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根据结果，极左翼立场和有民粹倾向的党派“左翼党（Die Linke）”以25.7%得票名列第一、获47席（柏林州议会共158席），得票和席位较上届都翻了一番有余，其推举的候选人很可能成为新的柏林市长。这也是极左政党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第一大党，并可能首次执掌该市最高行政权。当然，因其只获得总席位的不到三分之一，若其执政需要与其他党派联合，而难以单独掌权。其与中左的社民党和环保左翼的绿党结盟执政的可能性最大。

   本次选举中，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得票率同样大增，排名第三。而三个传统建制派政党，中右的基民盟、左倾和环保主义的绿党、中左的社民党得票和席位都明显下滑，分列第二、四、五位。另外，新兴的反移民和亲俄立场的左翼民粹党派BSW得票为4.72%，虽未达5%席位分配门槛，也显示了不俗的支持率。

   同日举行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AFD取得大胜，得票第一，社民党和基民盟得票大跌。而一周前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也是类似的结果，且AFD得票接近50%，创历史记录。

    这样的选举结果，相当明显的反映了极左与极右民粹主义的崛起、德国政治极化的加剧。当然，在德国不同地区，情况有具体的差异。其中前东德地区的民粹与政治极化比原西德要严重，而极右又比极左更得势。极左翼在柏林等大城市支持率高，极右翼则在乡村及郊区更具优势。

   本次柏林选举同样体现了这样的地域差别。在以前属于西德的西柏林地区，基民盟在大多数选区占优，而东柏林则是左翼党和AFD平分秋色。左翼党在市中心区域拿下了大多数选区席位，而AFD则在柏林东部和南部的郊区取胜。这也侧面反映了各政党支持者的分布及身份特点。

    根据民调、日常政治倾向、选后统计等，左翼党在少数族裔、女性、中低收入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群体中得到较多支持；而AFD则在本土白人、男性、中低学历者、蓝领工人、农民等群体中优势较大；传统建制派政党则在中产阶级、工商业者、高收入群体那里还能保持较稳定的支持，但整体支持率在下滑。极左和极右民粹一直存在，但过去许多年处于相当边缘地位、得票和席位很少。而近几年支持率大增，最近三个州的地方选举，两个州由极右拔得头筹，一个州由极左获第一，反映了德国政治极化的大大加剧、民粹势力大涨而建制派萎缩的现实及相对过去的变化。

   极左翼和极右翼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是高度对立的，如极左主张多元主义、平等、高社会福利、高税收、力挺女权和LGBT权利、支持少数族裔和移民难民，极右则主张单一民族和白人优越主义，经济上强调效率优于公平，排斥移民难民，对女权和LGBT权利持负面态度。但极左和极右二者都有强烈的反建制色彩，政策主张都较为极端（虽然方向有别），都不满于现状、反对建制派政党和传统政治精英，倾向颠覆或大幅改变现行体制和政策。

    柏林在内的德国政治越发极化有着复杂的原因。移民问题及相关的族群矛盾是最直接的催化剂。二战后数十年尤其冷战结束后，大量移民从外国移居德国，其中大多数是非白人和非基督徒。移民在族群身份、宗教信仰、价值观、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上与本土白人颇有差别，难免存在隔阂与矛盾。各族群上层更多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相互较和谐相处，但各族群中下层则更可能因有限的资源而相互争夺和冲突。德国虽因纳粹历史责任问题，格外压制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但种族偏见和排外主义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德国社会中。

    虽然德国政府和许多非政府力量一直努力构建和促成多元和谐的社会，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表明看族群关系尚且和谐，柏林更是国际化的多元城市。但事实上柏林及全德的族群矛盾一直存在。例如基督徒、穆斯林等不同信仰群体，也存在显著的价值观和行为差别，虽能勉强和平相处却并不能融合无碍。2015年前后至今许多难民的涌入，加剧了移民问题及族群矛盾。这也是反移民难民为主要口号的极右翼崛起的直接推动力。而少数族裔也更加向主张多元主义的极左翼靠拢。如本次胜选的左翼党推举的新市长候选人埃拉尔普即是土耳其裔。

    而经济不景气同样是民粹崛起和政治极化的动力。近年以来尤其新冠疫情发生后，德国经济乏力、收入停滞，同时又失业率上升、物价上升。同时，德国政府又拨出巨额款项用于援助乌克兰，虽有一部分民众支持，但也引发许多生活困苦的德国人不满，认为应优先用于改善国内民生。经济不景气也加剧了德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与族群矛盾，主张本土国民优先、反移民反难民的声浪越发强劲、得到更多共鸣和支持。

     除了移民和经济，还有许多或新兴或陈旧的、或长期性或突发性的问题困扰着德国。比如近年性别矛盾日趋严重，男性与女性的价值观、利益取向、诉求，分歧更多而共识更少。关于LGBT群体权利问题，德国不同价值观的民众同样看法大相径庭。对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的看法、对德国外交政策的主张，也撕裂了德国社会。而治安、住房、医疗、养老、育儿、交通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日常问题，许多弊病长期累积，传统建制派政党没有什么新鲜主张和突破性进展，也让选民失望。

