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偶然看到中国作家蒋子龙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企工厂故事的一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文笔熟稔、引人入胜，读后颇有感触。之后，我阅读了蒋子龙更多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其中大多数都是关于1978-199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故事。从蒋子龙这些小说作品中，可以窥探到改开之初中国社会及各色人物的风貌，也能看出那时中国文学部分流派的特色、与现实的关联、思想的导向。

    蒋子龙作品中，最知名的莫过于讲述改开初期中国国企改革与变化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下简称《乔》）。蒋子龙出身于工人，曾在天津的国有制工厂任职，所以对于工厂非常熟悉，写起工厂的生产生活、工厂干部与职工的故事，可谓驾轻就熟、真实生动。

   这篇小说并非仅仅蒋子龙个人的思想流露、对现实的反映，还是一篇“命题作文”。而下达“命题”者，是当时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及其文化领域的主导者。《乔》写于1979年，熟知中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那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改革开放不仅需要政治权力的推动，还需要思想的解放、文化界发声配合。在当时包括蒋子龙在内大多数作家，都是执政的中共统辖的文联成员，服务于政治大局。那时也盛行“改革文学”，即为改革开放背书和鼓吹的文学，《乔》正是其中典型和较知名的一篇。

    《乔》讲述的是一位经历抗日和解放战争（国共内战）、又在建国后参与中国工业一线建设的老党员乔光朴，在“文革”结束之后，面对僵化的体制、破败的工厂、颓废的干部和工人，勇敢的从清闲的机关回到工厂担任厂长，整顿工厂、猛抓生产的效率与品质、奖勤罚懒、积极革新、与官僚主义和“左”作斗争、在成就与坎坷中艰难又坚定前行的故事。

   除了乔光朴，《乔》中还塑造了性格叛逆、有能力、敢闯敢干的青年工人郗望北；既有才能又有柔情的女工程师童贞；工于心计、擅于钻营的副厂长冀申；看似位高权重、却压力巨大、如履薄冰的市经委主任铁健；不熟悉技术但沉稳坚强、作为乔光朴后盾的厂党委书记石敢；立场顽固、保守“左“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扈科长等。这些角色在小说中的形象，也是服务于《乔》所表达的支持改革开放、批评腐朽保守、主张锐意革新的主旨。

   小说中处处透出对中国工厂管理不善、工人懈怠、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痛心与焦虑。小说开篇就是厂长乔光朴的话：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是不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当时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 

    ——摘自厂长乔光朴的发言记录”

   这段话简练清晰的写出中国经历三十年政治动荡和指令经济，生产效率低下、与日本这样的发达工业国家差距悬殊、历史欠账太多，推动现代化时间紧迫、对提高绩效和赶超外国的强烈渴望。早已在195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因“阶级斗争为纲”路线而长期搁置，邓小平复出和改革开放后重新作为国家的重中之重。可僵化教条的制度、人浮于事的工厂状态，让人们缺乏中国能够重启现代化进程的信心。

  下面这个片段，正是反映工厂人浮于事到何种地步：

    “他（乔光朴）看到那个闸把上盖满油灰，似乎从来没有被碰过。他问小伙子：“这个闸把是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 

    “这上边不是有说明。” 

    “这是外文，看不懂。” 

    “你在这个床子上干几年啦？” 

    “六年。” 

    “这么说，六年你没动过这个闸把？” 

    小伙子点点头。乔光朴左颊上的肌肉又鼓起一道道棱子，他问别的车工：“你们谁能把这个闸把的用处告诉他？” 

    车工们不知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怕说出来使自己的同伴更难堪，因此都没吱声。 

    乔光朴对童贞说：“工程师，请你告诉他吧。” 

    童贞也想缓和一下气氛，走过来给小伙子讲解英文说明，告诉他那个闸把是给机床打油的，每天操作前都要捺几下。”

    同时，又有工于心计的野心家为了私利试图破坏乔光朴对工厂的改革：

  “他（冀申）相信生活不是凭命运，也不是赶机会，而是需要智慧和斗争的无情逻辑！因此他要采取大会战孤注一掷。大会战一搞起来热热闹闹，总会见点效果，生产一回升，他借台阶就可以离开电机厂。同时在他交印之前把郗望北拿下去，在郗望北和乔光朴这一对老冤家、新仇人之间埋下一根引信，将来他不愁没有戏看。”

