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中尼边境发生极其严重的泥石流灾害，迄今已确认超过900人遇难，还有超过5000人失踪且生还希望渺茫。而死亡和失踪者所处的受灾区域，部分在尼泊尔境内，另一部分在中国境内。本次灾害也引发全世界的关注。灾害发生时由监控摄像头、个人手机拍摄的灾难视频和照片也在各大主流媒体及Facebook、Instagram、X等社交平台传播，颇为令人震撼。

    同时，如果仔细了解中国大陆媒体及中国“防火长城”内的互联网平台关于本次泥石流灾害的报道、信息传播情况，就会发现其与尼泊尔及国际媒体的报道与信息播散的尺度、信息量、风格大不相同。

   在灾区的尼泊尔一侧，大量由当地人拍摄的灾害来临及灾后的视频与图片，包括泥石流袭来时人们逃跑和房屋被摧毁、人们逃不过泥石流而被吞噬死亡、灾后捞出大量浑身泥浆甚至肢体断裂的尸体、一些人趁机盗窃去世者遗物、救援者救人的实时和细节等影像画面，都出现了国际互联网平台，并得到一些大型媒体转发和报道。国际媒体也在灾后几乎畅通无阻的在尼国境内灾区采访，拍摄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画面、获取了地震第一手资料。还有不少泥石流灾害中的幸存者，发布帖子和接受采访，讲述惊魂一幕和侥幸逃生的经历。

     但在灾区的中国一侧及中国大陆媒体平台上，只有灾害刚发生的一天内在社交平台出现不少受灾时的冲击性画面，但之后至今这些视频全都“消失”，被删除或不再能打开，新的类似视频也无法再上传、传播。虽然在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仍然能够刷到的一些灾害画面，但基本已没有例如泥石流冲击居民点、挖掘出遇难者尸体这样的画面。那个流传甚广、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泥石流将吉隆边检口岸吞没的视频及相关截图，也无法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平台上看到。搜索“中尼边境泥石流”、“吉隆口岸”等，只能搜到央视、新华社、红星新闻等官方的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和视频，而看不到个人账号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图片。事发当地受灾者、亲历者的口述声音也几乎消失。

    中国官媒确实对本次灾害有报道和画面放出，但其中很少有泥石流冲毁居民点的画面，更没有遇难者尸体等画面。官媒视频中，除了少数经过审核并裁剪的灾害现场画面，主要是展示解放军等救灾力量如何积极救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么关心灾害情况。被采访的人也是官方挑选过，说哪些话提前安排好，并审核了采访视频后再于公共媒体播放的。偶尔有官媒视频展示泥石流冲击人群画面，也是在表现边境公务员勇敢引导群众避险的场景且点到为止。而且小红书等自媒体上有意留下一些官媒关于灾害的报道，而不是搜索后完全不可见，也是有意的以此遮掩信息封锁的存在，以少数官媒信息“越俎代庖”为公众和主流声音。

    官媒不仅垄断了采访报道权、画面播出权，也选择特定主题和摄影角度，控制了公众可以了解到的关于本次泥石流灾害的信息内容和倾向，也意味着间接控制了公众对灾害的看法和感受。官媒的报道集中于中央多么关心灾情、党政干部及军警公务员如何积极救援，以及宣传灾害下的乐观和积极性。而受灾地区许多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个体故事、情感、诉求，则被压制不得诉说、无处发声，或只能按照官方的“剧本”讲述，丧失了新闻真实性与个体独立性。

    另外，因为“防火长城”的阻碍，除少数使用VPN“翻墙”者外，大多数中国大陆人并不能看到国际互联网平台及发言，受灾民众也同样极少专门“翻墙”发言者。“防火长城”及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封闭性，严重阻碍了中国民众更自由和有影响力的发声及与国际社会的交流。

