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宇宙——佛教历史、哲学与科学的对话

第一章：沉默的基因：从哈拉帕到佛陀之前

第三节：吠陀的世界观

文/西域武僧

约公元前96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个夜晚，风像刀一样从安纳托利亚的石灰岩山脊，刮过火堆的边缘。月光温柔而明亮，石柱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条沉默的巨人腿，踩在一万多年前的人群之间。
那不是城市，也没有街道，没有城墙，没有宫殿，没有王的车队。甚至很可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农业社会”。人们仍主要靠采集与狩猎维生：追逐野羊、野牛，挖掘植物的块茎，收割野生谷粒。他们的生活按季节迁徙，被气候和猎物牵着鼻子走。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精于算计，他们最缺的应该是时间：时间就是肉，就是热量，就是生存概率。
可他们却把时间堆成了石头。
在今天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考古学家发现了巨大的环形巨石建筑：中央两根对立的高柱，周围一圈较小石柱拱卫。柱身上刻着动物与符号——野猪、狐狸、蛇、鸟，中央石柱则更奇异：它们被刻出类似手臂、腰带、垂挂物的图像。
人类的宗教史，往往不是从神学开始的，而是从一场盛宴狂欢开始的。
哥贝克力石阵旁边出土的大型石槽：六个石灰岩容器，每个容量高达160升，对容器内部的化学残留物分析显示，其中含有草酸钙。这是酿酒过程中常见的副产物。一些研究者推测可能与发酵饮品有关，也许是某种“类啤酒”的仪式饮料。尽管这只是推测，但这个推测足够迷人，因为它把“祭祀”从一本正经的神学，拉回到人的肉体：酒精、肉食、火光、鼓点和舞蹈。文明并不是先有理性计划，再有建筑；很多时候，文明是先有一场场“让人忘记自己是谁”的狂欢，然后再从狂欢里长出秩序。

一万多年后，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用富有诗意的文笔，写道：
在酒神的陶醉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崩毁了。被遗忘的大自然，重新和她的浪子——人类，团聚。大地自愿献上它的贡品，猛兽温顺地走近。酒神的信徒们挣脱枷锁，在迷狂中感到自己就是神。他们不再是人，是被神所充满、与神合一的存在（摘自周国平译本）。
在印度吠陀的传统中，苏摩这个词即是一种高山上的圣草，能压榨出金黄色的汁液，又是由此汁液混入牛奶酿造出的美酒，同时也是一位神祇。在《梨俱吠陀》中，早期的印度人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来歌颂他：
我们饮下苏摩，已然不朽！
我们抵达光明，亲遇诸神！
凡俗肉身消散，神性在我们之中闪耀。
这琼浆入腹，整个世界大放光明。
群山化作黄金，长空是光之海洋。
万物燃起内焰，每一块石头都吟唱隐秘的歌。
我们拥有千人之力，枷锁从腕间脱落。
四肢强健，内心无畏，心智清朗如黎明之前的天空。
我们之中，谁还是凡人？没有！
我们尽数升腾，化为神性。
（《梨俱吠陀》卷8，据牛津2014权威英译本意译）
人类历史上歌颂酒神的诗篇，从我个人看来，以此为圣。
酒精释放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疲劳、压力、饥饿和寒冷。酒精让人凝聚，拉近彼此的距离，让个体在他人的拥抱中获得温暖、安慰。让成百上千的远古先民，暂时忘掉去追逐野兽、采摘浆果或者收集谷物的急迫，凝结成一个集体，去开凿巨石、雕刻花纹并将其树立起来，然后在火光中尽情狂欢，享用无尽的美酒带来的“我们尽数升腾，化为神性”的那一刻。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提出一个著名的洞见：人类之所以能组织大规模陌生人协作，根源是认知革命带来的虚构叙事能力。农业出现之后，定居、粮食储备，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能力，人们开始为遥远的未来劳作，忍受当下持续的辛苦。
我认为，促进这种缔结，酒精即便不是唯一的因素，也是少数几个重要因素之一。况且，在石器时代，这种低酒精度的发酵饮料，还具备一些医疗作用，兼具净水抑菌、快速供能、舒缓伤痛的原始医疗价值。
在乌鲁克为代表的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挖掘中，出土过大量的斜纹碗。据考古学家推测，这种斜纹碗是当时人类参与公共建设，获得报酬的标准量具。劳作一天的人们，可以领到一斜纹碗的大麦作为报酬，同时还有啤酒。
据一份美索不达米亚泥板书记载，每个劳工每天两升大麦和两升啤酒。这是公元前3300年，一个劳动者的工资单。
然而，酒带来的不仅仅是欢愉和协作，同时也带来了垄断和权力。
酿酒，不是将粮食泡进水里，然后静等发酵这么简单的事情。发酵需要控制温度、掌握时机、选择容器、配比谷物。在缺乏文字和科学知识的新石器时代，这些技术更像是一种秘传知识。掌握它的人，就掌握了稀缺资源。在哥贝克力石阵，能组织数百人建造石柱、同时供应大量啤酒的人，必然具备组织能力和资源调配权。
六个160升的酒槽，将近一吨的啤酒（如果它们是啤酒的话），足可以诱惑几百人去做一件他们根本想不到，也毫无现实意义的事情。也足够他们在劳动一天后的月光下，尽情狂欢，大醉而归。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最早掌握酿酒技术的人，最终可能演化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特权阶层——祭司。尽管这个转化并非一蹴而就。祭司阶层一旦固化，它与王权的关系便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走向合一，一种走向分体。前者以中国、埃及、苏美尔为代表，后者以印度、凯尔特为代表。
在早期吠陀文献《梨俱吠陀》中，第一到第九章主要是各个祭司家族对神的赞歌。其中第二到第七卷，总共记录了六个家族，他们赞颂的神几乎一样，但是各自有各自的赞歌传承。从中可以看到，祭祀是被垄断，且相互竞争的。
当然，对于旷日持久的，缺少即时价值的庞大工程来说，精神的凝聚力是一回事，分配工作、监督进程、奖勤罚懒、工期考勤是另外一回事。因此，祭司权力逐渐分化，一部分有身体力量优势和统筹、预判能力突出的人，掌握了另外一种权力——世俗权力。