    这样的现实，存在于当时全中国各地各工厂里，且已经持续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过去没有人在乎这些，政治挂帅下，只要对领袖忠诚、紧跟政治路线，无论生产如何都不是大问题。这也是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乔光朴决心改革：

  “乔光朴盯着秃顶人，尖锐地说，“别着急，咱们厂干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是指真正精明能干的干部，真正能把一个工段、一个车间搞好，能把咱们厂搞好的干部。从明天起全厂开始考核，你们既然来了，我就把一些题目向你们透一透。你们都是老同志了，也应该懂得这些，比如：什么是均衡生产？什么是有节奏的生产？为什么要搞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现代化的工厂应该怎么布置？你那个车间应该怎么布置？有什么新工艺、新技术？……” 

    这几个人真有点蒙了，有些东西他们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见过。更叫他们惊奇的是，乔光朴不仅要考核工人，对干部也要进行考核。有人小声嘟囔说：“这办法可够新鲜的。”

   “这有什么新鲜的，不管工人还是干部，往后光靠混饭吃不行！”……”

   这样的改革，简而言之就是从当年的“政治挂帅”转向绩效主义，更强调技术能力而非政治立场。这在改革开放成熟期已不再新鲜也被认为理所当然。但在毛时代结束不久，保守左派意识形态及其力量仍然影响巨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改革是大胆和不易的。在1950-1970年代，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改革，却被扣上“资产阶级法权”、“技术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白专（专业技术能力强，但对毛、对党、对革命不够忠诚）”等，不仅夭折，主导者还遭受批斗、免职甚至投入监狱和被迫害致死。而1979年虽然改革开放启动，但那时的人们并不能确定中国不会倒退回旧时期，就像“百花齐放”不久又“反右”、“反冒进”后又更“冒进”那样。

    1978-19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转型、迷惘、试探着前进的时期。一切都还没有定论，危机与希望交织。《乔》正是讲述了在工业/国企领域发生的变动。蒋子龙在《乔》中以高度赞扬的态度记述乔光朴的改革，并激烈批评保守左派的意识形态、揭露国企的怠工和内部斗争等丑恶现象和体制痼疾，即便是“命题作文”，这样的勇气还是很值得敬佩的。因为如果政治风暴再转回1976年之前，为这样路线和作品背书的领导人失势后，等待蒋子龙及现实中的“乔光朴”们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在《乔》中，不仅有锐意革新的内容，还有强调共产党员的革命性、责任感、爱国心、理想主义的表达。这并不纯粹是为了让小说得以发表和得到上层支持而有意而为，而是那时的许多人确实还有着理想和责任感。

   “老霍仍然顺着自己的意思往下说：“你是不是认为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人，就永远变不了？其实是身在变中不知变啊，老徐同志！” 

    老霍接着说道：“我们不能前三十年立功，后三十年捞本，别人打不倒你，可不要自己倒下去。像我们这样一些经过战火考验的人，身体又多少有点病，更应该不断地同政治上的衰老作斗争。老徐，在政治斗争中你被烧过几次，不能老是耿耿于怀，对党有情绪，对群众有情绪；想自己、想家、想孩子多了，想革命、想党的事业、想将来少了。这个教训多么深刻啊！”

……

      “（铁冰说）都是人家送的，这个录音机就是外贸局的冀叔叔送的，外国人送给了他，他有好几个，就把这个转送给我了。外国货就是比我们国产的好。” 

    这句话使乔光朴心里的血腾地撞到了脑顶。他看着这满屋子的洋玩意儿，进口电视机，进口落地灯，还有桌上摆着的那一堆外国造的小玩意儿，而且冀申居然把礼物送到经委主任女儿的手里，他忽然感慨万端。几十年前，他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跟着老师上街游行，呼口号：“抵制日货！”“爱国多买中国货！”可是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革命成功了，日货不仅没有被抵制住，反而打进我们国家一些高级干部的家庭里来了。连日本电影都成了某些领导和他们的子女热衷观赏的参考片，这不是一种讽刺吗？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这场革命的讽刺！ 

    他突然一转身，没头没脑地对霍大道说：“看来，光靠喊口号抵制外国货是不行的，老百姓是谁的货好就买谁的，我们得拿出呱呱叫的产品和外国人竞争！口号打不败外国货，革命也代替不了外国货，只有用货比货，用好货打败劣货。”

