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博客《陆犯焉识》书评：在世事洪流中跌宕的知识分子和他的自由与爱情（我和严歌苓闹翻，但不以人废言）

这是关于自由的故事，也是关于爱情的故事，又是20世纪跨越民国和“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人生命运的故事。它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那动荡与革命年代千千万万人的故事。它不仅是故事，更是历史真实，是真实的演绎和再现。它是对被损毁的历史记忆的修复，是恢复那些被尘封、压制、遗忘的人与事。它也不仅是“故事”，也是当今现实的前延，当今也是“故事”的后续。它忆述的是过去，也映射着被过去深深影响的现在。而无论这部著作记录的历史还是作品本身，都将继续作用于未来。

这就是《陆犯焉识》。

2011年，中国知名女作家严歌苓女士，发布了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甫一售卖，即销售一空，后来又多番加印，至今仅纸质版就已卖出数百万册。而后来根据《陆》改编的电影《归来》的热映及媒体报道，又一次掀起对原著《陆》的关注热潮。《陆》之所以如此热销，我认为，一是由于内容与文字的感染力，二是题材既敏感又引人关注，三是一些媒体和学人的宣传推荐。

我本人即是在《南方周末》看到了整版的关于《陆》的报道、对严歌苓女士的采访、对其他学者就相关的历史与文学议题的访谈。我正是在那时，以强烈的兴趣细读了原著，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的我，正在上中学。一般来说，中学生对于类似的历史兴趣不大，也难以理解许多背景和概念。但我算是例外。因为我自从幼时，即阅读许多历史与政治读物（如1960-1980年代的连环画、旧的中学历史教材、各种报刊杂志等人文读物），从小就养成了对历史政治的关心，且随着年龄增长兴趣越发浓厚。

所以，我很清楚《陆犯焉识》中涉及民国、反右、文革等历史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且正是因为书里有这些，我才格外的对《陆》感兴趣，耐心且具体的读透了它。而《陆》让我受益匪浅，更进一步了解了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跌宕起伏，以及许多细微却可映射整个民族和时代的故事与人情。

正是如此，我决定写下这部书评。我希望评论的，不仅是书本身的文体、内容、风格，更希望借助评论《陆》，来还原被世人遗忘的中国百年变迁，解释被当今国人不明所以的历史背景，讲议与书中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探析国家民族苦难的来龙去脉，为改变现实和筹划未来，做些文字上的微末之劳。

2023年10月，我在德国柏林有幸面见了严歌苓女士，并和其他几位宾客一起，与严女士共进午餐。我也与严女士简单交谈。这更成为我写下这部书评的动力。我相信，在如今中国肃杀的舆论气氛下，对历史的追忆，知识分子的互动，都是必要而珍贵的。在压抑的时代，知识分子就应以文字为“匕首”和“投枪”，掷向黑暗与黑暗幕布后的恶徒，呼唤光明与人道。

我写这篇书评，也是向严歌苓女士致敬。我自中学时就开始阅读严女士的作品，看了她绝大多数中短篇小说，而长篇的也看了包括《陆犯焉识》在内的几部代表作。十多年过去，我与严女士见了面说了话，很是荣幸。这篇书评，就作为向严女士致意的礼物吧。

（《陆犯焉识》是以倒叙和插叙方式讲述的故事。我在本书评中，将不拘泥于小说的顺序，而是根据行文连贯性与便宜度来评述内容）

西北草原上自由的剥夺与囚徒的爱恨

小说开篇，描绘的是中国大西北草原上生物们命运转折的图景。那里的马群曾是自由的、一切生物都曾是自由的。可随着人类的到来，枪声响起，杀掉吃掉动物、砍伐植物，人类剥夺了生物的自由和生命，取其代之的成为了这里的主人。而来到这里的，就包括从遥远的东南沿海运来的成千上万劳改犯，以及来自中国各地的、看守他们的军警和干部。

而“陆犯焉识”，即名叫陆焉识的犯人，就是被转运来“劳动改造”的罪犯一员。“陆犯焉识”是一位人类，但处境更与被侵害和剥夺自由的兽类相近，与拥有自由、看管他们的那些人类，是近在咫尺却“相远”的。

小说开篇对于草原上生物享有和被剥夺自由的描绘，不仅在引出失去自由的陆焉识等劳改犯们的生活，本身也在喻示中国许多人尤其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

“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大草漠上的所有活物都把一切当作天条，也就是理所当然，因此它们漫不经意地开销、挥霍它们与生俱来的自由。

……

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于是，在这大荒草漠上，在马群羊群狼群之间，添出了人群。人肩膀上那根东西是不好惹的，叫做枪。

枪响了。马群羊群狼群懵懂僵立，看着倒下的同类，还没有认识到寒冷疾风冰霜都不再能呵护它们，因为一群无法和它们相克相生的生命驻扎下来了。”

这可以看作对民国生长的知识分子，从民国进入共和国这一历程的暗喻。无论陆焉识，还是其他许多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大众，在民国时代，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当成本来就应拥有的必然之物、寻常之物。他们以为，改朝换代后，这些东西不会变，乃至还会有更多自由。

这些知识分子就像这些马和羊一样，没有防备心的，被新来的这片土地上的主宰者们，像对待畜生一样，被拘禁和处决。而那些看管他们的人，都是直立行走的、衣冠楚楚的、光鲜的看着是堂堂正正的人，和这些被看管者是生物学上的同种同类。可其德行，连爬行的兽类也不如。

终于有所醒悟的被猎者们，已经来不及也更没有能力反抗了。而此时失去自由的幸存者们，才明白：自由是非常可贵的，以及自由并不是必然的，是会失去的。

就像生了大病才明白健康多么幸福、失去至亲才回忆亲情可贵那样，对各种珍贵的东西，包括自由，人们往往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惜往往为时已晚。

而陆焉识，对“失去才明白珍贵”的体会更深，是刻骨铭心的。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他不仅失去了自由，也与妻子长别、与儿女骨肉分离。曾经对妻子的淡漠、对家庭的疏远，让他后悔，让他为了在银幕里、现实中看到亲人，不惜代价的如《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般（但过程不像关羽那样辉煌，而是非常屈辱的），突破劳改营的重重阻碍，离开场站看女儿出镜的电影，后又不惜冒着死亡危险越狱、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家，只为看一眼妻女。

《陆犯焉识》的故事，正是从此开始。失去、后悔、重新追逐，在经历磨难与对亲人的悔恨中，寻回爱情与亲情，以及对人格与理想的默默坚守。

为看一场电影的斗争：卑琐劳改犯的忍辱负重

1961年、大西北。陆焉识，这位民国上流阶级家庭的翩翩公子、在美国高校挥斥方遒的知识精英，正在劳改营里，为去看一场电影发愁，为如何请求批准、去看有自己女儿出镜的电影，而向劳改场部的干部邓指导员卑躬屈膝。

这时的陆焉识，更多的不被称为“陆焉识”，而是因为一个领导口误而传开的外号“老几”。“老几”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一点气节就辞职、不惜蹲国民党大牢的“陆焉识”。在现实打磨下、“新社会”改造下，“老几”这个在“新社会”里的陆焉识，对尊严、人格都不再在意。或者说，起码在外在表现上，“老几”与各种社会渣滓、监狱的“狱油子”们无异。

“老几看着邓指，默数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去、去、去……”，好，够了，这个“去”字通过他松动的门牙一共送出去五次。第五次陆焉识哆嗦一下，像真正的无救的口吃患者那样来了个寒噤，把最难启口的字眼从嘴里抖落出来。“场部礼堂”是他前半句话里最致命的几个字。整个句子连接起来是这样：

“我必须请假去、去、去、去、去……场部礼堂。”

五个“去”字为他赢得了时间——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所需要的时间，容他根据邓指的反应及时编辑修正下文的时间。陆焉识看见邓指的眼睛里没有坏脾气，无非有一点儿恶心，正派人物对于反派的正常生理反应——何况对一个十年前陪绑杀场给吓成语言残疾的反派。邓指的全称是邓玉辉指导员，第三劳改大队第七中队的高干。”

陆焉识恳求邓指导员“恩准”离开劳改营去场部看电影的这节文字描写，可谓生动，也令人心酸。 “老几”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既真诚又狡猾的，去讨好和恳求邓指导员。即便邓指导员各种戏谑，“老几”也要陪笑附和。

“阶下囚”本来就是任人宰割的，这并不奇怪。但在“专政”下，还为囚犯加上了若干新的枷锁。例如，亲情、爱情、同情心，这些在传统社会包括监狱体制中也要顾忌的东西，在“新社会”里，是不能有的。

这位看管陆焉识的“邓指导员”，还是一个本心较善良、对犯人比较人道的。如换作其他人，陆焉识连闪转腾挪的空隙、遣词造句求助的机会，都是没有的。就如算是邓指导员“同事”的谭干事、河北干事……在劳改营，不太残忍的管理者，就已经是“大救星”。

“大救星”没有批准陆焉识的请求，但留下了模棱两可的希望和空隙。而陆焉识、“老几”，要自己去争取。去看女儿出演的电影，却要像做贼一般的伪装、隐藏、猥琐。

我想到契诃夫的《在流放地》，在沙俄的流放地，被流放的犯人允许与家人团聚（反过来家人也可以自由探望亲人），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们，往往还有妻子不远万里陪伴，即“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流放地》中被流放的贵族瓦西里，可以与妻子共同生活（虽然后来妻子忍不了苦寒而离开了他），当女儿患病，他骑着马、连夜渡河去请医生救治。

沙俄的流放者们是有自由的，亲情是不可剥夺的。但在1960年代中国的劳改农场，即便去距劳改营并不远的场部礼堂，也是不允许的。这个历史传统里最为注重亲情的国家，新的政权却将政治犯们的亲情也扼杀。这倒与苏联的“古拉格”极为类似了。

说到这里，就必须要提到索尔仁尼琴及他的《古拉格群岛》。关于索翁和《古》，我将在本文中提及许多次。而契诃夫的作品，我也会多次引用。

《古拉格群岛》里，专门对于苏联的“古拉格”和沙皇治下俄国监狱/流放地做了详细对比。在沙俄的监狱，犯人们可以订购杂志、接受书信和食物（包括新鲜水果），乃至结社活动。在流放地，虽然苦寒，却颇有自由，还发放生活费。而红色政权的古拉格，通信权、亲情、基本尊严，都是完全没有的。饥饿、酷刑、死亡，笼罩着覆盖全苏各地的劳改营。

苏联老大哥的许多东西，都传给了红色中国这个“小弟弟”。不过，这个“弟弟”的落后与残暴，要更甚于“老大哥”。具体如何残酷和更甚古拉格，《陆犯焉识》中就谈了许多。在这篇书评中，我后面还会评议，暂时在此打住。

“老几”、陆焉识、冯丹珏的父亲，几经周折跋涉数天，最终到了场部礼堂、看到了荧幕上的女儿，并返回了劳改队。可这个路程中，他经历了摇尾乞怜式的恳求、拿出妻子的礼物贿赂、差点死于狱友举报、冒着严寒做贼般的赶去放映礼堂、被军人持枪追捕恐吓、被嘲笑侮辱、摔伤、被狼袭击、冻得奄奄一息……种种卑琐苦楚，并不是这些概述可以概括的。严女士一文一字的描摹，才让人切身体会陆焉识这场旅途的残酷与惊险。

当陆焉识得以看到女儿在荧幕上那一秒钟闪过的形象，他激动了、落泪了、号哭了。他关于家庭、妻子、爱情的记忆，也被激活了。对历史的记忆，呼唤着他、启发着作家、引领着读者，回到他的青年时代。

民国公子的包办婚姻与海外风流

1925年的陆焉识，是颇为典型的民国上流阶层的公子哥、洋学生。他聪慧过人，学业有成，只是丧父较早。他的继母冯仪芳，和他有着恩怨交织的关联。正是在继母的撮合下，“阿妮头”冯婉喻嫁给了陆焉识。

对于包办婚姻，陆焉识是反感的。在那个提倡青年人自由恋爱的时代，包办婚姻是被唾弃的。何况主持包办的，是他虽然怜惜尊重、但又很不喜欢的继母冯仪芳。

面对继母的做媒，陆焉识以无数方式软抗拒，但最终还是结了婚。但他在结婚后立即去了美国留学，留下了新婚却未同房的婉喻。这时的陆焉识，对婉喻是无情的。对那个缠绕自己生活的继母，还有一些顾忌牵绊，对婉喻却几乎毫无感情，只有冷淡和远离。

那时的陆焉识，怎么都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二人的情感，竟那样的深厚和伟大，死也不分开。

陆焉识离开中国赴美留学，也是为了摆脱家庭的枷锁、传统的负担，是为了自由。陆焉识这个天性自由的人，也在美国度过了人生最自由的时光。无论是演讲、聚会、谈恋爱，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未被人类入侵之前西北草原上的马儿们那样，陆焉识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的权利，挥霍着、快乐着。

在这里，他毫不吝啬并不算太多的生活费，大都用来请客、买礼物、结交朋友。他和意大利女孩望达缠绵一年，还有其他许多“露水女友”，也结识了“大卫·韦”这位算是“进步青年”的同学。这位大卫·韦，颇似屠格涅夫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志向高远但才能有限，人品也颇有一些问题。这时的陆焉识还不知道，他后来的人生命运，很是受了大卫·韦的影响，且基本是负面的。

陆焉识在美国，也结识了另一个后来多次与他命运有交集的人–凌博士。两位知识分子相谈甚欢，凌博士以自己的婚姻和事业经历劝告陆焉识，暗示他大胆追求自由，不要回到中国家庭和社会的枷锁中了。即便在美国要捱种族歧视，也比在中国自由。而女友望达也提供了一个二人终生不愁、自由生活的“伊甸园”选择。

无论出于感性还是利益，陆焉识都应该留在美国。但他却选择回国了，选择回到那个他讨厌的、禁锢他自由的家，和不喜欢的婉喻过夫妻生活。这看似是一瞬间的临时起意，根本上却是陆焉识内心深处，早已植根的责任心、同情心、家国意识使然。

民国的男人们，尤其上流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崇尚自由民主、反叛权威、反感封建家长制，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则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家国观念、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心，有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情感与志愿。而且，他们也在现实中践行着。“五四运动”和后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是典型。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也到处有青年知识分子的身影。

与当今中国那些虚假爱国、“吃爱国饭”的“五毛”、“小粉红”们不同，也与为君王唱赞歌的“儒学大师”们不同，民国知识分子经历革命洗礼，还接受了贯通古今融合中外的公民教育，是真诚的热爱国家民族、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们也勇于担当，承担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身份和责任。

对于弱势的女性，他们也很尊重和同情，在动荡和多事的年代，去做这些女人的墙和伞，阻挡风吹雨打。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与责任心，是道德崩坏、秩序扭曲的“新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当然，并不必要过于拔高民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民风，那时一样有各种丑恶。但一切都是比较）

所以，陆焉识的选择也就并不奇怪了。他即便讨厌继母和妻子对他自由的干扰和禁锢，也要履行一个中国男人、一家之主的责任。尤其是他父亲已去世，对这个家他更是责无旁贷。他虽有一百个理由滞美不归，但内心深处对家庭和祖国的热爱，让他毅然决定回国。陆焉识这样的人，并不时时刻刻在爱国挂在嘴上，表面上反而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的内心，是颇为有着中国传统“修身齐家平天下”责任心、家国情感的。

陆焉识在回国路上，为失去美国的自由而大哭，但他的回国，也义无反顾。这才有了后来焉识和婉喻的动人故事。

友情的虚伪与“人群的强大”

回到祖国，陆焉识成为了大学教授。这让他有了把美国自由生活“搬运”到中国的条件。相对于那个不自由的家，陆焉识更愿意和留洋的同学在学校和咖啡馆谈笑，谈时事、交朋友。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乐趣：既想要独立，又喜欢凑热闹。

但这自由快乐并不持久，知识分子间的友情也并不那么真实。民国的社会风气虽开放进步，但文人相轻、抄袭腐败之风，也是盛行的。

那位在美国相识、后来影响了他半生的大卫·韦同学，软磨硬泡的让陆焉识帮他学术抄袭。陆焉识起初拒绝，犹豫再三准备让大卫抄袭，还要送钱给这位生活拮据的孩子都喝不起牛奶的同学，却阴差阳错的错过了。此后他遭到的报复，让他明白了友情的易变和人性的凉薄。

他想不到大卫·韦会那么不讲友情、也不讲道理和诚信的写文章谩骂诋毁自己，更想不到那些和他关系友好的学校同事、学生，纷纷疏远他。上海报界也拒绝让他对等的刊文解释和反击。他“第一次看到了人群的强大”，也明白青年人间、知识分子间、同事同学间的友情，都那么的脆弱、虚假、弱不禁风。这或许才是真实的人际关系。那些友谊和快乐，只是飘在人性之恶浊流上的浮萍。

对于这些，尤其“人群的强大”，我是颇能感同身受的。或者说，但凡经历过友情的破裂、他人的诬陷、群体的排挤，都会与陆焉识有所共情。鲁迅写下《论“人言可畏”》一文，就是因当年明星阮玲玉自杀有感，既批判当年上海滩、文人圈流行的诽谤之风，更直斥人性的丑陋、舆论的凉薄。

谣言与排挤，是不见血的刀，悄无声息的毁损着人的利益，扭曲着人的认知，切割着人的心灵。那样的痛苦，往往是难以言传的。成群结队者默契的欺凌一个人，即便一句话不说，一件明显欺负的事也不做，也足以形成一种要逼死人的“气场”，让你吃不下饭、睡不了觉，乃至脆弱一点的会自杀。

而如果人群“动起来”、众口一词，那谎言也是真相、丑恶也是正义、鹿无疑也是马，让你怀疑显而易见的事实、被迫更改完全正确的判断。或者，只有“加入”谎言的人群、成为欺凌又一人的队列中一员，才能再得到人群的“认可”，才能喘息和“重生”。

这样的事情，我在学校、一些中国三教九流朋友圈、中国自由派反对派的圈子，全都经历过。过程复杂，在此就不详谈了。但这种人性和社会的痼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精神上的癌症，侵蚀着人的灵魂，败坏着国风民风。人类浸泡其中，悲哀，可叹。

劳改队的众生：犯人们的冤恨情仇

当年在美国和各国同学谈笑风生、回国又在大学任教的陆焉识，怎么也想不到，20多年后，他要在寒冷潮湿阴暗的劳改监狱棚子里，与各种政治犯、刑事犯为伍，和杀人犯、强奸犯们同炕共眠。

这时的陆焉识，没有咖啡厅和图书馆可以去，没有办法隔绝和逃避。能做的，只有忍受和适应，和这些“人渣”们常年共处，一起劳动、受批判、睡觉，以及等待死亡。

但这些被视为“人渣”的犯人们，并不都是真的“人渣”。相反，其中一些人，无论他们的出身、入狱原因、在监狱的表现，都堪称正直和良善，比陆焉识当年在美国和上海结交的那些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实则“酒肉朋友”的好友们，更加值得尊重。

“十几岁的他背着包袱出门学生意，阿嫂围腰里插着鞋底，手上抓把剪刀追到镇口，边追边喊：你那头发会给城里人叫做土包子的，站住给阿嫂修一修！”

“自家堂屋，门口蹿进几个警察，拿出判决书就朗读；老婆抱着孩子走进来，说搞错了，一定搞错了，判决书应该在法庭上念，怎么念到堂屋里来了？那不是事先就把判决书写好，临时填写姓名的？那不是搞错是什么？……”

资本家“徐大亨”，在那个时代背负着“剥削者”原罪，但其实是从十几岁就离家谋生、勤劳致富的小商人。他因为无意间雇佣了国民党特务而被牵连，还差点被当成同名犯人判处死刑。他如祥林嫂一般复述从差点被处决到侥幸生还的过程，人们早已听厌。他把陆焉识当成值得结交的朋友，陆焉识却担心言多必失而沉默。陆焉识并不是天生就如此冷漠，而是经历背叛、出卖、迫害，变得谨慎和不再轻信他人。而这位“不愿当冤死鬼”的“徐大亨”，最终因为医疗事故稀里糊涂的死去；

“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

刘国栋喊了报告首长，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单上抓获，一共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说，错了，应该一百四十六个。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刹那间东南西北都有手和脚伸出来，下枪的，扒警服的，使绊子的，上手铐的……这种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间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练出来的……”

“刘胡子是长了一副好胡子，漂亮威风的唇须。刚进上海监狱时，监狱干部勒令他剃胡子，他问为什么，说他自己是反革命胡子又不反革命。干部驳回他说：人反革命胡子也反革命。刘胡子说，马恩列斯都留胡子，都反革命吗？就那样把他的二十年有期徒刑加上去了，加成了无期。”

光荣“起义”的前警察局长刘胡子，在“新中国”政府做公安局长，抓“反革命”，完成任务后自己也被当成“反革命”拘捕，最终在监狱服药自杀。他抓其他没有具体罪名的反革命，是稀里糊涂抓的，自己被抓更是他完全始料不及的。“刘胡子”经常看陆焉识登在报上的文章，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大老粗，而是颇为追求思想进步，这恐怕也是他选择“起义”的原因之一。但没想到，这反而害了自己，且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被捕的经历，和商鞅、来俊臣的“作法自毙”颇有形似，但神却不似。他不是酷吏，是开明的向往新社会的爱国警官。这也让他的落难和死亡更显悲剧。

他原本被判刑二十年，就因为一句顶嘴就变成无期徒刑。“徐大亨”的判决书不是在法院宣读，而是在“徐大亨”的家里；“刘胡子”因为一句话被加刑至无期。可见那个年代司法的随意与荒诞。自杀被视为对抗行为，“刘胡子”临死的写下遗言“祖国万岁”并不能换来同情理解，只是成为悲剧更悲剧的注脚；

“伪连长此刻一身新，正雄赳赳地朝大门外的开阔地走去。大门在白天是敞开的，伪连长走出门二十多米哨兵才看见。听见哨兵的吼叫，伪连长来了个“向后转——走！”然后就开始大踏步后退，脸朝着哨兵，一面吼出指挥口令，让哨兵好好瞄准，节省子弹，争取两三枪结果他，别打得他满地打滚……四支自动步枪打空了四个弹夹。那场枪击等于把抗日战争延长了十好几年：伪连长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抵抗中的日伪分子……”

一位曾在日伪军中服役的“伪连长”，看“阶级成分”是不折不扣的敌对分子，却能在忠于政权的犯人头目谢队长折磨陆焉识和另一少年犯梁葫芦时，冒着危险出言相帮；面对污言辱骂自己母亲的谢队长，敢冒着被“加工”乃至加刑的危险上去拼命；在饥荒已经结束时，应是出于不愿继续被囚受辱，操着正步昂然走出劳改营大门，主动求死，被解放军射杀；（类似让人震撼的故事，勇敢的反抗，在毛时代劳改营恐怕有成千上万。但绝大多数都被有意的隐瞒、压制，最终永久尘封在历史中了）

“谢队长犯的是强奸罪，刑期是七年。其他“加工队员”的刑期最长的也不过十年。因此他们在老几这样的重大政治犯人面前优越感十足。老几是敌人，而犯了罪的人民群众还是人民群众；坏的人民跟好的敌人不一个性质，坏的人民坏到哪里也不是敌人。他们在人民的范畴里可以有很大空间去坏。”

“加工队（由刑事犯组成的、专门折磨不听话的劳改犯的

队伍）”的谢队长，一个强奸犯，以酷刑折磨犯人为乐。他接受陆焉识贿赂的“欧米茄”，又折磨偷走“欧米茄”的梁葫芦。但这种人并不会被处罚。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舆论环境、那个监狱，刑事犯地位高于政治犯，没良心的犯人价值高于“良心犯”。

“犯人里也有一帮一伙的，但老几不入任何伙。在美国，在上海他都不入伙，宁可吃不入伙的亏，兜着不入伙的后果，现在会入这些乌合之众的伙吗？因此老几在一份亲密凑上来时，总是客套地推辞。不识抬举就不识抬举吧，老几还剩下什么？就心里最后那点自由了。”

面对这样那样的犯人，陆焉识，“老几”，选择了“不入伙”。这既是为自保，更是为自由和原则。历经磨难的陆焉识，被迫害的与家人长别、在大西北劳改营改造，甚至拉屎的自由都没有。但还有心灵上独立的自由，“老几”仍然在坚守精神层面那一点很多人看来一文不值，却象征着人性自主的东西。

在污秽肮脏却又难以反抗的劳改队，“老几”学会了忍耐、过滤、对脏东西当做空气。即便有人说与他女儿有关的肮脏话，他也当做没听见：

从犯人到干部都知道无期犯老几的女儿演上了科教片，就是那个也长着卷毛的女博士。渐渐地，传闻脏起来，说那个女体上的肚脐眼是老几女儿的。再过一阵，老几（老卷儿）的女儿有了名字，叫“小卷儿”。

梁葫芦说着偷看一眼老几。老几不反应。他对待肮脏就是不反应。肮脏的念头、肮脏的语言不干扰他，就是因为他对它们可以聋，也可以瞎。

这样的忍耐力，既让人佩服，又令人伤感。这是不得已的“阿Q”精神。此时的陆焉识不再有民国时那样为了一口气辞职的勇气，为了活着见到家人，为了婉喻和丹珏，他愿意忍着百倍千倍于民国时的屈辱、起码部分麻木的活下去。

