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距今4000多年前后，在安徽蚌埠的禹会村，涂山氏的部落正在建造一个据推测有6000平方米的祭祀场所，其中祭台约2000平方米。台分三层，分别用灰土、黄土和白土铺就。
这一天晴空万里，40岁上下的大禹，立于高台之上，志得意满。他以治水的功绩，得到绝大部分大型部落的支持，而最终于此盟会天下，被尊为共主。
涂山部落是淮河中游一个超大准国家型聚落，从考古挖掘来看，当时已经形成十八万平方米，两壕夹一垣的城邑规模，总有近1.5万人口（本文的人口、时限、区域规模都采用公开的学术推测）。拥有成熟的农耕技术和水利治理能力，扼守淮河沿岸的水路交通，能调动庞大的人力物力。
同时，涂山部落与大禹部落联姻，也是两个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之间的血缘结盟。被考古界认定为夏后氏的嵩山周边王湾三期文化，整体规模是涂山方国的2～3倍，总人口约4～6万人，是中原最大的酋邦文明（属于多聚落联盟制，与涂山氏单一城邦制不同）。大禹娶了涂山氏之女，相当于当时中原人可感知的世界范围内，两个超级大国结成血亲，实力可谓天下无敌。
而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防风氏聚落，规模介于夏后氏与涂山氏之间，人口约1.5～2.5万人，是东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区域联盟首领。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曾积极助力，主导苕溪、天目溪流域排涝。也许在这次会盟同时，也许在大禹晚年（《国语》、《韩非子》、今本《竹书纪年》认为是涂山会盟后的会稽会盟。古本《竹书》记载是在涂山，《述异记》也采用涂山说），再会诸侯于会稽。因路途不便，或者作为天下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对于大禹会盟心有怨隙，总之，防风氏迟到了。
《国语》记载：禹致群神于会稽，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一个曾经的朋友，也可能是区域得力助手被当众杀死，并陈尸示众。唯一的解释是立威。
大禹与涂山联姻，杀防风氏立威。怎么看他都是一个颇具现代权谋意识的枭雄式人物。
大禹的父亲鲧，是治水失败的典范。根据现代气象考古学证明，以全球冰芯、石笋与黄土沉积为标志，鲧与禹治水的时期，恰好是全新世大暖期的尾声，持续20年左右的强降雨，导致中原地区水患频仍。鲧的策略是在部落周围筑堤垒坝，将水患拒之门外。但是这种做法也给周边其他部落带来巨大的防患压力。鲧的筑堤技术越强大，周边部落受灾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时夏后氏部落所在区域的部落联盟首领，是舜。由于鲧的封堵政策最终侵害了周边部落的利益，因此舜杀了鲧，也给禹主导治水铺平了道路。
禹的做法是疏导。
首先不得不佩服禹在当时那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时代，能够具有如此先进的治理思想。疏导意味着大禹必须走出去。按照4000多年前，完全没有舟车、指南的时代，走出去意味着承担着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敌对的部落、高山沟堑、严酷的气候环境、森林中未知的野兽以及再也找不到的归家路。但是，这些在当时几乎不可能战胜的困难，大禹带领着他的团队一一战胜了，他与其他部落结盟与合作，勘察地形地貌，打通水路交通，最终宣告治水成功。但这只是所谓后世传扬大禹功绩中可以明摆出来供炫耀的部分，另外一个历史中很少有人提及的功绩，是大禹借助治水，实质上获得的是：外交思想上的成熟、广泛且详细的世界地图（尽管与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差距很大）和逐渐清晰的贸易网络。
这比人们熟知的治水功绩实惠多了，也解释了为何大禹治水之后，一跃取代舜的部落成为区域联盟首领，并会于涂山，成为天下共主。当时的中原能够获得外交、地理和商业资源的，唯此一人。
从气象考古学来看，鲧治水9年时期，已经是中原水患逐渐减少的时期，大禹治水13年，气候逐渐正常化、暴雨渐息。从当时的人类治理能力来看，天气正常化肯定是灾害减少的主因，治水顶多算一个辅助因素。而大禹借助治水，改变了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初步奠定了家国一统的国家雏形，这才是大禹治水、涂山会盟的主要意义。
涂山会盟，使得大禹在跋山涉川过程中形成的九州概念、对各个部落实际情况的掌握而萌芽的贡赋理念，有了落地的机会。于是，一个崭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出现了：