   这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中国人还有着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民族情感，对于国家的贫困落后痛心疾首，并认为自己有责任为改变贫弱的国家而做出努力。只是这样的人随着时代发展，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当然，在乔光朴或者说蒋子龙写下这篇小说的年代，这样有理想和责任心的人已经不多了。

    值得注意的，乔光朴悟出了“光喊口号抵制外国货不行，只有自己造好货打败劣货”的道理，并不盲目爱国和极端排外。而这个道理，几十年后无脑爱国的许多中国人（比如被称为“小粉红”的人）却似乎并不明白。当然，那些极端恨国、毫无民族情感的人，也同样不能理解乔光朴们的爱国心，以及爱国与爱民的统一性。

    《乔厂长上任记》并没有给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是悲喜交加的尾声。一方面，乔光朴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产量提高了、质量提升了，童贞也冲破阻力出国留学了；另一方面，厂内外顽固势力还在阻挠改革，急于推进改革和生产下厂里又发生事故，乔光朴面临更艰巨的挑战。而这也确实反映了1978-1980年代初的中国工业、经济、社会改革的情况：一切看起来有了起色，但前途还并不明朗，人们还是在岔路口纠结的试错、迷惘、前行着。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因为残酷而无必要的政治斗争耽误了生产和发展、在贫困和无望中磋磨的之前许多年，这时的中国终究是有更多希望的。即便那些顽固的保守派，发现政治风向的巨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与外国的差距，也有所动摇和愿意有所改变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蒋子龙作为体制内文人，也写过赞美毛时代革命式建设的小说、塑造过“伟光正”的人物。比如另一篇他相对著名的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正是描绘了“根正苗红”的中共干部、机电局长霍大道在暴风雨天气亲临工厂一线保障生产进行的故事。那里没有关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等描绘，只有把生产与革命结合、“人定胜天”的宣传鼓动。《机》与《乔》在文笔上没有什么区别，表达的观点却大不相同。而根源在于时代不同了，体制内的作家蒋子龙的写作内容和表达的情感也因时而变。当然，这是可以理解而不应责备的。

   而且在《乔》中蒋子龙特意提及到霍大道这个人物，仍然保持他的“伟光正”形象，相对顺畅衔接了两部作品而没有违和。当然，《乔》中的乔光朴和霍大道，都不再是“人定胜天”、“靠革命意志取得胜利”的人，而是有理想壮志和行动力，但也有面对艰难和阻力的无奈一面、人主观努力的有限性。所以，相对于《机》，《乔》中的人物形象包括霍大道在内，都更加真实、丰满、接地气。这也是中国从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毛时代，到务实的改革开放邓小平路线这样的历史进程与转折，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除了《乔》，蒋子龙还有不少作品都是应时之作。《解脱》是讲述遭受迫害的技术骨干人才“起复”的故事，与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对应，也揭露了政治运动破坏人与人的友情、对人性的戕害；

《基础》是描写踏实认真的工厂车间主任，面对消极堕落、偷奸耍滑的工厂风气，坚持原则却吃亏碰壁的故事，反映了“公有制”招牌下从厂长到工人普遍的自私自利、工厂破败、国家工业前景的严峻，乃至联系到对共产主义的反思：

  “路主任，您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工会，参加过罢工，那阵儿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现在一样吗？过去许多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可以含笑而死，坚信革命一定胜利。可是现在还有多少人有这种信念？即便是在活下来的老干部中，在某些人的头脑里，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占多大分量？在他们的生活中，未来占着多大比重？……”

……

     “老路已经打了多半辈子铁了，越打条件越好，设备越先进；但也越打越难，越打越赔钱了。过去他刚学徒的时候，老板全靠人工抡大锤，照样赚很多钱；以后钱越赚越多，老板就买了一台夹板锤，钱就赚得更多了。到后来锤使老了，锤膀子裂开了，用铁丝捆上照样干，还是大笔大笔的赚钱。谁听说过打铁的会赔钱？现在一个几千人的矿山机械厂，几百人的锻工车间，怎么会亏损呢？毛病出在哪儿呢？”