而犯人们的下流污言，也能反映出劳改队本质是怎样的。哪怕有“徐大亨”、“刘胡子”、“伪连长”这些还算有良知的人，犯人们根本上还是一群在体制迫害下心理扭曲、思想变态（并将变态公开表现出来）的人形动物们。生活在恶劣境况中、性压抑下的男犯人们，是缺乏基本廉耻的。而梁葫芦，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傍晚在草垛里发现母亲和她的姘头的。两人分了白馍睡得跟没事人一样。梁葫芦正好手上有把砍刀，于是正好一刀一个，替弟弟妹妹讨还那再也讨不回来的大白馍。他的砍刀剁馅一样下去上来，一直剁到刀刃崩裂同时向刀身翻卷过去，在刀柄上剩了一条奇形怪状的废铁。当天夜里，他把一对狗男女不分彼此的皮肉骨头埋进自家后院，把那个还是胎儿的弟弟或者妹妹也一块埋了，因此梁葫芦的卷宗里为他记下了三条人命的血债。”

梁葫芦，是“老几”在监狱里最亲密的“朋友”。这位在大饥荒中打死母亲和母亲姘头，夺回给弟弟妹妹的口粮、被判处死刑的待决少年犯，强横、顽劣、残暴，又常受酷刑“加工”。说他可怜，但又可恨；说他可恨，又觉可怜。

梁葫芦是那个人人没有温饱更无尊严社会的产物，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破碎家庭出身、丛林社会生长、在求活中变成恶棍的青少年们的缩影。这样的人，短暂的儿童、少年、青年时代，都没有感受到过任何“温暖”，只有冰冷与暴力。于是他们也回应这世界以冰冷与暴力。

梁葫芦被枪毙前两天，“老几”出于真情，在梁葫芦面前不再装成结巴，劝他和弟弟见一面。而梁葫芦在上刑场之前，还是被“老几”装结巴的事举报了。这个看似凶悍也确实凶悍的小杀人犯，终究还是害怕死亡，还是想活，想立功，哪怕要用“老几”的命换自己的命，哪怕“老几”出于对他的爱才放弃装结巴、劝他见弟弟。

而这也证明了陆焉识装结巴、对其他犯人（例如前面的“徐大亨”）搭讪都不理、不入伙的警惕，是完全正确的。在劳改队，是不能发善心的，起码发善心不能暴露自己一些隐私和弱点。否则，再深厚的友谊，都没有立功免死/减刑有诱惑力。残酷的环境里，是不能心软的，是会被见缝插针的，是随时都会出卖和坑害的。陆焉识还是心软了。

“老几”陆焉识还有许许多多狱友。不过，《陆犯焉识》里提到有名姓和“事迹”的，除了以上几位，就只有陆焉识入狱十多年后、文革时期进来的两个新晋犯人：知青小邢，和因为强奸女知青成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村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是邓指导员极为讨厌的犯人，因为他强奸女知青，还洋洋得意的在犯人中炫耀。邓指正在生“鬼剃头”的怪病，就半故意半无意的，让这位强奸过若干女知青的大队书记掉进冰窟里，冻死了。

而知青小邢，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却因为“上山下乡”运动，不得不去农村那“广阔的天地”劳动、打架，最终进了劳改监狱。这个脾气很冲、到监狱里还继续有些跋扈的青年，其怨气都是“上山下乡”毁了他的前程，让他当个大知识分子乃至外交官的梦，粉碎了。最终，他和一个贪污犯在监狱大火中同归于尽。

劳改犯们是残暴年代的活纪录、见证人、记忆证明的载体

这两个死于劳改队的、出身颇为不同的犯人，其实其经历和入狱，却是缘起同一件事–“上山下乡”运动。即文革初期的暴风骤雨后，数百万计的城市男女青年，被半强制半诱骗的动员前往农村，在那“广阔的田野上”去“大有作为”。

这场运动，催生了无数悲剧。知青虽然干了一些农活，但知识基本无用武之地，反而要和农民争抢本就不多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而且，知青和农民，并不平等。知青打伤农民，轻者几天禁闭，打死人判几年刑；农民要打伤知青，就直接判刑；农民打死知青，无论起因都要偿命。当然，农村的干部，是又一等级。而知青中没有背景和依靠的女知青，现实里也又是一个特殊的“等级”和“待遇”。

许多男知青痛恨于从城市到乡村的落差、学业的荒废、前途的无望，整日打架、鬼混、在农村女孩身上“留情”。而女知青，往往被男知青、村干部“欺负”，一些女知青被强奸甚至生子。严歌苓女士另一篇佳作《天浴》，就是专门讲述女知青受难史实的小说。

到了后来文革结束，有门路的知青迅速返城，没门路的要苦熬，或者想办法获得批准。男知青往往靠自残，女知青靠献身。即便如此，还有一些一辈子都离不开农村了。一些女知青和农民生了孩子，也就让她一生钉在农村（虽然母亲是有权离开的，也确实有些放弃照顾孩子离开了。但母爱让许多女性放弃回城、放弃大好前程）；还有一些不是不想离开，而是早已长眠，即便“离开”，也是他/她的家人捧着骨灰离开。

而这一切，几百万人的青春和生命，本来并不必要如此损耗，不必逝去，不必发生。仅仅一小撮人的权力斗争、仅仅一个人或者最多几个人的临时起意，就让几百万人的命运从悬崖上坠落。

而“上山下乡”这个决定几百万青年命运的大运动，又只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了全国八亿人（除了尚在襁褓的幼儿和已垂死的老人）、致死数百万的更大政治运动的一个小支流。疯狂的十年里，多少人卷入并毁灭？许多被害者，尸骨都没有留下，永远失踪了。

不止这两个劳改犯，不止文革进来的劳改犯。前面那几位劳改犯，哪个不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遭难的呢？

“徐大亨”经历的，是没收资本家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称“三大改造”，改变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经营模式、控制权、分配方式）。由一开始还有遮掩的“公私合营”，到一点不留、罚没全部财产，多少资本家在1950年代初破产、入狱、自杀、家破人亡？而那些被“充公”的财产，也并没有真正“公有”，只是被管理和使用财产的干部和“工人贵族”们私享了。而名义“公有制”也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国家落后、国民贫困。1978年改革开放时，包括上海在内中国各地经济，普遍还不如“三大改造”前、经历战乱破坏的民国时期。

“刘胡子”则是在更加知名的、集中在1950-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中被捕的。他被捕前抓的人也是镇反的一部分。那些在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顽固对抗的、有所抗拒的、放弃抵抗的、“起义”的、袖手旁观的，无论国民党官兵、国民政府公务员、军警、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地主资本家、“会道门”成员、三教九流，凡是有些“旧账”的，或者没什么账但为国民政府服务过的，抄家、判刑、处决，仅处死的就超过百万。包括参与辛亥革命的元老、在抗战中浴血杀敌的国军官兵，也被毫不留情的处死。

前面“徐大亨”的悲剧，是在赶上“三大改造”没收资本家财产后，又紧接着赶上“镇反”，自己不知情情况下雇佣了特务做业务员（虽然那个“特务”是否真是特务，也不一定，当年被冤枉为“特务”的无辜百姓也很多），所以不仅破产失财，也差点被枪毙，最终死于监狱。很多人躲过一轮运动，却又来了另一轮运动。能够都躲过去，才是幸运。不幸而家破人亡的，才是大多数。而统治者也正是通过“切香肠”和“分而治之”的方式，拉一批、哄一批、害一批，逐渐的将所有人、包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在内，都置于迫害炙烤中，相继的受辱与死去。

而并不是犯人、而是在劳改队看守犯人的谭队长，参与过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也稀里糊涂的被发配到大西北。在血腥的内战里同胞相残，又去外国协助别国同胞相残，又来到大西北，一边忍受寒冷饥饿，一边继续残虐同胞。谭队长如果愿意认真思考，估计能悟出一些东西，例如自己和许多战友、同胞，为什么被这样摆布，为什么总是在杀人虐人中生活？

但谭队长似乎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些，也想不到这么多。他更愿意支使犯人们，体验作指挥官的快感，即便他鼓动冲过哨卡会让犯人被解放军打死，也是不在意的。常年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让他不再在乎人命，更何况是劳改犯们、“阶级敌人”们的命。相反，驱使人们送死，恰符合战争的规则，符合他的生活规律。

而在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中，上百万生命在血肉磨坊里化为齑粉。不像抗日战争那样的伟大、壮烈、必要，国共兄弟阋于墙，同胞之间为了后来证明出的根本是虚假的主义（或者说主义是好的，但是被野心家扭曲了），杀的血肉模糊。志愿军在朝鲜护住三八线半壁江山，却给那里的朝鲜人民带来迄今都无法摆脱的牢笼地狱。

而死刑犯梁葫芦，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大饥荒的产物，是“新中国“礼崩乐坏”的恶果。大约三千万人饿死、病死、逃亡中被打死，是现代文明史上的惊天浩劫。但历史书上仅仅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轻轻带过、巧妙掩饰。那是人祸、人祸！

而梁葫芦父亲“留情”后就失踪，母亲不仅与许多情夫厮混，还冒领孩子的粮食。这不仅是饥荒的后果，也是廉耻的败坏。中国的传统非常重视家庭责任，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各自有权利与义务，互相扶持。蒋介石时代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既是为复兴民族，也为和谐家庭宗族。

但“新中国”下，一切旧的道德与秩序，无论良莠皆成了“革命对象”、“牛鬼蛇神”，破除一切。破了旧道德，却没有立新道德。战争、屠杀、饥荒，本就摧残了文化道德。“革命”一起，更是礼仪尽没。妇女似乎解放了，但只是在更大的利维坦下。也没有宗族照管孩子，自组织消失了。

这样的环境下，梁葫芦们只能自己挣扎求生。丧失德性，杀人抢劫，成了情理之中。既然父亲从出生起就“主动”失踪，母亲不尽养育责，还夺子女口粮，那儿子弑母，某种程度反合了儒家“父父（母亲也一样）子子”权力义务对应的伦理。

而那位可以对其他犯人颐指气使的犯人–“加工队”谢队长，一个强奸犯，却混的算很不错。管犯人的犯人，不算官也算吏了。虽然谢队长其实没有正式的“编制”，只是管教干部自行支派的“犯人队长”，却足以在犯人中耀武扬威。他可以对其他犯人施以酷刑、随意谩骂。

这同样是那个黑白倒错的残酷年代的产物。在正常社会，刑事犯尤其强奸犯是被鄙夷的，知识分子是被敬重的，有良知的公民是受保护的。但以“革命”为名行恶的年代，那些杀人、强奸、抢劫、偷盗的刑事犯，因为不是政权主要敌人乃至可以利用，而地位待遇都位居政治犯之上，享受犯人中的特权。

这一点，不仅中国，苏联也是如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频繁提到刑事犯/盗窃犯/“律贼（监狱中的犯人团伙，也可以说是黑社会的一种）”。这些人是真正的罪犯、社会渣滓，往往身高体壮，暴力能力当然远胜那些孱弱的政治犯。于是刑事犯常常欺负政治犯。而这不仅被管理古拉格的苏联军警特工们纵容，甚至还有意利用，让刑事犯在监狱成为进一步压迫政治犯、避免政治犯串联和反抗的工具。

陆焉识所在的劳改监狱之外，还有无数的劳改监狱、流放地。与陆焉识亦友亦敌的凌博士，1959年被发配新疆–比陆焉识所在的青海更加西去千里的地方，并于1971年死在那里。凌博士在镇反中安然度过，但没有躲过反右运动。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

相对于那些和国府国军有牵连而在镇反中即被捕被杀的，与旧政权没有瓜葛乃至早年就积极参与进步运动的那些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新中国”的“自己人”，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勇敢发言。等待他们的却是开除、流放、劳改。

反右运动本身没有杀人，甚至刑事处罚都很少。但对这些“右派”的惩罚，比正式的拘捕监禁都更可怕，也是这些“右派”始料未及的。他们被免除公职、失去私职（也有的名义上并没有被免职，但实际上已丧失相关工作），丧失了地位和报酬，流放到贫困和环境恶劣的地方，被军警和干部监督劳动。

这本身似乎还不那么可怕。但1959年大饥荒的来临，被劳改的知识分子获得的粮食配额最少，他们大批的死亡。虽然是饿死，但和屠杀并没有本质区别。政权控制着粮食配给，不给起码能活命的口粮，乃至完全没有粮，那就是在杀人。而且，统治者是故意以粮食为武器，来虐待、控制、屠杀知识分子的，死亡不是无意的、连带的、偶尔的，而是蓄意的、主动的、大规模的、恶性的。

多少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就在这饥荒中死去了。许多手无缚鸡之力、从没劳动过的知识分子，刨遍了山岭河滩，也找不到足以捱过饥饿的食物。对于大饥荒，莫言先生的作品描写的更加细致。他在《丰乳肥臀》中描写了桀骜的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乔其莎，为一口吃的甘愿被食堂的老炊事员张麻子诱奸。而《夹边沟记事》更是写实的记录了2000多名真名实姓的知识分子，在短短几个月里死亡80%的过程。

凌博士还比较幸运，没有饿死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里。但也没有逃过文革浩劫，没能活到平反。小说没有交代凌博士具体死因，但无论被批斗死、饿死、病死、“自绝于人民”而死，都是死，都不是正常死。

而焉识的老朋友老冤家大卫·韦，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暴打，文革后死于后遗症。（关于大卫·韦，还会在其他章节细说，暂时按下不表。陆焉识及其家人在多次运动中的经历也在此不表，放在其他章节）

《陆犯焉识》中每个略有篇幅的人物，都和那个时代的大浪大潮紧密相关，就是那浪潮的一部分（或者说浪潮裹挟的群体的一部分）。个人的经历，是千千万万人的经历，是时代的缩影，是亲身的见证。

再后来，历史过去，幸存的人，没有多少“直接”的证据，只有记忆的证明。我小时候看过一部揭露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罪恶的电视剧《记忆的证明》，对内容和剧名都印象颇深。中国被外敌和内贼侵害的历史，证据散佚下都只剩记忆来证明。那些勇敢讲出苦难的受难者，多么单薄和脆弱，又多么坚韧和顽强。

而如今，随着当年的亲历者纷纷逝去，连当事人“记忆的证明”也基本消失，只剩下了一些遗言，以及他人的转述。已经有许多人在怀疑真相、否定历史，乃至美化那个残暴的年代、那些暴横的屠夫。当年就有人预言中外的那些恶徒及其后代，必定会更加猖獗的否认历史和为罪恶翻案、洗白。现在果然是这样。这是那些受难者遭遇伤害后的二次伤害，是悲剧后的二次悲剧，是死亡后的二次死亡。

于是，这个国家民族在遗忘中，继续沉沦。他们被物质繁荣迷惑，却丧失了独立思考与反思能力，放弃了对权利自由的追求，许多人甘愿继续被利维坦宰制。而2020-2022年三年的“新冠清零”导致的巨大悲剧，以及最近几十年零落在全国各地的人民惨剧，都在以血泪书写遗忘的代价。

夹缝中的爱情：焉识与婉喻在压迫中的爱

从大历史回到小个人，从政治回到爱情，从他者回到焉识。

当陆焉识在学校被排挤后，他虽仍然希望躲在咖啡馆来逃避纷争，但压力下他不自觉的就要寻找真正的慰藉。孤独只能逃避，而没有温暖。

这时的他，才想起被常年冷落的婉喻。不过，焉识冷落婉喻，也并非他一人的责任。焉识的继母“恩娘”冯仪芳，要负担更大的罪责。

虽然说，是恩娘作为介绍人将婉喻配给焉识，还为焉识和恩娘同房费尽心思。但她却同时在操控焉识和婉喻，并不让夫妻二人自由的恩爱。她撮合二人成婚，只是希望由她主宰家庭，主宰焉识和婉喻的一切，包括吃饭、买衣服、看电影，乃至情爱行为。

“（恩娘）指的是焉识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从箱子里拿出几块衣料。错出在他不会给女人买衣料，每一块的尺寸都尴尬，做两件不够，做一件又宽裕。他把两块颜色亮的给了婉喻，剩下暗颜色的给了恩娘。恩娘当时便咯咯直笑，说焉识怕自己有个年轻恩娘难为情呢。婉喻立刻把自己的鲜艳料子让出来，两块料子裁了四件马甲。但已经太晚了，这事在恩娘心里落下了病，一怄气它就发。”

对于焉识和婉喻一切不合恩娘心意的行为，恩娘都大发雷霆，醋意翻天。而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些中年孀居女士，较普遍存在的、既不正常又情有可原的心理状态。当然，并不应该对女性有特别的偏见。许多男人包括中年男人，同样有各种肮脏丑恶的思想，一些人还付诸实践。但也不能否认一些女性存在扭曲的心理。

而归根结底，这是人性、社会环境、历史传统，共同约束和迫害女性，酿成的变态和悲剧。

但恩娘对焉识与婉喻的控制和压迫，反而让两个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格外的亲密和恩爱了起来。尤其他们在情爱上更加有激情了。人性就是有逆反的情结，而外部压力往往促使人的情欲变得更为强烈。这符合某种难以言传但并非虚幻的守恒定律。畸形的情爱，性的欢愉，更为激情和炽烈。这既有丑恶的，也有不完全丑恶的。若是强暴，那就是丑恶而不应加以辩护的。若不是强暴，那就可以有商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焉识和婉喻之间有了真正的爱情，相互的恩爱，以及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女儿丹珏。

关于焉识与婉喻的爱情，以及家庭关系、情爱问题，占据《陆犯焉识》篇幅的半数。但我个人对这些较缺乏兴趣，所以不会像评论小说中涉及的政治和社会议题那样详细，只做相对简单的评述。

知识分子的相争与文化人的阴险

当陆焉识度过了上次被大卫·韦攻击的风波后，又来了新的风波。树欲静风不止。这次引发纷争的，又是大卫·韦。而在大卫·韦的挑唆下，陆焉识新添了一个对手，就是在美国结识的凌博士。

抗战，是那个时代中国舆论的焦点，是每个知识分子都避不开的话题。凌博士，其一些侧面的原型，有民国大师胡适的影子。胡适在全面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前，一直主张“低调”，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而当时大多数学生、学者、国民，都激烈主张抗战，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强硬。于是就有了鲁迅等激进派和胡适等温和派的争论。

陆焉识谈不上是激进知识分子，但在抗日救亡运动大潮中，也并不落于人后。这就是他和主张和平的凌博士的分歧。但陆焉识也无意因争论而破坏与凌博士的友谊。在陆焉识看来，争论是正常的，人们完全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但不仅大卫·韦不这么认为，凌博士也不这样想。大卫·韦恶意挑拨矛盾、利用焉识，不惜扭曲的翻译和发表陆焉识给他的私人信件。而陆焉识在曾经被大卫·韦坑害过的情况下，又一次轻信、放松警惕，让他又一次吃了亏。这也能反映出陆焉识的善良。但正是这种善良让他总是吃亏，经常被骗。

大卫·韦的煽风点火让陆焉识陷入纷争，凌博士不仅不能体谅陆焉识的困境，还道貌岸然的以文雅言辞报复了陆焉识。而且，这并不是终局。当时的陆焉识想不到，后来他两次落难，本来算是陆焉识朋友的凌博士，都选择了袖手旁观（甚至可能参与了落井下石，但小说中没有明说。不过落难时袖手旁观，本身也是恶的）。

文人的无耻，很多时候更胜于武人、普罗大众。因为他们可以将无耻镶嵌在文雅的言辞里，将谎言包装的比真相还动人，在文质彬彬中让对方难堪、难受、愤懑却难以辩解。文人往往有心机，擅长挑拨离间。有些还会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将自己的恶栽给对手。

对于这类无耻，与前面“人群的强大”一样，我也曾亲身领教，感触很深。在我还不能意识到人多么无耻和颠倒黑白之前，我颇为吃惊、愤怒、痛苦、受伤。经过一些历练，少了惊讶，也会自我调节，减少受伤。但我仍然会对这些行为愤怒。我认为，不麻木不仁，不阿Q，比快乐安宁还要重要。对丑恶习以为常、一笑置之，是对良知的背叛。

即便陆焉识及早退出了文字之战，大卫·韦和凌博士仍然不放过他，他们的笔战里总是把陆焉识当靶子，既攻击对手，也把气撒向陆焉识。陆焉识这次与凌博士结怨，影响到了若干年后他的自由与生死，让婉喻不得不付出更大代价去救焉识。

战火、后方、爱情、囚笼：日本侵华阴霾下的陆焉识

当文坛还在为抗战问题争执不休时，全面抗战爆发了。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陆焉识一家本来决定全家向西逃难。但恩娘却小女人气发作，不愿舍弃各种家物。最终，恩娘和婉喻留在了上海，只有焉识一人随学校撤往重庆。

看到这里，我想，如果恩娘和婉喻是留在南京，那就会遭遇极大的劫难。她们想不到日本人那样的凶残变态。其实，抗战期间，在上海也发生了一些日军的屠杀和强奸，包括将普通女性市民抓进“慰安所”。只是相对于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上海的暴行规模较小，但也有起码数万人被屠杀和强暴。中国作家任晓雯女士的小说里，就有上海女性被日军当街抓住、众目睽睽之下拖进日军兵营的描写。

恩娘和婉喻（或者说她们的原型）可以活下来，也算一种幸运。在战乱年代，尤其女性，是死是活，是安全还是受辱，都不由自己决定，而是看运气、听凭他人的摆布，尤其统治者/征服者男性的摆布。可恩娘或许被陆焉识惯纵，被上海这样一个对女性友好的城市呵护，并不能了解这世界尤其外敌对女性的险恶，反而为了那些生活家当拒绝离开。生活中温柔乡的人，总是丧失警惕性。

陆焉识随着千千万万逃难的中国人，溯江而上，从上海，经过南京、武汉、宜昌，一路逃到重庆。在这个战时的首都，陆焉识与穿梭于权贵之间、倒卖稀缺货物的重庆女子韩念痕结成了地下夫妻。按说，陆焉识这样身份的人，和韩女士这样游走在灰色领域的人，不应该有多少交集。但战争的危机与苦难，让两个孤独者相依相偎。两人在日军轰炸重庆的防空洞里身体相接，性爱的欢愉才能平复对死亡的恐惧，慰藉那可怜的肉体和灵魂。

陆焉识本可以和韩念痕更久的厮磨。但陆焉识，并不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师生那种“岁月静好”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相反，陆焉识与那个年代许多学者、教师、学生一样，追求民主自由，颇为关心时事，也对现实中的各种丑恶都颇为敢言。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并不是一个民主政权，而是国民党主导的专制倾向的政权。它虽然不像中共那样完全极权专制，但言论审查和迫害仍然是普遍的。他们允许一定的言论空间，但有并不明确的红线。陆焉识在课堂和课外，都积极宣扬自由民主，就犯了忌。

国民政府选择“先礼后兵”。一开始是国民党政工人员（也可以说是特务）劝说陆焉识要服从国府的政治纲领，不要宣传影响抗战大局的话，委婉劝说他不要发表批评政府和宣传自由民主的言论。但陆焉识认为教授不受政治限制讲课是学术自由、天经地义。陆焉识还大胆的揭露了这几个特务的行为，抱怨知识分子遭遇的不公。

然后，陆焉识就被夜间突入房间的特务们抓捕了。无论抓捕过程中陆焉识衣服都穿不好的窘态，还是在监牢里被审讯羞辱时的苦楚，都让陆焉识明白了直言和勇敢的代价。他在勇敢的顶撞特工文明劝告、投稿给进步媒体控诉国府干预学术自由时，想不到会因此在阴暗的半地下室坐牢两年。

陆焉识对政治的嗅觉、对批评政府带来代价的直觉，还不如情人韩念痕。韩念痕这样常年在灰色地带游走的商人，比陆焉识这样读书万卷、讲起政治头头是道、却不谙现实潜规则的知识分子，更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而这才恰恰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混迹灰色领域的人，最能明白中国社会本原的逻辑，而非根据教科书里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语；也最知道如何在中国的体制与环境中生存，而非“迂腐”的坚持理想和道德。

陆焉识在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后，还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样的现实。所以他惊恐、愤怒、不甘。宁可在潮湿阴暗的地牢被关押两年，也不愿认罪求饶。他还要坚持原则，拒绝“认罪”，要保持知识分子的骨气。

这样的骨气，是在1950年代，“新中国”将陆焉识从大学逼迫辞职、逮捕、关在劳改营、经历大饥荒……之后，打消了的。民国知识分子陆焉识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变成了大西北某劳改农场里的“老几”。

腐败与法治并存，自由与镇压夹杂：混沌的民国最后岁月

抗战结束，陆焉识从重庆返回上海。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被战后国民政府腐败与掠夺的风暴吹散。陆焉识回上海的路上，搭载着战后新贵们的货品的船把他们甩下，只是一个开始。

这又涉及到一个历史事件，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日占区人员、财务、房屋土地等过程中的抢夺、霸占、贪污、迫害行为。国府大员们以胜利者之姿来接收“日产”，但并不仅仅接收日本人的财富。许多在日占区生活的中国人，无论是否有与日本人合作的行为，都被接收大员及其手下趁火打劫。这些接收者的行径，被民众讥讽为“五子登科”，即“捞票子”、“抢车子”、“占房子”、“夺金子”、“玩婊子”，整个接收也被称为“劫收”。

好不容易熬过八年抗战的国人，被这样“劫收”，可谓雪上加霜，大众怨声载道。这也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大失民心、共产党趁机做大，乃至最后国府丢掉在中国大陆河山的一大诱因。

而陆焉识，不仅面临“劫收”家产的风险，还要解决丢失教职的问题。虽然国民政府释放了他，也没有定罪，但教职还是丢了。这是陆焉识一家吃饭的依仗。坚持理想原则的陆焉识，也明白了理想原则不能当饭吃。

