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康熙年间，小说《风月宝鉴》书稿就已经在民间秘密传抄。乾隆十九（1754）年成书的甲戌本《红楼梦》详细记载了小说的缘起和成书过程。小说书稿最初由经空空道人抄录，后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名《红楼梦》，再经孔梅溪题为《风月宝鉴》，后经曹雪芹（1715年～1763年）批阅增删之后，曹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1754）年抄阅评注，小说书名仍用《石头记》。

        乾隆后期，经程伟元（约1745年～1818年）和高鹗（1758年～1815年）二人搜集、整理、编修、活字排印，最终正式以《红楼梦》书名出版问世。正如小说第一百二十回中空空道人所言“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致使《石头记》原作者究竟是谁，自传抄至今，竟然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文化公案。

        从清末帝制社会告终， 民国共和肇造开始，皇权专制造成的文字狱现象终于走进了历史。在上世纪初，小说《红楼梦》的出版发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与此同时，文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和原作者的考证逐渐成为了热门显学。愈百年以来，几代红学专家学者和《红楼梦》爱好者们，对于《红楼梦》原作者究竟是谁，存在不少盲人摸象式的认知，故而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据统计，《红楼梦》原作者的可能人选竟达几十人之多，当然很多疑似作者根本经不起推敲，自然不必当真了。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有严谨考证者，有凑热闹者，有起哄者，有张冠李戴者。这种文化乱象既是明清时期的文字狱造成的，也是当下世风浮躁的一种必然结果。

        如今人们对《红楼梦》原作者的研究，形成了几大派系，比如自传派，想象派，编修派等。近年比较活跃的有如皋红学，如果将其划分归类，应当属于想象派了。自传派和想象派都经不起推敲，证据旁征博引，结论难免牵强，甚至有些荒诞。编修派虽然论证了曹雪芹只是编修者，但依旧没有论证出谁是真正的原作者。笔者此前发表的《吴梅村是<红楼梦>原作者考辨》一文中已经做出一些分析和论证。其中也有明显错误之处，此时予以纠正：比如，脂砚斋批的甲戌本应该是出自曹雪芹之手，《石头记》底稿究竟多少回尚不清楚。

        为了厘清史实，正本清源，红学研究者必须运用时空一体的视角，既要尊重史学研究的考证，又要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还要把握小说内容的特点，才能临摹并还原作者的人生轨迹，生活空间，人物面貌，才能去伪存真找出隐藏的原作者。正如《红楼梦》第九十回说道：“心痛还得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如今，要推演出真正的原作者，还得分析小说内容，文字风格，艺术造诣等特点去寻找答案，有道是“原作必定藏玄机，考证还得书中推。”

        宋朝苏轼在《答张文潜书》写道：“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简而言之，苏轼的识人之法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这完全可以用来推论《红楼梦》的原作者究竟是谁。笔者认为《红楼梦》的内容具有五大基本特点：宗教信仰，文学造诣，批判思想，上层场景，民俗方言等。如果以小说的五大特点作为找寻原作者的五大标准进行推演，再运用排除法逐一将可能会是原作者的候选人进行考评统计。如此一来，原作者的真面目自然就逐渐清晰了。

       本文将明末清初的文坛才俊，最有可能是原作者的候选人罗列出如下：曹雪芹，洪昇，冒襄，曹頫，顾景星，吴梅村等。其他疑似的人员，如曹寅，脂砚斋，朱耷（八大山人），朱道明（牛石慧），石兄，曹竹村，李鼎，谢再诏，曹顺等，因为提法太离谱，根本不可能是原作者，就不必费笔墨了。通过比较分析，看谁符合上述五个标准，那么谁就应该是最可能的《红楼梦》原作者。

第一个标准：宗教信仰的元素

       毋庸置疑，小说《红楼梦》有很浓重的宗教文化和多元信仰的色彩。贯穿整部小说，最突出的一个故事情节是以远古神话作为缘起，随后以僧道出场对白引出小说关键人物，再详细描写出世入世的红尘故事情节，最后又以僧道圆场做个了结而结束。比如，第一回中，僧人癞头跣足而念诗：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道人跛足蓬头唱出《好了歌》，一僧一道言行奇怪，但却显露出真正的道行和智慧。小说中间还用浓重笔墨描写贾母笃信佛教等。小说最后，那僧道携 “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各自云游而去。

      小说有对民间迷信的批判和对宗教信仰的思考。第十五回描写水月庵的净虚师太参与俗事，还有小尼姑在庵中偷情的情节；第六十三回道士丹药骗钱，贾敬修炼服食丹药，中毒而亡的内容；第八十回描写王道士卖假药的江湖骗子形象等。