《今年第七号台风》所写的知识分子老缪被看出选其出国考察在耽误的风波，反映了当时热火的“出国潮”中人们为出国机会相互嫉妒，以及老一代知识分子历经迫害和创伤仍坚守良知与责任心的不易：

“缪其臻对外国人，不像一般的中国人那样谦虚好客，格外礼让。他很少对外国人说多余的客气话和做出过分亲热的表示，他的性格令人很难捉摸，他似乎不是站在落后的中国的土地上，而是站在一个科学技术的高峰上冷静地观察着世界，对科学技术有着特殊的敏感。这是个有天才、有主见的人，是个叫外国人不好对付的专家。”

……

   “可是这件事从研究所的人嘴里说出来，再传到老孙头儿的耳朵里，就走样儿了。 

    “还不知缪其臻和美国人捣了什么鬼！” 

    “缪其臻这个老光棍儿，到美国找上个外国娘儿们，他还会回来吗？如果他发个声明不回国了，这政治影响有多坏！”……”

《人事厂长》写了“改革开放”春风下，一些公有制企业开始尝试提高绩效，连政工干部都开动脑筋、大胆发放奖励、以物质刺激工人劳动和改善形象，以及厂内围绕涨工资多少和分配是否公平的明争暗斗：

“高盛五发了这一身厂服，等于给每个职工颁发了一个金牌，把集体的荣誉变成了每个职工的个人荣誉。仓北厂的人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感到当个仓北厂的工人很光荣，对自己的工厂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干活加倍当心，不能出废品丢了金牌，还要争取超过瑞士。仓北厂的人走到马路、大街上，招来很多羡慕的眼光，特别是姑娘小伙子，连搞对象都容易多了。”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讲的是工厂领导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新来的金厂长通过官场与江湖手段拉拢上下、来实现促进企业生产发展的目的，还直白提到各厂内部工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现实：

   “金厂长接着说：“我们是东方化工厂的领导，我们用不着替国家操心，我们要操心的是东方化工厂的群众，得罪了他们，我们就要倒霉了。文件向群众传达了，如果奖金不照数给，我们就失了信，国家也失了信。我们挨骂还不说，群众的心气一散，生产就会掉下来。”

……

“他又灌了一口酒，果真是带着几分醉意了，“我知道，连你也瞧不起我，一定认为我是个大滑头，社会油子。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滑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越混，身上的润滑剂就涂得越厚。泥鳅所以滑，是为了好往泥里钻，不被人抓住。人经过磕磕碰碰，也会学滑。社会越复杂，人就越滑头。刘书记是大好人，可他的选票还没有我的多，这叫好人怎么干？我要是按他的办法规规矩矩办工厂，工厂搞不好，得罪了群众，交不出利润，国家对你也不满意，领导也不高兴。”

《父子之争》讲的是讲求质量、客户本位的村办小企业一度打败无视市场、人浮于事国有大企业的故事，是在赞扬手段灵活、顺应市场潮流的企业，批评那些僵化死板、不思进取的国有工厂，也是为“改革开放”背书：

  “我们厂没法和你们厂比，你们厂拔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我们是小本经营，自负盈亏，就怕赔钱，把用户当成大爷。你们是大企业，什么都大，家大业大，大手大脚大少爷，大厂作风，把自己当大爷，把用户当孙子。自己出轴承，却不管卖轴承，哪有这样做买卖的，还能不赔钱！”

《三十年后》讲的是一位老八路见到了三十年前日本投降时押送过的日本俘虏，此时这位日本人已是富商和中国政府贵客，送还了老八路当年抽打他的皮带，老八路感慨战争胜利、革命成功，却在经济上落后日本太甚的凄凉故事：

  “三十年啊，他保存着这根皮带，从趴在地上的战俘变成了日本化工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开口闭口“我的公司”，“我向贵国负责提供……”友好之中，时时流露出踌躇满志的神情。可我戴长天是战争的胜利者，却早已忘了这根皮带。是啊，三十年来，我在码头上扛大个，带着一班年轻人拼命干，汗没少流一滴，力没少使一分，闹腾来闹腾去，怎么“十间房”还是“十间房”？我老戴还得光着胳膊劈柴引火？……技术？我老戴没文化，可咱们偌大个国家，能人多着呢！他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你说，三十年前，日本是战败国，他们比我们强不了多少。为什么到现在他们由小国变成了经济大国，我们地大物博的国家倒变成了经济上的小国？我们八年抗战打胜了，为什么两个八年、三个八年、四个八年都过去了，在经济上、技术上不能打胜？！

