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陈永苗发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的文章，喊出“改革已死”的口号。据说，某人读罢非常生气。几天前，生气的人死了。

那个人之所以生气，也许正是因为陈永苗预测到了“改革必将失败”的最终结局。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所以反复陷入“人亡政息”，不是因为改革者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通常只改制度的“运行方式”，却从没有改变过制度本身赖以存在的权力结构。

纵观中国历史，搞改革的人，很少善终。

李悝，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改革家。他面临的是三家分晋（击败智氏）后的遗留问题，晋国数百年世袭贵族传统，完全不能适应战国初期生产力快速发展。因此，李悝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以“平籴法”抑制商人囤积、颁布《法经》令人明典刑、食有劳而禄有功废除贵族无功世袭，吸收寒门令能者上。他之所以得善终，在于他死的早，和支持他改革的魏文侯前后脚。他虽然促成了魏国在战国时期第一雄，但他的改革也没有延续下去，很快，魏国就没落了。

相比起来，商鞅就惨了。结局是“车裂”。

商鞅入秦，面临的是秦国根深蒂固的世袭贵族体系。旧卿大夫世代占有封地，政令难下基层，民众耕战无从获得回报，国家动员力孱弱。于是他开了一剂猛药：废除世卿世禄，设立二十等军功爵；废分封、置县制，把地方治权收归中央；以军功重新划定土地与身份，依靠对外战争持续孕育出新的利益群体。可惜，秦孝公一死，他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最终逃身遇阻，兵败身亡。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虽人亡而法存，最终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王莽改革最有趣。他完全照搬上古行政模板，以心中的理想社会形态，硬刚现实条件，最终撞得头破血流。他死的惨烈，被逼独上渐台，为商人杜吴所杀，身体被蜂拥而至的士卒剁成肉酱。悬头示众时，舌头还被老百姓割掉吃了。最终刘秀将王莽的头涂上黑漆，收藏于国家武库中，与孔子的鞋、高祖的剑并列“异宝”，实属诡异。

北魏孝文帝改革思路与王莽有点相似。王莽是全面摹古，孝文帝是全盘汉化。叠加各种因素最终造成六镇之乱，北魏分崩离析。他的后继者西魏宇文泰任用苏绰，采用胡汉杂糅的策略，最终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也给后来陇西集团的百年屠戮埋下祸根）。人死后颇受历代殊荣，其改革成就也一直延续下来，是中国历代改革者中唯一名利双收的成功者。

杨炎其实算不上全面改革，他面对的是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拮据，税收锐减的局面。唐初均田制彻底瓦解，租庸调制名存实亡。杨炎改两税法，颇像当代税制改革的手笔，但走得更稳健，主张量出以制入，即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同时又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虽然他的改革措施延续了近千年，但其个人结局则相当悲惨，在贬谪途中被赐死。

王安石的变法推行了16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虽然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撑，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好在宋朝禁止杀士大夫，他虽忧愤而亡，也算善终。

张居正就没这么幸运了。和杨炎一样，充其量算作改良。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土地抑制豪强兼并、一条鞭法强化税收。他虽大权独揽事必躬亲，但也积劳成疾最终病亡。死后没过多久万历皇帝翻脸，夺爵清算，一家十几口被关押饿死，长子张敬修严刑拷打惨死。他自己差点儿被剖棺戮尸，万历皇帝定性：“罪大恶极”。

光绪变法，六君子菜市口问斩，光绪帝被关押至死，康梁远走海外。

相比较这些改革前辈，喜欢生气的那位算是相当走运了。

很多历史学者都喜欢分析评判这些改革者的改革措施，有效无效，是对是错。其实当一个社会走过它所处的时代，再翻回头去判断决策失误，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丢失的细节太多，无法真正的还原真相。其实真正该问的，是他们的结局为何总是落入“人亡政息”的窠臼。

首先我们要检视一下，他们改革针对的是什么。分析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改革，要改的无非是旧有、僵化的政治制度。有的谋求掀桌重来，比如王莽、光绪。有的想给旧桌子换块新桌布，比如杨炎、张居正。但问题是，无论是掀桌子还是换桌布，这张桌子本身却从来未被触及过。我想，这就是悲剧一次次发生的必然要素吧。

那么“这张桌子”是什么？中国华夏政治制度的来源，无非三篇文章。《洪范》、《禹贡》和《周官》。这三篇文章几乎定义了中国三千年皇权统治的核心要素：建极绥猷、等差输血和官吏层级。

