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老师好！

收到老师的回复，说实在的，我感到很吃惊。回头将我近万字的两篇商榷文读了一下，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从来没有否认学潮是学生争取自由权利的运动、甚至斗争，而是认为这个运动不是伟大的民主政治运动，甚至不是民主政治活动。

正如我回复李海先生的邮件里说的：民主是一种制度，一种过程，一种传统，而自由权利可以通过民主运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来争取。我用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和英国废奴法案来例证第一种方式，也用斯巴达克斯起义来例证第二种方式。

但还有一种方式，我想更值得在六四35周年之际讨论，那就是甘地倡导并亲身实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运动。

当时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与共产党政府一样武力强大，而印度则非常落后，民众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几乎没有现代政治文明观念，他们面对殖民压迫者，无非是出于本能地抗争，例如在Chauri Chaura抗议中，印度民众在警察弹药用尽时，烧毁了市政厅，把22个警察砍成碎片。甘地得知后深感痛苦，认为暴民们（mob）这种残酷行径是无法接受的，也不符合他主张的Satyagraha，所以，他甚至以绝食来呼吁人们停止群体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免非暴力变成暴力。

当时印度的情况，国内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各种宗教冲突、种族歧视，也比中国复杂很多，而甘地在每一次暴力冲突即将发生时，都是用个人绝食进行抗争，并未去唤起任何群体性运动，尤其是暴力运动。即便是他那次最著名的“从海里拾起一粒盐”的和平抗争殖民当局的盐税压迫运动，就是他个人，怀着这种思想，由几十个跟从者随着向海岸徒步进发，最后发展为数十万人的象征性的和平抗议。虽然活动遭到镇压，但在甘地的领导下，抗议者无声忍受一切打击和迫害，最终殖民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盐税。可见非暴力运动的精髓，不仅仅是不主张以暴力对抗当局，而且在遭到暴力执法时，在精神上是全然反抗的，但在肉体上以完全服从、甚至忍耐的方式应付。原因在于，反抗强敌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和后果，以暴易暴的后果，就是所有人都受到伤害；以眼还眼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变成瞎子。

甘地的行动，主要受他这样一种思想的引导：1、不是所有的斗争都与暴力有关。2、既不妖魔化英国殖民者，也不神化印度人，而是努力去发现双方的优点、顾虑、人性欲望的合理性、逻辑基础，让双方都发现自己的道义、甚至动机的高尚。

当然，甘地的信仰(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出身贵族的他在基督信仰的环境中成长和接受教育)、对人性的理解与宽容、对和平和每一个人的爱，是他每一次都用个人绝食来反抗不公、非正义、压迫、甚至暴力反抗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他这种思想和真正用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人生哲学的态度，让印度赢得了独立，和全世界对他个人的无比尊重。可以说，甘地是所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伟大先驱，启示了无数的后来者，如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等。唯一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真正启示中国89那一代人，甚至35年后，我们这一代人。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不是现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权利的方式。中国的情况，也远远没有当年的印度那样复杂和艰难。共产党虽然一党专政，但正如我和杨子立兄讨论的那样，并非暗无天日的极权主义统治。我们也并非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无非是在价值观基础上稍有区别。共产党还是主张我们是人民主权国家、宪法里还是规定了有各种自由权利、还是有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础里，还是把追求科学、民主、自由放在第一位，等等。仔细想想，如果我们要不合作，要非暴力，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利益受到侵害的人停止上访？异见人士放弃推翻共产党的诉求？政治犯不再与争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问题？NGO工作者不要再去坚持民间公益事业？人权律师放弃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特立独行的教师写作者诗人艺术不要再对社会丑恶现象、共产党黑暗面冷嘲热讽？不是的，精神上的屈服和顺从不是这种运动的本质，这种运动的本质是：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追求正义和真理，也要承受忍耐这种坚持和追求所不可避免要带来的痛苦。只是我们的坚持、追求和忍耐，一定要有一种最高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支持。因为我们不是不能受苦，而是不能毫无意义地受苦。而支持甘地一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就是爱心，尊重所有人而不鄙视任何人（bows to all and despises none），哪怕是英国殖民者、地主、开枪屠杀妇孺的将军。

在89学运和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大差别，即我们并没有在那场运动中，看到真正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而是仇恨、怀疑、鄙视与厌恶。而且这些东西在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被放大、被误解、被误导，最后导致了悲剧。

