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作者刘义庆，是南朝宋的宗室，皇帝姓刘，也叫刘宋。刘义庆是皇上的亲戚，临川王，文学家。

   刘宋王朝有个特点，特别不信任亲戚，因为他们家的皇位是篡位得来的，而且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杀掉了前朝的皇帝。曹丕篡汉，但是没有杀汉献帝，而是给他留了一小块地盘，在那里继续行汉朝皇帝的礼；晋朝司马炎篡曹魏的皇位，也是这么处理的。但宋武帝刘裕，篡东晋的皇位，却把东晋的末代皇帝给杀掉了。

   所以刘宋的皇帝，很没有安全感，而且对自己亲戚，特别凶残，子弑父，弟弑兄，叔杀侄，各种例子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临川王刘义庆，活得就战战兢兢，没有安全感。

   刘义庆年轻的时候，很得开国皇帝刘裕的赏识，把他称为刘家的宝剑。后来刘义隆即位，神经过敏，诛杀了很多大臣。宗室成员理论上也是可以做皇帝的，何况还被先帝称为宝剑的人呢？于是刘义庆为了避祸，辞去了敏感职务，也不再骑马弄枪，转而搞起文学来了。

   当时的文学范畴比现在广泛，类似于今天说的学术研究。研究文学当然比研究军事安全多了。

   但同属文学，安全系数也有差别。比如研究儒家经典就有危险。

   汉初，汉武帝有个哥哥叫刘德，被封为河间王，特别喜欢读书。尤其精通儒家经典。有一次去见汉武帝，武帝问一他答十，很是得意。不料皇帝阴沉沉地来了一句：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想当年，商汤就只有七十里的地盘，后来灭了夏朝，当了天子；周文王，只有一百里的土地，后来灭了商朝，当了天子；你是河间王，河间的地方也不小，你努力吧。

   听出这话的言外之意了吗？儒家经典，都是讲上古圣王怎么治理国家的，你这么熟，你想干什么呀？

   所以说，在古代，当权贵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一不留神就会被皇帝认为是个威胁。

   刘德听了这话，心里也有数了，回去之后喝喝酒，听听音乐，就这么快乐地死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就是喝酒听音乐，还要弄点文学，儒家经典不太合适。

   那么历史书行不行？还有，先秦诸子的著作行吗？

   这个更危险。举个例子，汉成帝的时候，他的叔叔东平王刘宇到长安来，跟汉成帝借书，借的就是先秦诸子，《庄子》、《韩非子》之类，还有《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

   在汉代，以皇叔的身份，这些书平时读不到，想看，要找皇帝借。结果皇帝没借给他。因为有人说：“诸子书中有许多违反经术、非难圣人的内容；史记中有战国纵横家的权谋，有讲汉朝如何建立的奇策，还记录了全国的险要之地，这些都不宜放在诸侯王那里，所以不能给。”

   看看，诸子、史书有趣但很不安全，儒家经典，到了汉成帝时代，比武帝安全了些，但还是有风险。这让刘义庆干啥好呢？编小说才是最安全的。

古时候编和写，有时候区分不明显，把前人写的编辑起来，自己再写一些加进去，是常有的事。古代小说的含义和现代也不同，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也就是民间流行的各种段子。所谓小说家，倒类似于今天说的段子手。

段子不一定不是事实，但关键是，段子即使是真的，价值也很有限。

古代学者讨论小说的时候，往往会引用《论语》里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说，即使是个很微小的领域，也有值得关注的地方，但要是有远大的志向，恐怕就会被拘泥住了，所以君子是不干的。

也就是说，做编小说集这种事，等于承认自己没有远大的志向追求，不算君子。

刘义庆编了好几种小说集，除了《世说新语》，还有《幽明录》《宣验记》，那是讲佛教因果报应的。编这种小说，其实就是刘义庆公开表态，我的人生，已经进入了懈怠状态。

权贵懈怠，意味着退出政治资源的争夺，降低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值得大力提倡。至于其他挥霍，基本属于小节。

所以，庶民懈怠叫躺平，权贵懈怠叫高卧。

总之，刘义庆编这样一部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祸，并没有存着写一部传世经典的目的，它的诞生就不是出于什么正经的原因。而且根据古代的分类，《世说新语》属于小说，这种小说，用鲁迅先生的话，讲历史不见得靠谱，讲道理不见得深刻，也不算是正经著作。但偏偏这样一部书，成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