以天下共主为中心，划定由近及远的九州地理概念，以部落所处方位和实力大小厘定向中央聚落（共主聚落）缴纳税赋的标准。这样一套制度使得华夏地区第一个夏王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夏毕竟只是大一统王朝的一个雏形，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王位继承制度。
夏的王位继承制度很混乱，兄终弟及和父子相传两种模式交替出现，直到夏后期才相对稳定一点儿。但是，这种宫廷内部的混乱对于部落联盟中的“诸侯”来说，影响倒是不大。因为当时信息、交通能力，中央政权与地方无非就是一个臣服、依附和贡赋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各个部落各过各的。
夏王朝手握唯一一张全国性“地图”，并且依靠这张地图来收取税贡。严格的说，在当时的社会，信息就是夏王朝存在的“王炸”。

商
作为东夷后裔，商的崛起带着强烈的反叛意识。《汤誓》作为《尚书》中最著名的篇章，几千年来受人传颂，特别是“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一句民谣，流传千古，识者莫不悚然。
东方沿海部落集群与中原炎黄部落集群自古征战不断。炎黄并族之后，与蚩尤发生涿鹿之战。当时的蚩尤族属于农耕商贸部落，传说有铜头铁额的盔甲体系，和戈、矛、钺、殳、戟等武器系统，在新石器时代绝对属于高科技战斗集团。但最终还是被炎黄击败，被迫南迁。
从考古发现看，属于东夷文化的大汶口遗存中，确实发现了早期红铜、砷铜制品和冶炼用的坩埚等，从侧面证明了东夷文化在很早的时期便已经开始金属冶炼尝试。但是是否能够制造盔甲和武器，尚没有实物证明。
然而，即便是较软的红铜制作的简单兵器和防护用具，对于只有石块木棒的炎黄氏族来说，都是如神话般的存在。
黄帝之后的颛顼，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文明走向的重要事件，就是绝地天通。这个事件按照史料记载，就发生在东夷这个部落。
根据《国语》等记载，东夷各部落崇拜神灵，家家有巫觋，户户有祭台，不可管束。因此，颛顼派他的两个儿子重和黎，推倒祭台（是不是大肆捕杀巫觋虽然没有明说，但如此众多的巫觋肯定不会自行蒸发）。由黎负责从民间收集祭祀的请求，由重负责祭祀神灵。从此，人神不杂，各安其位。
这段历史说明了华夏文明从此由一个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共存的时代彻底转向了一个内陆文明。家国同构、神王合一是内陆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多神体系、神王分离是海洋农商文明的主要特征。
古希腊属于海洋农商文明，多神崇拜体系；
埃及属于内陆农耕文明，神王合一体系；
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属于多水系农商文明，多神崇拜体系；
犹太人属于牧耕文明，神王合一体系；
印度早期雅利安文明属于牧耕文明，神王合一体系。而后期随着政治中心向南部沿海、孟加拉湾延伸，兴起了多神信仰、政教分离的沙门革命。
偏向海洋的民族一般属多神崇拜，神权与王权相互制约，其主要原因是沿海（包括多水系）地区，气候变化无常，人力很难预测。即便是现代气象学发达、大型计算机系统加持，人类对沿海气候的预测的准确性依旧远逊于内陆和海上。因此，在先民眼中，快速突变的气候被视为主管不同自然能力的神灵之间的博弈，他们分别定义诸神，最好谁也不得罪。即便社会发展到今天，沿海地区的信仰氛围和祭祀热度，也远远高于内地。
而内陆地区相对来说气候简单，阴晴风雨比较容易预判。农业生产依靠的是王权对人力物力的适时调配。而神权的临在则削弱了王权对资源和人力的掌控力。因此内陆文明大多倾向于将神权与王权集中于统治者一身，或者说由王权兼并、吞噬神权，以便统一管理。
绝地天通的故事，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矛盾。
但是，尽管颛顼对东夷群落进行了绝地天通的改造，但是东夷这种重祭祀的习俗却保存了下来，只不过从民间的普遍祭祀、家祀，集中到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祭祀。反而给现代考古留下了可供勘验的大量遗存：甲骨文。
从典籍记载与甲骨文遗存来看，商代夏的主要动因之一，是水路交通的发达。
商代甲骨文中大量出现“舟”这个字，从字形来看，商人已经具备建造木板舟的能力，而且商人所处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又是夏商之际重要的战略物资——铜和锡的运输通道。