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内抗争者面临的问题，他们首先就把共产党政府看成是一个比印度英国殖民政府还邪恶的政权。确实，历史上这个政府确实有很多劣迹，甚至难以原谅的错误，甚至罪行。但是，难道这仅仅是政府的错吗？我们每个个人没有问题？记得伏尔泰说过，如果人民有教养，专制就绝对不会发生。我们真的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对待身边的人是否足够诚恳、足够礼貌、足够尊重、足够有爱心？文化大革命难道仅仅是毛泽东四人帮的问题，而与中国人当时的物质贫穷、精神贫瘠毫无关系？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大跃进，难道不也是如此？甘地说贫穷就是的暴力的极致形式（poverty is the worst form of violence），所以他倡导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而邓小平说先富起来再说，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如今市场经济加上拜金主义，导致贫富分化严重，这难道仅仅是腐败的问题？法制失灵、道德沦丧，难道仅仅是因为共产党专制的原因，而没有我们中国人本来就不尊重成文法、总想打擦边球、想走捷径的陋习的问题？有先贤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民主制度不会从一个没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土壤里凭空长出来。这个土壤到底好不好？有没有条件？说实在的，现在没人知道，所以，我们只能从历史的结果来看，如果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我们想象中的美好的民主制度，那么肯定是条件还没有成熟、时机还没有到。

那么这个时候、这种条件下我们该怎么办？

我在与胡平老师的商榷二文中，反复提到非暴力，并未提到甘地，但是我提到了甘地satyagraha思想的基础，那就是他的用个人主义方式而不是暴民mob方式来改变世界的原则。

例如，每一次冲突要升级到暴力时，为了表示反对，他就自己开始绝食，每次都导致他身体严重受损。当他意识到群体运动的危险性后，他再也没有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去号召发起任何群体运动。个人主义方式必然是非暴力的，而mob方式则不然，如我在与张裕兄讨论《乌合之众：群体心理学》就谈到，在群体心理学的匿名性、暗示性、感染性，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性而走极端。哪怕你本来是打算和平抗议的，例如印度的Chauri Chaura抗议，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暴力惨剧。

只是，我们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后，对共产党政府采取的具体政策、解释方式、实际后果等等，非常地不满意。认为中国还可以更快地做得更好。比如认为如果共产党能够温和开放一点，例如89之前，甚至胡温新政期间那样，如果是他们能够善待异见者、利益遭到损害的人，给予人民言论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等，那我们就满意了，甚至就幸福了。而要通过个人主义而实现这些目标，实在太慢太难了。所以恨不得全世界华人联合起来，立即推翻共产党。

但是我想，共产党多少也有这个让人民自由幸福的目标，但是基于国家刚从内战外争、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全球化导向价值观的变化，出于保守一点、稳妥一点、安全一点的考虑，大力发展经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普通百姓而言确实是至理名言）、不惜要求一小部分人牺牲一点来顾全集体大局，他们采取了现在这种统治手段，尽管很多人因此得到了私利。但人性本私，公平和正义在哪里都是难得的。个人觉得，这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再说，我们中国读书人都鄙视利，把见利忘义者称为小人，那么我们何必在乎他们得的这些利益呢？甚至憎恨那些既得利益者？如果不是出于嫉妒，人怎么会憎恨呢？

所以我认为，去理解共产党，不去与之为敌，他们有道理的东西，我们赞同，不正义的压迫和欺负，我们用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来反抗，并承担和忍受反抗带来的后果。这也许是甘地也会认同的，因为他说：“他们可以逮捕我、可以折磨我，甚至杀死我，得到我的尸体，但是他们得不到我的服从。”这不是什么耻辱懦弱，因为，他不是出于私心，为了个人享乐或者个人声誉，而是为了印度，而我们也是为了中国，为了炎黄子孙最后能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用暴力或者暴民方式来追求民主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可疑的，也许我们可以消除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暴君，却会在身边产生无数个暴君：比如一个蛮横的丈夫、一个霸道的领导、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妻子、一个拔苗助长的妈妈、一个嫉妒傲慢的同事等等。我们不忍耐屈服共产党，却屈从自己的物质欲望、虚荣心、主宰别人的骄傲心、冷酷无情、不讲道理、自私自利等等。我不敢相信，一个到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暴君的国度，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而且那样的人，即便拥有了民主自由，例如润到了西方国家，也是可悲的奴隶，被黑暗所奴役的人。

正如我在回答马青君的诗里谈到的那样，人活在高墙的哪一边并不重要，如王怡，他在墙内，同样有喜乐平安，而我们很多人活在墙外，一样苦闷忧虑，甚至去做极为可悲的事情、为世人所不齿。可见，内心的“高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人，不去致力于消除自己内心的堵堵高墙，而先去试图消除世界上那一堵无数的人和原因建立起来的高墙，这不是荒谬吗？

欧阳京

2024年6月4日深夜

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