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在演出中将红色抗战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词加以修改，提及“紫禁城”等被认为涉及政治敏感的词语，并加以调侃。这引发一些人的不满并举报了郭德纲。事发地湖北的文旅机构宣布已立案调查此事。这一事件引发广泛讨论，有人认为郭德纲篡改红歌，涉嫌侮辱先烈，应当受罚；也有人认为这损害了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

一些中国名人因为类似争议言论遭受批评、调查与处罚，以及引发有关言论尺度收紧讨论的事件，最近十几年的中国常常发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如2015年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因调侃毛泽东的言论，从公众活动中消失并从央视退休，迄今也极为低调。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间撰写《方方日记》记录一些负面事实和对政府提出批评的作家方方，也遭受攻击举报，之后多年很少进行公共活动。另外还有一些提及更加敏感和更高禁忌、批评当下时政的教授、普通公民等，如张展、杨绍政、蔡霞等人，遭工作单位开除甚至判刑入狱。许多名人、学者、媒体人，也都面对比十几年前更多的举报、更严格的言论审查、更大的发言风险。

而近年来中国言论自由日益收紧，人们感到言论空间被压缩，也是广泛的共识。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敢于就公共事务畅所欲言，也回避对党政机构及官员提出批评。尤其是公众人物、明星名人，更是格外注意言论，以免遭受攻击、举报、封杀，丢了饭碗。曾在公共议题上积极发言的明星名人如姚晨、李娜、王思聪等也转向沉默。在高校和各机关单位，人们都不敢再就公共时事及政治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要么沉默不言、要么完全按照官方定调机械的重复。

这样的现象是非正常和令人担忧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各种公共议题，自然存在多元的声音，对于历史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对政府有批评也是常见的。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就“清零”还是“共存”的争议，就是基于各自经历、观念、诉求的合理争论。一些人更强调防病毒和避免传染，另一些人更在乎就业收入和人身自由，各自都有权利阐述观点和推动政府改进政策。对于封城隔离导致的就医、饮食等生活困难，当然也有权表达不满和要求政府改进。而强制禁止不同意见，打压诉说，就会导致问题无法解决甚至酿成悲剧，及引发更多不满和冲突。

对于历史人物和事情有不同看法，且有些道理依据，做出适度的调侃，也是人之常情和应被允许的。即便有不当言论，只要在人道底线之上，适当批评和要求其道歉即可，而不至于上纲上线和过度处罚。如毛泽东是有功有过的人物，一些人反感他并不奇怪。至于红歌、红色故事，若调侃过度明显侮辱烈士确实不该，但若只是略加改编、批评时弊，则应当被宽容。而且若把一切改动和调侃都上纲上线为“侮辱英烈”，反而淡化了真正侮辱英烈的言论，并不利于维护烈士名誉。

对于政府和社会的不良现象，做出批评乃至一些讽刺，也是合情合理的。民心民意也常常通过市井里的闲言碎语、戏台上的插科打诨表现出来，自古就有且多数时期会被容忍。允许社会上不同声音的存在、宽松的言论环境，也是和谐社会的表现。历史上贤明君主对于“直言敢谏”或“能谤讥于市朝”者还加以奖赏，以彰其匡正过失之功。

公民本就应拥有包括言论自由的各项自由。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不担心因言获罪，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当然，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确实都有前提和底线，如种族主义和煽动暴力的言论往往是不被容忍的，造谣诽谤也常被追究责任。但言论的尺度应当符合情、理、法，而不应该过度的限制、出于部分人狭隘利益的禁言和处罚。

滥用举报机制打击不合心意的观点、报复立场不同或有仇怨的人，也是不良现象。文革期间人们相互举报，甚至亲人朋友之间举报，造成了很多恶果，破坏了人与人的信任与和睦。这样的情形不应该再卷土重来，官方也不应纵容。对于符合情理的举报可接受，对恶意的利用公权力打击他人不可放纵鼓励。

本次郭德纲所涉事件，根据具体修改的歌词内容，其并无侮辱英烈之意，只是稍有调侃体制之言。而相声、戏剧、脱口秀等本就以“抖包袱”吸引观众，这样表演也在行规允许之内。对其上纲上线者，并非真正尊重英烈，而是让本已在言论尺度收缩下三缄其口的艺人更束手束脚，从文艺舞台到市井生活更加死气沉沉。同时，中文互联网上时常可以看到的一些阴阳怪气的、极端的、反智的言论，也是言论禁制过度促成的反弹，反映了言论尺度窄化的副作用。

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媒体曾推崇一句出自《史记》的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正是鼓励人们针砭时弊、敢于直言。而近年不断收紧的言论尺度、越发压抑的社会氛围、人们普遍的谨小慎微而避免批评官方，与这样的倡导相悖。只有放松言论限制、真诚的广开言路、避免“上纲上线”、容许多元和批评声音，人们情感得到抒发、诉求可以讲出和被倾听，真理在多方辩论中更明晰，社会才真正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