    不仅舆论自由度不同，尼中两国官方在对于灾害及之后救援的透明度方面，也是颇为不同的。尼泊尔官方不仅没有进行舆论控制，还实时更新遇难者数字和具体姓名名单，还公布遇难者尸体照片以供辨认身份。救灾过程是对外开放的，并积极欢迎国际救援力量参与，本国民众和各国媒体都可以在线查看或实地了解。而中国迄今没有公开遇难者具体信息，死亡数字只有官方一个口径且仅确认十几人死亡，和失踪人数相比差距过大，有故意压低死亡人数之嫌。而中国的救援完全由官方主导和控制，任何民间人士和力量或境外人员和组织都不能参与，除官方许可的采访外没有任何额外信息透露。

    这场地跨两国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中两国的应对，将两国对于舆论、透明度、开放性的态度展露无疑。尼泊尔的应对态度在国际上并不出色而仅是正常社会的惯例，但却反衬出中国极其保守的舆论观、信息观、安全观，并暴露出中国执政者“稳定压倒一切”的立场，以及对包括互联网舆论在内社会一切的控制欲、控制力。

    不同于政治敏感问题，泥石流灾害是自然灾害。按照正常逻辑，执政中国的中共政权不必要有什么顾忌。但为什么中共仍然禁制灾情信息自由传播、封杀灾害视频呢？（虽然因灾害发生于藏地，中共管控确有这方面考虑，但并非主要原因，内地发生灾害一样管制舆论和限制外媒采访及独立媒体人调查）

     这是因为中共执政以来的几十年，尤其最近二十多年，非常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为此不惜代价。中共在未成为执政党的革命（造反）时代，非常热衷并擅长破坏秩序和批判执政者，例如发动一系列暴动、开展地下工作、鼓动罢工罢课罢市、宣传社会黑暗面和工农苦难等，不断攻击民国合法政府国民政府，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腐败和黑暗。

   但1949年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就变得远比国民党更加强调稳定和对秩序的捍卫，以维护自身作为执政者的地位和利益。如在毛时代，为了避免饥荒民众流散影响社会秩序和酿成暴动，解放军和民兵阻止饥民逃荒，宁可迫使饥民饿死家乡。在上级考察、外宾来访时，又故意营造民众丰衣足食、健康向上的形象，掩盖人民的贫困和不满，不惜组织和强迫民众各种“演戏”弄虚作假，为了面子不惜“里子”的代价。这些也都是为了红色中国的稳定及国际形象。

   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及发生1989年六四镇压后，中共又一方面发展经济同时坚持政治专制，“稳定压倒一切”又成了为政治专制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手段。到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逐渐建立了系统性的“维稳”机制。而习近平执政后则大大强化了维稳机制及其力度。这不仅体现在对于涉政治敏感问题的禁制，还包括对于自然灾害、治安案件、经济纠纷等方面“维稳大于一切”的倾向。如发生p2p投资暴雷事件、校园霸凌事件、地震洪水等灾害、恶性治安案件时，官方首先做的是封锁消息、压制受害者不许“闹事”、将试图维权尤其带头的人带去警局“喝茶”甚至拘捕。

     更进一步，中共不仅恐惧那些纠纷事务带来冲突，对于一切可能导致民众负面情绪的信息都尽可能压制而不予公开真相。如发生在2022年的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航班空难事件，根据各方消息已证实是飞行员制造的人为灾难。这一事件并不涉及政治抗议或恐怖袭击等因素，正常而言说明事实更有利于减少怀疑和阴谋论。但中国官方迄今拒绝公布调查结果，也压制关于本次空难真相的讨论（主流媒体无相关调查报道、互联网上相关讨论常被删帖限流）。

    中共并非害怕公布空难真相会透露出什么政治敏感信息，而是担忧公开承认中国民航飞行员制造100多人遇难的事件引发负面舆情，损害中国稳定和谐的表面形象，以及可能引发的舆论对政府在内相关者问责等反应。或者更直接一些，执政的那些人就是不愿意听到看到坏消息（尤其人祸式坏事），更不愿意将坏消息公之于众。他们不仅无视公民知情权，还认为公众知情不利于稳定和管理，也是给国家和执政者抹黑。久而久之，执政者还形成思维惯性，无论事情到底是否不利于统治稳定，都下意识的封锁消息、控制舆论、拒绝公开透明。而且在执政者看来，“一刀切”的禁制消息，总是比透明开放更少风险。

