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宇宙——佛教历史、哲学与科学的对话
第一章：沉默的基因：从哈拉帕到佛陀之前
第二节：雅利安人的到来
文/西域武僧

“雅利安”这个词，是伴随着二战时期纳粹的铁蹄，被世人所熟知、误解、污名化的。
1771年，法国学者安克蒂尔·杜佩隆在印度和波斯收集到一批古波斯语文献带回欧洲，其中一部名为《阿维斯陀》的琐罗亚斯德教圣典被翻译出版，受到欧洲学界的重视。这部典籍记载了从公元前1500年以来大量的祭祀赞歌和全新的世界观体系，让欧洲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看见了另一套成熟、独立、自成体系的古老信仰。这套体系以清晰的善恶二元论为核心，对宇宙起源、秩序构成、人的选择，给出了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解释。
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始终处在一种深刻的撕裂之中：一方面，基督教传统确立了“上帝创世、秩序先天、善恶既定”的确定性；另一方面，科学与理性的觉醒，不断瓦解这套固定答案，让信仰与现实的裂痕越来越大。
而《阿维斯陀》的世界观，对此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世界并非由单一造物主绝对主宰，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善恶、参与宇宙秩序的核心力量。它极大抬高了“个体之人”的主体地位。尼采更是创作出哲学名著《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让这位“道德发明者”——查拉斯图特拉（琐罗亚斯德的另外一种译法）亲口宣告“上帝已死”和“重估一切价值”的宣言，将“个体人”的价值发展到极致。
几乎同时，1786年英国法官威廉·琼斯在印度加尔各答发现，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有惊人的相似。“父亲”：梵语是pitṛ，希腊语是patēr，拉丁语是pater。数字“三”：梵语trī，希腊语treis，拉丁语trēs。这也许不是巧合。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影响后世二百余年的语言学假说：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来自于同一个祖先。此后学者如穆勒、施莱格尔等借用当时正在流行的《阿维斯陀》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Airya，来命名这个祖先。这个词被翻译为：雅利安。
“雅利安”这个词，在《阿维斯陀》文本的语义中，指的并不是一种语言或一个民族， 它的原始含义是“高贵者”、“尊容者”、“正统者”，是阶级、道德和文明身份的称谓。
图片
在波斯拜火教的传统中，有一个相当古老的传说：国王费里顿将帝国一分为三，交给三个儿子。图尔去了东边，成为中亚草原游牧人群的祖先；萨勒姆去了西边，成为罗马人的祖先；雅利安留在中南部，成为伊朗人的祖先。
奇妙的是，这个传说与现代DNA人类基因溯源结果，竟然十分相似。按照传说和语言学分析，雅利安人可能起源于现今黑海—里海草原一带，而后分多波次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扩散。基因测序表明，欧洲的大部分人群、印度、伊朗和中亚有相当的基因谱序的分布，只是比例不同。
也许，德国纳粹正是受到了这个传说的启发，并受《阿维斯陀》中“高贵者”身份的诱惑，坚信自己就是“雅利安”人血统的后裔。
事实上，现今世界中与“雅利安”这个名词有直接关系的国家或者民族，唯有伊朗，因为伊朗这个词汇直接传承了Airya（雅利安）这个词汇：伊朗（Iran）的含义就是“雅利安人的土地（Land of the Aryans）”。
纳粹德国1935年颁布的《帝国公民法》第2条明确写道：
只有德意志或同源血统的国民，且其行为证明其愿意并适合忠诚服务于德意志人民与帝国者，方为帝国公民……帝国公民是依法享有完整政治权利的唯一主体。
尽管其中将模糊的“雅利安”一词用更准确的法律词汇“同源血统”代替，但谁都知道“同源血统”意味着什么。
至此，聪明的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所谓“雅利安”是一个语义相当复杂的词汇：它是一种现代语言学上的称谓，同时又是一个宗教意义上有关权利主体成分的词汇，同时还是一种描述阶级的词汇，而后又被扭曲为描述种族身份的词汇。
