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兄、李海兄、子立兄：

 

谈绝对数量，你们不拿六四和广岛长崎比，说是战时与和平时不能比；谈相对比例，你们又不拿六四和肯特大学比。所以，我有点无所适从。

 

那我们就不比较，而是来把它们的情况大致分析一下吧。

 

广岛长崎是什么情况下做出决定的？美军太平洋作战总部里，司令官、参谋们，坐在安静的、和平的、舒适的办公室里，记得大概是夏威夷岛上吧，没有任何干扰，没有任何胁迫，冷冷静静地做出决定：用原子弹大规模杀伤日本人，以避免日本本土作战会导致的大量美军牺牲。广岛一个杀十多万还不够，过几天又在长崎放一个，再死近十万。

 

而六四呢？当时，在学生绝食抗争的道义感悲壮情绪的驱使下，全国声援、游行示威、打砸抢烧、各地民众纷纷赶往北京、火车停开、学校停课，说是全国一片文革式的混乱不为过分；尤其是北京，交通瘫痪、学校停课、工人停工、民政系统基本失效；天安门广场上，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自残绝食逼共产党屈服、有的随时有生命危险、广场上粪便臭气熏天、一片狼藉、呼喊咒骂歌唱、喧闹无比；而长安街上，路障、砖头、推倒的公共设施、毁坏的公共汽车、熊熊燃烧的军车、一队队烧毁的坦克、激动的密集人群、参杂在其中的暴徒、平民与没有枪支的解放军推推攘攘；到处是因戒严十几天而筋疲力尽的士兵、不知道开枪还是不开枪而迷惑的军官、甚至因违背军令面临军法的高级将领；还有翻车身亡的士兵、汽车失控撞倒的行人，等等等等。

 

可以说，当时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的情况复杂到极点，一个小错误，比如说擦枪走火，都会引起灾难。

 

而肯特大学呢？国民警卫队一来，警告无效后， 离学生几百码的地方便开枪，如果不是一个教授死命劝阻学生，学生们肯定会“以暴制暴”，结果很可能远远不是4死9伤了。而且，最后这些国民警卫队员没有一个被判有罪，因为当时已经被宣布为“紧急情况”，也就是军管--戒严，军队有开枪的权力。

 

也就是说，无论是战争背景下的广岛长崎案，还是和平时期的肯特大学案，情况都比六四惨案要单纯不知道多少倍。

 

当然，无论情况多么复杂，想要为暴民开脱，一句以暴制暴，我们几乎无言以对。

 

那好吧，我们就承认以暴制暴是正义的吧。那么，我要指出，那一队队被烧毁的坦克装甲车是怎么回事？施展暴力中即战斗中的坦克是绝对不可能被平民大量烧毁的，

在这个图片中至少我们看到四辆装甲车被毁。

 

 

而李海兄说，这些坦克装甲车是被解放军六四前夕遗弃的，也许是军队抗命遗弃，是军人不肯镇压学生所以冒着上军事法庭（战时是要被枪毙）的危险，把大量坦克遗弃在那里。（运兵卡车被遗弃被烧可以理解，因为运兵任务完成，开回去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橡胶轮胎烧起来也容易。）他们甚至不能原地退回去，或者以群众阻拦为借口而原地待命，以避免被军法处置，而是放弃一辆辆“全副武装”的坦克逃离。然后民众出于对根本没有施暴的坦克部队进行“以暴制暴”，大量烧毁它们。想想吧，各位师友们，抛弃任何“洗脑”的预设前提，仔细想想，这合乎逻辑吗？

 

如果大家还是想不明白，好吧，我暂不谈坦克，谈谈崔国政的死。官方说法是：1989年6月4日凌晨，崔国政所在的军车行至崇文门内大街与西大街交叉口处时受阻掉头，由于军车尾部挂着炊事车，因此军车被马路牙子卡住。军车熄火后被袭击者的砖头和石块攻击，车上12名战士撤到天桥上。在天桥上，袭击者和身前的三个老太太沿天桥走，老太太走到军人面前时突然屈膝跪下，军人在扶老太太时袭击者趁机向军人进行攻击在撤离天桥时，崔国政被数名袭击者围住毒打昏厥后被袭击者从天桥上扔下。在4日凌晨4时40分左右，崔国政被泼洒汽油活活烧死，死后尸体被吊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上。