铜与锡，是制造青铜合金的重要原料，而青铜不仅仅是上古礼器的重要材料，更是制造兵器，提高战斗力的重要资源。中原核心区缺乏大规模、易开采的铜锡矿藏，战略物资高度依赖远方输入。商人掌握着水路运输的核心命脉，最终推翻夏朝，也就顺理成章了。
夏朝的灭亡，是内部权力递续紊乱、对方国横征暴敛，以及在青铜时代丧失了战略地位等多因素导致的。而商的崛起则在于恪守了关键资源的交通要道。如果说夏的成功在于手握一张地图，那么商的崛起主要原因是控制了物流。
商的政治制度强调祭祀与占卜，它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王权是神权赋予的。按照商朝的政治思路，只要王将神侍奉好，天下就是永恒不变的财富来源。因此，商代特别重视祭祀、占卜，人殉和人祭更是非常普遍。
同时，商代贵族普遍尚武，且无论男女（妇好墓的挖掘佐证了史料记载）。据《史记》，商纣王本身也“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一个强悍的武夫。神力与暴力，再加上继承了夏建立起来的九州贡赋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方国的控制。
商与夏对于方国的控制方式不完全一样。商对于各个方国，安排了不同的任务。众所周知的，比如当时的小国周，就有为商提供人牲的责任。同时，商也对于中央政权的官吏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铺陈。
从文字记载来看，商文化对于社会、哲学和人生的认识，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的。据《大学》记载，商汤有盘，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三句具有一定思想价值的铭文，佐证了上古先民对自身的追问，颇有一些哲学意味。遗憾的是，“汤盘”实物早已不存。我曾经留意过商代出土文物、甲骨文中是否再能找到可以证明其哲学思想萌芽的记载，可惜至今没有发现相关文物。因此只能从《尚书》、《清华简》等晚出文本推断。
商汤的继承制度也延续了夏，相对来说仍旧比较混乱。早期兄终弟及，到后期父子相续。一般来说，兄终弟及是游牧、商贸文明以及乱世国家经常采用的继承制度，因为这种环境需要相对年长者的丰富经验和控制能力。而父子相续在和平的农耕时代更普遍，因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神王合一的体制更倾向于血缘的纯粹性。
虽然商汤的部族源于东夷集团，但是在迁往殷地之后，逐渐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其文明逐渐内陆化。最终，商纣在与东夷部族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被周背后偷袭，丧失了政权。
从殷商起源到中原王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气候环境变化对一个民族内在精神的影响。

周
如果说商因尚武而成就霸业，周朝则以文化奠定了国家基础。
周文王囚于羑里时，琢磨出一套逻辑体系。这就是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周易系统。严格的说这个系统在商代便已有之，甲骨文中有比较完整的六爻记录，但主要是用于占卜的数字记录。姬昌用了7年（也有说3年）时间，整理了商朝占卜记录，从中整理出一套吉凶体系，并在其中植入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概念，从根本上消解了商朝“王权神授”的政治逻辑，为周代商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周易系统具体是如何演算的，如今已经很难复原了。现在流行的周易，是经过了春秋战国及汉代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将六爻体系拆成三爻八卦，并配以天地雷泽火风山水，以解释六十四卦的推导过程。但这并不是周文王在羑里所整理的周易系统。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文王演易的具体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在这7年的过程中，姬昌获得的是一套关于因果的逻辑推演能力。这套能力如果我们按照古希腊哲学的发生过程，它一定是依赖于数学的发展而逐渐成熟的。
这就不能不提到河图和洛书。
我最早接触河图洛书学，是大学期间读《河洛精蕴》。当时我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一种很基础的数论，继而想到应该是中国数学萌芽的一个起点。当然后来经过阅读各种资料，才了解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河图洛书是宋代陈抟传出来的。尽管历史上关于河图洛书的文字记载很早，但是并没有实物证据。但是我个人认为，河图与洛书应该类似一种数学公式（或者计算表格），可以帮助姬昌推演周易的工具。
