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作为《诗经》风雅颂的最后一部分《商颂》，难道讲的是商代的诗歌吗？
《诗经》“颂”的部分，《周颂》公认是西周的诗，《鲁颂》公认是春秋时代的诗，《商颂》的创作年代，却有很大的争议。有说它是商代的诗，有说它是西周中期的诗，有说它是春秋初期宋国的诗，还有说它是春秋中期的诗，是赞美宋襄公的，这些不同的说法，时间跨度上千年，这就如同争论一首诗是宋朝人写的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写的一样。
要辨析这个问题，要分几步：
首先，介绍商朝有什么文化特征。
《尚书》《史记》这样的传世文献里的商朝，除掉个别篇章，和考古发现的商朝，呈现出来的文化气质，根本是两回事。
1899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现代金石学家收藏，1928年，学术界首次正式对殷墟进行发掘。时至今日，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了。一方面，《史记》记载的商王的世系啊，还有商朝的王都所在啊，这些硬知识，被证明尽管不是毫无瑕疵，但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另一方面，考古发现商王朝的那种又华丽又暴力又狰狞又血腥的恐怖氛围，史书当中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首先它有个英明神武道德高尚的开国君主，就是商汤；然后一代一代的王位传承，会出现一些昏君暴君，但接着就会有比较英明的君主会救回来，这些英明的君主最突出的是武丁，当时号称“天下咸欢”，天下人都开心得很。但是到了王朝末期，出现了一个超级大暴君，就是商纣，终于再也救不回来了，周就取代了商。这不就是常见的王朝兴替的模式嘛。
但考古发现的商朝可不是这样的。可不是最后的暴君喜欢杀害忠良，而是商朝的统治者，几乎从头到尾就是一伙杀人狂魔。
商朝人特别相信鬼神，据甲骨文记载，商朝人心目中的最高神，是“帝”，但这个“帝”通常是不管事的。真正操控人间事务的，是商朝的历代先王。先王们当然也会给历代儿孙降下惩罚，但总体上他还是保佑自己的后代的，所以商人注定永远是人间的主宰。而要讨好祖先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竭尽所能多杀人，杀死更多的人，杀死地位更高的人，用更残酷变态的手段杀人，把这些杀掉的人献祭给祖先，祖先就会更好地保佑后代儿孙了。
这和周人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周人也认为统治人间也得到神秘的至高力量的授权，但是这个至高力量不再是那么清晰的祖先了，祖先虽然仍然很重要，但相比商人的信仰，祖先的权力已经大大缩小了。最重要的是天命，但天命的特征就是“无常”，今天你表现好就授权给你，明天你表现不好就收回了。那怎样才算表现好呢？绝对不是多杀人，恰恰相反，是给人民带来安定幸福的生活。
这样说当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大的变化趋势，就是如此。
王国维先生有个著名的论断，古代中国史的文化转型，没有比商朝到周朝的变化更剧烈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周文明一直被后世当作理想的统治模式，而真正的商文化，实际上是被遗忘了。
其次，要说一下商朝和宋国的关系。
宋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微子启，商纣王的哥哥。《史记》说因为他的母亲地位比较卑贱，所以没轮到他即位。《吕氏春秋》则说，其实微子和商纣是一母所生，不过生他的时候，他妈还是他爸的小老婆，后来他妈转正了，生了商纣。所以他是他妈以小老婆身份生的，算庶子；商纣是他妈以大老婆身份生的，算嫡子。因此就是商纣即位了。
但不管怎么说，宋国商王室的血统，是比较纯正的。
当年周武王的军队杀到商都朝歌的时候，微子启是带头投降的。后来武王去世，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作乱，微子也没有参加。
一个被征服族群中有地位有声望的人物，对新政权表现的这么恭顺，当然是要优待的。于是微子被封为宋国第一代国君。
为了体现对投诚者的优待，周天子给宋国定的级别是很高的。按照传统说法，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以周公旦位望之尊，太公望功劳之大，齐鲁仍不过是侯爵，宋却是公爵。虽然这一点现代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但在周朝的封建体系里，宋国地位特殊，还是肯定的。所谓宋“于周为客”，周朝是把宋国当客人看待的。
所以宋国也可以有自己的颂诗，也就不奇怪了。不叫宋颂而叫商颂也很自然，他们是殷商之后嘛。
商颂五首诗的内容