 

而其他媒体的记载是这样的：

美国作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夏伟在其著作《Mandate of Heaven: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ina's Leaders》中记载，崔国政并不像中国官方描述的那样是一名“暴徒暴乱的无辜受害者”，根据两名外国全程目击证人提供给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当晚崔国政所在的军车在行驶中被卡住，崔国政与其他多名士兵下车后，与围观群众爆发争吵并被辱骂。这导致崔国政向人群开枪，杀死一名老年妇女、一名成年男子和一名年幼女孩。而后为了试图保护自己，崔国政把自己锁在军车的驾驶室内，却被愤怒的人群围攻，弃车逃生不成被杀。同一报告中，另一说法来自英国人玛格丽特·霍尔特（Margaret Holt），她声称一名士兵杀死三名求他停止开枪的年轻女学生和一名路过的年长男子，并在换弹匣时被围攻的人群吊死，但未明确指出其身份。

 

各持一词，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谁在说真话，所以只能凭逻辑来分析一下当时具体情况。

 

首先，崔国政肯定不是单兵行动，在那个时候，单兵带枪行动是违纪行为，也几乎是自杀行为。所以，他一定有战友，也许不是一个排，就算是一个班好吧？他们都有枪，而且是实弹，假设情况如”外国全程目击证人”所言，崔与群众争吵被辱骂，然后导致崔情绪失控开枪，杀死三人，然后被民众杀死。那我们就要想，他已经在戒严状态下“合法”地开枪了，而且他的步枪或者冲锋枪里，肯定不止三发子弹（那时普遍装备解放军的56式自动步枪或者俗称冲锋枪，或者AK47，弹匣容量为30发。），而且，即便如英国人玛格丽特·霍尔特所言，他是换弹匣时被围攻而杀，那么他肯定子弹打光了杀死了更多的人，至少绝对不止三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打过56式自动步枪没有，我用它打过几十发子弹。那个东西的威力和威慑力无比强大，是恐怖分子的最爱，民众近距离听到这种枪声肯定四散奔逃。）而且，他开了几枪之后被围攻，自己有生命危险都不再持枪反击，这可能吗？而且他的战友们都站在旁边看着他被围攻吗？甚至他的战友们看到崔有生命危险，端着冲锋枪就一哄而散了吗？这合乎逻辑吗？合乎军队那时战友感情比什么都深的状况吗？

 

况且，中国人当年被一个日本人一把三八大盖就可以押解几百人，温驯无比，怎么这时候，在一个班甚至一个排的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面前，就有了这样抗暴的决心和能力了呢？而且这个班和一个排，后面是几十万戒严部队？

 

所以，我再请笔会的各位师友们，抛弃任何“洗脑”的预设前提，仔细想想，这合乎逻辑吗？

 

崔国政的死还有解释，李栋国、马国瑞、马国选等其他15名死去的军人，根本就没有详细的说法。也许都和崔国政一样，也许是其他方式，总之，谁也说不清。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有逻辑的，好好想想不难明白。

 

当然，人都是如此，一旦有了自己预先做好的结论，他们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之找借口、寻找理由。所以，我请大家放弃自己的“预设”，都是知书达理的人，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来仔细想想好吧？

 

想一想，为什么戒严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到了天安门广场后，一个学生没杀就让所有人通过协商安全撤离了呢？为什么事后所有学生领袖，轻判的轻判、保外就医的保外就医、潜逃的任其潜逃出国，尤其是发动绝食导致局势剧变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为什么共产党还放任那些出国学生，成天骂共产党邪恶、刽子手夸大其词甚至编造各种谎言来抹黑自己，让他们在国内外给自己制造麻烦？除了打砸抢烧甚至杀害军人的暴乱分子，事后又有多少学生真正受到严厉打击？

 

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就知道， 不是简单地用一句“共产党屠杀学生，民众以暴制暴”就可以解释当时甚至之后的无比复杂的局面的。

 