    中共如此对待负面事件的信息处置、恐惧舆情、稳定压倒真相，是与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的对待与处置方式背道而驰的。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一些灾害、凶案、悲剧事件，但在占世界多数的自由民主国家，官方都并不会阻止相关的信息流通和新闻报道，只有在可能引发模仿犯罪或军事机密等极少数特殊条件下才管制信息。对于绝大多数负面事件，都是听凭媒体报道、公民传播信息与议论的。而且越是负面信息，越是要保障透明度，政府也更需要向公众保持透明、及时公开信息。正如前述的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政府所做的那样。

    而国际主流社会尤其民主国家，对于负面事件及其信息采取公开透明的政策，既是出于保障公民知情权而遵守准则，也是更好的查明真相、救援难者、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正常的、民主的国家，公民本就拥有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的知情权。凡是各种自然灾害、治安事件、社会问题，公众无条件的拥有从国家机构获知必要信息的权利（当然涉及军事机密或破获案件前保密等情况除外，但只占极少数）。而同时，正是悲剧事件的详情得以公之于众，各方才能了解事故原因、悲剧缘故、是非曲直，以便于做出反思与改进，惩恶扬善、查漏补缺、治病救人。

   比如美国政府对于每起空难事故都会公开所有详细情况和数据参数，包括那些人为故意造成的空难。加拿大媒体公司Cinefilx还可以拿到美国的数据和信息制作“空中浩劫”系列纪录片。这些既揭露了事故真相、让逝者得到某种告慰，也满足了公众知情权和好奇心，也有利于飞机制造商、航空公司、航空管理机构根据这些事故教训做出改进、避免重蹈覆辙。他们也并不会担心这些空难纪录片会引发效仿（恐怖动机者效仿劫机或飞行员主动制造空难），即便有此副作用也仍然认为应公开真相。

    而媒体和个体记者/普通公民对于负面事件的调查、采访、报道，同样是民主国家认可并保障的权利。而且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还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被高度推崇。媒体揭露真相、批判邪恶，被广泛认可是是捍卫正义的重要手段。而且越是负面事件、造成死亡等悲剧事件，也越会引起媒体注意和报道。而如果媒体调查遭遇阻挠，这本身就是重要新闻，还往往驱动媒体人更“逆反”的去调查真相、吸引更多人关注。所以民主国家普遍将媒体自由报道负面事件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才是异常的、被唾弃、失去声誉和观众市场的。

    不仅外国，中国曾经也存在新闻自由的时期和区域。如清末的租界及民国时代，报界普遍以针砭时弊为责任和荣耀。如在租界的《申报》与《苏报》，以及中共执政前的《大公报》，都把批评当时政府、反映民众疾苦为报道重点。如《大公报》曾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促进了国民政府对灾民的救援。这也说明中国并非没有擅长揭露时弊的媒体及新闻自由的可能。这些报刊揭露中国社会各种黑暗面，并非不爱国，而正是出于爱国爱民，才揭露黑暗、批判恶人和坏政府、推动社会有益的变革。可惜的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民包括新闻自由在内各种权利自由，被中共所剥夺至今。但从全世界的趋势看，二战之后及冷战后，实现新闻自由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继续控制舆论压制自由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少。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显然是背离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经历长期的自由民主，包括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大多数国家地区已经将负面事件的信息公开、媒体报道，作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有人试图阻止信息传播、隐瞒真相，会遭受多方的批评和攻击。这与把隐瞒事实、压制负面消息传播、阻挠甚至禁止媒体自由采访的中国大陆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矛盾，并时常因此引发摩擦和冲突，以及导致外界对中国大陆的观感恶化。