……

“戴长天孤单单地站着，眼中的火光渐渐熄灭，数滴老泪，落在皮带上。”

《狼酒》是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坚持原则、作风优良的高级干部应丰，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下领导干部向“钱”看、大搞酒桌文化的风气，变得越来越孤立和难以推进工作，感到痛苦迷惘的故事：

     “前几天，应丰叫秘书通知科技局和计划局的两个局长，准备跟他到G省去解决几个大工厂的问题。可是一个局长推说正要和外国资本家谈判一项技术协定，一个局长推说正在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全都走不开。老周心里当然明白，这两个人不是下不去，而是不想下去。部里马上要分房子，这是盼了好几年的事啦，局长、处长们都有自己的打算，有的还想多搞一点儿。正在这时候下去，要是没有自己的份儿了，怎么办？……部长叫局长跟着到下面去检查工作，竟这样推三阻四，有令不行，还怎么干工作？”

……

  “多高级别的干部也是人，而人的形式和内容是随着不同的时代而变化的……您到了这般年纪，处在这样的地位，却想起学雷锋做好事来了，把自己搞得很狼狈，把亲属朋友、下级干部搞得很尴尬”

……

“过穷日子，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同心同德。我们当领导的连这点头脑还没有？非要把自己搞臭了不可吗？可是，搞臭了的似乎倒是我。难道现在当一个正派人比封建时代当个清官还难！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丫头，倒比她老子更世故，更油滑。时代真是变了，历史真的要逆转了！”

《大周天》讲述80-90年代一度风靡全国的“特异功能热”和“气功热”，生动展示了那时从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到市井小民普遍痴迷于“特异功能”，希望以此治病消灾、延年益寿，而实际上只是妄想与幻梦：

   “体育馆门外排着长队等待入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躺在担架上带着救急的氧气袋，有的被亲人背着、扶着。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朝圣。

……

    没想到严新很准时，等我进去他已经开讲了。大厅里很安静，安静得有点儿瘆人，带着一股坟墓般的死寂。两万人等于零。只有严新的声音在这个塞得满满的又是空空荡荡的体育馆里回荡。他的声音并不浑厚洪亮，却像上帝的声音，我也不知上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它有一种震慑力，有一种奇特的感化力量，仿佛能领导着宇宙万物。大厅里有教堂般的肃穆。这气氛比当年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更虔诚。真有点邪门儿，大厅里像个恐怖的停尸房，谁咳嗽一声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诈尸。 ”

《龟拳》讲述两个为钱发愁的无业青年，假冒“龟拳”高手、宣传拳法祛病健身、坑骗别人钱财的故事，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兴起后来几十年都能看到的街头骗局：

   “现在的人比猴子还灵，就凭这张破纸能把钱糊弄来？” 

    “你不懂，这就叫有学问——社会心理学。”潘杰摇头晃脑，一副当军师的鬼相，“你说，当人们心满意足，不愁吃穿，也不再担心搞阶级斗争的时候，心里想什么？” 

    “你说想什么？” 

    “想多活几年，想长生不老。所以每天早晨天津卫有一小半人跑步、打拳、练气功，还不就是怕死？我们投其所好，大功必成！” 

    “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现在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钳工“断指”》讲述本来老实本分的工人，因为走向贫困而初次偷窃，羞愤交加，切断自己手指作为“检查（检讨书）”的故事：

      “他把信封好。抬起左手，端详了一阵那两个粗壮笨拙的手指，嘴角挂着一丝冷酷的苦笑。然后把两个手指平稳地放在木凳子上，右手猛地抓起斧子，咔嚓一声，两个手指被剁下来了，他疼得坐到地上，用右手掐住了左手的腕子，免得流血过多。过了好半天，他的脸色才变过来，慢慢从地上站起身，把事先准备好的珍珠粉敷在伤口上，用纱布把左手包紧。又拿出一个信封，把剁下来的两截手指装在里面，在上面写上：“保卫科收，马祖荫的检查。”一会儿托上中班的工人带去就行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又像门扇一样倒在了床上。”