       小说有对六道轮回和三世因果之理的揭示。小说开篇描写了一个奇妙的神话故事：灵河岸边有棵绛珠仙草，由于缺水濒临死亡，旁边赤瑕宫的神瑛侍者给其灌溉，使其“得以久延岁月”，后来神瑛侍者下凡造幻历劫，化身为贾宝玉，绛珠仙草也跟随下凡人间去偿还自己当日所受的灌溉之恩，化身为林黛玉。

       小说还批判性地描写民俗文化中的宿命报应。如《红楼梦十二支曲》最后一首，《收尾·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再如，诗词《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

       以上几点足以证明原作者对佛道文化有深刻了解和认识，对儒家的修身齐家有身体力行的实践，对信仰与迷信有明确的区分、肯定和批判。小说写出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到头来是一场空”的人生感悟和生命哲理，作者必定是一个心境高洁，操守严谨，修为精深的信仰者。

第二个标准：旷世才华的资本

      旷世之作《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系列的一座巅峰，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块璀璨瑰宝。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中含有五六十首艺术成就和思想境界均不俗的诗词，特别经典的诗词就十来首。不仅如此，小说的故事情节有大量的精彩戏曲场景描写，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宝黛读西厢，晴雯撕扇，湘云醉卧等，其文学造诣非常高妙。

      小说有大量满含人生哲理，超凡脱俗的诗句，绝不是一般会写几首诗的人就能写得出，也不是具有一般文学素养和人生洞察力就能体悟得出的。如此高超一流的创作才华，作者必须要有先天的超常底气、才气和灵气；高超的写作技能，作者需要有大量的诗词和戏曲创作实践；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底，作者必须经历长时间的潜心磨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因此，《红楼梦》绝不会是孤胆文人的唯一作品，也不会是普通文人的异想天开的惊人之作。作者必定是一个学识渊博，才高八斗，著作丰富，且擅长诗词，精通戏曲的大才子。

第三个标准：批判思想的深度

       小说还对明清社会的批判和反思非常深刻。小说开篇，作者就自述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在大观园里，利欲熏心的王熙凤整日研读《太上感应篇》却最后惨死大牢；与世无争的贾迎春被夫家虐待致死；冷眼旁观的惜春遁入空门；孤洁高傲的妙玉陷入淤泥；洁身自好维护道统的贾政，面对家族的腐朽和堕落却完全无力回天。

       薛宝钗聪慧伶俐，识体顾局，她努力维持大局，终究难挽大厦于将倾。 而作为作者本人投射的和二人，黛玉为追寻那片“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而风刀霜剑严相逼，吐血而亡；宝玉为不愿堕落成浊臭逼人的“泥”偶俗物而被毒打，晚景凄凉，“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虽然 小说中的青年男女充满了抗争精神，但女子遭受压迫，男子找不到出路，最后被压抑的现实所吞没。

       作者通过对人物富有哲理性的描写，以及对具体案例的带有宗教性的分析，进而对明清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民间习俗、伦理道德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和透视，从而揭示出了专制等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腐朽和虚伪。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定程度的控诉和批判。小说最后，随着贾家唯一的命根子宝玉的出家，预示着王朝社会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

       小说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反思批判，作者如果没有家国情怀的赤子之心，没有对民族命运的痛苦探求，没有对民俗文化的深入了解，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超越世俗的超凡思想境界。因此，可以推断，作者必定是一个思想深刻，观察敏锐，淡薄名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批判者。

第四个标准：官场情场的经历

      《红楼梦》主要描写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场景。小说对金陵四大家族的铺张叙述，对红楼之中众多女子的细腻描写，证明作者不仅是个家大业大，而且还对官场有着深刻认识，对风花雪月的情场有过身临其境的感受。换句话说，原作者必定是见过大世面，对金陵及秦淮运河两岸的文化习俗有深入了解，对烟花之地有过感同身受的风流才子。

       只有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写出如此精彩鲜活的作品。只有这样的逻辑推理，才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素材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判断，很多红学研究者早已对小说真正的作者提出了质疑。俗话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由此，作者必定是隐于明末清初京城高层官场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红尘世界的涉猎者和体验者。

第五个标准：语言习俗的运用

      明清时期的中国版图非常辽阔，虽然有统一的书写文字，但无统一标准的口语，更不可能有统一的风俗习惯。黄河内外，胡言和汉语就有天壤之别；长江两岸，各地方言差别巨大，比如岭南的广东与岭北的湖南口音完全不同。哪怕是同一个地区，相隔不足百里，就可能完全听不懂，习俗也是千差万别。《红楼梦》里各种人物对话叙述很多，描写细致，语言非常有地方特色，存有很多方言。小说对吴文化习俗的介绍也有很多的笔墨，几乎随处可见。张爱玲就曾经评价《红楼梦》“吴语甚多”。

