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晨投稿:是制度,而不是人,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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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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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于1991年创刊,是一本以史为鉴的综合性纪实月刊,第一任社长是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办刊宗旨强调“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主要刊登近现代史、党史、军史、人物传记及历史评论,主张“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在2016年之前,该刊是体制内自由派、改革派的重要舆论平台,曾获高层改革派习仲勋赞誉:“《炎黄春秋》办得不错”,最高月发行量约20万册,作者多以离退休中共老干部、学者为主。
2016年7月,原管理层(包括社长杜导正等)被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强制撤换,原班人马遂宣布停刊,以示抗议。虽然新任命的管理层沿用原刊物名称继续出刊,但思想倾向与杂志风格已明显转向主流意识形态,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的记忆中,这应该是我唯一一次给《炎黄春秋》投稿。
我的戏路——不,应该说“文路”——比较窄,只会写杂文、随笔,偶尔写几篇寓言或小说,但篇幅通常都很短。而我知道,《炎黄春秋》主要刊登近现代史、党史、军史、人物传记等纪实类文章,以及发表一些历史评论类作品,属于十分注重史实、讲究史料依据与思想深度的刊物,所以在它面前我只配当读者,当学生,自认是没有资格“跻身”撰稿人行列的。
可是看的多了,一些史实忽然在大脑里“自我联动”,形成一条主线:共产党的历史上,人治是核心,但在施行人治时,也时常借助制度,使个人专断合法化、持久化。于是我在2003年前后,就把自己头脑里的这些史实捋了捋,加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怀着投石问路的心情,给了《炎黄春秋》——它能发,当然很好;它不发,也在情理之中。
结果是没发。
没发就没发吧,反正我在这事上做了一点研究,提高了认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整理邮箱时看到《炎黄春秋》这封自动回复函,随手放这里,算是一种纪念吧。
202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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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争夺战细节回放:
在过去25年里,由于受到温和派退休官员的保护,《炎黄春秋》这本月刊在审查部门的怒火中幸存了下来。他们用它来倡导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共产党历史上的黑暗岁月的诚实反思。
不过,这本杂志的生存前景已经不再确定,因为当局试图把一些更紧密响应习近平主席的政治论调的编辑安插进来。此举会让这本杂志丧失相对的独立性;编辑们说,宁愿让杂志死掉,也不愿以妥协换得它的生存。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炎黄春秋》创办人兼社长杜导正在一次采访中说。这句古老谚语的意思是,带着气节死去好过苟活于世。
“因为他们对《炎黄春秋》的这个搞法,我们已经没有生存的条件,”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说,“我们是被逼出来的。”
抵制人事变动的编辑们说,杂志社当前的动荡表明,共产党正加大对非正统观念的打压力度。不过他们已经选择进行公开的对抗。诉讼、办公室里的对峙,以及来自学者、作家和一些高级退休官员的支持,都是他们的砝码。
周二,一场争吵在《炎黄春秋》的办公地点爆发。当时,胡德华——改革派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之子、杂志社副社长——和一些记者试图进入办公室,却遭到身穿便衣、拒绝透露为谁工作的保安的阻挠。
“这儿是我们的办公室,”胡德华对一名穿着蓝色衬衫、正在指挥保安的男子说道。“你在这儿是干什么的?这儿是我们的办公室。谁告诉你你可以在这儿?”
保安最终让胡德华进了门,去处理杂志社的税务事宜,条件是记者们不得入内。
如果《炎黄春秋》关闭,或成为行尸走肉般的空壳,就再次表明习近平治下对言论的限制和收紧程度。
《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吴伟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这个事能发生,反映出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储百亮 201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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