简单说，都是歌颂商人祖先的功业的。尤其以歌颂商朝开国君主商汤为核心。第一首《那》，第二首《列祖》，第四首《长发》，基本可以肯定都是歌颂商汤的。第三首《玄鸟》是歌颂武丁的，歌颂武丁也还是要拿商汤来说事。所谓“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武丁作为商汤的子孙，商汤能够做到的，武丁都能做到。
第五首《殷武》的主题是什么，争论很多，但反正要形容我歌颂的这位有多棒，还是会讲到，他是伟大的商汤的后代啊。
《商颂》里的这些诗的主题和措辞风格，和《周颂》《大雅》里的西周时代的诗，风格非常相似，和一些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很相似。要说有所区别，就是技巧上更加圆熟流利，音韵更加铿锵有力一些。
最后，回到开始的问题，商颂到底是啥时候的诗？
第一肯定不是商朝的诗。语言学家向熹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过这个问题，那个证明特别有力。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说，商颂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应该属于考古的商颂，而不是文献的商颂。
而商颂里的商人形象，和别的传世文献里的商人形象，大致是吻合的。兴盛的时候，“温恭朝夕，执事有格”，“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既不竞争也不过于松弛，不过于刚硬也不过于柔和，一副温良恭俭让，得了中庸之道的样子，固然也炫耀武功，但和考古商朝的那种靠恐怖疯狂的杀戮来维持统治的作风，截然不同。王国维先生曾说，殷墟甲骨记载的制度文物，在《商颂》里一点也找不到。话说得可能过头了一点，但哪怕改成说是有一丢丢可寻，也是后世残存的记忆，足以说明《商颂》不是商朝的诗，而只能是商人的后裔宋国人的诗了。
第二，商颂是西周时期宋国人的诗吗？
上面说过，商颂的风格和西周的诗歌风格很相似，但是主张《商颂》是商人的诗的学者提出一个疑点：《商颂》说到商人的事业，“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玄鸟》）“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殷武》），口气大极了。宋国区区一个诸侯国，这么吹自己的祖宗，很敏感啊。
应该说，这个疑问还是有点道理的。不过有一条记载，刚好可以回应这个疑问。
《国语·鲁语》里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一个叫正考父的宋国贵族，到周朝掌管诗歌、音乐的太师那里，献上商之名颂十二篇。
正考父这个人的信息比较清楚，他是孔子的七世祖，孔子往上数七辈就是他。正考父辅佐过戴公、武公、宣公三代国君，是春秋初年的人。也就是说，《商颂》突然出现，是在春秋初年，周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眼看着要完。宋国人作为商朝的后裔，在这个年代血脉觉醒一下，萌发一点雄心壮志，还是挺自然的。
既然如此，第三种说法，《商颂》是春秋初年的诗吗？真是很有可能的。第一有文献依据，第二也很合情合理，至于它的风格有些像西周的作品，那是《颂》这种体裁，天然就需要拟古的。清朝的皇帝要歌颂祖宗，仍然会模仿西周的文体。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如果《商颂》真的展现了商人复兴的野望，那反而越发说明了周文化普及的成功。原因就是前面说的，《商颂》里呈现的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商朝，而是周文化所塑造的关于商朝的记忆了。
春秋时期的宋国人，其实还是多少知道真实的商朝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有些传统他们国内是传承的。《左传·襄公十年》讲了一件事，宋国款待霸主晋国的君臣，表演了宋国的“桑林之舞”，结果这个舞直接把一代英主晋悼公吓得躲进房间里，然后就生病了。这个舞，应该就是真实的商朝传下来的舞蹈。但是《商颂》完全不是这个风格，大概宋国人知道那个真实的商朝绝不是“我迷人的老祖宗”，所以宁可接受周人建构的商朝形象了。也难怪，作为商人后代的孔子，也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还是按照周朝的来吧。
至于还有个说法，说《商颂》是宋襄公时候的诗，那是因为把正考父生活的年代搞错了，以为他是宋襄公时候的人。当然，有些儒生是故意犯这个错误的，因为他们非常想歌颂宋襄公。
到这里，我们把诗经里的十五国风、二雅、三颂都粗粗过了一遍。下一讲我们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看看他如何帮助诗经成为传世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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