当然，说完这些，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我这几天为了讨论这些，想得比较多，也没有休息好。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张裕兄、李海兄、杨子立兄等各位师友也花了很多时间和我讨论，又是为了什么呢？无非是希望我们能够正确地反思六四。而不是为了输赢，因为在那么多群众、学生、军人的鲜血面前，争论的输赢很渺小，甚至有些可鄙。

 

那么要怎样正确地反思六四？

 

正如张裕兄翻译得极为优秀的艾丹·史密斯《天安门广场》的诗中最后一句：

 

他失明双目泪水盈眶，
而我自己苦泪使我变盲。

 

难道我们想让自己为六四而流的苦泪让自己变“盲”吗？让正义感、激愤的心情使自己变得无视其他一切，而只是义愤地高喊：“血债血还！以暴制暴！”、“共产党犯罪集团！”、“邓小平李鹏刽子手！”、“共产党向人民谢罪下台！”等等完全理想主义的口号吗？这样做，除了让世人看见我们也许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之外，（我毫不怀疑大家都是有正义感的人。）还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六四的真相不但没有大白于天下，甚至连客观调查真相的可能性都没有。一方说镇压暴乱，一方说是屠杀人民，各持一词，完全敌对，憎恶甚至仇恨，根本无法有任何调查、研究的可能。

 

因为如果调查研究结果对任何一方不利，什么反人类罪、战争罪、故意杀人罪、反革命罪、恐怖袭击罪、妨碍治安罪，等等无数罪名，最后总要落到一些人头上。然后激起更大的仇恨和痛苦。所以，在这种心态充斥官方、民间的情况下，不说不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即便推翻了，六四真相也是绝对不会大白于天下的，六四也是绝对得不到反思的，也就是说，1989年的学生、群众、军人的血和泪，不仅仅是中国流的血和泪，也是世界流的血和泪，就真的白流了。

 

35年后的今天想来，也许我们只有承认是当时复杂情况下，群众、工人、学生、知识精英、共产党领导人，甚至国内外关注天安门事件的人，都犯了错误，一些甚至是致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在各种大规模的群体活动的混乱导致下，层层叠加放大，最后酿成了这一几十年来最悲惨的民族悲剧。然后，错误各方怀着理解、原谅、宽容的和解之心走到一起来，诚恳地要求调查真相，但是既往不咎；认真反思，但是不预设任何道德是非立场，不去互相指责对方是战犯、是刽子手、是煽动家、是暴徒，等等。这样，我们也许就真的能把六四真相调查排上日程。说实在的，美国人杀死几十万日本平民，我们都可以谅解，甚至辩解，为什么我们不能与自己现在的国民、活着的同胞和解呢？

 

有了客观调查可能，就会有六四真相，有了六四真相，才有反思。有了六四反思，我们也许又能够在这样的气氛下，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大跃进、反思土改、反思三反五反、反思内战、反思抗日、反思延安整风，等等。如果一切都可以这样反思，那么我们的国家必然就会出现崭新的面貌，互相谅解、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平等友爱、自由自豪、自强自信，中华民族必然再次成为一个伟大、文明、富足、诗意的民族。

 

说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言尽意尽了。所以，我将不会再做任何微观细节上的讨论和争辩。而宏观理念上的讨论，我也在与杨子立兄、胡平老师、苏晓康先生几万字的讨论中进行完毕。而且，我这一个月来经常半夜起来修改邮件，也确实有精疲力竭的味道。我自己写了很多，也得到各位师友的虚怀若谷的指点、友好善意的批评、不厌其烦的答复、见识非凡的启发，这些我都深为感激，且受益良多。因此，我很可能会把这些在笔会联谊公开发表言论（私人邮件不会涉及），最后集结成书。一方面，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讨论，从中发现可以让我们值得接纳的东西、需要修正的想法、有待提高的认识，等等，另一方面，也能让后来人读了，进行思考，得到启迪或警示，能正确地、现实地反思六四，即便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六四这一民族悲剧惨剧的真相和反思结果，也许在他们的推动下，最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以及我所说过的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目标。

 

而最终，这些目标的达成，必定会让中国的民主化目的得到实现。

 

欧阳京敬上

2024年6月12日

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