但这时的焉识，仍然还有些骨气和精神。他不愿意接受朋友劝告的“做测试（证明忠诚）”，哪怕以焉识的聪明，违心的答题，必然可以通过。但焉识不愿意撒谎，即便这不需要付出什么“实际”代价，不需要被辱骂、挨耳光、坐牢，还能换来足够养活一家子、在当时多数国人都羡慕的大学教授收入。

陆焉识还是做了一些妥协。他希望邀请凌博士等朋友来家里做客，以私人途径促成教职的恢复。为了这场宴会，日常粗茶淡饭，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的陆焉识，精心准备了昂贵的菜肴，希望得到宾客的欢心。陆焉识还破天荒的因功利目的给朋友送礼。

“焉识怀里抱着那个装礼物的布包。他想，只要李坤一出现，他立刻把手里的布包以最随便最不经意的姿态递上去。千万不能错过最初的几秒钟，越往后拖延越会显得送礼事关重大，因此越是像贿赂。

焉识抱着那一段日本丝绸，一盒新西兰龙虾罐头，一听美国克力架，让三大洲在他膝盖上开贸易集会。他想等李坤话题转换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在他面前。但话题转换了好几次，从受降转到国共和谈，又转换到蒋经国的经济改革，焉识还是没动。焉识突然想到，这一生他是头一次为了如此世俗、现实的目的送礼。不，他想，应该叫它贿赂。尽管是无偿赠送这么难得的东西，可是他觉得这种赠送既侮辱自己也侮辱朋友。现在他不得不侮辱品格端方的人，来“曲线邀请”凌博士。

他们的谈话已经一个多小时了，焉识的两只手放在布包上隐隐发潮。……

他霍地站起身，把那个花布包往刚才坐的椅子上一放，说那是一点从重庆带回来的东西。不等朋友反应他已经溃退出门。

贿赂别人也要英勇，胆敢去无耻才行。”

陆焉识在给朋友李坤送礼时的窘境，很能反映焉识是颇有羞耻心的，不擅长于贿赂和取悦他人。这在正常的社会里，是优秀的品质，说明是正直清白的、从内心厌恶和远离龌龊之人之事的人。在异常的社会里，本身仍然是优秀的品质，却反而成了弱点，几乎必然会成为失败者。他这种脸皮薄的腼腆和羞耻心，在后来进了劳改农场若干年后，基本消失殆尽了。

陆焉识、恩娘、婉喻精心准备的晚宴，花费了多少积蓄，舍不得让孩子尝一口，翘首期盼着凌博士等人的赴宴，最终却没有等来客人。

他低估了文人的无耻，高估了凌博士的气度，也忘记了“人群的强大”。凌博士没有忘记陆焉识在抗战前对他的批评，哪怕是据理委婉的批评。大卫·韦在中间的挑拨，应该也起到了作用。凌博士不来，其他人宁可得罪陆焉识，也要和凌博士保持一致。文明社会里，谩骂殴打被视为野蛮，但排挤孤立他人，则是惯用的霸凌手段。对这点，我又颇有共鸣。

“听完焉识的话，恩娘慢慢地说：“焉识，真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这么没用场。”……“老早呢，觉得你没用场好，心底里不龌龊，人做得清爽。太有用场的人都是有点下作的。现在看看，没用场就是没用场。”恩娘说。“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发明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恩娘说陆焉识是“没用场的人”，可谓透彻。在中国，做学术的学问再大，都不算“用场”。因为在中国，“用场”不在专业能力，而在于人情世故、打点权贵、左右逢源。可陆焉识连基本的人情处理都生涩，一厢情愿以为凌博士不计前嫌，更不知道一开始就不应陷入文坛争论，争论后又不明白结怨的后果，那请客求人被放鸽子、自己吐血昏厥，也就是“自取其辱”了。

不过，陆家精心准备的饭菜终究没有白费，只是给了试图劫收陆家房产的流氓们。当然，一顿饭是不够的，陆家还奉上了金条。这通殷勤招待总算换来陆家房产的保全。

但就像陆焉识在重庆被训诫后忍不住将特务们嘴脸展示出来一样，焉识又忍不住笔头，不吐不快，将接受陆家贿赂的衣冠楚楚流氓们的嘴脸改编写成小说，发表在左翼报刊。而这引起许多人跟进，不仅有其他写作批判国民党腐败和“劫收”丑象的，陆焉识的小说还被改编为话剧。大众纷纷叫好。

这也说明，在那个灰暗的“解放前”几年，国府治下仍然有有限的舆论自由，批判政府的左翼可以办报，揭露丑恶的话剧可以上演。这在那个时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专权的国民党也默认这些自由，最多派一些流氓去骚扰。当时的国人想不到，过几年迎来“解放”后，这些人的基本自由，都居然被剥夺了。

陆焉识有言论自由，不代表不受骚扰报复。流氓们认得自己嘴脸，恼羞成怒于焉识的揭露，派了更流氓的流氓上门抢夺房产。逞一时之快的陆焉识，很快又要失去房产。陆焉识的继母，对陆焉识有操控也有亲爱的恩娘，因此急病而死。

陆焉识的人生里，有好几个重要的女性。除了婉喻，最重要的就是恩娘。恩娘对焉识，还是有恩的。没有恩娘的介绍，焉识就不会和婉喻认识、结婚，也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凄婉爱情故事。恩娘性格是刻薄自私一些，可也操持了陆家里里外外，和婉喻一起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若没有恩娘，当陆焉识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后，婉喻一个人是难以拉扯三个孩子的。恩娘受了焉识恩惠留在陆家，还给焉识带来很大麻烦。可后来许多年，恩娘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无论按照情感还是赤裸裸的功利，恩娘都不愧在陆家的所得。

恩娘去世后，陆家房产的命运峰回路转。经陆焉识以前的学生建议，焉识请他任教中学的美国人教务长帮忙，暂时接收陆家房产，堵塞了流氓们劫收的借口。流氓们敢和中国人包括大知识分子耍流氓，却不敢和洋人耍流氓。而中国人包括大知识分子，只有受洋人庇护，才能享有作为中国公民本来就应有的权利自由。这样讽刺的现实，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常态，至今也没有改变。

洋人庇护了陆焉识，又抛弃了陆焉识。因为陆焉识允许了跑到他任教学校里的大卫·韦躲在自己房间。教务长礼貌的辞退了他。这某种程度，也象征着国民政府的命运。没有美国的扶植，国民政府就难以战胜日本；战后，美国也继续扶植国府，但并不积极。面对中共的势如破竹，美国选择放弃干预，让中华民国在大陆沦亡，只能偏安台湾一岛。

大卫·韦不仅让焉识丢掉了教职，还忽悠了陆焉识的弟弟和丹麦妻子所生混血孩子皮埃尔，带着皮埃尔参与反国民党政权的示威游行。这位常年在西方生活的青年，言谈中无不透出过于坦诚和清白的“劣势”。他认为追求自由民主是天经地义，对于不好的事情就要敢于抗议，对“中国特色社会”可谓一无所知。这比当时虽然书斋气但毕竟略通世故的陆焉识，还要“差”太多。

皮埃尔的幼稚，表现了中外文化的大异其趣，根源是中外人文环境的迥然不同：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

对此，我又一次的有强烈感触和共鸣。我经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深知中国青少年的阴毒，有时不亚于成年人。而且其阴毒更加粗粝、尖刻。当然，阴险和狡猾也是不缺的。在中国，只有从小就在灰暗社会里摸索和自适应，逐渐变成对各种不公不义和潜规则习以为常，乃至纯熟的使用这些潜规则，放下廉耻心、不忍心，耐受各种羞辱与邪恶，不吝于撒谎，做不仁不义之人，才能生存的如鱼得水。如果事事讲道理和法律，反而寸步难行。

但并非中国人天性如此。几千年的专制，满清的残暴压迫，屈辱的经历与扭曲的价值，人们为生存的不得已，塑造了中国人各种不良的品性。民国虽有改善，知识分子带起新文化之风，国民政府也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但无法迅速改变国民的习性。日本侵华又打断了这些改良。于是，中国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大多仍然带着“淡淡的无耻”。

直到皮埃尔被关进国民党监狱，挨了揍、坐了几个月的牢，才悟出来中国不是比利时，这里是残酷的，不讲文明和法治的：

“释放的皮埃尔皮包骨头，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厉害、好歹，而这种知悟让他感觉非常败兴。在大伯伯递给他一张船票时，他露出“可熬到头了”的神色。”

但皮埃尔仍然没有真的改变。在谈到大卫·韦的时候，皮埃尔幼稚的说：“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并不了解大卫·韦的无耻和阴险。大卫·韦在皮埃尔面前，展示的大抵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勇敢的革命者形象。而陆焉识在初次结识大卫·韦时，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形象。可后来的交往，让陆焉识明白大卫·韦多么的无耻。陆焉识多次“敞开”与大卫·韦来谈，却反而被大卫·韦利用，扭曲焉识的话，狠狠的坑害了焉识。

这些，是皮埃尔不知道的。即便陆焉识告诉皮埃尔，皮埃尔也不会信。因为他不能明白那些复杂的心机，不明白谎言在中国人中那样的普遍，不相信对革命、对他都热情洋溢的大卫·韦，竟然会是那样无耻的人。

我不知道严歌苓女士在《陆犯焉识》的写作中，用了多少暗喻。如果在这里有暗喻，对于大卫·韦，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陆焉识，是大知识分子；而皮埃尔，是涉世未深的进步青年。

中共本身有革命性的一面，尤其早年是充满理想的进步政党。但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蜕变的阴险和功利，理想变成了招牌，夺取政权和谋私，才是真正目的。

中共用颇具革命性的言辞，诱引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抗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并勾画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好未来。但当中共利用完了他们，夺取了政权，就“关门打狗”，完全变了脸色，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都陷入更大的牢笼。当他们发现上当，已经来不及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迎来了“解放”。旧中国变成“新中国”。

“新中国”的短暂恩情与长久地狱：陆焉识个人、中国知识分子、大陆全体国民命运在“解放后”不久的急坠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半个月内即占领上海。这座东方之珠、亚洲第一大城市，成为红色政权的囊中物。国军兵无战心，即便有以逸待劳、武器精良、工事完备的优势，也很快被解放军击败。

在攻打上海过程中，中共高层特意指示，不要使用重武器，以免伤害到上海市民、避免破坏上海的建筑。当解放军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上海后，军纪严明，几乎秋毫无犯。许多解放军为避免扰民，穿着军装睡在马路上，也不去叨扰住户或者学校。解放军到来后，迫害人民的特务基本绝迹。这些都让上海市民对解放军颇有好感。而新政府也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让上海市民更为欢欣。

那时候几乎没什么人能想到，仅仅不到两年，包括上海在内，全中国都刮起了“镇压反革命”、“没收资本家财产”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剥夺了无数人的生命、家产、生计，以及几乎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自由。

陆焉识的命运，同样是如此转折的。年轻的中共干部、苏北人张同志主动拜访他，新政权把国民党剥夺的教职还给了陆焉识。陆焉识发现张同志不像自己以前那些有着“淡淡的无耻”的朋友，而是淳朴又充满活力。学校也焕然一新，女同事们穿着列宁装代替了旗袍，陆焉识又成为大家簇拥的对象。

但这欣喜是短暂的，转折是始料未及的。大卫·韦以胜利的革命者面目出现在陆焉识面前，炫耀革命给陆焉识夺回了教职。陆焉识仅仅争辩了人信仰的自由，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焉识曾经对共产主义的微词的陈年旧语也被翻出。

那位苏北口音的张同志也翻了脸。苏北张同志确实比上海那些油腻的旧官僚少些油滑阴险，但翻脸后更不讲情面。无论善待还是恶待焉识，都是他站在中共党的立场、根据党的需要、作为党的工具，所决定的行为。未来，张同志大抵也会蜕变成更加残酷的党干部，成为党在高校忠诚的“钳子”，扼杀师生们的自由与灵魂。

“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陆焉识这时还没有明白，他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本身就是犯罪，就是中共政权眼中的“反革命”。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有句名言：“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共产党的“新中国”，远比国民政府更明白思想控制的重要性，也更加无情的将媒体、高校、知识分子等领域和人群完全控制起来。“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制民愚民之术，已全面启动。即便陆焉识没有和大卫·韦有这场争执，此后也必然在涉及意识形态、权利自由的争论中成为政权的靶子，或者屈服，或者失去教职和入狱。

我想到历经政治浩劫的幸存者巫宁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所述的，当1950年代初的北京各大学刮起“思想改造运动”风暴时，知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说“‘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而同时的上海、全国，各地高校、新闻媒体、民主党派，都刮起了以“思想改造”为名、实则批斗知识分子、粉碎异见、统一思想的旋风。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撤并风潮，更是摧毁了中国人文教育的根基，让中国大学丧失了德性、价值、魂魄，变成了纯粹培养工具的技能学校。

北京、上海、中国大陆全境，都逐渐走进《一九八四》里“大洋国”那样的牢笼。这里也有“战争即和平”，即打着保卫和平为名支持金日成侵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里也有“老大哥”，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这里当然更有无处不在的洗脑和监视。曾经国民政府时代有限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都萎缩到了几乎是零。这又应了民主人士储安平先生的话“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的自由是‘多’和‘少’的差别。共产党统治后，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而资本家家产被没收、许多资本家自杀，地主被批斗致死，全民都接受政府配给维生，也与《一九八四》中党以配给制控制经济，让国民仰其鼻息而活，是相同的手段；

……

党支配一切的极权统治，在短短几年里，在上海、在中国大陆，成功且迅猛的实现了。

陆焉识在国民党统治下，拒绝为批评政府认罪，不写认罪书，也不愿意参加忠诚测试。他当然也不愿意在共产党这里检讨认罪，辞职成了自然的选择。陆焉识想的是，我放弃教职、自谋生路，虽然失去了优厚的薪水，总是保留了人身和思想的自由。

他还没有明白，新政府并不仅仅管理学校教师的思想，还要管束和决定全中国所有人的生死存亡。这并不是他辞职可以逃避的。而且，不仅要抓现在的反叛者乃至仅仅反共嫌疑犯（现行反革命），还要抓过去曾经或曾经疑似有反共行为者（哪怕没有实际行动、只是表达过与中共主张不合的发言者）（历史反革命）。即便匿名的告发，证据不足，也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那是两个教书教得很好的老师，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重，从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说着玩了。”

这样的形势下，陆焉识渐渐醒悟了自己正处于一个什么时代。很多人也都有所醒悟（虽然仍然是半梦半醒，不很清楚未来会如何）。但这时，国民政府和国军早已被赶到东南那个小岛上，各地反共游击队也被剿灭。而上海市民们，当年是积极欢迎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入城的，对打击资本家投机倒把是鼓掌支持的，对肃清国民党军警宪特是乐见其成的。还有一些上海人，在“解放前”就是地下党，为中共占领上海、统治全中国，起到重大作用。放大到全国范围内，也是一样。中共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也是支前民工小车推出来的。反抗的死硬分子，已在战争中和第一批镇压中被肉体消灭了。当暴力机器、宣传机器、组织力量，全都在中共政权、“新中国”掌控下，要想抓谁，还有任何人能拦得住吗？

有些幸运儿，在国家闭锁的前夜，逃亡出境。最知名的，就是上海的作家张爱玲女士。她敏锐感受到新政府的不宽容，当她因穿了旗袍就被批判、被迫写歌颂颇有血腥的土地改革的“命题作文”时，她知道和穿着列宁装的女同事们是格格不入的，新政府也难以容忍她的自由浪荡的。于是她在政权尚未稳定，所以也还没完全变脸、还需要维持一定的自由开放以笼络中外人心的1950年代初，申请留学，从上海逃往香港。后来，张爱玲又辗转去了美国，终老于异乡。（说到张爱玲逃离中国，如今的中国人，面对近年来中共的倒行逆施，再一次选择逃离。张爱玲算是如今“润人”们的前辈了）

可绝大多数国人没有这样的幸运，没有对时局有清楚的认知、没有对危险有足够的觉察，或者明知危难将至却没有条件逃离。如前述已明白“‘1984’来了”的陈梦家，作为知名学者，又涉及政治较多，不像张爱玲那样有些自由，早被中共监视，想逃也来不及。最终陈梦家历经批斗死于文革，其妻子赵萝蕤精神失常。

不仅许多人无法逃离，还有许多人如巫宁坤，“自投罗网”，在1949年和1950年代初，冲破美国和民国方面的各种阻挠，不远万里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来“报效祖国”。他们回国后，发现“上当”却无法离开了。在后来的几十年各种运动里，他们饱受迫害，姚桐斌、周华章、陈天池等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科学家更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李政道、杨振宁（二人当时是中华民国和美国双重国籍），则获得了诺贝尔奖。一念之差，命运的天翻地覆。

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小说开头描写的西北大草原上的马、牛、羊、各种生物一样，以为自由的天然而不可剥夺的。它确实是自然就有的，但并不是不会被剥夺的。19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那些被突如其来的人类移民射杀的马儿那样，被中共利维坦的暴力机器陆续捕杀了。

1954年，陆焉识被捕了。这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胜利”结束，陆焉识是在“肃清反革命”中被捕的。“镇压”还有“漏网之鱼”，所以要再“肃清”。这时未被波及的人都暗自庆幸，因为他们不能穿越，没有长前后眼，不知道未来还有“反右”和“文革”。而在内陆的国人，还要经历“人民公社化”和“大饥荒”。连番的政治运动及衍生的悲剧，无人能够幸免。那些自己一时幸免，而对他人受难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既是迫害他人的共犯，也是自己后来落难的共同责任人。

在拿着网球拍的丹珏注视下，陆焉识被送上警车。这一次的陆焉识，比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时要从容一些，但离开的却要长久的多。除了中间从青海劳改农场越狱的那次、远远的看了一下家和家人，陆焉识真正回到这个家，和婉喻、丹珏、子烨的重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

从激愤到麻木，生死间的绝望与周转：监狱内的焉识与狱外的婉喻

“新中国”的法庭、监狱、公检法暴力系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情的，是快刀斩乱麻的，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虚伪人道主义”的。于是，陆焉识在并没有什么明确罪行和罪名的情况下，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时的陆焉识，也正式的成为“陆犯焉识”，一个囚犯，失去了自由，也同时失去权利与尊严的、在专政体制和社会评价中另一类的人。相对于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的狱友们，陆焉识反而算是最“幸运”的。哪怕这种“幸运”，要让一个人在15年光阴里丧失自由，在狱中受尽肉体与精神折磨，不能家庭团圆，出狱将到晚年。

但在苦难的中国，当人们遭难之后，往往没有“柳暗花明”、“枯木逢春”，却有“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更大的灾祸，将覆盖原来那个同样是极大的灾祸。这却让旧的灾祸看起来不那么的残酷。而且，当不断有更大灾难来临，反而起到和起死回生、获得特赦一样的心理慰藉。因为这两种不同的后续，都能让人变得平静下来，不再那么痛苦。只不过，一种是拨云见日后重获幸福的安恬快意，一种是连番打击下麻木沉沦的认命死心。

陆焉识遭遇的就是这样的连续打击、从绝望到绝望。因为抓捕他的区公安局长被人举发是特务，凡是其经手的政治案件，犯人全部加刑。这听起来荒唐。可在那个一切都异常的、狂暴的时代，这并不稀奇和特殊。连镇反中杀人数量，都是伟大领袖一句“千分之五”就定下来了。“伟大领袖”还指示，“南京是一个50万人的大城市，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上海是一个600万人的大城市，1951年应杀3000人左右”。

在这样非理性的杀戮狂潮中，随意加刑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陆焉识的刑期从十五年加到二十五年。

“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

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

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

陆焉识在被毫无正当理由和程序肆意加刑的迫害下，仅仅出于人性自然的不解和愤慨，提出疑问和表达愤怒，就又被加判为死刑。这是人受伤害和冤屈后的本能反应。但后来的陆焉识，却为自己“大闹法庭”的行为害臊。这反映的，是陆焉识已被现实驯服，认为愤怒是不符合当下社会的风向和法庭气氛的，认罪认罚、忍受不公、即便被枪毙也不表达愤怒，才符合新社会新法庭新中国的新价值、新气场、新道德。

这是比愤慨下在法庭的“失礼”更大的悲哀。其实，真正失礼的、疯癫的、丧失理性和良知的，不是咆哮和辩解的陆焉识，而是堂上既残暴又荒谬的法官检察官，是“新中国”完全背弃法治与理性的司法体系，是这个刚掌权几年就忘了初心、背叛人民的党和政权。

对于痛苦至极、无力抗争下变得逐渐麻木认命，和由遇到不平哭喊吵闹到淡然冷漠应对伤害，我个人都曾经历过。我在因校园暴力屡遭伤害后，又在维权抗争的奔波路途上遇到种种挫折与冷漠。如今的我，仍然在各种政治活动与个人生活中，尝到类似的精神伤害，以及身体器质上的痛苦反应。

不过，我从对不公不义极为愤怒，到习以为常，逐渐不再那么痛苦。乃至遇到一些以前感到难以接受的创伤，也像没有事一样很快摆脱痛苦。但代价就是逐渐承认现实不合理的合理性，面对不公不义，各种不讲道理、或赤裸裸或阴险的伤害，不像最初遇到时那样愤怒，还学会了更多忍耐、忍受。

最典型的经历，就是我在香港因流血抗争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一开始我非常恐惧焦虑，极度希望自由。关了几天后，慢慢就认了命，不那么强烈要求自由，顺从管理、接受护士侮辱性的言行，一直呆到医生允许我出院。我在遭遇网络暴力时，一开始非常愤怒、颇为应激，经过几年网络上冲突的“锤炼”，逐渐习惯了遭遇攻击，不再那么强烈的有被冒犯被侮辱感。

我的性格，也从曾经遇到不平就委屈甚至痛哭，变得经历更大不幸也不再哭泣，甚至情绪波动都很小。这样就让我不再容易被攻击和意外所伤害。

但这是对的吗？人在遭受屈辱时没有反应、内心没有波澜，心灵被伤害却没有强烈痛感。这是自我防御，但也是降低自尊、自动放下权力。人有七情六欲，遭逢不公感到委屈，遇到伤害痛苦愤怒，都是人之常情。所谓“脱敏”，对丑恶和伤害不再在乎，才是麻木不仁，是扭曲了人性，是耻辱的可怖的。而且，这对身心、性格的摧残，都是巨大的。即便当时忍耐，也会在其他时间地点发作，长期的阵痛，远超一时逃避带来的麻木与解脱感。

委屈时哭，快乐时笑，伤害时痛，受辱时怒，才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我永远也无法再回到那样纯真自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了。

陆焉识侥幸的没有被迅速执行死刑。这并不是政权仁慈、讲程序，只是政权为调配弹药、更加安全行刑、安排好观看行刑的各单位代表，才暂缓执行。囚犯自身的人道，并不在政权考虑之内。相反，暂缓一段时间再执行，又不通知具体行刑时间，对于必死的死刑犯，是更大的折磨。

而陆焉识和许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在监狱里煎熬着，绝望的等待死亡。这个过程令人窒息。他们每天听着看守的命令开关窗户，其余时间被完全封闭在狭窄黑暗的囚室；他们每天等待“叫号”，叫出来的人就被押赴刑场；他们可以隔着墙和窗子听到远处机枪枪毙犯人的声音；犯人们痛苦下既想昏睡又必须喊“报告”，于是犯人们已经分辨不清自己在昏睡还是苏醒；高压之下，出现了类似“炸营”似的集体梦游……

这些陆焉识的狱友们，相继都被枪决了。他们的人生，就这样划上了句号。那么，他们真的犯罪了吗？罪至于死吗？结合前面对于中共历次镇压和运动的论述分析，就明白除极少数的确罪大恶极，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乃至还是清末民国至“新中国”的历次革命骨干和浴血抗日的有功之人。可他们就这样一个个倒在枪下，鲜活的生命都没有了。那是一条条人命啊。而视人命如草芥的政权，随意杀害人民，连那些从来没有做过恶、甚至拥护政权的知识分子都屠杀的统治者，又是怎样的蛇蝎心肠呢？

当几经延宕、终要被执行死刑的前夜，陆焉识想写遗书、给婉喻写信，却什么都写不出来。这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话太多了，不知道挑选哪部分、说哪一桩。

这样的紧张和无所适，我也颇有类似感觉和经历。我日常写作中一些时候、当需要给人写信时、几次处在绝境要给他人留言时，都时常“不知所言”。因为要讲的话太多了，还有一些思想、诉求、情感，往往是语言文字难以表达的，无法言传的。而且越是重要的内容，越是迟迟不愿下笔，总是担心表达的不足、不完美。反而拖延了很多重要的事。而在苦难中的焦虑，也会破坏思考和写作，辗转下更难下笔。

陆焉识就是这样，没有写下一句遗言，就被送往刑场。

“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这本来可能是陆焉识人生的最后一幕。他看到许多人像他一样将被处决。“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简单的词汇背后，是血淋淋的杀戮。这些中国人，被同胞不留情的杀害了。有些死前惊恐、瘫软，但也有如老者这样风骨傲然、临死无惧的英雄。

“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若干年前，许多共产党人，也是这样不畏死亡、前赴刑场，被国民党政权处决。如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就唱着《国际歌》昂扬着往刑场而去。而如今，共产党人又在屠杀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异见者。有些确实是沾了共产党人血的前军警特宪，但还有更多人，如陆焉识，手无缚鸡之力，也无寸铁武器，只是表达了对新政权或其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一些不满，就被判处死刑。

曾经的革命者、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压迫的、和平民主的新社会。可中共政权建立后，和平和民主的面具很快褪去，逐渐露出了比旧政权更加残暴的青面獠牙。仅仅在1955年之前，中共就已处决超过百万手无寸铁的同胞（不包括那些武装抵抗中共而被以“剿匪”为理由杀死的），远超国民党统治时期。思想和舆论的禁制、一党垄断的极权，都让威权主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望尘莫及”。