       古代毕竟交通不发达，十里不同乡，百里不同俗。小说鲜明而突出的语言习俗特点，恰恰证明作者的身份和籍贯必定会是在无锡、苏州一带。

       根据以上的五个标准，再对可能的原作者逐一比较界定：

1、曹雪芹

       曹雪芹（1715年－1763年），出生金陵即南京，正白旗包衣世家，13岁左右随全家迁回北京。根据现存的资料，看不出曹雪芹有很深的佛道信仰和修为。据其好友张宜泉、敦敏、敦诚等人记载：曹雪芹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嗜酒狂狷，对黑暗社会抱傲岸的态度。一个“嗜酒狂狷”的人，必然不会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也不可能有很深的道业修为。

       曹雪芹除了编修过《红楼梦》外，人们找不出任何能证明他是文人才子的作品，更别说有与《红楼梦》水平相当的文学作品。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指出，根据风筝工艺美术家孔祥泽先生提供的资料，曹雪芹有一部《废艺斋集稿》传世。但这部书稿是一部科普读物，类似于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

       曹家在南京江宁被抄家时，曹雪芹尚年幼。一个在南京长大到十三岁左右的孩子，应该会听得懂吴语，但不可能特别熟练，纯正地道地用吴语创作。曹雪芹后来随全家迁居北京，他不太可能熟悉苏州一带非常地道的，有地区特色的风俗习惯。曹雪芹从未做过官，毫无官场从政的经历，也无上层社会的生活体验。他穷困一生，更无情场的丰富体验。曹雪芹对“对黑暗社会抱傲岸的态度”，因此他有敢于批判的勇气，或许会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统计结果，曹雪芹只符合两个标准，因此排除他是原作者的可能。但他应该是小说前八十回的主要编修者。

2、洪昇

       洪昇（（1645年～1704年），洪昇出生时，明朝已经灭亡。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清朝人，因此他不太可能对明朝有强烈的怀旧感，反清复明的思想意识更难以形成。洪昇经历二十年科举不第，白衣终身，卖文为生，穷困而终，他完全没有上层社会的人生经历。

        徐嘉炎在《长歌行送洪昉思南归》中说洪昇“好古每称癖，逢人不讳狂”。尤侗称洪昇：“洪子既归，放浪西湖之上，吴、越好事闻而慕之，重合伶伦，醵钱请观焉。洪子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 由此证明，洪昇性格粗旷，放纵不羁，不可能有很虔诚的佛道信仰，更不会是一个有很好修为之人。

       洪昇虽然是古代四大戏曲之一《长生殿》的作者，但他没有官场和情场的生活经历。《长生殿》的写作风格和《红楼梦》相差甚远。再者，洪昇是浙江杭州人，他不可能会讲吴语，更不会讲苏州土话，也就不可能详细了解苏州地区的民间习俗。

      洪昇有才华，有批判思想，他只符合五个标准里面的其中两个，不具备创作《红楼梦》的基本条件。因此，可以将洪昇排除。

3、冒襄

       冒襄，字辟疆，（1611年－1693年），江苏泰州如皋县人。冒襄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但并不是一流的诗词和戏曲家。

        冒襄个性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有文献可考，冒襄一生有10多位女性与其有过情爱关系。据《影梅庵之悲》一文称，冒襄直到75岁时还打算纳妾。冒襄一生有名份的妻妾就有7人。张明弼在《冒姬董小宛传》中说冒氏“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由此可见，冒襄是一个品行低劣、行为放荡，留恋青楼，生活糜烂的好色之徒。从儒释道的角度来衡量，冒襄算不上是一个道德高尚，有节制有操守，修身齐家的文人。另外，从现存冒襄的其它作品来分析，也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对佛道有深刻信仰的人。  

      冒襄会讲吴语，懂苏州地区习俗，著作颇丰，有丰富的情场经历，有反清复明的气节和倾向，却官场经历甚少，且一生穷困潦倒，体弱多病。因此，冒襄最多符合三个标准。由此，冒襄应该排除。

4、曹頫

        曹頫（1706年～1774年），出生于南京。从现有的资料考证，曹頫的祖父曹玺从1663年开始任江宁织造，曹玺长期生活在苏州、南京一带。由此，曹頫出生在江宁，自然会讲吴语。曹頫是否有佛道信仰，难以下结论，但是曹頫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文人。曹頫有官场阅历，但有过九年的牢狱之灾，他完全缺少情场经历，红尘体验。

        曹頫的父亲曹荃（1661年～1708年）、伯父曹寅（1658年～1712年）都在南京生活过，应该都会讲吴语。曹寅喜好文艺，爱好藏书，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曹寅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 。曹頫很可能就是脂砚斋，从脂砚斋的批语有吴语的特点可以作为一个佐证。曹寅广泛结交了明朝遗老官员和上层知识分子，曹寅很可能获得了《风月宝鉴》书稿。