因此，当我写下“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口进入印度平原”这句话时，从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说并不严谨，甚至近乎本末倒置。公元前1500年前作为族群标签的“雅利安人”，根本不存在，也没有明确的所指。只是出于叙事行文的便利，我仍要借用这个后世才诞生的词汇，去描述当年发生的这场人群迁徙。也正因如此，才需要花费大篇幅，梳理这个词语诞生、流变、被扭曲的完整历史，帮读者厘清它背后层层叠叠的含义跳跃。
兴都库什山脉，横亘于印度西北部与中亚草原之间，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守护着印度大陆。但是这道屏障有几个天然的缺口，包括开伯尔山口、波伦山口等，千百年来无数商队与军队踏过这些咽喉要道，雅利安人也正是通过这些缺口，逐渐流入印度大陆的。
公元前1600年到前1500年之间，也就是哈拉帕文明消失150年后，一批又一批的雅利安人，通过这些山口进入印度河平原，那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文明衰落后的荒凉世界，颓败的城市被黄沙半掩，在后世信德语中，这些城市废墟被称为“摩亨佐-达罗”：意即“死人之丘”。
学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认为，雅利安人是入侵者、征服者和奴役者。但现代考古学发现，事情与人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致。首先，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大陆时，哈拉帕文明已经基本消失了；其次，考古学也并未发现雅利安人与当地达罗毗荼人有大规模交战的痕迹。
经过摩亨佐-达罗，雅利安人没有试图恢复这些城市，也许4.2千年严重大干旱的后续影响还没有消失，这里尚不太适合人类居住。或者是因为这些移民属于部落小规模渗入，不具备恢复这种大型城市的能力。于是他们继续向东，进入恒河流域，并在那里建立了定居点。
雅利安人是人类较早驯服马匹，以及使用战车的民族。但他们当时还没有发明文字。赞歌、祷词、仪式等规程，由祭司阶层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这些口传内容后来被整理成《吠陀》，这个词的意思是“知识”。
历史和考古学界对于雅利安人为什么会南下印度大陆进行过讨论。一种说法是4.2千年事件的余波影响，气候仍旧不稳定。与印度河流域一样，这场大旱灾也导致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降水减少、草场退化、河流萎缩。以游牧为主牧农混合的部落为了寻找新的草场，不得不进行千里跋涉。
另外一种说法，他们沿着数百年的成熟贸易通道而来，原本就是一支谋求“淘金”的队伍。
几百年来，哈拉帕文明出产的大麦、小麦、棉花、红玉髓、象牙等商品，通过兴都库什山脉缺口形成的商道流入中亚、地中海地区，这是一块神奇、富足和充满财富的土地。一部分雅利安人追寻着这条古商道一路南下。
另外一种解释，是雅利安族群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以游牧为主的部落，同以农耕为主的部落产生了竞争。
十九世纪德国东方学者马丁·豪格便秉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当时雅利安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颠覆性的宗教改革。以琐罗亚斯德为代表的新一代宗教阶层，对古老的印伊传统信仰发起颠覆性冲击。在原始的印伊共同信仰中，“阿修罗（阿胡拉）”本是至高神圣的尊号，“提婆”是光明诸神。但琐罗亚斯德彻底重塑了善恶体系：他独尊阿胡拉·马兹达（阿修罗）为唯一至善真理之神，而将古老传统中备受崇拜的所有提婆诸神，判定为虚假、堕落、黑暗的恶神。
这是人类已知最早的“一神论”改造。
这场剧烈的宗教变革，撕裂了原本同源的雅利安族群。坚守古老多神传统、尊崇提婆神的保守派族群，无法接受新教义的彻底颠覆，最终选择离开中亚故土，向南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平原。
图片
关于琐罗亚斯德的在世时间，学界仍有争论。传统认为琐罗亚斯德生于公元前627年前后，享年77岁。而现代语言学依据《伽泰》（被认为是琐罗亚斯德亲自撰写的赞歌）使用的古阿维斯陀语的特征，与《梨俱吠陀》作比对，认为琐罗亚斯德生活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当前学界大多采用后一种说法。
因此这场关于阿胡拉与提婆位格的争论，可能在印伊共同阶段就已经萌芽，并在后来的分化中被逐渐放大，时间跨越了数百年。
横览人类的信仰史，新神与旧神的战争可谓是比比皆是。印伊部族阿胡拉与提婆的竞争，仅仅是其中一例。在希腊信仰体系中，更发生过三轮神权更迭。