 《今天是星期二》讲了已经病得如植物人般毫无意识、躺在医院一年多的副省长，被担任卫生局长的他妻子要求医院不惜代价保持生命体征，以继续领取丈夫的退休金和享受副省长夫人待遇：

   “她不进病房，却站在101号病房的门外边，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那位比死人多口气的病人，转身问院长：“这一周来怎么样？” 

    院长道：“挺好，病势稳当，从目前的情况看不会有什么危险。” 

    “让你们费心了，不要怕花钱，你们当然会体谅我这个病人家属的心情……”

……

   “护士长撇撇嘴：“她现在需要的不是老头子这个人，而是老头子嘴里的那口气儿！有这口气儿就能住在省长的小白楼里，就能每月多拿三百多块钱……”

《警察的幽默》讲的是改革开放春风之下，同时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警察等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而从司机到百货店员都需要贿赂警察、敢怒不敢言；

  “公安局、派出所、街道联防办公室几次三番地进厂侦察、破案。每来一次就要带走好多东西，小至刀叉勺锅，大至炉灶。连车间门口的麻袋也不放过。问： 

    “这麻袋还有用吗？” 

    “没用了，拿走吧。”厂长还能说什么呢？ 

    案件破了，工厂又损失了五百多元的东西。 

    厂长火了： 

    “这个案不破了。今后再丢了东西也不许报案。小偷偷东西还费点儿力气，警察来拿东西连力气也不费。” 

    于是那一片儿的治安明显变好，警察受到表扬。”

《找“帽子”》讲述没有被“戴右派帽子”却被下放农村的知识分子金流，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又因为没有“右派”帽子不得平反、得不到工作安置的讽刺故事：

   “二十多年来，别人都把他看做是右派分子，他对这顶帽子既厌恶又害怕。可是如今这顶帽子对他来说，突然变得无比珍贵、无比重要了。却偏偏在这时候右派的帽子飞走了，没有这顶帽子，他的名誉就得不到恢复，政策就得不到落实。往哪里去找到这顶得而复失的帽子呢？”

《逝去的岁月》几个小短篇讲述了文革和红色年代晚期严肃的革命斗争表象下的许多荒唐、人们的厌倦，隐晦表达了对毛时代的不满和对改革开放之后变化的欣喜：

《碰》：

   “她摔倒了，我也摔下了车。她不管自己的车子，跳起来先骂我： 

    “瞧你那个德行，长得跟蒋介石一个样！”  

    “你的德行好，像宋美龄一样。” 

    她看着我怔住了。 

    我很得意，觉得占了她的便宜。 

    她扑哧一声笑了，天气突然晴朗： 

    “你还挺机灵的。” 

    后来我们成了夫妻。找对象就是这么容易。 

    在洞房之夜她问我： 

    “你真的认为我长得像宋美龄一样美？”

    《华钝教授》：

    “二十年基本上没出什么成果。他恰恰沾了这没有成果的光——没有成果就没有太大的罪恶，逃脱了被关进牛棚的厄运……每天清晨到学校门口的毛主席塑像前扫地，然后围着塑像正转三圈儿反转三圈儿。十年间不管风雨冰雪从未间断。

十年后要拆掉学校大门口的毛泽东塑像。领导首先想到要征求华钝教授的意见。 

    他最后一次到塑像前扫了地，然后顺时针方向转了三圈儿，反时针方向转了三圈儿，恭恭敬敬向塑像鞠了三个躬……”

   蒋子龙这些小说都有鲜明的年代色彩，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及其前后相关期）的人和事，反映了那个徘徊中变革的时代风貌和众生群像。那个年代的人们，经历了毛时代不少政治运动和苦难，有些人变得极其功利和圆滑，也有些人坚守道德原则，试图做些实事；有些人敏锐看到了政策和形势的变化趋势，不择手段争权夺利、发家致富，有些人反应迟钝，不知如何是好；有些人趁时势变化而得势而起，有些人被时代抛弃而失运沦落……

   蒋子龙小说描绘的年代，残酷的政治斗争正在远去，人们有了改变命运、改善生活的无限希望，但腐败、反智、贪婪、混乱也随之而来，从单位到社会都是鱼龙混杂。人们也逐渐失去了曾经有过的理想主义和朴素精神，功利和利己越来越重。旧的信念淡去了，新的信仰还没有建立，价值观的扭曲、心灵的紊乱，搅扰着看起来生机勃勃的新时代。而且新时代的面目尚且不很清晰、“文革”岁月也不是不可能再回来。正是如此，蒋子龙的描摹才格外具有价值，包括当时的人们感知和了解中国、今日的人们回顾历史，蒋子龙的小说都有着重要参考作用。

