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老师 ：您好！

看到您的文章，想起这一个月来我与杨子立兄在笔会联谊进行了长达数万字的探讨，探讨六四、极权主义、海外民运甚至尼采哲学。在这个有益而冗长探讨中，我发表了一些浅薄的见解，也受到杨兄很多启发，尤其是关于六四这个问题。今天读到您的文章，所有的这些探讨，仿佛让我看到了一个思路，所以，我感觉有必要把这些天来的思考总结一下，以回应您对六四的看法。因为马上就六四35周年了，这个总结也许能给我们所有“纪念六四、勿忘六四”的人，带来一些思考。

胡老师说“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后学我觉得这个提法是有待商榷的。

您说其他运动“其实主要是一种基于民族危机之上的求生存、求富强的运动。“而8964与之不同，是真正的民主运动，那么我们就想要分析一下，它的“不同”在哪里，“真正”在哪里。

您分析了五四运动、戊戌变法，说他们没有民主诉求，所以不是民主运动。意思是，89民运是有民主诉求的。那么我们必须要看看，当时有什么民主诉求。

正如我和杨兄讨论时说，所谓民主democracy，源自于希腊词语demos，即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古希腊民主是有投票权的市民一人一票。这里不是要卖弄学识，因为胡老师肯定是知道的，我提出这个词来，无非想说，到底什么是民主，然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民主运动。现代民主的核心也基本是一人一票，争论的无非是谁有权投票，谁没权投票。比如，美国上个世纪初，妇女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我们还是说美国那时是民主社会。

那么八九民运是关于公民选举权、即投票权及其相关权利的运动吗？不是的。八九学潮，正如我和杨兄讨论结果，是一场以学生为代表的公民请愿活动（petition），然后发展成为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protest）。

这次活动，以纪念胡耀邦逝世开始，发展到要求共产党政府消除腐败、惩治官倒的请愿，当学生在天安门越集越多时，他们必然地发展出一些组织，例如高自联，以便管理控制局势。这个高自联是如何产生的？经过民主选举、合法投票程序吗？没有，无非是谁名气大，谁号召力强，谁活跃积极，谁就被”公推“为学生领袖。所以，他们不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而是一个暴民组织。（英文mob有中性意义，但是中文被历来翻译成暴民，略带贬义色彩，请胡老师见谅。）

这些学生暴民组织，正如我多次说的，其动机是好的，为的是社会的公正、祖国的强大、民族的振兴，但是，动机与本质无关，也与结果无关，历史上很多有好的动机的运动，结果都是非常悲惨，而本质由其基本性质组成。这些学生组织，甚至当时临时兴起的工人组织，都不是正常的政治组织。

那么当这些学生政治领袖，要求与党中央对话，要求修改426社论，并在未达到要求时，发起绝食抗议活动，又体现了什么民主政治精神呢？一点儿也没有，无非是”暴民“组织为达到目的，利用天之骄子的宝贵身份，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说得不好听，就是在历来把大学生看成国家未来栋梁的共产党政府面前撒娇、甚至自残以谋取道德制高点，逼党中央出来对话而已。

人命关天，尤其是天之骄子生命关天的时候，赵紫阳作为党总书记，含着泪来天安门劝学生们不要绝食，这与一个老父亲劝孩子们不要用伤害自己来逼父母就范的态度，是多么地相像！

赵紫阳确实像一个慈父，左一句”我老了，无所谓了。”右一句“你们还年轻，前途无限，不要伤害自己。”说实话，看到这里很多人会为之垂泪，也没有人会怀疑，共产党里边真的是有人把学生们当成自己的亲骨肉、看成祖国的将来、民族的希望的。

但是，学生这股暴民（中性词，无贬义）看形势大好，全国人民拥护，中央还有人同情，尤其是党的总书记，哪怕是有“倒彩电的儿子“的总书记，他们觉得自己道义上更加崇高，道德制高点更加突出，所以，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援下，更加激动，更加兴奋，要求更多、希望更大。（说实话，我当时就参加过声援活动，在校园里为绝食学生募捐 、到处贴大字报，更有积极分子发表声泪俱下的演说，走上街头游行，甚至打砸发泄不满，大有文革再来的味道，那时候，有文革惨痛经历的老师们都吓坏了，任我们停课胡来。）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也许可以说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派李鹏为首的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如李铁映、陈希同等，在人民大会堂于1989年5月18日接见吾尔开希、王丹、王朝华等学生领袖，展开了戏剧性的一幕。我之所以把地点、时间、人物不厌其烦地交代清楚，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活动之一，它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中央和学生、乃至与全国参与学潮的人的价值观、政治观念的对立，最后导向武力镇压。

所以，这个对话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从细节上来分析它。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一次中国当代史上最拙劣的一次政治活动，把它说成是64悲剧的根源，是毫不过分的。这个对话youtube上有视频，胡老师如果想看，可以搜索，当然，这个视频里，人物对话很模糊，语言很糟糕，所以我用AI把它整理成了文字，胡老师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分享给您。

这个对话很有意思，（感谢互联网，我们终于可以明明白白地见证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事后去看被描黑或涂红的东西。）李鹏首做开场白，说，我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官倒，这里暗指他其实知道学生对现状不满的根源。然后说，你们和他们差不多，都是我们的亲骨肉一样。这里，暗示共产党其实对学生的态度还是很复杂的（李鹏后来回忆录里多少想为自己开脱也是这个原因）。

然后吾尔开希非常无礼地打断了这个开场白，指手画脚地批评李鹏，态度非常傲慢，说“我想您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还认为这个有点不够，很不够。我们所现在提出的条件，而且广场上现在的趋势我想您是知道的。再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了，跟你谈了。”这里边的威胁口吻非常明显。