   这样背景下，激进民粹党派较鲜明的颠覆性改革主张，如极左翼主张“公有化”部分房屋廉价租给贫困者，极右翼主张驱逐移民难民节约财政用于本土民众，以及极左极右都主张的减少甚至停止援助乌克兰等政策，就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尤其较失意和痛苦者的共鸣和认同。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对激进党派和民粹人物的支持很容易就转化为选票和席位，并逐渐改变柏林等地各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公共权力归属、官方的立场和政策。

   激进民粹政治势力的崛起和传统建制派的衰退，对于柏林和整个德国都并不是好消息。激进民粹势力虽然对当下德国弊病的批判很有力，但并不比建制派有更强的建设发展能力，其执政后往往并不能真正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或在采取激进的、“拆东墙补西墙”方式解决了某些特定问题，却付出更大代价、造成更多损害。

   比如极左民粹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增加税收、部分房屋公有化等，虽短期改善了中下层生活状况，却难免增加财政负担、损害经济活力和效率，还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资本外流，也会让经济更不景气、更多失业及收入降低，民生更困苦。而极右民粹将一切归咎于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其执政必然让这些少数和弱势者遭受不公和伤害。而且清除移民并不能真正解决各种弊病，还让德国许多中低端行业更加缺乏人力，也会损害经济民生。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激进民粹势力，其政策都是短视、狭隘、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建制派的官僚主义、因循守旧、自私自利等缺点，民粹派上台后也会逐渐如此堕落甚至更加严重。

   虽然笔者对激进民粹势力持较负面看法，对其多数政策不赞同，但也完全理解选民走向极化和支持民粹的动机。对于许多德国选民尤其中下层民众，在沉重而痛苦的生活压力下，又缺乏话语权、面对官僚和精英的自私傲慢，感到被抛弃和绝望，急于摆脱自己的困境，转向支持激进民粹力量试图改变现状，乃至纯粹为了打倒和恶心建制精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便他们都选择并不明智。不应该苛责生活艰难、经历不幸的平民大众，不应要求他们必须“顾全大局”、考虑长远、忍受种种痛苦，也不应简单以“愚昧”、“极端”概括其选择和贬损其人格。

   同样，对于极左的左翼党和极右的AFD，也不应简单标签化为“东德共产党余孽”、“纳粹继承人”等简化的污名与否定，他们的崛起都有着客观现实的原因。他们最多是利用了现实和民意，而并非靠自身一己之力煽动和洗脑了民众。两党也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和普选得到议会席位和参与政治，从制度和法律上也是合法的。

    其中左翼党虽继承于原东德的列宁式专制党“统一社会党”，但经历民主化后多年演变，显然是合格的民主主义党派，并支持民主和为弱势群体发声，不应再以几十年前的渊源予以污名和否定。本次选举左翼党得票超过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两大建制派政党，也反映了部分民心所向。从统一社会党1990年因专制统治和官僚主义而失去民心下台，到2026年左翼党为弱势民众疾呼和聚焦民生难点而获得民心执政，也反映了激进左翼的反思和变化。当然，笔者对左翼党的若干主张和承诺也并不持乐观态度，只是支持其执政和做些改革尝试。

   而代表极右的AFD虽然其若干政策主张有违人权和公正，但也是民意的反映，也有客观的得势原因。简单的“扣帽子”和否定，并不能遏制其发展，反而促成许多民众逆反投票支持AFD，也让建制派懒于反思和改变，越发不敌AFD。

    面对政治和社会氛围的极端化、激进民粹势力的崛起，传统的建制派政党和社会精英需要更多的反思和改变，去以更积极有效的方式解决民众面对的困难及合理的诉求。而如果传统党派和精英对现实确实束手无策，或并不真的关心平民大众、也不肯为公忘私的大幅改革，那么民粹和政治极化将越发严重而难以阻挡。

     从现实看，由于德国和世界范围内“身份政治”的盛行，不同族群、性别、阶级、出身、观念的人们按照身份站队，相互对立，党同伐异，德国社会的撕裂已很严重且中短期内难以逆转。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大，冲突更频繁和难以调和，这自然助长立场极端的民粹势力的发展。而极端民粹反过来又刺激和加剧了冲突和撕裂。目前这种状况看不到有改善的机遇和路径。而本次选举结果，则更加激励了极左和极右激进势力和民粹派，进一步加剧社会各群体的分化和政治极化。

   不过，对于德国的未来也不必过于悲观。如今的政治极化和社会矛盾，整体还是以和平方式呈现和进行，中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德国的民主体制同样在近期仍然稳固而不致被极端势力颠覆。人们仍然相对正常的工作生活。这比起二战结束前乃至冷战结束前战争、暴动、恐怖主义盛行的时候还是和平安稳的多。只是人们也要居安思危，在警惕激进民粹势力对民主政治的危害同时，还要更加诚实认真的面对问题和检讨自身，促进人与人的理解与和睦，逐渐遏制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撕裂，缓和矛盾，让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关于德国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极右翼及反移民浪潮、传统建制派和精英的问题等，笔者在两周前关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及AFD大胜的相关评论文章《德国地方选举极右翼大胜的因与果：社会危机下中下层的“另类选择”、政治极化与排外主义的加剧》已有详细分析，已提及的就不在本文中展开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