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东汉都是汉朝，其实无非是皇帝都姓刘，但两个时代的气质完全不一样，西汉是开拓的时代，东汉是内卷的时代。
西汉，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心；对外好奇、冒险的结果是，证明了冒险往往得不偿失。这是由地缘形势决定的。
希腊对外冒险，航海运行成本很低，埃及、美索必达米亚，都已经有了如此璀璨的文明，地中海沿岸，乌克兰那块儿，是个大粮仓，从在这里购买粮食运回去，比在家乡种地划算多了，计算成本收益，冒险值得。
大汉帝国就不一样了，所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自己的家乡，比周围都富庶，对外冒险，死了多少人，就引进一点新物种，何必呢？
汉武帝时代的冒险，最终让华夏主体人群觉得不值得，到了东汉，对外面的世界不再有好奇心了，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对外开拓热情不高，汉武帝时代的那种折腾没有了，但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只能内部消化；所以就不能不内卷了。
古代中国成功的标志很单纯，就是当官。汉武帝时代，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取得成功的途径，读那段历史，我们会看到各种大起大落的人生。比如公孙弘，本来是个养猪的，皇帝的问题回答得好，就一路提拔当了丞相。东汉要当官，路子没那么宽了，按照察举制，已经当官的人，认为你行，推荐你去当官。这样比较规范，同时也意味着上升渠道比较单一，容易卷。
具体说当官有什么渠道呢？可以是你儒家经典学得好，所谓“明经”；也可能是你道德高尚，所谓孝廉。
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标准：先看读书，东汉学习儒家经典，学习成本比西汉高得多。
作为东汉初年的人，班固有段话比较古代的学习和当下学习的差异。
班固说：古代读书人，三个冬天读下来，一部儒家经典就算学通了。这叫“三年而通一艺”。儒家总共有五经，假设15岁开始读经，到30岁也就全部学完了。三十而立，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学习的收获也就很大了。
但到了东汉，一代代学者给经典写了连篇累牍的注释，一句经典，注释的篇幅是原文的几十倍，是常有的事。这对后来的学习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汉代的儒学，讲究守家法，重点在于你能准确重复你老师的意见，跳过老师的意见直接去解释经典，属于大逆不道。所以光读经典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就连这些注释也要熟读背诵。读书成了一辈子搭进去的事。所以，东汉的学习成本特别高。
第一、抄写在竹简上的经典是很贵的，需要掌握的知识量越大，读书要花的钱自然也就越多。第二、既然前辈大师的解释是必须掌握的，想要了解这些解释，非得拜在这位大师的门下不可，就像今天不得不上补习班。
这样一来，穷人就读不起书了。也就是说，在东汉，想通过学习成绩好这条路当官，成了少数人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可以世代沿袭。
所以，东汉就产生一些世代研究某部儒家经典，从而世代都能当大官的家族。比如汝南郡的袁家，就是袁术、袁绍家族，他们家专攻《易经》；再比如弘农杨氏，著名的聪明人杨修就出自这个家族。《尚书》研究是他们家的专长。
东汉的门阀世家就这样开始形成了。
不过，东汉阶层之间的升降的渠道，又没有完全闭合。
那些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却也并不太穷的人家，为了维持在现在的阶层上，甚至更进一步，读书就不得不非常拼了。《后汉书》说，不管哪里要是有个讲经的老师，来找他求学的人，真是不远万里。至于享有盛名的大师，如果愿意上课，他门下有学籍的弟子，可能不下万人。其实很多大师并不好好上课，但能在大师这里有个学籍，本身很重要。刘备家里都编草鞋了，但是也要想办法拜到大儒卢植门下，不为好好读书，就为在大师面前混个脸熟。
这就是东汉当官的第一条路，读书——通道窄，这样的时代，不上不下的阶层，活得最累。
第二条路，举孝廉。特别孝顺特别廉洁，这样的品质被人注意到了，也可以当官。
这条路是不是对于所有阶层都平等呢？也不是。因为谁的能力强，是可以比的；道德谁更高尚，就不大好比。孝顺更加是如此了，实际上在举孝廉的过程中，是不是真孝顺，真廉洁，可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高尚行为，有没有机会得到传播。所以你够不够孝廉，比读书读得好不好，更容易弄虚作假。
比如曹操20岁的时候，被举孝廉，曹操有什么孝行吗？他是那种一路惹祸，一路靠老爹给他擦屁股的坏孩子。但是他家是大贪官家族，有的是钱，给儿子运作一个孝廉怎么了？所以汉代才会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童谣。
家庭条件最好的，垄断了大多数机会，真的穷人，也不妨躺平了，只有不上不下的阶层，要花很大的心思博出位。后来所谓的二十四孝，那些孝子很多都是东汉的。如卧冰求鲤什么的。那个趴在冰上化开冰块解决后妈吃鱼问题的王祥可不是什么穷人，他是第一大家族琅琊王氏的老祖宗。
《世说新语》三十六门里，第一门就是“德行”，其中说到东汉名士的道德表现，觉得不可思议，这其实背后反映了汉末名士的生存状态，内心充满了内卷的焦虑，对外表现出相当浮夸的道德激情。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他们迎来了一场政治风波，东汉末所有的名士，或深或浅都卷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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