产党作为替罪羊，知识分子就可以表明自己的无辜、清白、高尚一样。也好像没有了共产党，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一样。不是这样的，中国目前的局面，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甚至是世界的责任，共产党政府不是从天上掉到中国大地上的，也不可能说从中国社会中抹掉就抹掉。中国的今天是历史的结晶，是所有中国人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西方资本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也丝毫脱不开干系。中国的将来，也不仅仅取决于共产党如何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局限、持续发展理论之不足、统治合法性之历史验证，也同时取决于作为时代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如何与这种前所未见的统治者互动、如何引导民众的心理趋向、如何高瞻远瞩地为中华民族的远景进行规划、如何为现在的矛盾冲突寻找和平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普通民众呢，他们忙于生计、注重个人得失、为家庭幸福而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根本不值一提。民之所欲，因而与之，民之所恶，因而去之。创造文明、文化、艺术和奇迹的，根本就不是普通人民。知识分子要从胸怀上和视界上拔高自己，而不能把自己的见识和计划下降到普通老百姓层面，虽然关心爱护注重普通民主的庸俗诉求，但决不能把自己的诉求也降到他们的层次，因为知识分子必须是认知、眼界、胸怀上的卓尔不群者、是超越柴米油盐的精英分子，应该是整个社会的马首是瞻的人。只是，在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的今天，谁还会瞻仰、崇拜那些只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的知识分子？大家看看推特上微博上，除了那些大富大贵、影星歌星、剑出偏锋的网红，谁去关注读书人？

在我看来，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了，互联网时代，我们不能再希望用一本好书、一首好诗来打动人心，从而形成一种趋势甚至一种力量。我们的活动空间，仅仅在于自己身边的那几个人，包括自己、自己的家人、几个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朋友，或者一个小集体，如我们这个笔会。在我看来，在所有这些人中，自己是最重要的。但这不意味着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因为self-importance is a sin。凡是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的，自己不会幸福，你身边的人也不会幸福。我说自己重要，意思是指个人的心态、个人的思维方式、个人的世界观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一切事情，如何对待他人、对待社会和世界。知识分子也要追求幸福，物质的享乐和精神的愉悦，每个人侧重点不同罢了，拔高自己，并不是说要让自己脱离这些人的天性，而是在认识到自己的人性的基础之上，去关注更为宏大的历史题目。于我而言，在关注研究中国现状之余，没有什么比个人生活重要，假使要我失去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而让中国立即实现西方式民主制度，我也是不会干的，但如果谁要来侵犯剥夺我的自由，那么哪怕失去一只手或者一只脚，我也会反抗到底。

胡适对年轻人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有人说这是伪称，但不管谁说的，这是有道理的。一个个自由的个体是自由的社会之基础。知识分子不当以鼓励他人牺牲自己来谋取所谓集体的更宏大的目标，因为个人生活是牺牲者的全部，知识分子也不当鼓励别人去做任何自己不能去做的事情，如果你希望达到什么目标，自己去实践就好了，而不应该指望通过动人的文字、激荡的演讲、甚至美好的承诺和愿景来驱使众人去做。

我认为，这是一个21世纪知识分子的起码准则，对自己基本的要求。对于过去，我们没有什么好忏悔的，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历史的原因和理由，就让过去把过去埋葬，有眼光有情怀的知识分子当时刻盯着现在，并展望明天。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把这价值嵌于集体、国家的命运之中，则是每个知识分子最紧迫的急务，也是最大的挑战。

而对我们而言具体这种挑战是什么呢？我想我已经在前面的笔谈中说过很多次，这里就不再赘述。

旅行中有感，飞机上草草用手机写就，肯定有谬误之处，还请各位师友海涵且不吝赐教。

欧阳京
2024 7 5
纽约州布法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