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部不正经的书会成为经典？

 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世说新语》里写的那些人物，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大概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建立为止。具体说来，东汉崩溃，三国纷争，三国归晋，西晋短暂统一，然后又分崩离析，进入东晋，东晋又被刘宋取代，《世说新语》里的内容大致在这个时间段。

 这段历史的特殊性在于，皇帝和官僚集团的关系与之前的秦汉不一样，和后来的隋唐以至于宋元明清也不一样。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社会逐渐成为由皇帝和官僚主导的社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围绕着他，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大群官僚在治理国家。

 皇帝和官僚的关系很微妙，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可没有官僚，皇帝的权威就是空的，没有办法落地。而官僚要得到皇帝的授权，才可以行使他的权力。皇帝和官僚的关系还有另一面，简单地说，皇帝不喜欢官僚以权谋私。

对皇帝来说，理想的状态是，皇权是垄断的，但官僚系统是开放的。各种政治资源，官僚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在位的时候是官，退休了就不是官。你是官，不能保证你儿子也是官，你是官，但你干得怎样，要随时接受我的考核。

 说到底，官员实际上是皇家的临时工，而临时工是不可信任的，所以要加强监管。中国古代的官制，什么行政、司法、立法的分立，是没有的。但确实有一个相当独立的监察系统。而朝廷的纲纪，条条款款，针对官员的，至少不比针对老百姓的少，这叫“王法治官不治民”。

但官员的想法，就刚好相反了：第一、既然我是临时工，那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与其长期效益好，不如任内效果好；与其真的干得好，不如让皇上觉得我干得好。第二，为什么我只能是临时工？我也想转正啊，不说像秦始皇之前的周朝贵族那样，或者西方的欧洲贵族那样，身份权力可以世袭，但更多的权益更好的保障更少的监管，总是值得追求的嘛。

当然，官员里也有一些高尚的例外，绝对数量还不低，但看权重，还是很有限，这样一来，官僚系统和皇权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

西汉的时候，皇权对官僚还是占优势的，汉武帝用过13个丞相，只有3个结局还行，别的要么被撤职，要么不得善终。至于什么人能当官，只要皇帝欣赏你，你就可能当官。卫青是家奴的私生子，皇帝欣赏再加上有能力一样可以当大将军。类似的例子在汉武帝时代相当多。

但是从东汉开始，官僚集团就反过来对皇帝有比较大的制约了。皇帝不希望他们正式拥有的政治资源，他们越来越多地搞到手，而且可以传给子孙后代了。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阶层，所谓“门阀士族”。简单说就是，你能不能当官，要看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族，你家有钱有势还有文化——有文化也很重要，光有钱不行，没有文化这个圈子不认你——这就叫“士族”。你出身高级士族，有了影响力，那就是“名士”；出身低级士族，那就只能是“寒士”了。名士才能当大官，或者摆我不想当官的谱，寒士只能当小官，不是士呢，就根本当不了官。

从东汉末到东晋，门阀士族的权力大到什么地步有区别，但泛泛说来，权力都很大。这就是我们说的特殊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历史里，恰好只有《世说新语》记录的这段时间，门阀士族在皇权面前是最硬气的。

而《世说新语》重点关注的人物，就是这些门阀士族，尤其是名士。

有一种说法，《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它很生动地展示了名士们的言行，可以供想当名士的人模仿。但跨过门槛的关键，往往并不在教科书里。《世说新语》里有人说过一个名士的定义。

王孝伯言：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三个标准：一、通常没事干；二、酒喝得痛快；三、《离骚》读得熟。这三个标准，最重要的，是第一条。

在贵族社会里，这甚至可以算是一个不用考虑文化差异的普世标准。比如有人概括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绅士的关键标准，也是要“无所事事，并把开销维持在一个显著的水平上。”

“没事干”这一条达到了，后两条可以通融甚至置换掉。什么人才能无所事事还衣食无忧还没人说你的不是呢？当然要有祖传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精神财富。

 就拿提出这条标准的王恭来说，他出身顶级高门太原王氏，妹妹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他自己一路做到封疆大吏。这样，王恭出门，才有《世说新语》里描写的效果：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下着零星小雪的时候，穿着鹤氅裘飘然而过。穷苦的人在篱笆墙后远远看见，忍不住赞叹：此真神仙中人！

这么看来，与其说《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不如说它是名士的宣传片。它展示的是名士们最想被别人看到的一面。这样的一部名士宣传片，为什么会对后来的读书人特别有吸引力，以至于被捧为经典呢？

第一、读书人和名士都是文化人，大家读的书也都差不多；无非魏晋名士更爱读《老子》《庄子》，但面子上还要推崇儒家经典；后世的文人主攻方向固然是儒家经典，但一旦不爽，一样会去读《老子》《庄子》，所以从文化脉络上讲，彼此是相通的。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再也不可能有魏晋名士那种超然的地位了。

前面谈过，魏晋门阀士族权力很大，甚至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皇权，但从《世说新语》诞生的刘宋开始，皇权就已经开始反击了，等到了唐宋，尤其是宋以后，皇权对官僚可以说确立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实际上就是在官和民之间，开辟了一个对流的通道；让民可以通过考试成为官。这样，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读书人数量激增。同时，也让已经是官的人，在位置上很有危机感，要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挤下去，又成为民。

所以，宋以后的文化人，很没有安全感，对于皇权的依附性是很强的，虽然有些人还是被称为“名士”，但其实已经和魏晋名士不是一个物种了。

具体来说就是，魏晋名士最硬核的标准——没事干，有老钱，这样特有的社会保障，后世文人是很难拥有的；而魏晋名士生活的时代，世家大族权力很大，他们可以不在意体制的约束，后世文人却必须忍受。读《世说新语》，必然生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觉。

总结一下：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群特殊的人，而《世说新语》的特殊写法，又放大了这群人的风度，使它格外迷人，而且不可复制。于是，在一代一代读书人的想象中，这部书成了一部可望不可及的经典。

尤其是《世说新语》的叙事，是刻意制造悬浮感的，大时代的背景被模糊了，当时的民族冲突看不到；社会中下层的生活状况，也基本没写。哪怕从记录逸事的角度看，《世说新语》处理材料的手法，也类似于我们对照片做了背景虚化处理，这样一来，照片当然会美丽很多。

所以说，要真正理解《世说新语》，光看《世说新语》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它所涉及的历史时代。

它涉及的第一个历史段是东汉末年，下面我们来说说东汉这个时代，名士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