    最知名的一起因为对待负面事件及媒体报道发生分歧的事件，是1994年24名台湾游客在大陆被杀害（另有8名大陆人也死于该案）的“千岛湖事件”。这起事件本身是纯粹的图财害命的刑事案件，并无政治或族群仇恨动机。但后续中国大陆方面封锁消息、拒绝透露案件情况，禁止包括台湾媒体在内各方媒体前往当地调查采访，直到最后案件告破才向各方简略通报。对于大陆警方、政府相关部门，这种不透露案件及进展情况、禁绝未允许的采访报道、最终以官方通报“一锤定音”，也是处理各种案件的通例。

  但这就引发了台湾方面强烈不满。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国大陆虽都是中国，但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对待案件和媒体的态度大不相同。那时的大陆经历六四镇压，当然是中共专制、新闻自由受到压制的状态。而当时已实现民主化、且早就有较宽松的新闻和言论环境的台湾，已经形成了支持赞许媒体批判政府、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价值观和风气，并对压制言论自由、损害新闻自由的行为非常厌恶。“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台湾民众不仅因为24个台湾人死在大陆而悲愤，更对大陆方面封锁消息、不公开案件进展、搪塞台湾、阻止媒体调查报道而愤怒。台湾官方和民间都谴责了中共执政当局隐瞒案件详情、阻止媒体报道的行为。也正是这一事件成为台湾人从多数支持统一到多数反对统一的民意转折点。

    这就是两种不同都对待负面事件及舆论问题而冲突的典型。在中共执政者/中国政府看来，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打击传言，有利于负面事件坏影响不再扩大、不被利用，受害者家人情绪也能得到安抚，也利于案件侦破不受干扰，最终也会给台湾方面交代，本意并不算是坏的。但在台湾人看来，大陆这样的行为显然在隐瞒事实、阻挠真相揭露、剥夺受害者家属及台湾人的知情权，还破坏新闻自由，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双方的理念、诉求、关注点，对同样行为的看法，可谓南辕北辙。而后来台独思潮日益得势、与大陆渐行渐远，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无疑是陆台在包括对待负面事件及新闻自由等问题上，显著的价值观及行为的巨大差异。

   这样的观念冲突还出现在如非典和新冠这两次疫情时期。两次疫情初期中国都选择了压制有关病毒出现及传播的消息，对外“辟谣”声称无事发生或不需担心以图安抚民心、保持稳定。这导致疫情没有得到重视和遏制，最终大规模爆发、更多人感染和死亡。而从疫情发生到结束，中国整体上都采取对相关疫情舆情的严密控制，避免出现批评声音。对于异议声音则由官方禁制加上政府支持者批判，如作家方方关于武汉疫情的《方方日记》因揭露疫情期间一些负面现实和民生困苦、批评政府防疫及救助不力，就遭到政府支持者大规模围攻。

   两次疫情期间中国的表现与民主国家倾向尽可能曝光疫情情况、让民众有充分知情权、公众立场和社会氛围倾向鼓励支持批判政府的态度迥然不同。这也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对中国难以信任，因为缺乏透明度和高度管制社会本身就让民主开放国家天然的警惕。反过来，许多中国人也将自由开放的西方社会看成混乱无序、政府无能。

    这种中外差异反映了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对于负面舆情的高度厌恶、对社会失去稳定的高度恐惧，并倾向于不惜代价控制舆论以保持表面和谐安宁的惯性思维与行为路径。这样的的惯性思维与行为路径，贯穿了1949年至今中共的统治。当然具体说来，不同时期也有一些差异。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鼓励“造反”和“大鸣大放”，是较为特异时期。不过即便那时也严禁对毛泽东和中共政权进攻，还更残酷迫害反共反毛人士。而改革开放之后和六四镇压之前，曾经有一段鼓吹揭露黑暗、宣扬自由与人性的时期。而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加强舆论控制，不过对于一些地方的、不损害政权根本统治的黑暗面会有一些监督批判空间。而习近平执政后则大幅强化了对负面舆情的打压、对舆论的控制。