我们在今天有记录的历史中看到，人类社会经历过两种社会形态：一种是政教合一体制，一种是政教分离体制。
从印伊原始信仰的分裂，我们能看到这两种政治结构走向完全相反的道路。伊朗琐罗亚斯德时期的《阿维斯陀》圣典，对神的赞歌中，混入了琐罗亚斯德本人的宣教歌。而《梨俱吠陀》中，关于对宗教本身的追问，被单独编入第十卷。据语言学者研究考证，第十卷内容的出现明显晚于前九卷。
留在伊朗的印伊原始信仰经过琐罗亚斯德改造，在数百年时光中向政教合一转型，最终由大流士一世将王权神圣化、制度化，奠定阿契美尼德帝国政教合一的国家范式。而印度婆罗门体系长期保持祭司系统与王权系统相互独立、双向制衡。这种平衡在伊斯兰征服者建立德里苏丹国（公元1206年）后，才逐渐被打破——苏丹身兼政治元首和最高宗教领袖，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教合一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教权与王权的斗争由来已久。虽然也有教权收编王权的案例，但多数情况下，教权都会被世俗权力所收编。只是有详细记载的信史并不常见。中国历史上关于“绝地天通”的传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
《国语·楚语下》记载：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段历史记录直接点出了在某些情况下，王权必然要吞噬教权的核心理由：民渎齐盟。在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型的时期，开荒、灌溉、大规模建设对一个部族的存续与强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需要“盟”：所有人必须在同一时间共同开展生产、劳动或武装拒敌。但是，教权和王权分离，甚至连教权都十分分散的情况下，人对于公共盟约，往往很难恪守。
《国语》这短短140个字的记载，蕴含了人类权力重构的密码，以及极其丰富的社会学内涵，可惜学界往往于其中只做神话解读，真正从社会治理和文明转型的角度深入研究的并不多。展示在这里，只是给“王权如何吞并教权”，提供一个最古老，也最深刻的东方标本。
《梨俱吠陀》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祭司狂欢的时代。几百年来，这六大家族相互竞争，同时也相互维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鲜少有人追问：我们为什么祭祀？
《原人歌》 （第10卷第90首）是吠陀晚期最宏大的宇宙论叙事。它讲述了一个创世故事：宇宙最初只有一个“原人”：千头、千眼、千足，遍满一切。诸神把他当作祭品献祭。他的头变成天空，眼睛变成太阳，呼吸变成风，肚脐变成空界，脚变成大地。从这次原初献祭中，产生了宇宙万物，也产生了四个种姓：婆罗门来自原人的口，刹帝利来自臂，吠舍来自腿，首陀罗来自脚。
它是一份“事后追认”的政治文件。在更早的吠陀颂歌中，社会结构要流动得多。当时没有世袭的种姓，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武士和赞歌作者。“瓦尔那”一词在早期《梨俱吠陀》中，仅用于区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从未用来划分雅利安社会内部的等级。《原人歌》很可能是用一个宏大的宇宙献祭神话，为现实中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层提供神圣的合法性。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些文字是“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最早记录”，但真正形成的种姓制度，恐怕更早。这份文件使阶级划分由此变得自然而神圣，不容置疑。

与《原人歌》并列的，还有《有无歌》 （第10卷第129首）。它追问的是比创世更根本的问题：宇宙在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说：“那时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没有空间，没有天空。” “热” 是宇宙最初的动力，通过热，产生了“欲”——宇宙的第一个种子。但这首赞歌最终也承认，这个问题 “或许只有天上的监察者知道，或者，他也不知道” 。
《原人歌》和《有无歌》共同构成了吠陀晚期的哲学高峰。同时也奠定了吠陀世界观的三大原则：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
婆罗门是祭祀的执行者，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介。没有婆罗门，祭祀无效；没有祭祀，宇宙不存。于是，婆罗门阶层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不是“神职人员”，他们是宇宙秩序的维护者。他们的权威不是来自“信仰”，而是来自“功能”：没有他们，宇宙就会崩坏。
然而，吠陀的宇宙观并不是印度大陆上唯一的精神传统。
哈拉帕文明留下了另一种精神实践的线索：瑜伽坐。吠陀传统以祭祀为中心、向外寻找神、追问“宇宙的第一因”。哈拉帕传统以内省为方法、向内寻找“我”、通过身体训练穿透意识的表层。外向追寻与内向自省，在恒河流域相遇了。
酒精将人的理性抵押给集体与信仰，但也有人愿意远离集体，独自饮酒。他并非不想融入集体，而是痛苦地发现：已经没有一个集体能够承载他沉重的精神。三千年前，一些婆罗门似乎也懂了。他们离开了大型祭祀的热闹场所，独自一人，走进森林。他们不是去逃避世界，而是去寻找一个比集体更根本的“我”。 他们留下的文本，叫《奥义书》。

敬请关注第四节：奥义书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