所谓“建极绥猷”的《洪范》，解决了权力的神格化与绝对性，让皇权成为宇宙的中心，不可动摇，亦不可置疑；

《禹贡》定下的九州贡赋，不仅是财政地图，更是等级森严的资源汲取模型，它规定了谁该供养谁，谁该被统治，规范了一个向上输血的漏斗形结构，从根源上锁死了社会的横向流动；

而《周官》（即《周礼》）所构建的庞大官僚体系，则设计了一套精密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这套机制并不以“效率”或“富国”为第一目标，而是以“稳定”、“抽利”和“控制”为核心。

这便构成了那张坚不可摧的“桌子”。这张桌子在设计之初，核心的功能就是控制底层、向上输血和“维稳”。

我曾经在《鸭血粉丝汤与中国历史的杀戮循环》中写过：中国历史循环性的根本矛盾，皆出于同一个悖论：静态的治理框架，对抗动态变化的社会现实。当社会的复杂程度超出政权的理解能力，为了维持秩序，就必须以摧毁社会的方式回归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循环”。

商鞅之所以被车裂，是因为他想把这张桌子从“贵族的饭桌”变成“军功的流水线”，动了旧主人的位置；王莽之所以被分尸，是因为他不仅想换桌布，还试图把这张方桌强行锯成圆桌，结果《周官》秩序被现实公然打脸；而张居正最令人唏嘘，他把自己当成了这张桌子的“修补匠”和“清洁工”，勤勤恳恳地擦拭灰尘、加固桌腿。但他忘了，在《洪范》的逻辑里，他是仆人，不是主人。当仆人的手伸得太长，把桌子擦得太亮，以至于反衬出坐在桌边的主人们显得油腻、昏聩甚至多余时，这张桌子就会立刻异化为绞刑架。

而更关键的是，无论他们的改革初衷是什么，最终多少都会触及那根向上输血的管子，损害食利阶层随心所欲的挥霍。

所以，他们的改革都失败了，而且改革失败之后，旧制度的僵化与社会发展释放出的能量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这种激烈的碰撞最终会造成不可逆的社会灾难，摧毁社会活力，以战争、饥荒和战乱缩小人口基数，以使得社会重新去适应旧管理框架所能控制的规模。

历史上，每当社会繁荣、人口膨胀时，乱世的伏笔便已埋下。改革的失败便预示着以血海为代价。春秋战国末年，四千万人口的国域已经到极限，秦皇一统后，马上陷入楚汉之争。西汉初，人口只剩一半。东汉盛时六千万，三国人口数量十去六七，仅剩两千一百万；盛唐九千万，五代初年折半；明朝两亿，清初剩一亿二千万。每一次兴盛之巅，都必伴随一次极端的血腥风雨。 而每一次血腥风雨之后，那张桌子又被重新抬将出来，铺上桌布，天子居中，宰分左右，六部依次，州县序位，百姓跪倒一片，社会重回“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个千古不变的套路在史书上有个金光闪闪的大词儿：祖宗成法。现实朝着复杂化狂奔，但当权食利者始终以静态秩序为标尺评判现实。当社会偏离成法，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成法过时了，我们需要创造新制度”，而是“社会跑偏了，我们要想办法拉回来”。

所有的改革，无非就是将社会重新纳入成法的过程。

欧洲中世纪也同样是一个严重固化的社会结构：领主、农奴、教会，人身依附，商业规模很小，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固化程度有些相似。但是，随着商业体系的发达和远距离贸易催生出新的需求，新兴商业城市的议价权突破了旧体制的框架，跨区域贸易催生了统一商法和和行会权力。再加上教权与王权、罗马城邦自治传统的博弈，使得社会无法再被重新压缩回旧体制框架中。

以英国为例，同样也是这张“旧桌子”，他们没有选择修修补补或者换块新桌布来遮丑，而是一把斧子劈下去，拆开了重新打造了一批新桌子，尽可能让更多人坐到桌面上来，共同议价共同博弈，让制度反过来适应社会的需要。为此不惜重新创作了“圆桌骑士”的血缘传说，与旧有的“祖宗成法”彻底决裂。

不是通过一次大刀阔斧甚至血流成河的改革或者革命，而是慢慢地梳理平等关系，尽管中间也有血腥反复，但终归可以步入正轨。

所以，我对“改革”从来不看好。陈永苗认为“改革已死”，而我觉得所谓“改革”，无非是给一具已经腐烂恶臭了的千年僵尸，换一张新的裹尸布抬出来游行一番而已。哪里是“改革已死”，而是死的太久，早该埋葬了。

皇权建极的核心不变，向上输血的模式不变，向下管控的格局不变，所有改革都是个“笑话”，唯有劈掉那张桌子，砍断那根输血管。哪怕所有人都暂时平等地先坐到地上，未来也会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