那些死去的共产党人，是感谢“新中国”为他们报仇雪恨了呢？还是认为他们当年的牺牲白白浪费、乃至成为新的红色极权建立的帮凶，而深深后悔呢？如果再看到后来反右、大饥荒、文革的浩劫，他们立志拯救的人民、他们的同事和同志，也死于饥荒、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又作何感想呢？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

陆焉识没有被处决，在临刑前得救了，虽然只是改判了无期徒刑，将面临长久的劳改生涯。这真正是“劫后余生”。但包括那位风度翩翩的老者在内，与陆焉识同一批赴刑场的人，都被处决。

老者临死前诡异的笑，含着他对陆焉识免于被处死深深的嫉妒，反映老者本质也是眷恋生命的。他前面的洒脱，并不是真的愿意死亡，而是无力改变命运下被迫的镇定从容。这包含着更大的悲哀。而当人在生死关头，看到他人获救自己却即将死亡，再有精神风骨，也会生出不平之心、怨愤之念。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这是满清统治下的明朝遗民、汉族士大夫们，在满清铁蹄下，在殉国还是苟活的纠结下的哀叹。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充满勇气和良知的人，挣扎在生死之间。先贤所说的“舍生取义”，道理皆在，可人对死亡的畏惧与对生命的眷恋，是人性本能中的本能。克服人最基本的本能，是多么艰难。

这样的挣扎，并不只在满清时期。每个朝代时代，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面对暴政肆虐、外敌入侵、秩序崩坏时，都要在苟且偷生、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与坚持原则、反抗强权、为民请命间选择，前者能够活着甚至荣华富贵，后者则是粉身碎骨家破人亡。最终，大多数人都选择苟活，只有少数主动赴死。而那些活着的人，有的彻底堕落，但也有的良心总是不安。

对于在屠刀和枪口下屈服的知识分子，我是非常理解和同情的。人只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恐惧死亡、贪恋生命，是人之常情。被迫的屈服，只要没有去做大恶，只是不得已随波逐流，那就应该谅解。真正应该谴责的，是那些武力强大而人性丧失的压迫者、入侵者、刽子手，尤其是让知识分子乃至普罗大众，被迫放弃尊严与权利、不得不在苟活于世与死亡间做二选一的那些始作俑者。

可如今的舆论，总是在嘲笑受害者。从被秦始皇坑杀的儒士，到被入侵金军杀害和禁锢的北宋皇室和士大夫，再到“诛十族”的方孝孺、赴死的文天祥史可法和跪地迎接入侵者的钱谦益，以及在中共统治下被连番迫害的知识分子，人们或者赞誉牺牲者而嘲笑苟活者，或者凡是受害者无论苟活还是牺牲都要嘲笑（嘲笑前者懦弱，又嘲笑后者不识时务、有骨气却无能），以及总是从被入侵者、被压迫者一方“反思”为何不能抵挡侵略、阻止暴政……

这些说法看似有各种“道理”，本质却是“责备受害者”、为加害者开脱的经典话术、丑恶行为。这也能反映了当今中国犬儒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猖獗泛滥。人们没有了正常的是非观，同情心丧失，以输赢定黑白，以胜负定是非。于是刽子手被称颂，不择手段者被追捧，受难者被鄙夷，勇敢牺牲者被嘲笑，不得已苟活者被讥讽。这是普遍的现实，但从道理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谬误。

无论秦始皇、金人、朱棣、满清、蒙古、日本、中共，迫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民大众、推行暴政的集团，才应该被唾弃，而不是指责受害者的种种“不是”。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唾弃暴力、强权、压迫，同情弱势、捍卫正义，让以强凌弱、崇尚强权、暴戾恣睢的历史被终结，人们友爱和平的生存。

上海刑场上的老者，即便临死前有那点阴暗的心思，也不能遮盖他不畏死亡的凛然。这样从容就义的，在“新中国”镇压于处决中，应该还有许许多多。只是在信息的高度封锁、对记录的毁灭下，绝大多数受难者被害前的表现，都不为人知了。

国民党时期处决政治犯，还往往允许共产党员等在被处决前喊口号，并由家人和报刊将被处决者的英勇公之于众。而中共政权，则是连对党内反对派张志新那样的女英雄，都在处决前刺破喉管、割断声带，让她不能喊“反动口号”。她死后被关注和平反，悲剧才为人知。还有千千万万被害者，即便极为英勇，其反映人性伟大的勇敢言行，也永远尘封在历史中了。或许未来有一天，能够通过影像方式，部分还原他/她们的英勇，让世人明白人性的伟大、曾经的国人面对暴君暴政时的惊人勇气，激励后人。

回到陆焉识的人生。陆焉识从死刑减至无期，并非真的是政府回心转意、公检法仁慈。陆焉识永远都不知道，婉喻为焉识的减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为了救下陆焉识的命，婉喻去了无数或是陆焉识朋友或根本不算朋友的、所有认识的人的家里，堆起笑脸、低声下气，恳求他们救陆焉识一命。她找到陆焉识的“朋友”凌博士，凌博士却根本不见她，只让秘书敷衍她。而婉喻去了陆焉识教过的学生们的家，学生的男性家长们普遍无意帮焉识获释，却都对婉喻的美貌感兴趣。即便这些男人不说，婉喻也能从眼神和表情中，看到这些垂涎她的、内心肮脏的男人们在想什么。

“戴同志结果给了她个惊喜：他就是管司法的市委常委。婉喻不太懂戴同志的陕北话，但她对戴同志的体恤是懂得的。戴同志从没见过冯婉喻这样的中年林黛玉，一招一式都把他看迷了。他询问陆焉识的案情时，不断地插入旁白：“可苦了你了！”“苦了你和娃了！”“几个娃？……三个？不像，不像，还像个大闺女！”

“戴同志”就是这些男人的典型。只是其他男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垂涎婉喻的美貌但不可得。而主管司法的上海市委常委戴同志得到了。这位陕北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见到美丽的上海女人婉喻而不能自持。

这些内地农村出身的、曾经淳朴的中共干部、“老革命”，掌握大权后迅速的腐化堕落了。因为权力的垄断，比“劫收”时“五子登科”的国民党更加腐败，没有监督也更是无忌。虽然中共也时常整饬纪律，但更多是放纵腐败乃至主动赋予特权，保障干部们对政权的忠诚。曾经为了打倒特权、消灭吃人的旧社会、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社会的共产党人，就这样完全变了。和中共掌权前公开信奉和宣称的相比，是意料之外；但又符合人性与权力垄断后的政治必然，是情理之中。

中共在1950年代发起过“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确实是在查办腐败干部，还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官。但运动逐渐就将打击重点对准有政治问题（而非腐败问题）的中共党外人士、前国民党、社会中下层，而对党内腐败和特权选择宽容。这让中共党基于利益而更加团结，从革命政党蜕化为满清“八旗”那样的特权集团。而中共放纵腐败、重点打击政治异见的政策，一直持续至今。

而一些人说毛时代“清廉”，只是普遍贫穷下没有太多可贪的钱财而已。但从江青灯顶级干部享用外国进口的电影、食品、淋浴，到下层干部在饥荒饿死人背景下吃的饱腹，以及略有一点权力和配给物就能强迫或诱骗女性献身的性剥削，毛时代腐败无处不在。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腐败，当然在腐败涉及的物质量上更多，但毛时代绝不是“清廉”。

“她在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就做了戴同志的情妇。她做戴同志的情妇的时间加在一块是六个小时多一点：每次戴同志爱她都不超过半小时。她做戴同志的情妇是要他出高价的：背叛组织原则，把她死到临头的爱人陆焉识救下断头台。她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提醒压在她身上的戴同志：“陆焉识的事情你要快点想办法。”

有几次他调情地跟她抬杠：“就不想办法！”她不吭声，是那种阴沉威逼的沉默。戴同志半真半假地说：“让他死去，死了你就是我的了！”婉喻此生连鸡都没杀过，这时候真想杀了戴同志：被他劈开的两条腿正好是绞索，套在戴同志的脖子上，把她三十多年长出的力气全部投入，锁死绞索，再那么一拧。

戴同志还是个好同志，起码从事情的表象看他没有白白糟蹋她婉喻。不久她得到监狱方面的消息，陆焉识的徒刑降级了，降成了死缓。”

戴同志向冯婉喻索取性贿赂，冯婉喻被迫同意了。其实，这不仅是性贿赂，更多是戴同志借助权力对冯婉喻的强奸、性侵犯。权势下的“自愿”，就是胁迫，就是强奸。而且是比一般强奸更加长久和难以反抗的侵犯，是更加恶劣的性暴力。

近现代中国女性受难的深重、话语权的丧失、思想的荒漠、声音的缺位、世间对她们的遗忘，记忆要传承

而这样的强奸、性暴力、权势性侵，不是孤立的案件，而是普遍的现实。如今研究镇反、反右、文革、各种运动迫害行为，基本都只关注杀人、抢夺、破坏、饥荒这些罪恶，并着重讲述男性受害者的经历。而对于女性所普遍遭受的伤害，广泛的性暴行，却总是遮掩的、淡化的、回避的。这根本上即是男性主导学术界、媒体界，男权视角和男性本位立场下的必然结果。

男性有着相同的龌龊心思和言行，都认可男权文化与秩序，总是相互庇护，即便身份对立、政治立场相反的男性，也会遮掩和环护对立一方的性暴行。即便偶有激烈谴责，往往也只是当成攻击对方的工具，而非真的对女性受害者抱有同情同理心。

于是，在男权社会的巨大阴影下，“新中国”历史残酷政治压迫中女性的受难，尤其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被主流的史学有意淡化，在各方心照不宣下将之悄然消声了。如今的中国，研究毛时代政治镇压的作品本就很少，关于女性受难的则更少之又少。

当然，有一些缺乏严肃性的乃至色情色彩浓厚的野史作品，倒浓墨重彩的描绘了毛时代女性所受的暴力。但这些内容更多是为了满足人们尤其男性不健康的癖好、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其本身丑恶基础上进一步丑化等目的，而非出于真诚的同情女性。不过，这些作品也确实揭露了许多看似夸张但实际上确实广泛发生的性暴行。

而真正既严肃又充满同情的描绘女性受难史的，主要来自于一些作家的文学（而非史学）作品、历史小说。严歌苓女士的作品，最为典型、广泛、深刻的描绘了近现代中国女性在外部入侵和内部压迫下，经历的艰难屈辱、苦难又坚强的生存与死亡。《天浴》、《芳华》、《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都是经典之作。

严女士将那些男性难以体会、女性羞于启齿的女性受难经历，以严肃又诙谐、沉重又感人的文字，呈现于世人的面前。一个个鲜活的女性的画像，自然映在读者的脑海里。那些被历史尘封的人和事，才得以被人们所知。哪怕这些读者仍然只是中国人的很小一部分。这不怪严女士，而是中国人普遍缺乏阅读的兴趣，尤其缺乏阅读严肃的反映苦难历史的文学作品的兴趣。

还有一些男女作家，其作品中也有对女性苦难的忆述和描写。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中，就提到他在下放农村时，所耳闻目睹的女知青被村干部强占、怀孕、被迫自杀的事情。而在巫宁坤被批斗之时，巫宁坤年仅9岁的女儿巫一毛，被巫宁坤的同事强奸。这件事巫宁坤没有写在他的《一滴泪》，是巫一毛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勇敢的写了出来。但有她这样勇气的人凤毛麟角，99%以上的女性，都在沉默中饮恨，直到死去。

获得卡夫卡奖的中国作家阎连科先生，在《最后一个女知青》等作品中，较多的描绘了女性遭遇的不公不义。阎连科早年的小说《飞天》，控诉了中共军队内部高级军官玩弄女军人的性暴力。诺奖得主莫言先生，则在《丰乳肥臀》等作品中，着重描绘了母亲角色的女性的苦难与伟大。在莫言的视角中，母亲承受和抚育了一切。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先生，在《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中，将河南中州女性在历史浪潮与灾难中的命运，以白描手法叙述，在平实中以真实打动人心。

但这些仍然远远不够。相对于欧美日韩、拉美、非洲、港台，世界各地各族群作家对女性故事的讲述，尤其苦难史的探寻，中国大陆远远不足。尤为严重的问题，是具强烈人文关怀和历史底蕴的女性作家的稀缺。如卫慧、棉棉、六六等女作家，要么纯粹谈爱欲，要么充满世侩，从不能担任讲述女性历史的重任。而铁凝、张洁等人，虽有女性视角，但更多只是以既得利益者身份，讲一些看似接地气、本质缺乏正义感、客观上粉饰太平的女性故事。只有新锐女作家任晓雯，似乎有一些犀利，既有女性视角，又有人文底蕴。但她未来是否能写出更多更好作品，还不得而知。

不夸张的说，“新中国”以来深刻描绘女性命运的女作家，除严歌苓女士外，其他几乎无人。其他所有女作家相加，还不如民国时的丁玲一人一部作品。丁玲女士虽在政治上逐利，卷入各种政治黑暗斗争，但她的思想和文字，都是深刻的、值得阅读的。仅仅一部《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于被日军侵害、被乡人歧视、被利用和抛弃的女性“贞贞”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其中的人文关怀、人性反思，就胜过今日一切女作家。除了丁玲，民国还有许多女作家，闪耀着新女性的光辉。

可日本侵华和“新中国”对女性的轮番摧残，无论日军在金陵女大和金陵女中的强奸与虐杀，还是文革中羞辱、殴打、逼迫许多女性自杀，都让中国精英女性被从肉体到精神而毁灭。毁灭后生长起来的，又一次被毁灭。于是，历经磨难的中国女性群体，没有了能够有力发声者。残暴的内外恶徒，不仅极大伤害了她们，还摧毁了她们发声的能力和勇气。许多人即便逃脱了杀戮，也在受辱后选择自杀。许多幸存者也饮恨终生，如今基本全部死去。

这就是如今中国女性缺乏强大、正派、温和、正义声音的关键原因。曾经的悲剧，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真正过去，而是深深影响着现在，未来也难以摆脱历史悲剧造成的次生悲剧。

回到《陆犯焉识》。婉喻在被迫“献身”后，也选择了遗忘。她绝不肯向任何人提及和“戴同志”的事，深深的埋藏在心底。而她晚年得了失忆症，更是要将各种丑恶都忘却，这样和焉识又有了“纯洁”的新生活。可这种忘却，本身就是伤害的后遗症。当受难者选择遗忘，就说明抵不过现实的苦难、无法战胜丑恶的加害者，才不得不以忘却来弱化心灵的疼痛。这是伤害之后又一次伤害，悲哀之上又一层悲哀。婉喻的经历和选择，受难与遗忘，不正是20世纪中国女性命运的缩影吗？

当事人难以忍受屈辱感的折磨而选择沉默、忘却，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些旁观者、侥幸免于受难者、后来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更应为丧失勇气、没有能力、缺乏条件去发声的女性发声，为她们代言、诉说、控告。不能让丑恶被掩盖，绝望中的呐喊不应被灭杀，相反，应当在最为显眼处彰显。

婉喻离世了，将被侵害的秘密带出世界，带到了地下。数以亿计中国女性的苦难，也都这样的将屈辱深埋于心底，并随着死亡而彻底沉寂于地下。而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记述的婉喻，并不是这个“婉喻”，而是在世间留下一些控诉的其他女性。

而勇敢控诉者，其控诉的受难，不是一人，而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例如前往东京控诉日本性暴行的万爱花女士，代表着沉默和死去的数百万遭受日军性暴力（包括强奸、虐待、长期囚禁）的中国妇女。

但这些控诉还是太少，女性仍然是沉默着。对于中国国内各历史阶段的性别暴力，仍然是沉寂的。即便到了2022年，还有“丰县八孩铁链女”这样的人间惨剧。不过，最近数年的metoo运动，看到了许多女性的诉说、勇气、抗争的光彩。虽然在中国，相对于广泛的受难者，这样的抗争仍然少之又少。但蕴含着未来无限的希望。

中国妇女的苦难、声音、命运，许多更多中外的女性和男性，每个人，都应为她们记录、转述、抗争。

中国的“古拉格”：大西北劳改营的寒冷、饥饿、酷刑、谎言

陆焉识逃脱了死刑，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服刑和劳动改造。在有法治和人权的国家里，囚犯是不允许被强迫劳动的。但中国显然不是有法治和人权的国家，1950年代的中国更加不是。相反，囚犯是暴力极权社会中最廉价的耗材，可以在其死亡之前任意和尽情的使用，直到其生命终止（当然有的死后也会成为解剖和试验品，为“新中国”粉骨碎身）。陆焉识与数百万计的囚犯，被军警与铁路部门，像运送罐头、木材、煤炭一样，被塞进火车，向大西北轰鸣的运动过去。

闷罐火车上的饥渴与死亡

“闷罐车开了三天，焉识靠着车壁，闭着眼睛，睡睡，醒醒。途中已经有人死了；病死的，渴死的，或是死于抑郁悲哀的，所以腾出了一点空间。

工兵团的士兵们乘着卡车到达……枪托砸在肉上、骨头上的闷响，正面人物对着反面人物的呵斥叫骂，反面人物朝着正面人物的惨叫求饶……焉识也挨了莫名其妙的两枪托。这个时候，什么都讲不清了，想不想造反，先给两下子再说。其实就是为一口水，扑灭一下喉咙里的焦渴，没有一个人的企图超出生物的最初级需求。

一场平叛结束了。年轻的解放军士兵个个是打了胜仗的样子。着黑衣的躯体大部分都瘸了歪了，被扔上列车。人群彻底散开后，显出地上躺着的五六个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了，不是抢水就是混战的牺牲。死者之一是张粹生（前事：‘ 一个叫张粹生的狱友死死抱住清理“垃圾”的轻刑犯，让他（陆焉识）多吃了两口，因为张粹生知道为了剥出这些蟹黄，他妻子会付出多大代价’）。

焉识此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张先生在车上一直找你。昨天还问我看见你没有。”说话的人叫刘国栋，一脸大胡子。”（刘国栋就是前面提到的，在镇反运动后期被逮捕、送到劳改营后吞药自杀、留下“祖国万岁”的那位前国民政府高级警官、起义后的“人民政府”公安、被判二十年徒刑后顶一句嘴被加判为无期徒刑的“刘胡子”）

劳改营的残酷，劳改犯的死亡，从火车上就开始了。对待这些劳改犯、阶级敌人，人权、人情、人命，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解放军，是不会顾忌的。喝水吃饭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没有水喝而感到渴，是最本能的生理反应。但即便犯人们只是为喝一口水，再正当不过的理由，也是不许的。英勇的解放军，对着手无寸铁的人，将枪托重重的砸下，几十只拳脚朝着几百个“人肉沙包”猛砸。这时再也没有了民国那样的媒体报道、名流谴责、反对党抗议，暴力机器可以随意开动了。痛打政治犯，不仅不被谴责，还有功劳，还有奖赏呢。

说到劳改犯在火车上的灾难，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又有了对应。在索的《古拉格》中，铁路，是联结覆盖全苏各地克格勃监狱、劳改营的纽带。犯人们经过刑讯、判决，用火车发配到全国各地、送到距离这些犯人家乡千里万里之外的荒凉冻土地带。

在火车上，押送犯人的军警，将犯人们如“灰色牲口”一样虐待。这里没有人权与法治，军警们的脾气、车厢里的气氛，和寒冷的气候高度一致，带给人们的是肃杀，逼迫人放弃尊严，只能死亡线上的挣扎求活。除了军警，还有更加不顾忌纪律、肆意妄为的刑事犯、盗窃犯。军警默许乃至有意利用他们，监视和迫害政治犯、良心犯。从火车上，刑事犯们就开始抢劫、殴打政治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空间里，善恶是倒错的，好人恶人的地位（和正常社会相比）是完全翻转的。

满载着囚犯、臭气熏天的火车，奔驰在从东欧平原到西伯利亚高原的苏联大地上，将这些“灰牲口”送进各个“古拉格”，让他们充当建设伟大苏维埃的工具、耗材、牺牲品。这些犯人们，曾经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绅士贵族、教师和学者、保皇党人、白卫军人、苏共干部、男女老幼（有些儿童也随家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火车上死掉一批后，活下来的人们，开始了古拉格的劳改人生。

这一切，与它南面的“红色中国”是颇为相似的。两个都有着广袤国土、以亿计数人口的庞大国家，它们的铁路线本是用来便利民生的钢铁动脉，却被红色政权统治者当作囚禁国民的输送线，成为了将国家牢牢困在利维坦囚笼的狰狞锁链。载着劳改犯的列车隆隆声，是镇压的声音，也是控诉的声音。当年的劳改犯们几乎都已经去世了，只有与当年同样声音的普速列车声，还在变相诉说着两个国家民族相似的苦难。

大西北到了。陆焉识被发配到了青海，这是青藏高原的北部，高原的寒冷与干涩，空气中氧气的稀薄，让这里不宜于人居，人烟稀少。“新中国”要开发大西北，作为战略后方、军事和农牧基地。而毫无权利自由的犯人们，就要在这里，经历严寒、饥荒、酷刑，以及大多数人的死亡。

囚犯数字触目惊心的变动、生命在无声中的绝灭

“陆犯焉识”来到大西北劳改营后，囚服上的2868号，在5个月后，就变成了1564号。这意味着，仅仅在这一个劳改营，号数排在陆焉识前面的人，已经死了1304人。这仅仅是一个劳改营，仅仅包括排在陆焉识之前的犯人。2868号之后同样有大批人死去，递补1564号到2868号的空缺。

三年后，陆焉识的囚犯编号变成了278号。这意味着三年里，排在他之前的1563人，死去了1286人，即82%、五分之四死亡。而这278个幸存者，只占刚来到劳改营时的2868人的9.7%。这是真的“十不存一”，或者说勉强的“十有存一”。这不是发生在古代的战乱年代，而是全球大多数地区已实现温饱的20世纪后半叶、基本没有战乱的“新中国”。

这并不是编造，而是事实的再现。1957-1961年，在甘肃的夹边沟，3000多名“右派”有85%在饥饿与疾病中死亡，仅500多人幸存。夹边沟的悲剧，就是当年中国被劳改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一部分。

与陆焉识相同珍贵的2868个生命，在1961年已有2590个消失在世界上。而2868人之外被劳改的政治犯，在1950-1970年代，死去了至少上百万人。而整个国家，则有数千万人死去。

这2868人、上百万知识分子、几千万中国人，本来都是鲜活的生命，和陆焉识有着相同的生命价值、权利自由、人格尊严，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又动人的故事。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99%以上，其人生故事、被捕后的经历，死亡前最后的挣扎与思考，都随着他/她们的死，永远沉埋在地下，不为人所知了。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尸骨和姓名。这就是“人命如草芥”最深刻的注解。

而如此巨大的灾难，在中国公开社会的历史记忆中，长期是缺位乃至不存在的。有时提及，则是如鸿毛般轻描淡写的、充满矫饰的。这些和你我她一样珍贵和鲜活的生命，在官方的宣传，和后来人的记忆中，却像没有存在过一样。这，是第二次的饥荒，是心灵的荒芜与丧耻；是第二次杀戮，是精神上对于良知与记忆的灭杀。

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正是在历史记忆的死灭中生活的。虽然，少数人有所醒觉。可绝大多数人，仍然在沉睡，或者在装睡。我们这个曾经辉煌、后来沉沦的民族，何时正视历史、珍视生命和重建尊严，何时才能真正苏醒、实现真实的复兴。

南“古拉格”与“北”古拉格：地狱是相似的，也是有别的

前面已经说到多次，中国的劳改营，颇似苏联的“古拉格”。可这只是宏观的简略的对照。如若近观，两个国家的监狱与劳改系统，在物质条件恶劣的程度、管理模式和政策的差异性、军警和看守人员残暴阴险程度等方面，其实是颇有差别的。对于这些同与异，就以严女士这部小说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为主，辅以其他资料，加以比较。

它们的相同，是较为明显和易于总结的。两大古拉格系统，都是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红色政权，为镇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并最大限度利用犯人们的剩余价值，建立庞大的监狱，且在监狱之外另建立的一套劳改营，以强迫劳动作为最重要的内容。除了劳动，还有所谓“改造”，就是软硬兼施的洗脑和劳动，去除犯人们脑中一切红色政权所反对和忌讳的思想、让他们成为忠于新政权的奴仆。

而两个“古拉格”的监狱条件，都是糟糕的；管理，都是严酷的；死亡率，都是颇高的。相对于监狱，狭义“古拉格”（即劳改农场/工场）的劳改犯似乎是多一些自由，而非每天24小时（除少数放风）都在牢房。但代价是在酷寒、风雪、干渴等恶劣环境下，高负荷的长期劳作。而且没有看守们允许，是不能够停下的。这些劳改犯恐怕宁愿像监狱犯人那样一直呆在监狱，也不愿受这样的劳动折磨。

“古拉格”里，没有人权人道，或者说只有装点门面的那种人权和人道。索尔仁尼琴对比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的差别，可谓人间和地狱的分别。索尔仁尼琴或是对沙俄时期的监狱和流放地有所美化，但沙俄时起码是把囚犯当成人（哪怕只是当成犯人、下等人），而非牲畜不如的对待的。前面已经提到列宁在沙俄时期被流放，仍然过着食品充足、可以在流放地自由生活的情景。