    在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虽然中国官方也阻止媒体自由报道、压制民众声音，但还是有一点揭露负面、张扬人性的空间。如当时还在央视的媒体人柴静对于在北京小汤山医院的非典感染者和救护者的报道，《南方周末》对于汶川地震中许多灾害中的人性、生离死别、救援细节的报道，都颇为生动感人，而非照本宣科的读稿、“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而且当时无论新闻媒体、社会各界，乃至中共体制内，都有不少主张更多新闻自由、广开言路、倾听不同声音的主张。

   但习近平执政后至今，虽然有限但相对的开放被扭转向封闭保守，中共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约束，改变了媒体和舆论的倾向和风格。如新冠疫情及前后几次水旱灾害，官方舆论已普遍变成为领导干部歌功颂德、压制负面信息曝光、宣传抗灾抗疫“赢了”的风格。2020-2025年中国多地水旱灾害，例如2021年山西洪灾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很少，以及许多高校缩小甚至取消新闻学专业招生，更反映了舆论管制强化下新闻自由和传媒影响力的消逝。

   更进一步，官方还时常以“造谣”为名传唤甚至拘捕传播或评论负面舆情的公民，无论疫情期间还是近日泥石流灾害，都有若干民众因涉“造谣”被拘捕。而事实上传播负面舆情的公民并非恶意造谣，有些具体偏差也不至于构成违法犯罪。官方“上纲上线”的打击“负面舆情”相关的“谣言”，反映了对言论管制的进一步强化、对异议和负面信息的越发不容忍。

    当然，如果从更深的根源挖掘，也可以看到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已形成与台湾在内世界多数国家地区不同的价值观、治理模式、政策特性，以及形而上的思想和逻辑上的差异。在多数国家地区，事实真相和透明度本身就极其重要，且越是透明和多元、容许争议，才更利于真正的互信与和谐。即便民主并不算健全、发展状况还比较落后的尼泊尔，根据本次疫情也可看出有相当的自由和开放度。但在中国，则在中共塑造及专制保守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以隐瞒事实、打压舆论、淡化问题、“丧事喜办”为特色的对待负面问题的方式。这逐渐超过了现实功利，成为从上到下约定俗成的、下意识的习惯行为。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中共维护统治稳定和利益需要。（关于外国更开放透明、容忍异见及争议，其实笔者个人在外国亲历一些事后，已经不能完全确认或认可。只能说一定程度还存在，但其实也是有门槛、选择性、限制的。不过还是比中国的极权下舆论被更严格控制和打压要好一些）

   中共为政权统治稳定，不惜代价控制舆论倾向和内容、打压负面声音、一切灾难事故等负面事件信息由官方垄断并阻止民众知晓、阻碍媒体调查采访。这损害了公民对公共事务及涉及自身切身利益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也不利于对真相的揭露、责任追究、反思和改进。而包括尼泊尔在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对待灾害的开放透明、以民为本（如公开遇难者名单以便查询亲人）、开放自由采访报道的态度和行为，更反衬了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缺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民众被剥夺知情权、真相缺失、谎言盛行的现实。

    笔者当然是希望中国官方可以改进对待负面事件及舆论的态度，更加包容异议和批评声音，允许媒体和公民进行采访调查和发声。最起码中国舆论尺度应该重新回到约二十年前，即对与政治关联不大的社会负面问题有限放开报道和讨论，以利于民众了解重大公共事件的真相、让逝者得到告慰、幸存者情感得到抒发、以及改进防灾防害机制以亡羊补牢。让人民说话、放媒体发声，倾听不同声音，也有利于执政者改善形象，促进社会真正的和谐。但笔者也明白在如今中国的政治局势下恐怕没有这种向好改变的可能。而且若要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也只有中国基于普选和政治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实现之后，才能真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