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化学者仲树与电影导演诺兰进行了一场对话，并引发全球范围的关注和热议。议论的重点集中在对于荷马原著和诺兰同名电影《奥德赛》中若干概念争议。因议论已多，笔者又不熟稔哲学与神学，就不再叠床架屋，转而就其涉及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人类表达方式的变迁问题，做些简略的评析。

   作为与《伊利亚特》并列的“荷马史诗”后半部，《奥德赛》是西方早期文明最经典的文学成果之一。它是文学化的史记，又是史料性的文学；它的细节是虚构演绎的，但情境是基于史实的；它提及许多神明和超自然力量，反映的却是人性与人情、饱含人文主义。它与“无韵之离骚”之称的中国司马迁所著《史记》相似，以生动的笔触、丰沛的情感，把遥远古代的人们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塑造出来，让读者们感到那过去的历史、逝去的人物，就在自己的面前。

    人类创造文字后，曾长时间只是记录简单的生活，如狩猎、天文、灾异等。逐渐的，人们开始用文字记录更复杂的事情、讲述完整的故事，不过往往还是简略单调的。如一场战争、一次大灾，文字里也就寥寥数语；一篇人物传记，常常也就百余字。但在大约三千多年前，人类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了长篇史诗，以宏大的篇幅与背景、丰富的人物与细节、动人的情感与故事，开辟了一种令人惊叹和启示性的写作方式，让文字的价值登上了之前人们无法想象的新高度，并启迪了后来至今的无数作品。而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史诗”，是其中的佼佼者、欧洲文学的奠基石。

    今日看惯了文字和文学并习以为常的人类，很难明白几千年前人们从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的蒙昧中萌发书写文明史诗的际遇，其中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探索与奇绝的运气，也鲜有思考抽象的语言文字为何有时比丰盛的餐点更引人入胜、比香醇的美酒更令人陶醉。优秀的文字作品，将世间的爱恨情仇娓娓道来、让人们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字里行间的情感起伏如音乐韵律般调动着人心。文字组成的文章典籍还有着公共性、社会性、历史性的价值，如政治家和文学家曹丕在《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在电影等影像技术被发明以前，文字在人类的记录、抒情、说理中占据压倒性的地位。虽也有画作、戏剧、音乐等其他形式，但都远不及文字表达的信息之多、蕴含的道理之深。甚至说，人类文明的运行、文化的存在与构建，都是在文字的基石上的。即便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也能通过他人的转述为文字中的故事而或喜或悲、对书册中的人物牵肠挂肚。如中国古代的“说书人”–东方的“吟游诗人”，讲到关羽斩颜良文丑、岳飞大破金军，听书者们往往如身临其境，击节叫好；讲到关羽走麦城、岳飞惨死风波亭，听书者们也代入历史，为之悲愤哀伤。

     到了20至21世纪，影像技术从无到有、从稀少到普及、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参与，极大改变和重塑了人们获取信息、生活休闲、表达情感的方式。活灵活现、视觉冲击力强的影像，对于大多数人当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影像也能更加直观、立体、复刻式的塑造人物与讲述故事。而电影则是影像时代最主要的艺术表达形式之一。

    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也在影像时代被搬上荧幕，且往往做了改编。中国的“四大名著”、西方的“荷马史诗”，都从书籍走上荧屏，经过导演编剧们的“大手”，呈现了与原著有同有异的新的形象，并引发了很多争议。而诺兰导演的《奥德赛》，相比荷马的原作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正是仲树访谈诺兰的引子。

    从文字时代到影像世纪，变化的并不仅仅是文化表达方式和技术，还有价值观、视角、社会背景等更多东西。如仲树所说，荷马的《奥德赛》原著是称颂战争和英雄的，而诺兰的电影则增加了对战争的反思和英雄的忏悔。就笔者看来，荷马的原著情感更“纯粹”和炽烈，而诺兰的电影表达的更“复杂”和克制。

     这些不同，与二者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主流观念、文明规训的程度和差异有关。文字本来比影像含蓄，但在大环境影响、作者人为操作下，有时文字比影像更激情勃发、扣人心弦，影像却如在镣铐中不能尽情舞蹈的模具人，让人感到意犹未尽甚至失落不已。这并非少数而是常态。古时除了“文字狱”兴盛时对特定内容的禁忌，文字往往没有什么限制而尽情抒发。而现代影像时代却有法律、道德规范、“政治正确”等限制，还要更多考虑它的社会影响和各方感受。还有一些改动和自我设限，并非出于直接的外界压力，是导演编剧等本人主动的选择，但这选择背后却是现代社会塑造人的结果。

    当然，在才华横溢的诺兰导演下的《奥德赛》仍然是精彩的、值得称道的。他对原著的改编，当然也是有其道理的。如将奥德修斯刻画的更复杂、多了创伤与忏悔，若从近现代战争幸存者视角是相当合理的。21世纪的电影也不能抛却现代文明的一些道德底线，完全仿效三千年前的价值标准。如果让诺兰这个现代人脱离当代现实，按照几千年前的价值观和思维路径复刻《奥德赛》，反而是困难的，也成了泥古不化了。

    不过无论如何，影片中的主人公英雄奥德修斯的形象，也确不是（或起码不完全是）荷马原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了。笔者倒不认为是时代氛围决定了人物塑造，更多是新旧价值观差异造成了英雄形象的不同。三千年前的原著更多直书不讳，现代文明的今日增设了温情的帐幕。虽不能简单说前者更诚实而后者有虚伪，但反思与克制并非时时处处都值得褒扬。

   仲树对诺兰的提问，多数集中在诺兰个人对于《奥德赛》的看法和改编动机。而笔者看来，时代环境的影响远大于导演个人的偏好与立场。而且，导演的偏好和立场，从本质上也是社会现实的塑造和映射。哪怕两个观点和立场相反的导演、两部价值观不同的影片，也都是现实塑造出来、映射了现实的一部分或一个侧面。“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评价”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两条对立统一的史学信条，也适用于文学艺术。

    从古代到现代、从文字到影像，文化艺术的内容、形式、价值观，以及塑造它的各种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被推崇的现在被质疑、曾经视为金科玉律的被修正甚至重塑。最近几十年里，全球的文化艺术潮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几经变迁、叠加了多重否定与重构，令人眼花缭乱。

    但无论如何变动，人类通过文字与影像等形式记录生活与命运、抒发纷繁复杂的情感的需求与行为始终存在。荷马的《奥德赛》文学史诗历经数千年价值不朽，英雄形象风采依旧，今日仍令人叹服陶醉、引人探究解析，也反映了语言文字的伟大与魅力。在显然不算乐观向上的当下世界，或许算是“文明的黄昏”，但作为“会思想的苇草”的人类思考、记录、表达的热情，是炙热又长明而没有“落日”之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