       由此， 曹頫最多符合两个标准，其中半个信仰，半个官场，一个吴语标准。因此，可以完全排除曹頫的可能。

5、顾景星

        顾景星(1621年～1687年)，湖北蕲春县人。据考证，顾景星是曹寅的舅舅。其生平著述宏丰，现存的共有430卷之多。从现存的作品来判断，顾景星的诗作丰富，但文学成就不高，因此可以断定他完全写不出《红楼梦》中的那些高妙诗词。他对文字和医药比较有研究，虽有民族气节，但缺乏批判思想，看不出有很强的佛道信仰倾向。顾景星在江苏昆山生活过，可能懂一些吴语，了解吴文化习俗。他没有写长篇巨著的小说的时间，也没有其他小说问世，更无任何与《红楼梦》有关联的文学作品。

        顾景星只是明末贡生，入清后屡征不仕，布衣终老，因此他毫无官场情场的阅历，无奢华社会的生活体验。顾景星是曹寅的舅舅，如果他写作了《红楼梦》，曹家人很可能会知道，等曹雪芹编书、脂砚斋点评时，不可能不把他的名字写出来。

       因此，顾景星仅符合半个才华标准，半个懂吴语标准，自然可以排除。

6、吴梅村

        吴梅村（1609年～1672年），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祖籍江苏太仓，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和词人，有东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吴梅村又名吴伟业，自称大云道人，说明他笃信道教；吴梅村是朝崇祯皇帝钦点的会元，是一个传统的儒学官僚；他写过《清凉山赞佛诗》四首长诗，隐约讽喻顺治皇帝出家的传闻，有反叛意识和批判思想。他在命终时嘱咐死后下葬敛“僧蓑”，因此他必定还信仰佛教。由此证明，吴梅村是一个有虔诚信仰，有多方面修为，儒释道兼通的人物。

        明末清初，吴梅村、钱谦益、龚鼎孳三人被称为“江左三大家”。其中，钱谦益（1582年～1664年）、龚鼎孳（1616年～1673年）都沉溺声色，缺少操守。比如，已经59岁的钱谦益，娶了年仅23岁的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并于十天之内就建造一栋房子，急不可耐地过上金屋藏娇的醉梦生活。龚鼎孳则娶灵秦淮八艳之一的顾红波，据历史记载，龚鼎孳失节丧操，不仅为明人所不齿，也为清人所蔑视。

        吴梅村作为明朝著名遗老官员，却洁身自好，清心寡欲。明亡后十年，一直隱居乡里，保持名节，他有创作的时间和丰富的阅历，也有创作的才华资本和物质条件。据称，当时有人自称奉平西王之命，贿吴梅村以重金，求自毁《圆圆曲》诗稿，吴梅村一口回绝。由此看来，吴梅村有民族大义，有文人气节，痛恨汉奸行为。因此，吴梅村具备《红楼梦》中的批判社会现实，揭露官场黑暗，批判没落文化的思想境界和人品素质。

        有记载，吴梅村在得知崇祯帝宠妃田氏之父田畹相中陈圆圆与卞赛（玉京）等人后，他只在卞赛的寓所吹了几首曲子便悄然离去。由此可见，他很能节制欲望，控制情绪，克己修身。正是吴梅村有严格的性德操守，有高超创作才华，才有可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绝世佳作。学者张黎明先生撰写的“红楼梦》的作者究竟会是谁呢？”也对此公案做出了独到精辟的分析，他也认为吴梅村是《红楼梦》原作者的可能性最大。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阅读。

        另外，冒辟疆娶了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吴梅村常到钱谦益家做客，又与冒辟疆有书信往来，吴梅村应该了解董小宛，很可能看过冒辟疆为董小宛写的纪念文字。吴梅村又写过秦淮八艳之一的陈圆圆。因此，吴梅村应该非常了解秦淮八艳的传闻故事，他很可能将秦淮女子们的人生经历和爱情故事，作为素材写进了《石头记》。

        综合比较，分析判断，推理论证，在上述可能的《红楼梦》原作者的候选人当中，唯有吴梅村完全符合五个标准。  因此，可以推论出吴梅村应该是《红楼梦》的原作者。

​引注：

1、 《红楼梦  程伟元序》

2、宋朝苏轼《答张文潜书》

3、《吴恩裕文集（第4卷）：曹雪芹佚著浅探》

4、《吴恩裕文集（第5卷）：曹雪芹丛考》

5、百度词条：秦淮八艳

6、苏州地方志

7、张黎明：《红楼梦》的作者究竟会是谁呢？https://www.163.com/dy/article/EVQIURH40521GV5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