不仅沙俄监狱比不上苏联政权的残酷，有些方面纳粹也是不及的。红色政权对政治犯的残忍无情，从法庭审判时就暴露无遗了。

索氏的《古拉格》中，提到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在纳粹的法庭上慷慨陈词，最终无罪释放；而莫斯科审判中，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苏共最高层人士，都在法庭上承认罪行，纷纷被处决。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在纳粹法庭“如狮子般咆哮”，而季诺维耶夫等人则主动认罪，当然是后者用了酷刑。除了对本人酷刑，契卡还以这些人的家人为要挟，包括将其家人带到这些党政军高层人士面前折磨。这样突破人类底线的行为，也就达到了正常审讯达不到的效果。连红军元帅布柳赫尔都在酷刑下承认自己为“日本间谍”，何况这些文官了。

参与俄国革命、缔造苏联的许多军人、党员、工农，在一次次肃反中，一批批的被送进“古拉格”，又一批批的死去。有人说这样的“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自残”。确实如此。许多人至死也不能明白，自身献出一切去缔造的国家，居然将自己送进劳改营、折磨致死。索尔仁尼琴自己一开始也是迷惘的。只是当他看到更多比他更惨更冤屈的囚犯们，才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冤屈，而是全民族的劫难。

而红色中国的法庭，以极为简易的程序，匆匆处决了百万政治犯。中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最残酷的渣滓洞、白公馆，《红岩》作者罗广斌成功的熬过酷刑活下来，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死在共产党人的监狱里。这既说明中共政权监狱及酷刑残酷程度胜于国民党，也侧面说明国民党时期军警特宪还是有一些底线。而且，相对于国民党时期还讲法律条文、与其辩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法官警察，文革那些红卫兵，是完全不讲道理的。罗广斌在国民党监狱坚守，在共产党监狱里自杀，也是因为在共产党的迫害下，更有理想幻灭之感。

说到这里，又要提及前面的“刘胡子”，他的自杀，同样是理想的幻灭。他一心追求进步，主动起义，却被诬指为“反革命”。他不是因为物质匮乏而自杀，而是想不开抓无辜民众、自己被冤屈判刑、在劳改中受尽屈辱，才死去的。

苏联和中国，两座“古拉格”，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无辜者、良善辈，乃至是革命的有功之臣。这些人本应被格外的尊敬和优待，但政权却将他们投入囚笼，让其在贫乏与屈辱中死去。

从无限制谩骂到声光电折磨：“花样百出”的审讯方式

这样的贫乏与屈辱，从逮捕送入拘留室就开始了。前面我已经讲了陆焉识、徐大亨、刘胡子等人被逮捕和审讯的过程。而苏联的卢比杨卡（契卡监狱）也是惊人类似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苏联所谓“犯罪调查”的实情。种种酷刑从审讯之前的等待时间就开始了：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秘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具体的酷刑，也是五花八门的，而每种酷刑都会让即便经过世面的人恐惧的颤抖：“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

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

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

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

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

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

在等待审讯中，死人也是家常便饭：

“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生命就是草芥。

还有许多对大众或有所耳闻、或闻所未闻的酷刑方式，索尔仁尼琴比较具体的写出，我就不照搬在本文了。简单列举，审讯员对囚犯的审问方式包括，包括熬夜询问、虚假许诺、粗暴辱骂、阴晴不定的恐吓、红脸白脸轮番上、性羞辱女犯人、踩男犯人睾丸、以亲人相要挟、猛烈喊叫和挠痒处、强光照射、电刑、多次提审故意一言不发、故意激怒被审讯者、罚跪罚站或罚坐（当然不是随便坐，是要按要求坐着一动不能动，或必须坐在椅子棱角上）、和臭虫关在一起、潮湿肮脏或冷或热的禁闭室、饥饿、不留痕殴打、折断骨头……

以上这些，一般的人一件都受不了。而审讯者可以通过了解囚犯弱点，选择最利于让囚犯屈服的方式。当然，好几种方式一起或轮番使用当然也是可以的。如果有必要，所有这些方式都用给某个人、用给每个人，也是可以的。

除了这些刑讯，还有诸多在法治社会闻所未闻的方式，让囚犯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例如，亲戚无法探视；没有律师或者律师完全没有用；审讯者可以随意违背法律而受审者不能质疑；通过询问与案件（哪怕是捏造的案件主案情）无关的事找到任何不满政权的言行（哪怕只是发牢骚），然后无限上纲、扣帽子定罪……总之进了这里，就不要想着无罪释放了。只是判的长还是短，死的早还是晚的问题。而如果没有赫鲁晓夫在大清洗发生二十多年后的“解冻”，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将死在“古拉格”里……

而“古拉格”的酷刑，让纳粹监狱都显得“温柔”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当时的世界，鲜少知道苏联发生过这些在很多方面比纳粹暴行更残酷的事。即便是在“古拉格”外的大多数苏联人，对自己国家居然有这样巨大的监狱，都是不了解的。不过也有一些人敏锐觉察到了。如民国学者徐志摩，访问苏联看到了惊人的贫困，以及看似对内进步、对外友好背后残酷的专制统治：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那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想不到，过了不到三十年，中国又以更加残酷、粗粝、败坏的方式，将这“血海”重演了一遍。而且，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在跨过“血海”后，都并没有抵达“天堂”，而是长期在炼狱中挣扎。当年的“血海”给整个民族和每个个人留下的创伤，至今都未有治愈。

经过残酷审讯、又经历火车上的洗劫与颠簸，幸存者们才一个个前往“古拉格”就位，成为建设苏维埃的螺丝钉、没有任何成本的耗材。

冰冻、饥荒、瘟疫、劳作中的“古拉格”侧影

在正式进入“古拉格”之前，还有“递解站”这个东西，再将劳改犯们“蜕”下一层：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像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鸡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全苏有数千个“递解站”，像传送牲口一样，把劳改犯们分配到各劳改营。每个递解站都大同小异。

所谓的“劳动改造营”，正如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实际是“劳动消灭营”。这些营地并没有什么“改造”犯人令其“改过自新”的目的和方法，只有将一个个活人榨干最后的价值、耗尽其最后一滴血、一口气的用处。铁路、运河、机场、工厂、电站……这些苏联的基建，最为艰苦危险的工作部分，都是由这些劳改犯完成的。辉煌的苏维埃，就建基于这累累白骨之上。

但苏联特务机关和“古拉格”的头子，却将这样的功劳据为己有，并在自己被主子抛弃时以此求活。索尔仁尼琴记录了苏联契卡首脑叶若夫在被斯大林处决前的表功：“我为您修了两条大运河”。而叶若夫自己并没有参与过一次劳动，大运河是被他逮捕的囚犯们修建的。但这些囚犯们得到的不是荣誉勋章，而是继续作为罪犯、非公民、奴隶，劳作到死。

与中国的大西北一样，苏联北冰洋的荒岛上，也曾是动物的天堂：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同样是军警和劳改犯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又同样是疾病迅速剥夺了大批犯人们的生命：“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

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当然，还有必然而来的劳动：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在劳动中，充满对罪犯的死亡惩罚。甚至有时不是因为犯人犯错，而只是因为看守者的恶意：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还有纯粹为折磨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无效劳动：

”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这是因为他们同样请来了“大跃进”般的数字魔术师，可以随意编写发展成就数字，于是是否真的修建那么长的公路、建多少工厂，都不重要了：

“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我之所以在前面这些引述中使用“同样”，以及并不加以详细评论，正是因为这一切，我在前面讲述“南苏联”的“古拉格”–红色中国社会、逮捕政治犯过程、劳改营情况等时，已做了详细解读和评论。二者是惊人相似的，评论当然也是一样的，就不需要二次的重复。我直接引用《古拉格群岛》中的这些描述，因为索尔仁尼琴已经清楚的讲明了苏联“古拉格”的方方面面，不需要我加工演绎了。

贵宾来访下的逼真假象

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营，在日常是残酷的，但在有国内外贵宾到访时，却是另一副景象。贵宾将到访的“古拉格”，会在看守指挥下，打造成颇为尊重人权、囚犯生活幸福、彰显苏维埃宽大和人道的美好人间。

例如索尔仁尼琴记述的，高尔基访问索洛维茨群岛时的布置和景象：

“（高尔基）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在伪装和万马齐喑中，只有一个孩子勇敢的向高尔基讲了真相：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而曾经揭露沙俄时代社会黑暗、写出《海燕》这样豪壮文字的大作家、人民的代言人高尔基，却并没有将他所看到的这些公诸于世。或许他试图公开，或许他也想沉默，也确实有过内心挣扎，但最终他选择向外界撒谎、为苏维埃辩护：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这当然不是孤例。索尔仁尼琴另一段讲述一群二战中被中立国瑞典搭救的苏联水兵的故事，又证明了这一点：

“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

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而这一切，在中国，在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中、在陆焉识的人生中，也都有发生、描述、经历。

“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厂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

肉食运来了，酒也到达了。这回不是老几发明的用玉米芯做的白酒，而是正宗的新疆葡萄酒。跟着到达的是一筐筐的搪瓷碗和钢筋勺子。这都是从场部食堂借来的，为了看上去干净统一。

……

参观团到来前夜，犯人们都换上了新囚服，背后“劳改”二字缩小了尺寸，番号也不太显眼。每一个号子都清扫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个人破烂都藏了起来——比如待补的烂袜子，待修的烂鞋子，待捻成线的烂羊毛烂牛毛，都被藏进被子里，而被子都叠得方方正正。每个号子的便桶里都装进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几个樟脑丸，这样刮不下去的厚尿茧就不会糟蹋外宾的嗅觉。

外宾都是柬埔寨人，一个王子作为参观团的团长。他们是犯人们开午饭的时候到达的。犯人们已经被训过话：菜再丰盛也要保持文明吃相。所以当他们看到每人面前放着一碗红焖羊肉，一盘青椒牛肉丝的时候，忍受着唾液在嘴里发洪水，先让自己的口水灌个水饱。

犯人们文明地开始“用餐”，不咂嘴，不说话，钢筋勺子尽量不碰搪瓷碗。他们心里都只有一个期盼：王子快点率领团员们走吧，他们敞开来咂嘴，抡圆了勺子，不文明地吃，这么美味的午餐只能用最野蛮的方式享受，才对得住它和自己。但是王子兴趣很大，还让炊事员给他舀来一块牛肉、一块羊肉，吃得那么王子风格，然后高贵地微笑一下，轻柔地说了两句话。

翻译立刻说：“王子认为这里的饭菜非常美味，这里的厨师厨艺很高。”

中国劳改营的表演，与苏联“古拉格”如出一辙。只是在细节上，更有一些中国特色的风格。例如在招待不同贵宾时的差别、为贵宾考虑的更细致体贴、更有东方式的含蓄内敛等。

但中国这里，没有像苏联“古拉格”里的那位少年儿童一样讲出真相的人。这也并不是偶然，而是红色中国更加无孔不入的压迫、监视、洗脑下，中国人变得更加不敢反抗，重新出现了暴秦和满清时的“奴隶性”，不仅不敢去揭穿假象，还积极的配合起来全是虚假的真实表演了。

不过，也有劳改犯为了个人存亡和出路，递给另一个外国参访团纸条，希望搭救，但被外宾出卖给中国公检法了。

所以，大家老老实实的吃饭，才是最能苟活、尽可能延长生命的方式。配合一场表演，起码还是可以吃一顿肉的。至于真相、尊严、良心，那也并没有一顿肉重要。而且活到1971年之后的（文中提到“林彪小死党”已是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之后了）劳改犯，乃至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早就能把良心掩埋掉、不在乎什么真话假话，1950-1971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已将不能“适应”者从物理上淘汰掉了。

这场表演，靡费的酒肉、衣服、被子，以及其他物质和人力筹备，本来足以在日常改善犯人很长时间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并不。他们宁可为一场持续半天的表演耗费如此人力物力，却并不愿意特意为犯人改善生活（虽然邓指导员心善，每个月让犯人洗一次澡、理一次发，相对于毫不在乎犯人任何需求的干部，已属“厚待”）。一个王子的一次参访，胜过几千劳改犯的生死存亡。

严歌苓女士描绘的这位王子，应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当中国发生大饥荒、柬埔寨也在各种政权和外力影响下饿殍遍野时，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眷，却长期在中国享受贵宾待遇，山珍海味、特供美食、游山玩水、一群专职服务员，让他们在北京、在中国各地的物质享受赛过了在柬埔寨当帝王。这就是所谓“天朝上国”的气度胸怀，而耗费的珍贵物资和金钱的代价，当然是中国人民承担。但既然可以在1961年大饥荒时仍然向友邦阿尔巴尼亚运送数十万吨粮食，那供养西哈努克一家也就“不在话下”了（虽然供养西哈努克一家耗费的资源，未必少于几十万吨粮食的价值）。

不过后来，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和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等人共事，红色高棉开启大屠杀后，西哈努克的家眷也未能幸免，许多妻妾和子女死去。但相对于仍然活命和留有部分家眷（包括后来当上国王的西哈莫尼）的西哈努克，更惨的是柬埔寨人民。600万人的柬埔寨，有150万人被红色高棉屠杀，许多人全家俱死、家族灭绝。那里的集中营，其酷刑的残暴、杀戮的密集，是苏联和中国又不能比拟的。曾经关押过14000名政治犯的S-21集中营，最终仅有12人幸存，死亡率达到99.99%。

从北到南，三个红色国家，杀戮的程度一个超过一个。而且，披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皮的红色极权体制，也正是从苏联传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柬埔寨，如同死亡的多米诺骨牌。他们都有着最高尚的名义，实际所做的却是最野蛮丑恶之事。（也有人把柬埔寨乃至中苏的悲剧归源于法国大革命，虽严格说来是有些关系，但中苏柬三国的红色极权，已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天差地别，没有可比性和直接关联了，间接关联也较弱、较牵强）

其实，何止是在“古拉格”和劳改队里，红色政权统治下的苏联、中国、柬埔寨、朝鲜，这些国家“古拉格”之外的社会，也都是以谎言粉饰的。每当有外宾来访时，这些国家官员和国民们同样像“古拉格”里那样，营造种种假象，把丑恶的地狱裱糊为美好的人间。如1972年美帝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共动员数十万北京市民扫雪、安排可靠的人装成一般市民和尼克松对话、以极为奢侈的国宴招待，以表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和包容。

而同时的中国各地，正在贫困和暴力中挣扎，且还在做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表演。但他们又能毫无心理障碍的迎接尼克松访华、表现友好态度，这更加可悲和讽刺。

由谎言和假象编制的国家，是多么可耻。但这些国家从领袖到平民，都沉浸其中，整个国家机器也在制造着这些谎言、维护着这些假象。

更频繁暴力与更高压控制：两种模式恶之不同

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营，太多的类似，以上已列举若干。

它们也有一些不同。相对而言，苏联“古拉格”中的暴力气氛更甚。这当然并非说中国监狱没有暴力，前面已经讲述了中国劳改营犯人被看守者和犯人中的头目折磨、各种花样酷刑、犯人互殴等场景，还有运送进入“古拉格”之前解放军对犯人的施暴。但看《古拉格群岛》，那里无论看守人员对待犯人，还是刑事犯压迫政治犯、犯人之间的纠纷冲突，都明显比中国劳改营更为暴力。无论是枪杀、酷刑、殴打，苏联“古拉格”中都更为频繁和激烈。

这很大程度与民族文化和风气有关。苏联各民族都颇为尚武，社会上暴力气氛浓郁。而“古拉格”作为巨大的监狱，其中的暴力自然更甚于外面的社会。俄罗斯人也比较不服管束，软弱的管理者会遭反抗，只有更暴力的才能镇住局面。于是苏联“古拉格”殴打犯人非常频密，对于不能被打服的就直接打死或枪毙。

而中国长期在儒家和法家文化、传统专制模式影响下，服从性秩序根深蒂固。人们习惯性服从于强者和上位者。掌权的人不需要施加多少暴力就能使之屈服。劳改营里大家都不反抗，看管者也就不必要时时打人。而且中国有更多软性折磨人的方式（后文还会引述《陆犯焉识》中的具体例子和评论），并不需要拳脚就能让人服服帖帖。中国的统治者从古至今都擅长软硬兼施的慑服臣民，中共更是将之改造的登峰造极。还有，中国已经在镇压中杀掉了绝大多数敢于反抗的人，被投入监狱或劳改营的人们，基本已是无力也无心反抗的。

而服从性的社会文化，也能营造人们宁可接受谎言也不戳穿、选择忍耐服从的环境和心理。这样的氛围不仅在于古拉格，也在社会各角落。

例如我本人，在尚未广泛接触社会的二十岁时读《陆犯焉识》，看到柬埔寨王子访问、大家都配合官方表演，就想为什么没人大喊一声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骗人的”呢？后来经历多年的事情，才明白环境对人的塑造和压制力多么惊人、软硬兼施下人们很容易就被规训。我逐渐也接受了某些社会秩序要求的克制与礼节，还学会了趋利避害，明白哪些场合可以发言，哪些场合需要沉默。现在的我若穿越到陆焉识的劳改营，在王子面前也是喊不出来的。

在整个毛时代，中国全国的劳改营，没有发生一起大规模的反叛活动，没有暴动。哪怕至少上千万人在劳改营或类似的营地/监狱受难、上百万人死去。这反映了政权强大又绵密的控制力，也说明国人即便面临被杀、饿死、累死的结局，也没有拼死一搏的勇气。政权的控制力和大众的奴性，是相互影响、相互造就的。根本上当然是暴君和统治集团所为，但看到那些宁可死亡也不搏斗的大众，仍难免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

苏联“古拉格”的壮烈暴动：俄罗斯人在绝境下勇气未泯

相反，在苏联“古拉格”，却发生过虽然也不多、但也并不少的集体暴动。《古拉格群岛》中就记述了“肯吉尔营四十天”的暴动故事。

1953年，斯大林死去。不久后贝利亚在政变中死去。这让长久在专制冰封下等待死亡的劳改营囚犯们，看到了解冻的希望。而看守囚犯们的契卡人员和其他管理者，一方面在动摇，另一方面又时常加大对囚犯的迫害来维护已不那么可靠的权威。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看守者时常因小事射杀囚犯，每个囚犯都感到危险。正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动开始了。

肯吉尔营的八千囚犯，包括男人和女人，在绝境之下勇敢的团结起来，面对看管他们的狱卒的残暴行径，奋起还击，软禁了若干看守，升旗红十字旗帜，向最高苏维埃陈情，要求停止迫害犯人、改善监狱条件、惩办贝利亚余党。他们分工合作，坚守道德，不偷窃不淫乱，组织纠察队维护秩序，不伤害营地周边的平民，制作简易武器，布置防御工事。

这些囚犯的道德远超那些契卡特务和看守者。他们的勇气、纪律、团结、人道，是那些高大光鲜的苏共干部、“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都不及的。或许索尔仁尼琴对暴动者略有美化，但因为此事有众多其他记录者，也能够证明《古拉格群岛》所述基本属实。这些囚犯的确是在绝境中仍坚守了道德的，即便有些暴力也是可以谅解的。

后来，苏联派军队镇压。他们出动了对抗纳粹德国等外敌时使用的T-34坦克，来对付暴动的同胞囚犯（用坦克对付同胞，也是这些红色极权国家的特色，中国与苏联一脉相承）。在悬殊的力量差距下，暴动必然的失败，超过500人被杀。其他的人被俘、被酷刑、被加刑，大多数人被枪毙或死于狱中。

整个暴动过程及被镇压的悲剧，可歌可泣。在此就不再详细复述。总之，这些囚犯在反抗条件极差、与苏共政权军警相比力量悬殊、成功希望渺茫的近乎于无、明知被镇压必然不能活着，却仍然敢于反抗，在反抗中还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和纪律性，囚犯之间团结一致，殊为伟大，过去七十多年仍然令人景仰。许多冒死抗争的无名囚犯，在勇气上胜过了许多卫国战争的英雄，这些人才是俄罗斯和苏联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荣光。

苏联“古拉格”里的抗争，不仅让苏联布尔什维克失色，更让中国人汗颜。即便极权高压下反抗不易，但国人任凭宰割，仍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有一百个理由开脱，却同样有一百个理由批评。人类的尊严，正是在于人愿意为正义，而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代价去抗争，而不是像动物一般被任意宰杀。

从灰暗到黑暗：红色革命者将俄国人由“第六病室”拉进“古拉格”

我在前面，引述了契诃夫描绘帝俄/沙俄时代流放地的情景。作为帝俄时期最为出色的中短篇小说家，契诃夫不仅描绘了流放地，也将沙皇统治下俄罗斯各色臣民，包括农民、雇工、学生、服务员、公务员、妇女、儿童、精神病人……各色人物艰难、猥琐、坚强、不幸、挣扎的经历，生动的刻画了出来。

有些知名的篇目，上了中国的教科书。如《套子里的人》、《变色龙》、《万卡》，但凡读过中学的国人，都知道这些小说的故事。还有也曾上过中国教科书、后来被删除的《第六病室》，不仅是契诃夫的经典作品之一，还引起过列宁的深切感慨。

《第六病室》讲述了俄国一座小城里一个医院里，一位医院院长与几位精神病人的故事。作品通过半写实半喻示，反映了俄国基层普遍的暴力与欺骗，弱势群体的苦难深重，社会精英的虚伪，是对俄国黑暗现实的强力控诉。“第六病室”和这间医院，正是俄国社会的缩影。所以列宁看到后，才说“感到深深的恐惧，自己似乎也被关在这个第六病室里”。比契诃夫更深沉厚重的文豪托尔斯泰也对本作赞赏有加，认为它生动了描绘了俄罗斯人民的处境。

不止《第六病室》，契诃夫还有诸多作品，同样表达了对俄国黑暗的控诉、对受难者的同情。《苦恼》讲述了车夫苦苦拉车谋生、他儿子得病去世，而坐他车的上流青年快乐玩耍、对他倾诉苦难的冷漠和不耐烦。《姚内奇》则讲了城里中产人家每周聚会作乐、交谊中充满虚伪造作的日常生活。《农民》讲述了在莫斯科做杂工的夫妻因丈夫受伤、不得不回乡，而遭遇家人种种虐待的经历。《哀伤》讲述了一位镟匠（车工）雪天赶着马车拉老伴去看病，但不仅老伴去世、自己也被冻伤截肢的故事。

契诃夫这些作品，都在或明或暗的告诉俄国人：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一切都应该改变，不仅包括制度，还有整个国家和社会。这些控诉，不仅是现实的批注，也是革命的前言。

那个时代，不仅契诃夫，许多俄国作家都在关注人民的苦难、痛斥社会的不公、寻求改变现实，包括投身革命。如被称为“平民革命家”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首先是作家、思想家，后来投身了革命。在他们看来，那样悲哀的社会，改良不要指望，写作作用也有限，必须要革命、暴力革命，才能改变。

于是，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民意党人”暗杀，再到工农暴动，19至20世纪的俄国，暴力革命风起云涌。连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重臣斯托雷平，都被革命党人刺杀。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埋葬了沙俄、建立共和国，十月革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

但革命的齿轮没有停止。1918-1925年，死亡数百万人的俄国内战，就是新旧势力之间、不同的新势力之间、革命党人之间，一轮轮浴血搏杀。从血海中崛起的苏共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没有让流血停下来，而是制造了新的血海。大清洗的大规模处决、“古拉格”的庞大监禁营，就是一系列革命催化的“成果”。

这样的革命“成果”，是那些早期的革命者们想看到的吗？他们想推翻一个腐朽政权、换得一个残暴百倍的政权吗？他们打倒沙皇，是希望得到一个更无怜悯大众之心的红色“沙皇”吗？他们不愿老百姓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难道愿意让老百姓在强征粮食后的饥饿中死去、在强制劳动中冻死、在“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下被处决吗？

《第六病室》中关押着几位精神病人的病院，只是开在偏远的小城，按原文说：“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捣得稀烂了。”

这侧面反映了沙俄时代俄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对于这种人权侵犯，舆论不会容忍、社会名流会谴责、政府也会在压力下查处。虽然沙俄被视为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可也有着新闻自由、民主参与、舆论监督。至于贫困、落后，很大程度在于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局限。但人们拒绝容忍虽有进步、但仍然不公不义的现状，所以才有了革命。

可革命后，巨大的“古拉格”代替了小小的“第六病室”，苦难的规模和程度，说提高一百倍并不夸张。而且，无论“古拉格”之内还是之外，都是有精神病院的。在苏联乃至现在的俄罗斯，以“精神病”为名，将政治犯、异见人士、各种社会边缘人，关进精神病院，剥夺自由、施以虐待，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受害者数十万计。相对于正规监狱，精神病院里的医生和看守对待“患者”更加没有约束和监督，如何虐待都无从举报，因为“你是精神病人”，所以说什么都是“说疯话”。精神病院关押也没有期限，可以永远让你失去自由。

这些，必然是革命者们始料未及的。他们想打破沙俄这个“各族人民的大监狱”，确实打破了。但革命者和投机者共同组成的新政权，却打造了更加窒息和坚硬的新监狱。这新的监狱里，新的暴行比比皆是，旧的丑陋也并不缺少。

那么，为什么美好的革命初衷，变成如此残酷的恶果？无论本文里，还是其他文章，无论我还是其他人，都做过无数评论。简单说，就是人性、社会环境、制度、种种必然和偶然，共同造成的吧。

那么，是否应该因为后来的悲剧，责备各阶段各立场的革命者呢？我觉得，除了破坏民主、掌权后作恶的部分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革命者是不应被责备的。他们并不能预料后面的灾难。而且对于许多出身底层的革命者，沙俄时代他们也很难好好生活下去，即便没有后来苏俄的毒气征粮、大清洗、“古拉格”，他们也会像契诃夫笔下的万卡、农民夫妻、车夫、镟匠们那样，一辈子受尽苦难，悲惨死去。如果我们理性看，这些人中的多数，命运要比在“古拉格”里要好。但相对极重苦难轻一些的苦难，就是应该忍受、能够忍受的吗？那同样是痛不欲生的。他们选择革命，想摆脱贫穷和受辱的命运，难道不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吗？我们有什么资格要这些人忍受痛苦和不公平，而不去为建设平等富裕社会而革命呢？