李鹏来和学生谈的目的看看学生到底想要什么。王丹说其实学生只想要两点，426社论和定性问题，而吾尔开希这个发言及其态度，会让李鹏想：还没讨论实质问题前，你就如此嚣张傲慢无礼，颐指气使，若是真正按你的意思，党中央那些领导们和你们学生领袖“平等对话”，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对话？平等可以理解为人格平等，身份平等，也可以理解为政治地位平等，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国家领导和你们学生领袖政治地位平等？共产党和学生党两党“共商国是”？然后你们这些毫无政治经验、毫无社会工作经验的学生来翘着二郎腿，指手画脚来指责我们这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不对？李鹏和共产党能接受这一几乎是颠覆性、或者说革命性的要求吗？

看完那个视频，说实在的，我非常感慨，心里有许多“如果，也许”。如果才华横溢的吾尔开希理智礼貌诚恳一点，不给李鹏一种“造反派”的印象，也许共产党不会立即宣布戒严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如果众多学生领袖们语言表达能力强一点，把王丹认为的“只要共产党重新考虑426社论和把定性问题解决，学生就会离开广场”这个关键问题说清，而不是毫无头绪，不知所云，也许共产党不会误解他们是要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如果学生代表能够提出让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像吾尔开希那样不着边际居高临下地指示“我们提出（问题）来了，（党中央）应该说马上召集会议研究”，也许共产党不会误解学生的真正企图？等等。

我们说政治的关键在于妥协，西方两党轮流执政也好，多党竞争也好，不外乎用选票来决定，而选票是利益关系决定的。政治就是一场游戏，不能只一个人赢，还得照顾其他人的利益。要妥协是一种政治原则，知道什么时候妥协则是一种政治智慧。

但这些学生代表，根本就不打算妥协，遑论什么时候妥协？所以，最后大家谈崩是自然而然的。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有些学生代表，不但没有政治素养，连基本的品德修养都缺乏，更不用谈语言能力了。我们知道，西方民主日常政治多靠辩论展开，辩论的基础在于语言表达能力，（大家可以看看著名电影《伟大辩手》The Great Debaters，为了锻炼表达能力，可真是用心良苦。），语言表达能力是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要求、你的主张、你的理由的关键，而让人理解、甚至打动人心，是赢得选票和支持的关键。而这些学生政治家们，除了一腔爱国热情之外，一无所有。这一方面也确实折射出，这些学生领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民主政治；这个重要对话，也毫无民主政治气息；整个学潮，如我开篇所言，也根本不能被称为一场民主政治运动。

所以，这个对话结束后，中央马上出台520讲话，宣布戒严，不但不为学生运动平反426社论，反而决定暴力清场结束绝食。因为整个对话和事态的发展体现出，学生们根本没有明确的民主政治主张，虽然喊着口号要民主，但是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行动和政策来保证做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而是体现出一种被共产党理解为“不是你这个腐败官倒的共产党做主，而是我这个高尚、伟大、爱国的‘学生党’做主”的政治诉求。显然，这种政治诉求几乎是革命性质的，毫无现代民主政治意味，与民主运动毫无瓜葛。

当然，我这里这样说，绝对不是为共产党暴力清场开枪镇压辩解，也不是要建立一种观念来突出自己的见识，而是希望达到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中国人，能够用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历史悲剧，防止它重演。

我们需要纪念六四，但没有必要带上有色眼镜来纪念六四，甚至把它拔高倒六四精神的地步，因为这样对中国民主进程并无实质好处。

在与杨子立兄的讨论中，我表达出了一种保守主义立场的政治观点，这个观点，其实也是对话中开明派李铁映表现出来的，即，中国政治局面确实不好，保障民主自由的法制建设落后于西方，但这是由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甚至当时国际政治气候决定的；共产党的执政，虽然远非理想状态，但是有其合理性；已经有的制度，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推倒重来的代价是巨大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许不能非常有效及时地解决一些政治弊端、社会陋习，但是这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从保守主义思想角度而言，这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辈，死去的人之间、活着的人之间、将来的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赞同也好、不赞同默认也好、不同意但不敢不能反对也好，都是一种实际的存在。

如果要避免暴力革命、血染神州，我们也许只能在这种现有的体制框架下，积极地工作，耐心地等待机会，虽然不能只是等待中国的改变，但是要用自己善良、正直和公益心，杜绝或者化解意识形态和文明方式的争端，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活出真正的人性来。这样，一个个个体得到了改变，中国就得到了改变，世界也就得到了改变。通过个人主义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以暴民方式，历史表明，后者的结果只会更糟。用非民主政治的方法去追求民主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一个暴君被暴力赶下台，上去的很可能又是另一个。

所以，我提倡的是，对待六四，我们需要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态度，即，六四是个悲剧，共产党的悲剧、学生的悲剧、民族的悲剧。更不要为了什么其他目的去神化六四。把它作为一个教训，一个现代政治活动的标准失败案例，告诉我们的后来人。政治不必然意味着肮脏、流血斗争、你死我活，而可能是体现科学、语言、决心、道德价值观、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彼此尊重、彼此妥协的人类伟大活动之一。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需要包容，每个人也有人性的光辉需要赞扬。

说了这么多，肯定有很多词不达意之处，也有许多无暇顾及的地方，例如您说得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如“社会上独立声音和独立力量的合法存在”等。如果造成误解和冒犯，请胡老师见谅，也请笔会所有笔友们见谅。并不吝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