    虽然《乔厂长上任记》有较强烈的“命题作文”和为官方改开及国企改革背书的意味，但多数作品没有强烈的政治立场，且对制度、社会、官员的批判很明显。所以这些小说都能体现蒋子龙真实的观察和思考。蒋子龙曾经在工厂和机关单位都工作过，写的工厂和机关的日常也很真实、细腻、动人。如果没有这样工作经验的作家，写作能力再强、多么妙笔生花，也是写不出那些细节和直观感知的。

   蒋子龙本人并非为政权歌功颂德的吹鼓手，但也不是反体制的异见人士，而是体制内有一定资源和自主性、又受制于体制的作家。而他的作品也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即既有揭露黑暗面、批判现实，但也很克制，避免触碰直接而敏感的政治问题和高层人物，更多谈非政治的负面现象，就事论事批评具体领域和虚构的小说中人，也有旁敲侧击的对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做出反思。

    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变。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风貌对今人而言已日渐模糊和疏离。但人性的特点与表现，却可谓“换汤不换药”、本质没有改变。人们勾心斗角、利益争夺，还是如火如荼。街头市井的坑蒙拐骗，从气功到保健品，换了花样却还是相似的话术。人们比过去富裕的多，精神却还是空虚的，新的信仰和价值观过了许多年也还没有构建，只有利益让人们迷醉和趋之若鹜。

    而当年残存的理想主义则更加褪色甚至消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蒋子龙小说中那些还有胸怀天下之心和责任担当的人及其现实的原型逐渐消失不见，精致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现在的企业里还能找到什么“乔厂长”那样的人吗？而“冀申”、“徐进亭”们却只多不少。人们的爱国心也因政权对“爱国主义”的扭曲和滥用、中国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消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是退出公私生活、只剩官样文章，没有了毛时代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宣传，但作为统治者涂脂抹粉和驭民工具的特性却一以贯之。

   蒋子龙小说对过去年代的刻画，让今日的中国人看到了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历史岁月，改革开放从开始到现在的变迁，复杂又根深蒂固的人性。

   从文学角度分析，蒋子龙的小说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的风格与导向。那时的中国文学限制很少、自由较多，确实可谓“百花齐放”的。但其中最主流最普遍的还是现实主义文学。其中有反思“文革”等历史创伤的“伤痕文学”，也有对中国当时观察、描写、思考的现实主义作品。蒋子龙的作品显然属于后一种，对过去着墨不多、对那时的“今日”思考不少。

    从蒋子龙的作品可以看到，那时中国文学是积极与社会现实连接、盛行批判与反思的。中国官方甚至鼓励他们针砭时弊，以及通过批判“左”的保守为改革开放背书。虽然一度发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3年）”，但并未根本改变当时文学领域反思历史和批判现实的风潮。官方的相对开明，也让中国文学在1949年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所谓“文以载道”，许多作家也想借助文学表达社会关怀与改造现实。这一度有些成效，比如知青回城、农村改革、国企改革，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其中总能算上一点功劳。

   但这样的“春天”也就持续了大约十年。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转变，文艺风向的变动，言论尺度逐渐收紧，体制内的作家更是在威逼利诱下转向“歌德派（歌功颂德派）”。虽然对丑恶的揭露、对现实的批判仍然存在，但已不及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那段岁月。蒋子龙虽然还有不少作品产出，但无论文学价值还是现实意义，已普遍不如其1978-1980年代的小说。

   而中国的国家发展变迁，同样经历了转折与起伏。自199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取得惊人的成就，可以说超额实现了“乔厂长”的期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也逐渐富起来了。但这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所期望的全部吗？现在的中国，是当年中国人高兴看到的吗？如果纯粹从物质发展尤其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的物质所得看，那的确是相当满足了。