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革命，一系列改革后的俄国，的确很可能不会在20世纪发生那么多悲剧，国家和国民都可能在相对平稳中进入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让俄国像英国、日本、美国那样，在避开革命和内乱后，取得颇为惊人的成功，人民生活远较大多数国家富足。

契诃夫在《第六病室》里写到了19世纪末医疗领域的巨大进展：

“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就连in spe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腹腔切开术当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没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与科赫的发现、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医师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

但这些还有局限和反复，还并不能广泛的惠及所有俄国人。虽然，如果再捱五十年、七十年，俄国或许会和同期西欧和日本相同医疗水准（1900年左右俄国的医疗水平就与欧洲各国及日本相当），也意味着俄国人将享受着优质的医疗和寿命的大幅延长。其他方面的物质，也应比后来的苏联同时期丰富的多。但历史没有如果。1881年、1905年、1917年的俄国人，并不能捱过饥饿、不能为后面几十年而忍受当下的贫苦，不能视各种腐败而不见，不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和在一战中损失惨重却不爆发内部暴动。

于是，一系列革命爆发了。历史的车轮将俄国一步步拉向闪烁着希望的光明处，但那前方的光明处的下面却是陷阱与深渊。就这样，俄国人不顾一切的向着那仰望能看到的光明前进，整个民族却忘了注意脚下黑泥掩盖的沼泽和深潭。最终，俄罗斯人陷入了黑暗和泥泞中，越是想挣脱，越是下陷。曾经有几次跃起（如1917、1945、1955、1985），却不久后跌落更深（如1918、1936、1950、1964、1992、2022）。直到2024年，它又一次逆着全球之势，与斯拉夫兄弟手足相残。

无论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因为在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和阶段的选择和遭遇，与成为富足文明的现代国家擦肩而过。但这些，很多并不是他们愿意选择的。正如1941年乌克兰人面对纳粹入侵时说的“20年前（苏俄内战和后来大饥荒时）我们希望外国人来解救我们，外国人没有来；20年后，我们建设好了（几个五年计划让乌克兰工农业都取得巨大发展），你们却又来了，又把一切摧毁了”。这不仅讲了乌克兰在1920-1940年代的悲伤命运，也是19-20世纪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悲哀。许多巧合、阴差阳错、内因外因，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命运、让亿万人的轨迹剧变。

如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许多革命派作家若能先知，或许会后悔鼓吹革命，或许会拥护沙皇的改良，他们也会更钦佩托尔斯泰，明白人道和平的珍贵。但你我及其他后人，不应对这些革命家加以责备，不应以“告别革命”之类说辞灭杀革命的正当。在现代空调房里精致利己的岁静，更无权去对冰天雪地里挣命的俄国车夫指手画脚。哪怕他们的革命，将为俄国自身和全世界许多国家带来灾难。这些劳动者自身也并没有得到解放，打碎了旧的锁链，得到的是新的更加强固冰冷的新链。

而俄罗斯南边的民族，那里的人们，与它有颇为相似的历史，又比它有更深的苦难。

“古拉格”的终结与未终结：残暴的漫溢与创伤的延续

1953年，斯大林死去。不久后，直接负责“古拉格”事务的特务头子贝利亚，被苏共元老们逮捕和处决。1954年，继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开始一系列“解冻”措施，包括释放了不少劳改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长篇报告，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他统治期间的暴行。之后，又平反、赦免、释放了大批囚犯。“古拉格”体系逐渐瓦解。1960年，苏联内务部发布文件，正式关闭“古拉格”。

但“古拉格”并未真正的在苏联终结。首先，1960年之后，仍有大批政治犯被关押，只是转入了较正式的监狱及其他劳动改造机构。较开明的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政变赶下台，郁郁而终。赫鲁晓夫的下台，本身就是苏联体制不能容忍较善良者的“逆淘汰”的表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氛围重新变得僵化，虽未大规模拘捕人民，但不少异议份子被捕，关进了监狱和精神病院。而监狱和精神病院，其实属于广义“古拉格”的一部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古拉格”的批判也基本销声匿迹，索尔仁尼琴等异议作家流亡海外，虽然没有再像斯大林时期大规模肃反和流血，但苏联再度变得死气沉沉。

即便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继承其领土和人口的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也同样或多或少遗留了苏联的军警与监狱系统，以及那些迫害手段。普京执政后，对政治犯的迫害重新增多。虽然远未达到斯大林时期的规模和程度，但暴力与恐怖的阴云，与“古拉格”兴盛的时代，是非常类似的，二者也存在继承关系的。谎言、暴力、禁制自由、尔虞我诈、丛林化，是从斯大林体制到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与社会不变的特征。

而“古拉格”更广泛和本质的继续存在，则是在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于那些被释放者身心、存在于苏联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幽暗的内心中。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专门有一个命名为“泽克（劳改犯）民族”的章节，讲到古拉格的囚犯们，形成了与外部相异、内部有高度相似的生活方式，这些囚犯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泽克民族”，由劳改犯组成的、虽不能生育孩子（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却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与外界隔绝、在暴力规训下有了一套特定思维方式、共同行为模式的人群。

说这些在“古拉格”里的囚犯们是一个新的民族，是毫不夸张的。这几百万人都生活在寒冷的极地气候下的一个个既孤立但又高度相似且确有联系的集中营里，服从同样的严酷纪律、都要在军警监视下拼命劳作、都吃不饱穿不暖，他们的衣着、饮食、身体姿态、精神状态……都是高度相似的人：

“只要你对他们稍加观察，你还会对他们脸上表情的共同性感到吃惊–永远存着戒心的、冷淡的、不怀任何好意的，很容易转为狠心甚至残忍。他们脸部的表情是这样的，好像它们是用这种铜褐色的（泽克显然是属于印第安人种）、粗糙的、几乎已经不是人体的材料做成的……只要泽克没有事干、只身独处或正在思考–他的脖子就不再能承受脑袋的重量，肩背马上就显出不可回复的佝偻状，甚至好像生来就是这种样子的……当他向你–一个自由人因而可能是个长官–走近时，他也是那种拱肩缩背、灰心丧气的姿态。他将竭力不直望着你的眼睛，而瞧着地，但如果不得不看你，他的迟钝的无意义的目光将使你吃惊，虽然那是表示努力执行你的命令的（然而你不要相信他，他根本不会执行）。

他同你说起话来是三言两语的，不带表情，单调呆板，他如果需要向你请求什么，那就装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偷听到土著们彼此谈话，你大概会永远记住这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咄咄逼人、恶意嘲笑、唐突鲁莽，永远不会是推心置腹的……怎样也不能想象出一个说话温柔的泽克。但也不能不承认泽克的话是很有劲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没有任何过剩的用语，没有如”对不起”、”请”、”如果您不反对”之类的插入语，也没有多余的代词和感叹词。泽克的话是直冲目标的，像他自己顶着北极风朝前闯一样。他说话似乎是在扇对方的耳光，拿词句当拳头使。像一个有经验的拳击家力求第一拳打击就要把对手打倒一样，泽克也力求第一句话就使对话人不知所措，使他哑口无言，甚至迫使他声音嘶哑。给自己回敬过来的问题，他当即毫不含糊地顶回去。”

“泽克民族”也将投机取巧、软磨硬泡，作为最高生存哲学，贯彻在日常：

“他们的主要生路是：劳动时不可全力以赴。泽克们很清楚：劳动是做不完的（永远不要追求快点做完好坐下来歇歇：你刚一坐下，马上就会给你另一项活儿入活儿专爱傻瓜

但怎么办呢？公开拒绝干活？万万不能！–你会在禁闭室里烂掉，饿死。去上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那里，在工作日，不要出大力，而要”泡蘑菇”，不要卖老命；而要磨洋工，瞎对付（就是说，等于不干）。土著决不公开地、断然地拒绝执行任何一个命令–那样他就完蛋。但他会软磨硬泡。”软磨硬泡”，是群岛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和说法，这是犯人们的主要救命方法和成就（后来也被自由的苦力们广泛地接受下来）。泽克细心倾听向他发出的一切命令，并且频频点头表示遵从。于是……他走去执行命令。但是……他并不执行！甚至往往连头也没开。冥顽不灵？完全相反，这是适应于客观条件的高度的机灵。”

他们的性格都变得冷漠、生硬、无礼貌。这些人即便侥幸走出古拉格，也仍然保持着这些特性：

“这种令人反感的作风，甚至今天读者还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碰到。举例说，你站在电车站上等车，旁边站着的人在大风中把大团烫热的烟灰抖到你新做的大衣上，有烧着衣服的危险。你用意相当明显地抖落了一次，但他还是继续在抖。你对他说：

“喂，同志，你抽烟还是当心点，好吗？……”

他不但没有表示歉意，抽烟也没有留点神，而是简短地朝你吠叫一声：

“你没有保过险吗？”

当你还在找词回答的时候（因为你不知如何应付），他已经在你之前跳上了电车。这很像群岛土著的作风。一除了直接的、词里套词的骂人话外，看来泽克们还有一套使旁人的任何合理干预和说理都免开尊口的现成说法。”

而这样的“泽克民族”，正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所塑造出来的。残酷的监禁和强迫劳动，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残酷无情、种种谎言和背信弃义，塑造了这数百万“泽克民族”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并外溢和影响到整个苏维埃，乃至苏维埃之外的国家和土地。

例如，在远离古拉格、繁华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首都莫斯科，学校墙壁上中学生涂鸦的新的脏话，正是古拉格里劳改犯们新发明的词句。1960年代大批劳改犯被释放后，苏联各地也到处都能看见灰暗阴翳、脸上总是挂着冷漠和若隐若现残忍神色的人，就如上面引述的《古拉格群岛》中等待电车的男人的言行。

人的情感、行为、对他人的爱恨，都是会传染的。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古拉格”中人们的生存方式，在苏联极权腐败体制下，自然会从“古拉格”内部向外部蔓延，广义的“古拉格（斯大林体制下的整个苏联乃至之后的苏东、中朝组成的“东方集团”/“社会主义阵营”）”与狭义的“古拉格（各国劳改营和监狱）”逐渐趋同，高度神似乃至部分形似，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道德堕落与麻木不仁，成为这些经历残暴统治国家国民普遍的特征。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乃至2024年，今日的俄罗斯、中亚、东欧、高加索各国，稍加留心的人也能在这些地区的大城市和小镇甸，看到这些明显有“泽克民族”特征的人们。对俄罗斯稍有了解的，就会知道暴力与骗局充斥着俄国社会各领域、各角落，人们暴躁、势利、极端，体制腐败，犯罪率极高。俄罗斯的谋杀率、家暴率、盗窃率，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值的5-10倍，犯罪率比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高。这样的俄罗斯人也愈加好战，挑起与邻国不必要的战争。

当然，真正进过苏联“古拉格”的人们，如今基本已经去世的所剩无几了。但“古拉格”给苏联和俄罗斯监狱体系、社会体制、广大公民及其后裔造成的影响，却是长久存在的，存在于苏联-俄罗斯每个角落，刻在亿万俄罗斯人的生活和内心里。

虽然，无论苏联还是现在俄罗斯的糟糕境况，都归咎于“古拉格”是有失公允的，许多社会顽疾在沙俄时代就颇为严重，后来也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蒙古的暴力征服与屠杀、与欧亚各国各族群长期的战争、高纬度严寒中恶劣的自然环境、纳粹德国入侵的打击……都深深影响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俄罗斯人不得不变得冷酷和暴力，以面对残酷的世间、保护自己和家人。

但无疑的，“古拉格”加剧了俄罗斯的暴力与道德堕落。当布尔什维克摧毁沙皇退位后的短暂民主体制、以残暴手段镇压反抗、牵连大批无辜民众时，就打开了暴力与阴谋泛滥的“潘多拉魔盒”。苏联“契卡”乃至整个军警特宪系统不择手段的残暴镇压，短时间内得到了表面的安定，实则将暴力因子注入每个俄国人的生命中，并衍生了阴谋、谎言、腐败等种种重疾，让俄罗斯民族长久的在重重病痛中挣扎，几乎永远无法摆脱“后遗症”。

可以说，经历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的创伤后，俄罗斯人的肉体和心灵永远关押在广义的“古拉格”中了。“正统”的“古拉格”在斯大林死去后就终结了，而变形的、无形的、精神上的“古拉格”，却从未在俄罗斯及世上其他一些国家终结。相反它仍然顽固的存在着。

俄罗斯南边的大国，经历过与俄罗斯多少类似的悲剧与禁锢，其十多亿人民又何尝不是长年在既无形有时又有形的“古拉格”里，习以为常的生活与死亡呢？

陆焉识的逃亡路

为爱情与亲情的铤而走险

当苏联已基本关闭了斯大林时代建立的“古拉格”之时，中国的“古拉格”却正当“鼎盛”之时。1960年代的中国，在监狱、劳改营、“牛棚”、“干校”之类强制收容和“改造”机构的人，高达数百万至上千万人。这还是1950年代初大规模处决和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大饥荒大规模饿死人之后，中国各监禁机构的囚犯数目。

1963年入冬，正在大西北中国“古拉格”劳动的陆焉识，已经捱过了三年大饥荒，顽强而侥幸的活下来。这时的劳改营重新有了勉强可以充饥的伙食，人们不再随时面临饿死的危险，不需要逃亡、冒着死亡风险抢食物，甚至吃人肉，来维持生命体征。

但此时的陆焉识，却打定了主意要逃离劳改农场。这是为什么？

刺激他逃亡的导火索，正是小说开头提到的，陆焉识经过多番惊险和磋磨，看到了他女儿丹珏上镜的电影（哪怕只看了几秒钟）。电影里女儿的活灵活现，让他觉得需要回家亲眼见一次女儿。这种亲情之思显然压过了陆焉识活着的愿望，让陆焉识愿意冒着被抓被毙的风险，逃离劳改营。陆焉识坚持活着不自杀，本就是为了家人。

而同样重要的推动力，是他希望见到妻子婉喻，向她表达迟来的爱意与歉意。历经多番生离死别，焉识才明白了爱情的可贵、婉喻的独一无二。他为年轻时的轻佻、对婉喻的忽视和敷衍，感到深深的羞愧，急于弥补那些过失。焉识也知道，他很可能会死在大西北的劳改地，如果不拼了命逃亡、回上海，那么这辈子恐怕都再也见不到婉喻和儿女们了。残酷的劳改生活没有磨掉陆焉识的情感，反而让他更加明白婉喻的好，倍加珍惜和婉喻的爱情了。亲情和爱情是人根深蒂固的情感，是政治运动、监禁羁押、死亡之险都不能磨灭的。

于是，陆焉识开始了传奇的逃亡之路。这些细节当然有作者的演绎，免不了在细节中加入一些夸张和巧合，但描绘的种种背景是真实的，那个年代也确有从劳改营逃离的人（虽然除了极少数逃亡国外的，在国内的基本都被捕了）。陆焉识的逃亡细节和最终被捕，并没有变成神话般的小说，而是在现实的范围内。真实，也更加动人和引人思考。

陆焉识的逃亡，在他心中考虑已久，最终在搬运“钢铁垃圾”时临时下决心和行动了。说到这些“钢铁垃圾”，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遗留物。这些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最终只是一摊废铁废钢的庞然大物，无声的告诉后来的人们当年“大跃进”的荒唐。这样的钢铁废物，从中南海后花园，到大西北劳改农场，到处都存在着。毛泽东曾经亲自查看中南海工作人员烧制的一堆貌似“钢铁”的模糊物，全国到处都把有用的锅碗瓢盆变成金属垃圾。那个年代的荒唐，也是这样从中南海到疆域四至，在“山河一片红”的全国都到处发生着。

陆焉识就在搬运“钢铁垃圾”时，骗过值守的解放军，以美国留学时学的马术、骑着刚解开套的青灰马，在追击者们的枪声中，奔逃而去了。

陆焉识被关押在大西北的劳改农场，但与婉喻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都在。虽然这些书信都要经过审查，陆焉识也不愿意婉喻与他的隐私被外人看到。不过，婉喻每个月都坚持给陆焉识写信，告诉他子女和孙辈的生活，也回忆两人的过去。这些书信，准确说是婉喻的话，让本已对婉喻有愧疚的陆焉识更加内疚，更想婉喻和那个家。爱情的力量、亲情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让陆焉识冒着死亡的风险，毅然踏上逃亡路。

之后，陆焉识翻墙进入糖厂、掉进糖浆池，不仅没有被烫死，还因祸得福的得到了许多糖浆，供他逃亡路上补充能量。这样的细节，就更多是“无巧不成书”的虚构了。类似的“巧合”还有不少。这些都是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必要虚构。

陆焉识在逃亡路上，看到人类大规模迁徙，对于草原生态的破坏。饥荒下人们饥不择食，许多草木都成了人们的餐食。陆焉识也曾将发现草里有淀粉的秘密告诉了劳改机构，于是救活了一些人，却让野马野羊生存更艰难，草地也更加荒芜。

陆焉识还遇到了愿意载他一段路、还把家人包的饺子给他吃的卡车司机。司机把他当成溜走的“右派”分子，不知他是“反革命”的“无期”。其实，那时的大多数“反革命”，其实际“罪行”和“右派”也没多少差异。他们都不是刑事犯，只是思想犯。有独立的思想、与政权推崇的“正统”不合拍，就是犯罪。

这时的老百姓们，虽已经历许多政治运动乃至血腥杀戮，但仍然有着人天性的善、工农的淳朴，而没有完全的黑白不分、丧失良知、唯利是图。他们知道陆焉识这样模样的人，并不是杀人越货之辈，只不过是不被政权所喜才流放至此，所以对陆焉识们有着真挚的同情。这些在动荡中顽强保持善良的人，让这个绝望的世界还不那么绝望。

陆焉识也看到了1960年代西北农村的集市和多样的交通工具，说明那个时代压抑中仍有人间的活力。陆焉识遇见的老百姓们，都有基本的诚实和热心。经历许多“运动”，人们仍然顽强的生活着。这也是中国人的韧性。

当陆焉识人还在青海西宁时，几千公里外的上海，冯婉喻和家人们已收到政府通知的陆焉识逃亡的讯息。陆焉识人尚未到家，给冯婉喻和儿女们带来的麻烦已早早的到了家。当然，根本上，这样的麻烦并非陆焉识造成的，而是那个荒诞的时代造成的。

陆焉识从西宁打电话给婉喻，如一对老友般聊天。二人身旁的其他人，都没有识破。这就是他们的默契。婉喻冒着风险给陆焉识寄钱，让他有了买衣服和乘车的钱，才能从遥远的西北坐火车回到上海，回到婉喻和孩子们的身边。

但一次接通电话后，接电话的女儿丹珏，却声色俱厉的要求陆焉识自首，不要打扰家人。相对于婉喻的通情达理、对焉识的深厚感情，丹珏更多受到当时政权无孔不入的宣传的影响，宁可与父亲“划清界限”。即便她的父亲为看她出演的电影，付出多大的代价。即便丹珏知道此一节，恐怕仍然是希望和父亲“划清界限”的。毕竟那个时代，阶级斗争高于亲情，“大义灭亲”是常见的事。何况这还涉及到丹珏、婉喻、全家的前程和利益。利维坦威压下，亲情是脆弱的、破碎的。

面对天罗地网般的布控、亲生女儿举报的风险，陆焉识仍是毅然选择踏上返回上海的路。他一定要亲眼见到婉喻、丹珏，以及他其他的儿女、此前从未见过的孙辈。

逃荒的河南饥民们、苦难的河南人民

在兰州和西安之间的火车小站，陆焉识看到了四五十个河南口音的、饥荒时逃荒的饥民，被一个收容站干部像赶牲口一样驱赶，驱赶他们回河南原籍。从西安到上海的火车上，他又看到河南的饥民抢夺被尿洇湿的饼干。河南女性饥民还把这饼干送到同样嗷嗷待哺的孩子嘴里。

《陆犯焉识》中对于河南人的描写只有这寥寥几段。但这却记录和展示了那个时代上千万河南人的境遇。1950-1990年代，河南的贫穷在全世界都算“领先”，尤其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数百万河南人，其他幸存者也是衣衫褴褛、麻木不仁的苟活。许多河南人在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重压下，离开那地狭人稠、被强制征粮、水旱灾害频发的家乡，去西北、东北、南方求活路。

1942年的河南，在抗日战争中的河南人，就为躲避水旱灾害、蝗虫、疫病、战乱、饥荒，上演了向西的大逃亡。仅仅不到二十年，1959-1961年，又一场更大的饥荒，这时村口多了民兵驻扎，逃荒都成了被禁止、有杀头之罪的事。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军事化的控制，让人们无法反抗又不能逃离，困在那一亩三分地里。许多河南农民只能在村里挨饿等死，连野草树皮都被刮除净尽，甚至杀死自己的儿女、吃人肉充饥。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在饥饿与疫病中死亡。这样地狱里才有的景象，就发生在河南的人间。

但人们求生的欲望是强烈的，即便再强固的利维坦，都不能完全禁制。许多河南人仍然向四方流散，往陕西和西北的相对最多。相对于河南，陕西的人口密度较小、灾荒少一些。每当河南人遇到灾荒和战乱，多数逃荒者都会向陕西方向涌去。这和山东人“闯关东（去东北）”讨生活、山西人“走西口（去长城以外）”避祸难、两广和福建人“下南洋”谋出路一样，成为河南人的一种习惯、绝处逃生的本能。

而再往西，广袤的大西北，有了更多生存可能。虽然当时的西北也在饥荒，许多流放到那里的劳改犯、“右派”饿死，大名鼎鼎的“夹边沟”就是例子。但在河南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西北的草原似乎给人更多生存的希望。在正常年月，肥沃的中原可以承载几亿人口，人们扎堆聚居、繁衍生息。而西北高原草场，就不宜人居。但饥荒来临、粮食被强征，肥沃的土地不再能供养亿万人口，大西北的广阔草场和原生态土壤，总有些开发的潜力。

于是，许多河南人向西一路逃荒要饭，许多人饿死、病死、冻死在路途中。也有一些河南人成功到了大西北，有些死在那里，也有很多人确实找到了充饥的“食物（大多数都是野草野果之类，牛羊和马这些动物，大多数饥民是没有机会捕获的）”活下来了，甚至少数河南人定居在了甘肃、新疆等地。但“为人民服务”的红色政权，不允许人民玷污国家的形象，不允许饥民们威胁到政治安全和统治稳定。抓捕、收容、遣返，和饥民们的逃亡几乎同步进行着。

所谓“收容”，听起来有些温馨，实则充满暴力，就是把那些为求生而离开家乡逃荒要饭、打工糊口的人，抓起来、痛打若干次、关在猪圈狗窝般肮脏房屋里，最终将他们遣返原籍。军警、干部、民兵，对这些只是为求生而离开家乡的人们拳打脚踢、污言秽语。而饥民们在此前各种政治运动、强制征粮、禁止逃荒的暴力镇压下，早就没了尊严和反抗能力。在逃荒路上被打被虐，已是麻木的状态。所以一个干部就可以指挥几十个饥民上返回家乡的列车。饥民们也知道，不服从、反抗将有严重的后果。（这种所谓“收容”制度，到了21世纪初才废止，前面拘禁过累计几千万人，充满着底层老百姓的血泪）

但当他们有获得食品的机会、没有特别严重的被迫害后果时，这些人的求生欲就会猛烈的爆发，并将一切尊严抛开。陆焉识目睹的火车上一个乘客打开饼干、饼干却被儿童的尿洇湿后，一群河南饥民拼命去抢夺那盒饼干。在饥饿面前，人的尊严和廉耻，不仅不再重要，甚至成了累赘。

对于河南饥民的行为，没有人有资格去耻笑。正是人祸加天灾的毒害，统治集团的强夺、上层阶级的欺骗，让中华文明发祥地淳朴善良的人们，不得不舍弃一切尊严而求活，为吃的上饭背井离乡，去吃草根树皮，把尿液里的饼干和苹果当成珍馐。

河南人民的苦难，并没有在毛时代完结后终止。1980年至21世纪初，大多数河南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农民尤其受苦。很多农民在繁重的苛捐杂税中煎熬，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异乡血汗工厂打拼、受尽欺凌。而分布在河南周边的、与河南颇有渊源的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湖北省等省份的几亿人民，大多数也生活在相似的不公与苦难中。

直到2005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以及经济继续起飞，河南农民才逐渐走出贫困。一亿河南人开始有了些尊严与权利。但从政府官吏到乡村恶霸，种种人权侵害仍然广泛存在于这块土地上，一亿河南人在中国和世界上也没有自主的话语权。河南人民仍然生活在被压迫和不公不义中。而周边几个省份人民的境况也大同小异。

这是不应该的。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全国各地大多数人的祖籍地，汉族和中华民族的源泉就在这里。没有河南，就没有中华，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人也是中国“世界工厂”中最重要的劳动力提供者。全世界的繁荣与民生产品，都有河南人的血汗。河南人不应该是没有尊严的，不应该总是逃荒要饭、出卖苦力生存，而应该堂堂正正的做人、不再穷忙劳苦至死，要有尊严的生活，要能够有闲暇的、自由的享受人生。

