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親歷者的評論

2026年11月8日，於英國倫敦

2026年11月5日，香港高等法院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判處30歲的黃之鋒監禁十年。

判決的時間點耐人尋味。按原計劃，黃之鋒只需再等兩個月，即2027年1月，就能服完「35+初選案」4年8個月的刑期走出監獄。如今新刑期僅有2個月2日與舊刑期同期執行，他預計要到2036年才能獲釋，屆時年滿四十歲。自2020年11月起，他已失去自由近六年。一個人從二十四歲到四十歲的人生，就這樣被兩份判決書接力吞沒。

判決當天，網上流傳一句話：「等到十年刑滿，又會給他安一個新罪名。」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港人從過去幾年中得出的經驗：刑期將滿，新的指控便適時出現。刑期不再有終點，監禁本身成了目的。

一、他被判重罪，是因為說了話

先看他究竟做了甚麼。

根據控方公開的案情，黃之鋒被指在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間，與流亡英國的羅冠聰等人串謀，請求外國對香港或中國實施制裁。列入案情的行為包括：在本地電台節目中表示會繼續爭取國際關注；在英國《衛報》、《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接受德國之聲訪問；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羅冠聰的帖文。控方甚至追溯到2016年，指他與羅冠聰早在當年就「達成協議」開展國際遊說。

沒有暴力，沒有武器，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所謂「重大罪行」，就是寫文章、接受訪問、呼籲世界關注香港。在任何尊重人權的社會，這些都是受保護的政治表達。在今天的香港，這樣的行為卻以終身監禁為刑罰上限。

法官認定案情屬「罪行重大」，以13年為量刑起點，因認罪減為10年。有人會說：他自己認了罪。但國安案件幾乎無人獲判無罪，審訊又動輒拖延數年。在這種現實下，認罪往往不是心服口服，而是在注定的結局裡爭取少坐幾年牢。一個讓被告覺得「認罪才是理性選擇」的司法環境，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二、司法獨立：只剩一個軀殼

香港曾經最驕傲的，不是高樓和股市，而是一套讓人放心的法治：法官只看法律與證據，不看政治風向；被告無論立場如何，都能得到公平審判。

《香港國安法》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切。國安案件由行政長官指定的法官審理，律政司可以決定不設陪審團，保釋門檻被大幅抬高，「國家安全」的定義則幾乎沒有邊界。法官由行政首長挑選，陪審團可以被拿走，判決的方向在起訴時就已大致可知。到了這一步，法庭、程序、假髮和長袍都還在，司法獨立的實質卻已被掏空。

判決當天，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第一時間發表談話，稱判決「罰當其罪」。中央駐港機構如此迅速地為一宗刑事判決背書，恰恰說明在北京眼中，這類案件從來不只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任務。

我不否認法院有審理刑事案件的職責。我要問的是：當法律的功能從約束權力，變成替權力清除異見，這還算法治嗎？這是以法律為工具的統治，是「以法治港」，而不是「法治香港」。

三、從黎智英到黃之鋒：殺雞，是為了儆猴

黃之鋒不是孤例。2026年2月，《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被判監禁20年，罪名同樣包括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對一位78歲、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的老人而言，人權組織直言這等同於死刑。與他同案的六名《蘋果日報》前高層，也被判處六年多至十年不等的監禁。這份曾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早在2021年就被迫停刊。

一個是學生領袖，一個是報業老闆；一個三十歲，一個七十八歲。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在北京不願聽見的時候，大聲說了話。

重刑的真正對象，從來不只是被告，而是所有旁觀的人。當說一句話可能換來十年、二十年的牢獄，記者會自我審查，作家會避開敏感題材，市民會刪掉自己的帖文，年輕人會把真話嚥回肚子。沒有人下令沉默，整個社會卻學會了沉默。

這就是寒蟬效應，也是這些判決最主要的政治效果。一個社會最可怕的，不是人人都贊同當權者，而是人人都不敢說自己不贊同。

四、「只管賺錢，莫談政治」：一張注定被撕毀的契約

北京和它在香港的代言人反覆告訴市民：不要碰政治，安心工作賺錢，生活就不會受影響。

這是一筆交易：交出公民權利，換取所謂的穩定。但這筆交易從一開始就不對等。今天被拿走的是選舉、媒體和街頭，明天就可能是你在群組裡的一句牢騷、你轉發的一篇文章、你孩子在課堂上的一個提問。你可以不找政治，政治終會找上你。

香港的繁榮也從來不是誰的恩賜。早在1997年之前，香港已是「亞洲四小龍」之一，是世界級的金融、貿易與航運中心。這份成就來自幾代港人的拼搏，更來自一套獨立、可預期的法律制度。國際資本願意把錢放在香港，是因為相信在這裡，合同會被尊重，法官不會看政治臉色。

我不認為香港所有商業案件都已失去公正，也不會斷言資本會一夜撤離。但投資者承受得了經濟周期，卻承受不起「規則可以隨政治需要而改變」。司法獨立的價值，恰恰在於它能否在最敏感的案件中站得住。如果法院只在無關政治時才獨立，那不叫獨立，只能叫暫時還沒被要求表態。

權力可以改寫一座城市的法律，卻無法用行政命令製造信任。犧牲自由換不來繁榮，只會連繁榮的根基一起挖掉。

五、一個親歷者為甚麼不能沉默

我不是一個置身事外的評論者。

2019年，我身在香港，參與了那場震動世界的反送中運動。我參與其中，不為任何政治利益，只因為一個樸素的信念：每一個普通人都有權表達意見、批評政府、守護自己的基本權利。

此後，我經歷了被捕，也經歷了被迫離開的痛苦。我常常想，如果當年沒有離開，今天的我會在哪裡？我不知道答案。但每當看到黃之鋒、黎智英，以及許多名字不為外界所知的政治犯，我都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曾經一起追求的東西，正由他們用青春和餘生付出代價。

身在海外，我繼續寫作與出版，先後寫下兩本關於香港的書：政治紀實《崩塌的金融城：2019反送中——香港》，以及政治寓言小說《國安法下的餘震：從香港到倫敦》。然而近期，我所在出版社的亞馬遜電子書出版帳戶被關閉，這兩本書也隨之下架。平台給出的理由只是籠統的「內容涉及違規」。我提出申訴，要求透明的解釋與覆核，得到的答覆仍是維持關閉，卻始終沒有說明具體原因。我沒有證據證明背後有中共操縱，也不作這樣的指控；但兩本關於香港2019年反送中及港區國安法的書，在沒有任何具體理由的情況下被一併關閉，本身就極不尋常。這件事提醒我：言論與出版自由，即使在自由世界，也需要有人去爭取和守護。

六、他們能關住一個人，關不住所有人

黃之鋒再被判十年，我感到痛心，更感到憤怒。

一個真正強大的政府，不會害怕一個年輕人寫的文章；一個真正自信的制度，不需要用十年、二十年的刑期讓批評者閉嘴。靠重刑維持的「穩定」，恰恰暴露了權力內心的不安。

據報道，黃之鋒在求情時表示，他相信終有一天會獲釋。我也相信。歷史上，沒有哪一種靠恐懼維持的沉默是永久的。

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身在自由世界的我們至少可以做一件事：不沉默。寫下來，記下來，說出去，讓世界記住香港發生的一切。他們可以關住一個人，卻關不住所有人的記憶。

黃俊
2026年11月8日，於英國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