    但如果从民众的权利自由、社会风气、大众道德、人的信仰等方面，今日中国人的人格与中国社会的风貌，相对于过去，相对于80年代，是变好了吗？或者说变坏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无法几句话说清的问题。但很显然的，如今的中国人在信仰、思想、自由等方面，是相当匮乏和不足的。人们和80年代一样有着迷惘和不确定性，虽然细微的看当今和那时的迷惘及不确定性是有所区别的，但归根结底，都是精神匮乏、不快乐、有所失的。

   即便从物质上，这几十年来至今的中国也是严重分配不均、权力义务不对等的。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乔》中那样的公有制企业及国企职工，而是民营企业及非国企的工人，尤其农民工。这些缺乏保障的人群反而被作为“低人权优势”的工具、“人肉电池”般极尽压榨，迸发出极大的效率和生产力，并取得与外国竞争的优势。而国企普遍仍然是人浮于事、低效和浪费。

   缺乏保障的非国企工人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权利和待遇；得到优厚待遇的国企工人则普遍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样错位的现实，“乔厂长”或许应该更加疑惑和叹息吧。虽然蒋子龙已有一些预料，如前面提到的他的小说《父子之争》就是讲的市场竞争下国有大企业打不过乡镇自办企业。《乔》中也提到机电厂正式工偷懒耍滑、许多工作被交给农村招来的临时工做。只是他恐怕想不到后来几十年以“低人权优势”为特征的“中国模式”的成型、与毛时代及改开初期大不相同的经济模式和发展路径，以及国企工人和民企工人在待遇上长期的“双轨”状态。

   除了世代背景、意识形态、价值倾向，纯粹从文学写作上评价，蒋子龙擅长细节描写和冲突的刻画，对于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人与事之间的张力刻画的相当生动。比如《乔》中乔光朴与郗望北、冀申等人的矛盾，乔雄心勃勃的计划与低效、官僚主义、历史欠账等现实障碍的矛盾。《狼酒》中副部长应丰的理想原则，与现实中人们的功利与势利的矛盾。正是通过刻画这一系列矛盾，让小说更富吸引力，引人入胜。这些矛盾本身也是重点，并且点出了这些小说各自的主旨。而他们也都有共同的年代特征与问题，这些小说中描绘的矛盾也正是社会矛盾的体现。

   蒋子龙对于细节的描绘，是行云流水的，让人看起来情节没有磕绊而相当流畅自然。虽然这似乎不是什么特别精彩的，但真正想做到并不那么容易。而蒋子龙的作品，无论篇幅长短、精彩还是相对平淡，读起来都是顺滑无碍的。蒋子龙也擅长心理描写，如小说《阴阳交接》中对于办公室马主任的心理描绘，很好的刻画了一个机关单位既油滑又有些能力的办公室主任形象。

    在中国作家中，蒋子龙属于不算特别知名的，尤其在2000年代之后声迹不显，其作品集中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但他的若干小说却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文学”的典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人际关系、政策走向。在文学范围内，蒋的作品也表现了那个时期文学领域的思想导向和意识变化。

    当然，对于研究和评议中国历史、分析中共政策及中共治下中国变化的，那自然更应当去阅读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献，如身临其境般的观察和体会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相对于今日已是旧时、相对于毛时代却又是新时代的特别的时空岁月。历史不止是历史，而是当今社会形成的过程和发展变化的一部分，也总是为今日提供着镜鉴与资源。文学不同于纪实书籍，但同样是重要的史料，以独特的方式记录和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历史。

    在改革开放停滞、社会逐渐封闭倒退的今日中国，更有必要追寻那个虽然较为贫穷、充满不确定性，但整体在向上和有着无限希望的年代，以及像“乔厂长”那样有着“闯劲”、锐意改革、又对国家和大众有责任心的人们。这些是今日中国罕见的，也正是中国所需要的。虽然蒋子龙笔下的“乔厂长”、“石敢”、“应丰”等人物过于理想化，可也是给人们榜样与激励。

   今日的中国人尤其对于历史感兴趣的中国人，应当读一读蒋子龙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从中可以看到几十年前中国的人和事，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活。追忆那个转折、迷惘、探索的时代，也是在为改革开放已近半个世纪、经济惊人发展下却仍然迷惘、不安的当下中国和国人寻找一些可用的经验，为当下的社会提供某些参考。即便不谈较功利化的目的，通过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感知过去岁月的种种故事和其中的人情冷暖，体会与当下有所不同却又有相通之处的历史情境，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和有意思的思想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