但河南人的诉求，并没有人去伸张；河南人的史诗，并没有人去书写。一亿河南人仍然在浑浑噩噩中。虽有河南的作家有所着墨，但那距“史诗”还差得远。严歌苓《陆犯焉识》中描写河南人的这一瞥，虽颇为简略，但已难能可贵。河南人的历史与命运，还有待更多人去关注和挖掘。（虽然我和严歌苓已经闹翻了，但这部分写作在闹翻以前。而且无论闹翻与否，也都还是感谢她为河南人民发声）

焉识与婉喻短暂的相见与长别：残酷又荒唐年代亲人见面却不能相认

陆焉识靠着知识和机警，一路从大西北回到了上海。上海本就是他的家，婉喻的家也就是他的家。但他只能远远的看着婉喻、丹珏、子烨，以及他的孙子孙女。他不愿意为家人惹上麻烦。他在火车上时就决定见了家人后就自首。见到婉喻和孩子们后，连见面说话的打算也放弃了，只远远的看着，就已经满足了。

焉识难道不愿与婉喻见面吗？当然不是。他巴不得能够和婉喻面对面长谈许多日夜，告诉她他的后悔、他的秘密、他对她的思念。可陆焉识知道，这样见面是危险的，他自己被捕是必然，还会给婉喻和孩子们带来莫大的麻烦。那个年代的政治牢笼和株连制度，足以将婉喻和孩子们抛进深渊。陆焉识的“反革命”身份已经让婉喻、子烨、丹珏等家人付出了代价。如果再见面，那是更大的代价。

正是那个邪恶的体制、荒唐的年代，让陆焉识和冯婉喻相近却不能相见，历尽艰辛万里归来的陆焉识，只能默默的看着婉喻和孩子们，一句话都不能说。这是多么邪恶的、不义的、荒诞的、泯灭人性的社会？

焉识越狱探望婉喻的事，发生在1964年。而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许多“反革命”的家人被株连，许多家庭全家自杀。焉识幸亏与家人“保持距离”，丹珏和子烨也都主动与父亲“划清界限”，加上一些幸运，才免于大难。

可这样的相隔，让陆焉识永远的失去了与清醒的冯婉喻再见再谈的机会，也让焉识与丹珏、子烨的感情更加疏远。等到又过了十几年，陆焉识从大西北返回上海的家时，婉喻已得了帕金森病而失忆，丹珏与父亲隔膜，子烨更是对父亲充满埋怨和嫌弃。爱情和亲情，再也追不回了。

焉识在西北劳改营，婉喻和孩子们在上海，虽相隔甚远、处境看似也天差地别，但实际上都在同一个巨大的“古拉格”中。婉喻、丹珏、子烨……这些看似有自由身甚至体面工作的陆焉识家人，乃至他们的邻居、同事、朋友，哪个不在巨大的“利维坦”控制和监视之下呢？丹珏和子烨对陆焉识的排斥，难道是天生厌恶自己的父亲吗？当然不，这和陆焉识不敢见他们一样，他们同样是在统治机器的恐吓下，才与父亲“划清界限”。

那个年代，破碎的不仅是焉识婉喻一家，几千万家庭都破碎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黑五类”，在狂风骤雨的“运动”中，亲情爱情的温情，被“革命”的无情所冲毁，亲人之间甚至相互举报，人最可靠的堡垒–家，在内外夹击中支离破碎。

而这一切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尤其那个党的缔造者、核心、“红太阳”，以及这个党和“伟人”建立的统治机器和实行的政策。亲情的毁灭，原因是政治的败坏。

由《陆犯焉识》这段情节改编的电影《归来》，曾在中国和境外都热火一时。《归来》当然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导演的编排和演员们的演绎也颇有亮点。但其实，《归来》删掉了《陆犯焉识》中对于这段逃亡和相见的大多数情节，更加突出个人的亲情，而忽视了迫害焉识和婉喻、让他们不能相见的政治根源和历史背景。影片中增添了更多亲情内容，看似温馨，实则美化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对于女儿丹珏（影片中为“丹丹”）的改编，同样矮化了立意、扭曲了原作。

如今的电影审查和对浩劫的粉饰，仍然在阻碍着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境况。触目惊心的情节不允许出现在镜头里，打动人心的内容要被删减弱化，政治敏感会把淡化和改写。当年的统治者以革命与政治毁灭了亲情爱情，今日的统治者（也是当年统治者的继承者）又以亲情爱情掩盖了政治的黑暗。何止《归来》，几乎所有影视剧，都是这样的粉饰遮掩。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巨大的“古拉格”仍然存在，又在发生许多新的悲剧。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中，多少家庭亲人不能相见，有些近在同城，也被层层设卡，外省和国外的亲人，想团圆更是难上加难。女儿不能探望年迈的父母，丈夫无法陪护得病的妻子，有怀孕的孕妇因没有核酸证明而得不到医院救助、流产。冠上冠冕堂皇的“防疫”之名，摧残的是亲情爱情等人之常情。没有对历史的铭记、深刻的反思，没有拆除这个泯灭人性的“古拉格”，这样的悲剧，必然会在这块土地上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陆焉识自首后的惊险劫难：害人者、救人者、屈服者

陆焉识在亲眼看见亲人、完成起码一部分心愿后，就坐上返回大西北的火车，在西宁自首了。他本是抱定被枪毙的心自首的，但之后的经历，既让他从鬼门关走了几遭，又幸运的活下来了。

当他自首后，被两个警察押送回劳改场部。在路上，因为知道陆焉识是博士、大知识分子，两位警察对他还算不错。两位警察看他跪在车上很可能颠坏双腿，允许他坐下来。虽然这让陆焉识屁股又颠痛，但膝盖免于损坏、保住了双腿的功能。

可接下来接收警察移交犯人的农场保卫科干事，却故意让陆焉识的腿坏死。河北口音的保卫干事装作漫不经心的把陆焉识的双腿捆起来，然后把“老几”孤零零扔在办公室里，。等到陆焉识感觉到这捆绑的厉害、下肢渐渐的麻木，挣扎后看到了乌紫的、正在坏死的双腿。陆焉识不仅“低估了保卫干部的手艺”，更低估了这位保卫干部的阴险毒辣。

陆焉识在自首时本已打定了接受被枪毙的后果，如今被捆绑休克而死，后果也没有超出死亡。但人总是还希望求生的，不怕死亡的陆焉识，却仍然迸发出强劲的求生欲。这既是人性对生命眷恋的本能，也是因为陆焉识挂念着婉喻和孩子们，不希望永远再不能相见。此前的上海之旅，让陆焉识越发不愿就这样与婉喻、丹珏、儿孙们天人永隔。

陆焉识拼尽全力跳起来打碎了玻璃，引起隔壁四川籍机械师的注意，解开绳子救下了他。而这位四川机械师也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捕、后又被当成“提前释放就业人员”留用的。毛时代的一场场运动，知识分子、技术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干部……没有人可以幸免。

陆焉识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了。第二天河北干事有说有笑的和同事来上班，内心估计陆焉识早就双腿坏死、甚至人已死了。但他没想到陆焉识双腿正常。愤怒的河北干事对陆焉识连续猛踢，想将陆焉识置于死地。

“ 昨天捆绑老几的河北干事走上来，一脸讽刺的笑容问老几一夜过得如何。他先撩起老几的裤子，发现老几的腿还活着，懵懂了一瞬，意思是：怎么会还好好的呢？不应该啊！他站起来，踢了老几几下，脚头之猛，如同中锋射门。老几明白哪儿都能让他射门，只要把脏腑一带窝藏起来。于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给他。

科长吼叫起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并没有人过来阻挡河北干事向老几身上继续进球。一直到老几“呕”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科长和另一个干事才上来拉架。”

河北干事为何如此痛恨陆焉识、处心积虑要把他置于死地呢？

根据陆焉识的了解和分析，是因为陆焉识主动自首、加之发现的草里有淀粉的“发明”，被场部作为宽大处置的典型，让四处奔波寻求他这个劳改犯、追捕中吃尽苦头的河北干事又气又妒，才下狠手报复。

但这只是表层的、直接的原因。更根本的，是那些年残酷的战争、贫困与灾荒、政治运动、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倾轧，造就了若干河北干事这样的恶人。如前所述，有经历种种运动仍然保持良善的，如陆焉识逃亡中遇到的司机，还有劳改队的邓指导员，但也有河北干事这样总是想着害人的人面兽心者。同情心会传递，压迫与伤害更会传递。

河北干事也很可能是经历了家庭的不幸和人生的苦难，苦熬过去，当上了这样的在大西北看管犯人的小干部。他也会受更上级、更高阶层的歧视和各种欺负。他的怨气，也只能撒向劳改犯们。折磨劳改犯，可以让他感到某种快意。伤害他人并不能让自己的不幸消失，但却在心理上得到某种弥补和代偿。

这样的人，遍布在中国每个角落。那些贫困的、边缘的、社会下层的地方，这样的人尤其多。在这些地方有些权力的人、能管束别人（尤其无反抗能力的被管理者）的人，总是将权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且往往都以惩罚他人的方式来显示权力，以肉体和精神折磨弱者来发泄愤懑。而那些更弱者，在那“天高皇帝远”，也没什么王法和面子的地方，只能任人宰割。相对于这位河北干事还要搞一些手段，很多地方甚至赤裸裸的虐人害命，而无人过问。

当然严格说，也并非仅仅中国如此，人性和世情大同小异。契诃夫《第六病室》里，虐待小知识分子格罗莫夫的病房看守尼基达，也是一个颇为典型的形象。尼基达是沙俄军人出身，对待第六病室里的病人，动辄打骂。尼基达还把可以外出放风讨饭的老犹太人病人讨来的钱和食物，都抢过来据为己有。而后来被关进病房的院长叶菲梅奇，也挨了尼基达的揍。

那些野蛮暴力的人，总是粗暴的凌辱那些弱者，包括虎落平阳的上层阶级的人，以彰显其存在和价值。在监狱/看守所、精神病院、封闭式学校和工作单位，这样的人最多，也能最大限度利用其身份和权力来霸凌被管理者，作威作福。我个人也亲身遭遇过类似管理者的刁难和霸凌。虽然这些加害者，自己也是更大环境中不公不义的受害者。但在他/她管辖的范围内，却可以像土皇帝般凌辱辖制的更弱者。

河北干事的报复还没完，这位干部不甘心陆焉识被优待，对陆焉识被安排到处演讲更是妒忌，报复欲更强了。很快，河北干事就精心设计了一场“捉兔子”戏，让陆焉识去追他放出的种兔，借机污蔑陆焉识逃跑而试图将其射杀。就在射杀最后一刻，陆焉识被谭队长救了。

谭队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满嘴脏话、曾带着犯人和解放军叫阵的劳改队干部谭队长。同一个劳改农场，都是管教干部，谭队长和河北干事，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战斗英雄谭队长虽然粗鲁野蛮，也搞不清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有起码的同情心。或者他曾经麻木和残酷，后来却又转变的善良了些。

若干年来的中国现实中，河北干事常有，谭队长不常有。因为经历种种内乱外患，社会中人与人的仇恨和不信任，已经形成了互害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温情少、仇恨多，在互害链条上的人，无论出于利益还是代偿心理，都往往选择害人或对害人冷漠，而不愿救人助人。虽说“恨人有、笑人无”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但近几十年的残酷动荡和上诈下愚，显然大大恶化了人际关系，同情与友爱更稀薄，提防与坑害更盛行。

从河北干事枪下侥幸生还的陆焉识，经历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两件事：“蹲黑号子‘绝食’和默写”、“在封闭的蔬菜大棚吃喝拉撒几个月”。这两件事，已经不是现实主义了，或者说是现实主义基础上加以魔幻的加工，是超现实主义的描写。许多有着前面逃亡而被抓的真实经历者，没有后面如此侥幸得生的运气，而是凄惨的死去了。当然，陆焉识死了故事也就难以继续，所以陆焉识才活了下来。

真实的历史中，也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生还者，但99.9%的犯人，都像那黑牢里悄无声息死去的那些犯人一样，无声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若说那些盗窃犯、杀人犯，死的还算与德行匹配，但那些因言获罪的政治犯们、因为意识形态立场不同就被当“反革命”处置的人（例如小说中“偷听敌台”、支持国民党，而被挂在电线杆上又活活摔下来，最终死于“黑号子”的左之辉），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牢里，就是六月飞雪的冤了。

陆焉识的屈服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屈服与堕落的根源

陆焉识之所以在小说中幸存，不仅在于戏剧化的编排，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无论面对河北干事、谭队长、邓指导员、各路警察和干部，都能做到充分的卑躬屈膝、忍让、圆滑。面对河北干事的屡次故意找茬甚至殴打，陆焉识没有任何反抗，只有服从命令下有限的闪转腾挪。即便明知河北干事要让他死，却仍然愿意冒着风险去为河北干事抓兔子，因为不抓兔子会更早的死。

“他站起来，踢了老几几下，脚头之猛，如同中锋射门。老几明白哪儿都能让他射门，只要把脏腑一带窝藏起来。于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给他。

……

他往前爬着，让河北人觉得他还会继续往前跑，实际上他想尽量拖延时间，使解放军赶上来。”

而面对救了自己的谭队长和邓指导员，陆焉识更是谦卑至极、感激涕零。虽然陆焉识并没有像一些社会流氓投靠黑帮大佬那样的“跪舔”、作恶以“报答恩人”，但那种低三下四、透着猥琐的恭敬，还是表现在陆焉识一言一行中的：

“老几闭着眼睛，一个劲点头道谢：谢谢队长，谢谢队长夫人，谢谢队长孩子们。因为孩子们那点定量还让出了一顿饺子给他这个老囚犯。

……

老几十分配合地把两手凑到邓指面前，尽量方便邓指上铐的动作。他的每一点配合都是对婉喻和孩子们的顾念。他结巴地说，那总该办个出院手续什么的，不然算他逃跑怎么办？

……

老几将接任这个犯人们都眼红的职位。

老几结巴得越发厉害，一个“谢”字被他重复好多次。

……

邓指给了老几一条羊肋骨，让人握住它啃肉。老几像被重赏的老狗，知趣地拿着骨头到门口安安静静地啃。按他的自尊，他宁可到外面去啃。但他自尊不起；他不想引起邓指或其他干部的多心。”

在对待政府审讯和自己悔罪的宣传大会上，“老几”陆焉识也很积极的配合、流利的讲自己多么罪大恶极、政府多么的宽容，丝毫没有不好意思：

老几的巡回演讲是自首后一个礼拜开始的。演讲稿子是场部宣传科一个年轻干事为他写的，说政府的宽大政策如何感动了老几这样一个罪大恶极、死不改悔、死有余辜的人。他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稿子，一面得意自己的明智；他没有和婉喻见面是多么的明智！……他数着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死、死、死……”接下去该说“有余辜”了。

……

巡回演讲了半年，老几每顿饭有菜有汤，腰围大了一圈，在方圆七百多公里的三四个劳改农场里成了名角儿。”

这时的“老几”，与几十年前民国时高呼言论自由、锐意批评政府、拒绝认罪而甘愿在重庆的地下囚室里呆两年半，回到上海又不愿撒谎填写政审表格、“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又不满新政府思想控制愤而辞职……的陆焉识博士，虽是一个身体，却在灵魂上可谓完全两个相反的人。民国的陆焉识（按《一九八四》里“大洋国”对人的分类，这时的陆焉识可称为“旧人”），绝对想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二十年的陆焉识，变成了这样愿意放下原则、道德、理想，听凭摆布、圆滑世故、“能屈能伸”、谎话张嘴就来的“新人”。

民国和“新中国”初期的陆焉识，曾经为向强权认罪而羞愧，而经过多年牢狱和折磨，反而习惯于顺从和屈膝，要让他挺直腰杆斥责丑恶，反而让他害臊了。前面提到的陆焉识曾在“人民法庭”上咆哮司法不公，而老年陆焉识却为当年书生气害臊，就是改变了价值观和脾性的典型例子。

当然，陆焉识也是考虑家人的命运，自己的顺从、对政府宣传的配合，可以让婉喻和孩子们少受连累。但若放在过去，即便家人被连累，陆焉识也不会这样做的，否则就不会在尚幼的孩子嗷嗷待哺时还宁可坐牢、拒绝接受政审、写剧本骂政府雇佣的流氓。

残酷的政治运动、许多人被枪毙和死去、耳闻目睹的没有底线的迫害、不讲道理的株连，十多年劳改生活的磋磨，最终还是让陆焉识屈服了，不再坚持那些原则，而把为家人和自己活下去，作为一切言行的目的。这时的陆焉识，无论要他喊何种政治口号、怎样做忏悔报告、如何谦恭的对待干部，他都能没什么心理负担的、果断迅速的做到。

当然，陆焉识也没有完全屈服，没有去主动歌颂领袖和党（但被动的歌颂了无数次）。后来被释放，陆焉识又敢于批评领袖，骨子里仍然保留良知与原则。可即便如此，陆焉识还是改变了，不再那么表里如一、讲道理和原则，而是麻木圆滑了许多。

例如当梁葫芦供出“老几”在装结巴时，陆焉识不像当年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和审问时那样惊慌失措，而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掩饰的滴水不漏：

“老几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绷得住的，对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还是比较自信的。当囚犯这么多年，他可以对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会像多年前在重庆那样，人家一拍桌子说“没讲实话”他就灵魂溃散。”

这正是陆焉识历经若干年被抓、被整、被审，历练出的撒谎技巧与厚脸皮。后来这厚脸皮在释放后还多次派上用场（后文再说），包括要回一间房这样的“大用场”。这时的陆焉识，倒不再是恩娘埋怨的“没用场的人”，而是确实能在涉及现实利益时很有“用场”的人了。

这样的改变，固然让陆焉识更能在残酷环境下活下来，可这正是磨灭了他年轻时最珍贵的真诚与勇气。不止一个陆焉识，数十万计的民国“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都在“新中国”毛时代的政治暴力中变成了屈从与麻木者。郭沫若、丁玲、黄炎培、冯亦代、巴金、钱学森、李四光……都断掉脊梁才得以生存（其中一些本来就有品质问题）。而那些宁折不弯的、承受不了黑白颠倒的、不愿麻木不仁的，就纷纷自杀或入狱了。

除了那些名人，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惨，要么死，要么更卑微的屈服。甚至屈服了也仍然要死。前面已经讲了夹边沟等许多案例。当然还有数不尽的、留下和没有留下记录的。

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主角上官金童的姐姐“上官求弟”，幼时被卖给俄罗斯人，改名乔其莎，后来上了医学院，还精通俄语，也算一个知识分子了。她在反右运动时还能坚持真理，被开除也不愿意撒谎、不愿和有历史问题的家人“划清界限”，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可到了1960年大饥荒时，她为了一口饭，愿意被公社食堂厨师张麻子诱奸，一边吃豆饼一边逢迎张麻子。她太饿，得到豆饼就拼命吃，最终撑死了。这是多么悲剧的事。骨气、自尊心，在饥饿面前是会一路溃退至于彻底消失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女性，其骨气和尊严更是脆弱的，历史风浪一起，就连同生命一起毁灭了。

而改革开放之后，迫害虽然大大减轻，但利维坦仍在。六四再一次打击了中国知识人，随波逐流、遁世自愉，成了知识分子的主流。经历毛时代残酷的毁坏，即便改开后相对宽松，中国知识分子也已难以恢复民国时的骨气和水平，普遍软弱、堕落、无知，走向、犬儒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反智主义。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坑蒙拐骗成了“本事”，坚持真理却被作为异类排挤。上世纪80-90年代盛行的“气功热”、“水变油”、“特异功能”，还有各种“国学大师”的泛滥，都是一个民族知识极度匮乏、判断力被毁坏的表现。真正德才兼备者被当成“牛鬼蛇神”整得死去活来、含冤而死，活着的也变得战战兢兢、沉默寡言，真正的“牛鬼蛇神”就趁机招摇过市、大行其道了。

而到了21世纪、2024年、今天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道德底色和言行，相较于前面几十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面对专制独裁的倒行逆施，人民大众的苦难，尤其新冠疫情时种种反智和侵害人权的政策，这些本应担当批判者、力挽狂澜者的知识分子，普遍沉默，甚或为之辩护。（而这些人自身也有不少为这种沉默和服从付出代价。2022年底，新冠疫情在中国彻底控制不住，包括清华北大的许多老年教授在内大量死亡，却被隐瞒和淡化。这些人在活着时候沉默，死的也不明不白、无声无息）

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也是一个民族灵魂的溃烂。而这种堕落与溃烂，当然不止于精神层面，而是实实在在影响到现实人间、毁坏了民权民生。今日中国遍布的造假、骗局、腐败，追溯源头，就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日趋堕落息息相关。

陆焉识的屈服、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责任并不在于他们自己，而是在于那些让他们只能选择苟且或死亡的利维坦，在于做出一系列政治肃清和压迫政策的统治者。面对死亡、家人被株连，没有几个人真的挺得住。即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亲密战友”林彪，又逃过了全家受难的境遇吗？他们也并没有能够反抗，刘周也是逆来顺受了，林彪一家则选择逃跑而机毁人亡。连这些位极人臣者都如此无力，知识分子又能如何呢？我们每个人面临牢狱之灾或其他压迫和威胁时，能够做到不畏强权、不卑不亢的抗争吗？一些人口头上可以做到，可真的遇到危险和巨大压力，能够承担的了吗？

虽然这些屈服与堕落，都算情有可原。可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良心”的良心堕落了，这个国家民族也就沉沦了。当残酷的运动过去，人们能呼吸到自由空气时，也无法让个人生活、人际关系、民族风貌，回到文明和高尚了。

突然的释放：惊弓之鸟的陆焉识、迟来的“平反”、“一笔勾销”；“平反冤假错案”的背景与影响、中国“古拉格”的瓦解

1976年11月，陆焉识与许多在劳改农场尚未死去的劳改犯，这些劫难的幸存者们，收到了获得释放、重获自由的通知。

当通知释放的干部叶干事来找陆焉识时，陆焉识还以为是要通知枪毙他。从1954年被捕和一度判处死刑，到后来在法庭、上海监狱、大西北劳改农场……陆焉识见到过太多死亡、太多没有逻辑的政治运动和清洗、太多毫无理由或显然情由不足的处决。那个年代已经完全没有道理可讲，只有一次次旁观死亡能让人凛然，乃至逐渐死亡都让人麻木。所以即便陆焉识并没再犯什么“罪行”、“错误”，突然被决定枪毙，也没什么奇怪的。

而且陆焉识此前得罪了河北干事，又在邓指导员和邓的妻子纠纷中为保护邓妻撒了谎，陆焉识一直觉得他们会找机会害死他。经过河北干事两次真的想弄死他的劫难和其中种种阴险，侥幸活下来的陆焉识也有充分理由认为还有第三次谋杀。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陆焉识是“十年被蛇咬”，让他在一朝相信会有大赦而不是要杀他，那才违背了人性。于是，陆焉识把叶干事每句话每个动作，还有劳改农场的安排，都当成处决自己的前兆。包括吃饭、看电影，也被当成“断头饭”。书中陆焉识对叶干事关怀的误解，不知情者觉得可笑，了解内情者只会悲哀叹息。

直到最后一刻，在劳改农场的大会上，干部宣布释放陆焉识和其他劳改犯，老犯人们议论纷纷，陆焉识这个“老无期”才明白并不是要杀他，而是终于结束了20多年的监禁生涯、近20年的大西北高原草场上的劳改生活。

劳改农场为陆焉识们举办了释放仪式和庆祝会，发了若干衣服和毛巾等“纪念品”，还要他们感谢政府的宽大。当然，之后也补发了一些“工资”，虽然并不很多。就这些钱和“纪念品”，勾销了制造的二十多年的苦难。几十年的自由丧失、强迫劳动、刑讯虐待、人格侮辱，以及耽误的大好年华、宝贵人生，就这样“一笔勾销”了，还要感谢党的宽大。

但陆焉识和其他被释放的政治犯，也只能感谢。毕竟并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相对于前面几十年没有自由、生活恶劣、朝不保夕，现在总是结束了那样的日子，且并非自己抗争得到，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还能怎么样呢？

前面提到的学者巫宁坤先生，同样是经历几十年的苦难，包括“思想改造”、入狱、下放、重新起用、再下放“牛棚”，最终到了1979年才获平反、恢复教职待遇。巫宁坤拿到对他“右派”身份的“改正（平反）”证明后感叹：“从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到1980年’错划右派’一笔勾销”。其他绝大多数得到“改正”的同事朋友也都百感交集，却又沉默无语。

只有一位巫宁坤的同事、“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教师，当年年轻有为，如今年近半百，拿到“改正”证明后，以头撞墙、满身是血，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这位教师道出了“平反”的本质和许多被“平反”者的心声。所谓“平反”，只是从此之后成为与其他人在法律上名义平等的公民，而旧日几十年里造成的苦难，都被掩藏、勾销了，外加还展示了党多么宽容大度、开明，又试图邀买一次人心。但多数被“平反”的人并没有什么反抗、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在被党害了几十年后，再次感谢党的恩情。

而追溯“平反”的源头和细察背景，人们也就能知道，大规模的平反既可以说中共政策的转向和开明，但根本是中共在统治面临巨大危机下，为延续统治不得已做出的政策变更。

1976年的中国，经历毛泽东及其党羽的多番破坏，国民经济崩溃、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贫困中。与经济急速发展的欧美、日韩、香港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贫困更为明显和凄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让人们既恐惧又厌倦。毛泽东的死去形成了权力真空，继任的华国锋权威不足，政治上暗流汹涌、社会危机四伏。如果再不改革，中共政权有可能在内忧外患下垮台。一旦失去权力，中共统治集团将像历史上许多覆灭王朝的统治者一样，遭到残酷的清算。

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的改革派元老们才决定推动改革。较为开明务实的邓小平，取代了在改革与保守间摇摆不定的华国锋，成为中国实权领袖，开启了改革开放。