清华简整理出来的《算表》，和后出的河洛，倒是有一定相似之处。我个人推测，古先民很可能用“表”这种方式，进行一些算数简化和普及工作。
就像柏拉图说的：不懂数学的人，无法学习哲学。
早期的逻辑学，对社会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先民们学会了如何通过A，加上相关要素B，推导出结果C。比如，有了这套逻辑体系，就可以对王位继承制度进行改造。以前王位继承制度比较混乱，有了这套逻辑就会发现，如果要避免混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梳理一套确实可行的继承程序和原则。靠威望不行，靠神启也不行，靠暴力更不行。而基于程序理性的嫡长子继承制，相对来说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混乱的结局。比如师卦明确表示：“长子帅师，以中行也”。震卦则有“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从爻辞到彖传，可以看到思想雏形到成型的过程。
另外，这套逻辑可以方便对一个复杂的事物拆解和分类。比如管理国家，哪些事情是必须的，将其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委派专人进行管理，于是周官制度出现，权力与责任相匹配，解决了夏商两朝管理混乱、权责不分的问题。
对于其他方国的管理，除了早期依附、臣服和贡赋之外，也有了更多制度性的安排。比如用血缘宗亲来防御外姓诸侯；分封属地除了血缘关系远近之外，还要考虑贡献能力的大小。夏看地理远近，商看资源掌控，周看实力尊卑。传统贡赋分配的制度被打破，更贴近各国的真实实力，以产出能力确定贡赋标准。
特别重要的是，经过商一代开始对驰道的建设，在周一朝几乎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中央朝廷与方国之间的联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车、船制造技术的进步，马匹的饲养和训练，使得交通与通讯能力显著提高。
此外，周制的形成当然还有军事、政治现实等多重原因，本文只考察思维工具层面的贡献，其他方面已经有大量他人论述，不必赘述。
一套逻辑理性的搭建，以及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为思想的开放创造了条件。这套思考工具，可以应用于政治、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于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百家争鸣时代，应运而生。
简单梳理上古三代夏、商、周的历史过程，对应了人类社会组织能力的三级进化模型，从原始的经验统治（夏），到资源暴力统治（商），再到逻辑制度统治（周）。华夏文明从嗷嗷待哺，走到蹒跚学步。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夏约历经470年，商约554年，周朝建立到平王东迁历时约275年。夏建立了国家的空间秩序，商建立了国家的物资秩序，周建立了国家的思维秩序。三代层层积淀，最终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催生出华夏思想井喷的百家争鸣。

我写作本文的目的，是为了铺垫我接下来要写的《先秦诸子考》。对前三代的思想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同时也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凭空而出的，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
我年轻时参与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对于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过一些泛泛的阅读和思考。这两篇文章算是我对自己过去所读所想的一个交代吧。
由于篇幅有限，相关历史中众所周知的部分就一带而过甚至不着笔墨了。主要写明了我自己原创思考的部分，也是其他文本没有讲过的部分，毕竟这只是一篇思想随笔，而非学术论文。读者可以结合其他历史定论，自己参考，形成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