距今2800年左右，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写下《神谱》。混沌是开端，那时没有天地、没有秩序、没有规则。大地女神盖亚自混沌中诞生，孕育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母子结合生下泰坦诸神。父亲恐惧儿子，囚禁他们；儿子弑父夺权；新王克洛诺斯又恐惧自己的子女，吞食他们；宙斯幸存，最终推翻父权，建立新的神权秩序。
巴比伦史诗《埃努玛·埃利什》把“神的政治”讲得更露骨：世界从混沌水域开始，诸神相争，新神马尔杜克击败代表混沌的提亚马特，把她的身体劈开，化作天空与大地，然后用某种“叛神金固”的血与泥土造出人类，让人类承担劳役，替神做工。
这种旧神与新神的战争，在我看来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社会秩序、统治方式的变迁，映射到族群集体记忆中的抽象表达。
在印伊族群中，这种投射体现为原始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与定居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竞争。
在传统游牧过程中，创造神与光明神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对于农耕部族来说，如果创造者与光明的赋予者是两个不同的神，则会使人的生产、生活充满了悖论。因为种植的首要自然因素，就是阳光：日照时间决定了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这个时候，只有创造神与光明神合一，才更符合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发生于希腊的情形则更加复杂，这个独特的地域结合了农、牧和海洋商业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因此古老、原始、专断的太古神祇，被代表城邦契约秩序的新一代神祇一次次取代，投射着这片土地从游牧—农耕—商业多轮生存方式扩展的重塑。
而在巴比伦这种大型灌溉农耕为主体的部族中，神性更像一个具有驱策力的奴隶主，展现其无情、冷酷的一面。因为农耕部族更强调服从、统一和时序性，驱策力可以保证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建设和无休止的劳役，因此作为规律性劳作的先民，更容易将自己视为神的奴隶或者工具。这个时候，代表混沌、无序与自由的原始神，就必然地要被新神杀死和替代。
文化比较学是近代宗教学者普遍采用的一种分析方法，从涂尔干到阿姆斯特朗，大多采用这一工具来追问宗教的起源。这种方法同样也符合佛教最基本的方法论：缘起说。佛陀并不认为某一单一的因，最终会成为唯一的果。在据信是佛陀本人的教诲典籍中，佛陀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诸行从因缘中生，诸行从因缘中灭。
每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图景，都是由过去不同的因、缘和业力的相续共同构成的。
因此，每一个新的宗教的产生，必然地是对旧有信仰的批判与反动，同时也是新的环境气候变迁、生产方式的转变、生存成本的变化、外来族群的文明冲击等多种因素共同凝聚的结果。
因此，我提出一个新的文明模型——三层双向互动模型，亦即：
文明是特定区域人群长期历史积累共同生存经验，沉淀固化为稳定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根基衍生法律制度、宗教信仰、语言经典、生产技术、社会风俗与日常生活形态；同时文明外层制度文化结构具备反向校正、重塑、优化文明核心价值的关键功能，形成三层循环缘起、双向互构的有机系统。
因此，旧有的文明并非完全会被新的信仰所彻底摧毁，而是同样对新的文明叙事产生矫正作用。比如基督新教的崛起，并不是彻底打翻旧教（天主教）的叙事规则。旧教仍旧会在教义与仪式等领域，对新教产生规范性的影响，避免新的信仰走向极端。
3500多年前的印度大陆也是如此，进入印度的雅利安族群，携带着印伊共同体古老的祭祀信仰传统，与本土哈拉帕文明残存的信仰体系融合、互相渗透，最终发展出全新的信仰体系——婆罗门教。而这套婆罗门教宏伟的“精神圣殿”，日后又将迎来沙门革命与佛陀教法的挑战。
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检视一下，原始婆罗门教的世界观，究竟是如何建构的，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敬请关注第三节：吠陀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