而在改革开放正式开始之前及之后，为了激发经济社会建设活力、促进和解与团结、获取支持，邓小平和中共开明派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中共需要获得社会各方的支持，邓小平等人也需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获得党内外支持。包括邓小平本人就是通过“平反”重新掌权的。而曾经在毛时代被打成“贱民”、被残酷迫害、但在各阶层各行业的都颇有影响和潜力的各类人士，就成了被争取的对象。那些相对没有深厚背景的，也顺便沾了光，成为开明政策的受益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到1980年代末，平反了几千万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冠以“反革命”、“右派”、“反党分子”、“黑五类”、“地主恶霸”、“资本家”、“特务”、“国民党军警特宪/政府官员”等罪名的政治犯。

这其中数百万人，属于是中国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在国民政府时期接受教育和担任公职教职、崇尚自由民主、喜欢批评政府、不满中共各种专制和反智政策，成为毛泽东和中共眼里最有害于统治的人群（哪怕这样的人群其实也分许多不同观点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真的广泛联盟），也成了重点打击对象。这些人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学阀”、“臭老九”、“白专”等帽子，受尽了羞辱与折磨。鲁迅说满清统治“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而中共又将民国时中国知识分子和汉族人民重新树起的廉耻与道德，再度加以肉体消灭和精神摧毁，又毁掉了骨气廉耻。

在毁掉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真正爱国爱民的人，让中国陷入长达近三十年的贫困与混乱中之后，中共又为了统治而改革，实行“宽大”。虽说这样的改革和平反就事论事还是值得赞扬的，但显然不必过于拔高。

而且，相对于许多虽然被毁灭一生但仍然幸存的，还有数百万被冠以“反革命”、“右派”之类帽子的国人，已经在毛时代一波波劫难中死去了。他们有的被枪毙、有的被酷刑折磨死、有的死于饥荒、有的死于危险和沉重的劳动……虽然这些死者死后也获得“平反”，可这种“平反”当事人见不到了，生命也不可挽回了。

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及其他中共元老，这么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几亿中国人的生死，从高官到庶民，一句话就被定了生或死、禁锢或自由。毛泽东将镇反杀人定为“千分之二”，上百万人就被处决；反右定为“百分之五”，上千万人就成了贱民。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全国到处杀人流血。而邓小平一句“团结一致向前看”，又让毛政权的血债一笔勾销，中共又成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领路人”。大众的生命与尊严，有时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有时连工具都算不上、一文不值、被践踏进泥土。

陆焉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释放的，并没有什么法律程序，只是高层的决定，陆焉识和几十万人就重获自由了。饱经苦难的陆焉识，回想1954年被逮捕时，同样是没有经过真正严谨的法律程序，被稀里糊涂的抓走了。1976年释放，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含糊其辞的“宽大”，又糊里糊涂的获释。中国历史的大潮，就这样裹挟着陆焉识和无数的人，从人间进入地狱，又将其中的幸存者推回人间。

“平反冤假错案”确实让中国从毛时代的残酷中有所挣脱，既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又助推了改革开放。许多饱受迫害的名人甚至“起复”，重新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科技的进展和文化艺术的复兴，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和这些被平反者重新走上岗位后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这一切仍然是有局限的，中共仍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仍然是被评价为“功大于过、一代伟人”，知识分子们头上仍然悬挂着恐吓他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限的自由下仍然要如履薄冰。后来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六四镇压，也都证实了中共的本质没有变，专制压迫没有变，知识分子的寒蝉状态也不会变。

不过陆焉识和许许多多的人，毕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他们终于被去除了“罪名”和部分污名，也有机会再见到家人。如果毛泽东再晚死十几年，将有数百万人一辈子都没有可能平反。反过来说，如果毛泽东早死十年，一场浩劫就不会发生，多少人可以免于受难和死亡。在1976年，还有不少抗争者死去。张志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暴君的寿命长短，决定亿万国人的死活和生存状态。这就是极权统治的恶果。

“古拉格”的瓦解、遗迹、长存

持续数十年的中国“古拉格”，在这“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中，逐渐瓦解了。苏联的“古拉格”主要存在时期是从192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中期，中国的古拉格是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期，都是近三十年光阴，将上千万人囚在国家机器设置的牢笼里、强迫劳动榨尽血汗，各有数百万人死在了各自国家的“古拉格”中。不过，更加广义的中国“古拉格”，包括劳教所、收容所、看守所、监狱、精神病院等，仍然持续存在。劳教所和收容所在21世纪初才得以废除，而其他机构仍然扮演着关押政治犯、维权者、因为非纯粹刑事犯罪而被迫害的人们。而即便关闭掉的狭义“古拉格”，其影响也没有因关闭而中断。

正如一部讲述古拉格史实与细节的书名字《古拉格：一部历史》，“古拉格”是一部历史，无论苏联的“古拉格”还是中国的“古拉格”/劳改营，都深深嵌入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千万人的个人生活中，它对于这国家民族和许多个人的的遗留影响，无论政治制度、国家政策、社会基调，还是国民的价值观、道德范式、行为方式，都持续到了今天，并将以种种方式在未来继续让这国家民族隐隐作痛，后遗症以许多或明显或隐蔽的方式发作。

在前苏联各国和中国，曾经用作“古拉格”的建筑，要么已被拆毁，要么被改造或成为断壁残垣。如中国的“夹边沟”，那个当年将流放至此的三千多名“右派”饿死70%的地方，除了一片沙漠、一些窑洞，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后人树立的孤零零的一座“衣冠冢”/纪念碑，其他都只有沙土和硬石。曾经的劳改营地的建筑物、标语口号、里边的各种物件，连同多数罹难者的骸骨，都无影无踪了。

后来的人们虽有纪念和著述，可在利维坦威压下，影响有限，激不起多少舆论浪花。有人乍听到这些凄惨的故事，会惊怒一时，甚至拍案大骂，但随时间推移也就淡忘了。“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他者毕竟并不是当事人，没有当事人那样实际的经历和充沛的感知。而当事人或死或老或疯，基本都已不能说话了。当实物逐渐湮灭，夹边沟和中国许多处“古拉格”发生的故事，大都随当事人在当时或后来的去世，隐没在沙土、荒漠、草场、江河湖海中了。

对罪恶的记忆消失或淡忘了。同时，罪恶本身及其对国家人民的损害，却得以保留和延续。且正是对过去罪恶记忆的消失，才让当下罪恶得以延续。当正义如阳光兴盛时，罪恶如暗夜般躲起来。有些人在阳光照耀时，就回想旧日暗夜与雷暴的可怖，及早筹备暗夜重来、倾盆大雨时的抵御。但还有一些人，遗忘暗夜的恐怖、只顾享受一时的阳光。阳光后，暗夜和暴雨又在特定的时机重现，洪水猛兽、流氓恶徒又趁着夜色作恶了。一次复一次，擅于遗忘的人们，也就一次次上当受害。古人尚且知道“未雨绸缪”，可被迫害与洗脑的当代国人，连起码的思考能力都没有了。

当2020-2022年中国到处是“大白”操控着如僵尸般排队张嘴做核酸的大众时（当然这些“大白”自身也是一种“僵尸”），有几个人回想到那农民禁止逃荒要饭、知识分子被劳改、大众噤若寒蝉的毛时代？那些“方舱医院”和“隔离小区”，何尝不是一个个新世纪的“古拉格”？即便物质上日新月异、对待大众毕竟比毛时代人道了些，本质上难道有别？21世纪20年代又发生上世纪的自由剥夺与侵害，残酷程度降低并不值得多么称道。相较于比上世纪中叶大有进步的世界，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事更反映了中国的倒退。看似偶然的疫情，促成了必然的人权悲剧。当人们对过去的生命不在乎，今日的权利也不会被重视，尊严被践踏、历史重演，就不稀奇、不偶然。

一切都没有远去，“古拉格”的形体和魂灵，又回来了。或者说，它一直在飘荡着，在等待时机，撕咬那些鲜活的生命，以供养饕餮般的恶魂。“古拉格”从没有离开。

“古拉格”不止于中苏：朝鲜、柬埔寨、越南、纳粹德国、日本、韩国、印尼、美国等国的集中营

“古拉格”，本质是拘禁人、剥夺个人自由、对人加以虐待的集中营。 “古拉格”的存在，并不止于中国与苏联，也并不只在1920-1970年代才有，也不止在红色极权下发生。相反，这世界上的“古拉格”为数众多、分布在全球许多角落，包括一些现在看起来很文明、意想不到其并不久远之前曾有过集中营的国家。

朝鲜集中营：长久而残酷、现代人类社会的疮疤

在这些集中营中，持续时间最长、残酷程度最高、迄今仍然大规模存在的，是朝鲜的集中营。到了人类相较以前已高度文明的21世纪，这里的集中营仍然在“营业”。

与苏联和中国类似，1945-1953年，朝鲜半岛北部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朝鲜战争，由金日成等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牢牢控制了半岛北部。他们首先杀戮和监禁“阶级敌人（地主资本家）”、“美帝/日帝的代理人（朝奸）”、反叛政权者。之后，又开始一轮轮的政治肃清，金日成将不服从他的、党内斗争的失败者们，杀死或投入集中营。再后来，一些相信了朝鲜“社会主义人间天堂”宣传的、从日本归国的朝鲜侨民，也被投入集中营。

1990年代，朝鲜经济崩溃，内部动荡不安，外部又逢苏东剧变，金家政权一度摇摇欲坠。金家和劳动党政权更加广泛的利用集中营拘捕不忠于金家的公民、政治反抗者、党内试图叛变者、社会不安定分子、“脱北者”、刑事犯等。金日成死去并没有让清洗停止，继任的金正日毒辣丝毫不亚于其父。

几十年里，朝鲜金家劳动党政权将至少数十万、至多数百万人（因为朝鲜高度封闭而很难得到确切数字）投入各种名目（如“管理所”、“教化所”、“预防院”等）的集中营。而这些集中营条件非常恶劣，不仅缺衣少食，还常有酷刑虐待。从上古就有的竹签刺手，到现代文明带来的身体通电，无所不有。有些女犯人被强奸、强制流产、儿童被与家人隔离和酷刑。据美韩情报、“脱北者（包括逃离集中营者）”、国际人权组织的信息证据，集中营里还有规模性的人体实验，将政治犯作为活标本进行解剖和医学研究。

不像中苏两国因政策变更等原因，大多数囚犯经过若干年最终还是被释放，朝鲜的集中营囚犯大多数都死于集中营，永远都没有重获自由。这很大程度在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去后，苏共和中共都进行过政治洗牌，新掌权者也较为开明，结束了斯毛的残暴政策。但朝鲜一直是金家统治，没有根本性的政策变更，大多数集中营的囚犯也就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如今的朝鲜，仍然保持有至少十几座大型集中营和无数较小的拘留场所，集中营囚犯的规模常年都在十几万人以上。对高度封闭的朝鲜、封闭之封闭的朝鲜集中营，外人只能从卫星影像看到它的模糊轮廓。而极少数得以逃离集中营又逃离朝鲜大监狱的人，告诉了那里发生的事情的细节，哪怕也是冰山一角。

最著名的脱北者之一、曾在朝鲜集中营呆了10年的姜哲焕，在他的回忆录《平壤水族馆：我在朝鲜“古拉格”的十年》，就描述了在朝鲜耀德集中营的亲历与所见所闻。当他全家被逮捕时，他抱着养着心爱的鱼的水族箱，幻想着未来还能养它们。

现实当然是无情的。虽然抓捕者居然格外开恩让他抱着水族箱和鱼一起登上押送的汽车，但鱼儿们终究死了，他也从革命战士和归国朝侨结合而生的、“体制内”倍受尊敬的富足家庭的孩子，成为灰黑的、到处是暴力的、塞着各种绝望之人的集中营里的囚犯。十年牢狱里，饥饿、酷刑、时刻被打被杀的恐惧，折磨着姜哲焕。

关于本书详细内容和姜哲焕人生经历，因篇幅问题不再展开叙述。关于朝鲜人权悲剧的来龙去脉，我在《太白山脉：“三千里江山”的磨难与悲歌》和《朝鲜金家王朝的前世今生》等文中也已详述，不再在此重复。在此只摘录姜哲焕对于集中营生活对人的影响的一点总结：

“我在耀德学到的唯一教训是，人有作恶的无限潜能。除此之外，集中营里不存在社会身份的分野。我曾相信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但耀德让我发现事实不然。在营中，人跟野兽没有两样，除了非常饥饿的人会去偷自己小孩的食物，而动物或许不会。我看过许多人死在集中营，他们死后看起来跟动物差不多。”

姜哲焕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至极的，他成为朝鲜集中营受害者中为数极少得到释放、又逃出朝鲜、还通过写回忆录声名大振的人，还得到美国时任总统沃克·布什（小布什）的接见。当然也有其他一些曾经拘禁在集中营的受害者成功逃离朝鲜，如申东赫、李英珠等。但这些逃离朝鲜的人，不超过集中营受害者万分之一。

普通朝鲜人能够逃出朝鲜这个地狱牢笼，是奇迹；从集中营逃出，再逃离朝鲜国家这个大监狱，是奇迹中的奇迹。在逃离过程中惊险丛生，每个细节的疏忽、每次巧合，都可能让逃跑功亏一篑，后果是灭顶之灾。虽说也有一些经济困难者逃跑后得到“宽恕”仅判几年徒刑，甚至再次逃跑并成功，但绝大多数试图逃跑者、尤其涉及政治反叛的逃跑者，一旦被捕就是必死无疑。

不同于已告终结的苏联“古拉格”和中国毛时代劳改营，朝鲜的集中营仍然在运行中。虽然姜哲焕曾渡过十年磨难的耀德集中营已被废弃，但还有更多集中营（如价川集中营、北仓集中营）仍然在运转。耀德集中营的囚犯除少数获释，大多数只是转移到了其他集中营。即便侥幸获释者，只是从这些“小集中营”，回到朝鲜这个大集中营里。只要金家政权还继续存在、劳动党继续执政，朝鲜集中营的囚犯就无法获得自由。相较于那不到万分之一的逃出者，永远留在那铁丝电网、简陋板房、深山矿井中的生命，才是朝鲜政治受害者的主体群像。

21世纪的世界，虽然仍然有种种暴力和阴谋，但绝大多数国家起码在表面上还是要尊重人权、遵守现代文明规范。但朝鲜却仍然在大规模的法外监禁和酷刑对待众多公民。这不仅在伤害朝鲜人，也是全人类的耻辱。而完全彻底专制模式下，朝鲜人民自己是无力反抗金家统治的。想朝鲜发生变革，只有外力能够做到。

可这个世界上，真心关怀朝鲜人民的人少之又少。虽然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朝鲜邻国（如美国、日本、中国）都时常关注朝鲜，但主要关心的是朝鲜核试验、发射导弹、威胁自己国家和自己本人及家人，而并非在意朝鲜国民的人权。即便是朝鲜人同族的韩国人，也逐渐更在乎朝鲜对自身的影响，而对北边的同胞不那么关怀了。“人与人的悲欢”确实不相通，即便相通、明白别人苦难，也仍然更在乎自己而非他人。

于是，这个位于东北亚的巨大牢笼，历经70多年，仍然屹立不倒。大牢笼里许多更残暴的小牢笼，每天都在上演着文明世界难以想象的惨剧。可即便这些惨剧透过缝隙传到世上，换来几句惊叹后也没了声息。这可能才是世界的本质吧。

S-21集中营和红色高棉大屠杀：柬埔寨“自我灭绝”的三年零八个月

中苏朝三国外，20世纪后半叶最大规模的集中营和最残暴的杀戮，发生在东南亚的小国柬埔寨。这个在世界上很不起眼的国家，被越南、中国、美国、印度、泰国等知名国家阴影笼罩的小国，却在1975-1979年，制造了前无古人、迄今也后无来者的“自我屠杀”，仅仅不到四年，全国600万公民中150万人在屠杀和饥荒中死去。

1950-1970年代，中南半岛上战火纷飞。越南是战争的核心区，邻近的老挝和柬埔寨，也被波及。柬埔寨国内分成多个势力，包括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其中波尔布特等激进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红色高棉，受到中国扶植，在残酷内战中逐渐站稳脚跟。

1975年美国从中南半岛撤退，红色高棉势如破竹、几乎兵不血刃的占领了首都金边，也迅速接管了全国。而经历很久内战、也不满美国扶植的腐败的朗诺政权、希望新政权维护秩序恢复经济的柬埔寨各地民众，包括首都金边的市民们，普遍欢迎红色高棉的到来。

但红色高棉没有带来和平与经济恢复，而是以所有人预料不到的规模和残酷程度，进行大抓捕、大清洗、大屠杀。红色高棉将占全国人口近一半、约300万人口的首都金边居民几乎全部强制迁移到乡村，不服从者被直接枪杀，许多医院病人直接死在病床、一些缺医少药缺衣少食的老弱病残死于路途。

但这些仅仅是开始，之后的红色高棉，将柬埔寨几乎所有前政府官员和职员、知识分子、医生和教师、城市工人、僧侣、地主资本家，分批的、秘密的囚禁和处决。再之后，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又开始进行党内清洗，将许多红色高棉干部和军人打成“美国/越南间谍”、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代理人”、“试图颠覆革命的叛徒”等，逮捕和施以酷刑。许多没有被立即处决的，并没有比立即处决的更幸运，相反要在集中营里经历更多惨无人道的折磨。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时代的集中营中，最著名是S-21集中营，正式名称为“第21号安全监狱”。这里由红色高棉核心人物之一康克由亲自掌管，关押着被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认为的“最危险的敌人”。包括许多首都金边的知识分子、红色高棉掌权前柬埔寨的许多显赫人物，当然也有不少平民。

关于这里的酷刑和屠杀，有许多记载，在此只择取维基百科引述的新闻报道和文献中的冰山一角，及其终结的原因：

“在S-21集中营的生活是极端血腥恐怖的。犯人……关押在较小牢房的犯人被铐在墙上，而关押在较大牢房的犯人则是所有人被铐在一根大长铁条上。犯人必须睡在冰冷的地面，没有被褥，连睡觉时也是被铐着的。

集中营的纪律非常严格，犯人稍有违反就会遭到毒打，犯人的每个行动都必须得到守卫的批准。在集中营中，犯人的健康也无法得到保障，他们极易感染皮肤病、虱或其他疾病。犯人基本不会得到任何治疗，因为集中营的医生并不会为病人治病，他们的任务是让犯人能够继续接受审问。

大部分进入集中营的犯人可以在营内待两到三个月，不过一些级别较高的红色高棉干部可能会待得更久一些。犯人进入集中营两三天后，就会被带走接受审问。审问过程中犯人会遭到殴打、电击、热烙或悬吊等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某些犯人会被刀子砍伤或是用塑胶袋闷住头部，或是指甲被拔掉后在伤口上倒酒精、将头压入水中以及坐水凳等等。

而女性犯人有时则会遭到审问者的强奸，不过性侵害违反红色高棉的规定。若是审问者被发现对犯人进行性侵害，将会被处决；例如S-21的高级狱警农辉（Nun Huy）就于1978年因涉嫌性侵害而处决。[9]尽管会有很多犯人因不能忍受酷刑的折磨而死亡，但红色高棉并不鼓励过快的杀死犯人，因为红色高棉需要他们招供同党。另外，集中营中的医疗中心也利用放血的方式杀死了至少100名犯人。

犯人要按照时间顺序招认自己的叛国通敌行为，例如给美国中情局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党中央，甚至是非礼幼女。最后犯人要供认出一份名单，用来指认同样具有叛国行为的朋友、同事或是熟人。有些名单上的人名甚至多达上百个，而名单上的人通常会被抓进集中营接受审问。

审问过后，犯人及他们的家属会被带往琼邑克灭绝中心加以杀害。该中心位于金边市中心15公里远，在那里他们被红色高棉的士兵用棍棒、锄头、十字镐、圆锹、镰刀、弯刀等或其他农具残忍的杀害。孩子通常被拉住双脚，头部撞到树上摔死。曾在集中营关押过的15000名的犯人中，仅有7人幸免于难。

1979年，越南人民军进攻柬埔寨，直扑金边。波布鉴于这种状况，要求集中营内赤柬人员尽快处决这7人。处决日期定于该年1月7日下午2时，但在当日上午8时，越军士兵已攻入金边，这7人重获自由。7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凡纳的画家，由于他长期被关押在集中营，所以非常熟悉集中营内的生活。他重获自由后，画了不少赤柬工作人员如何折磨囚犯的油画，并将这批油画送回博物馆展览。”

红色高棉的开始和结束，都充满着偶然。它本来无力夺取政权，但因为美军要撤离东南亚、柬埔寨人无心抵抗它，才让它成功夺权；红色高棉掌权后，又在波尔布特等人临时起意下，出人意料的开展了冠绝现代史的“自我屠杀”（这和周边越南和老挝的情况对比，更显红色高棉残暴的特别和意外）；而终结其暴政的并非人民的反抗，人民也无力反抗，且又不是美国这样传统尊重人权的国家去解放，而是由另一个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所为。而中国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权，出于意识形态和利益目的，却都一直在支持红色高棉，无视他的残暴造成其国民巨量死亡和受虐。

当时600万柬埔寨人的生命，就在这些偶然和巧合中，在大国的博弈中，经历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波折，其中四分之一即150万人被杀戮/被折磨致死。这其中，除了少部分在家中、街头、工作地点被红色高棉军人直接处决，大多数人是在运到柬埔寨各地的监狱、劳动营地、集体农庄后，被折磨和杀戮的。

在柬埔寨这些星罗棋布的集中营里发生惨无人道的杀戮时，大多数外人尤其西方左翼人士，并不相信会发生如此规模的屠杀。他们要么说是柬埔寨朗诺政权残余势力和西方反共右翼编织的谎言，要么认为杀戮规模远没有这么大、仅仅是对旧政权镇压的一些小范围报复。直到197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大多数地区，发现若干“万人坑”，世人才知道东南亚这个小国出现多么惨绝人寰的悲剧。

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悲剧，并没有在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后终结。大屠杀消灭了柬埔寨几乎所有社会精英和专业人士，把20世纪以来柬埔寨走向现代化的物质、精神、人才，破坏殆尽。屠杀也让人们之间的同情心和人道品性消失，人们变得暴力和贪婪。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后，柬埔寨陷入长期内战，内战当然也损害了经济民生。之后，政治强人洪森统治了柬埔寨，逐步建立了专制体制，并在近年将总理大位传给儿子，柬埔寨经历几十年革命、战争、转型，又回到了专制时代。

这些悲剧，都与红色高棉屠杀颇有关系。洪森虽然是从红色高棉中反叛出来的人，对于终结红色高棉暴政有重大贡献。但他也在红色高棉残暴统治下受到浸染，其掌权后不择手段打击反对派，显然也与红色高棉时代留下的反人道烙印有关。

红色高棉杀戮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对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记忆却在淡化。1990年代之后的大多数柬埔寨人，在远离红色高棉恐怖、重新得到部分自由后，更多在挣钱养家、发家致富，对现实物质的欲求，占据了几乎全部生活。对于历史上的苦难，是无暇顾忌也缺乏兴趣关心的。对贫困的柬埔寨人来说，现实已足够沉重，让他们无心无力去回忆过去。

在普遍的遗忘中，也有闪烁的记忆之光。亲历红色高棉迫害、父母和兄弟姐妹均死于迫害的柬埔寨导演潘礼德，就拍摄了《S21-集中营杀人机器》、《残缺影像》、《无名之墓》等影片，铭记和反思那场柬埔寨民族的滔天巨祸。其中《残缺影像》以真实历史影像和陶俑塑像搭配解说混合，将那段大量缺失影像记录的灾难呈现出来。一个个陶俑对应的，是历史上真实的生命的存在与毁灭。

潘礼德导演努力的补足历史影像、铭记悲剧，是值得敬佩的。不仅柬埔寨缺乏这样的人，中国更为缺乏。如今的国人精致利己、耽于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于历史总是淡忘的、不在乎的。这正是中国人不断重复遭遇悲剧的原因。不汲取教训、不敬畏生命，后果即是一遍遍被相似的祸乱折磨。

只有一千多万人口、贫穷落后的柬埔寨，可以出现潘礼德这样有责任感和高超演绎能力的导演；而有14亿人口、繁荣富强的中国，虽然也有一些拍摄历史记忆的导演，却普遍都不如潘礼德思想的深刻和对历史探究的严肃，格调普遍较低、视野狭隘、流于俗媚。或许这与中国和柬埔寨对于反映历史问题影视和艺术的限制不同有关。但并不能都归于限制，个人能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铭记历史方面，柬埔寨虽并不是优等生，乃至许多国民在遗忘，但却仍然比中国是强得多的。柬埔寨官方一直在纪念红色高棉屠杀悲剧，S-21集中营也是公开展览的地点。而在中国，关于镇压、饥荒、文革，都竭力的淡化，没有一处真正的纪念馆（曾经有过被关闭）。这是中华之耻，文明之悲。无论是体制的钳制，还是精英的自私、大众的淡漠，都是可耻的。

而柬埔寨附近的越南，在1975年国家统一后，越共政权同样将大量南越军警和公务员关进集中营进行“劳动改造”，至少数万人死亡。这也是许多越南人逃离越南的“投奔怒海”难民潮发生的原因之一。但相对于柬埔寨，越南的政治迫害及集中营，确实算是“温和”的多了。越南和柬埔寨是邻国，越共和柬共也都是共产党，但两个红色政权对待人民及前敌人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而在他们统治国家之前，被统治者是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对待的，很多时候只能听凭运气。但无论哪个国家，集中营都是残酷的，不应该被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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