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生日。
没人记得这件事,我也没想起来。
那天我正在台山的一个小村游荡。野地里长满了鲜灵透红的小番茄,香甜多汁。没人知道它是被谁种在这里,或者仅仅是一个偶然,有人将一颗小番茄扔在野地里,经过一两年的时光,便不管不顾地铺满了整片田野。
我摘下一串,在衣角擦了擦,一把扔进嘴里。浓郁的汁液瞬间爆满整个口腔,酸酸甜甜的。
就在这时,突然支付宝给我发来一条消息,祝我生日快乐!
唉,挺美好的一天,全被支付宝给毁了。
我一直没明白,人类为什么会热衷于过生日?这种思维方式很不容易被理解。是为了庆祝自己离死亡又近了一步?还是祝贺自己在这个充满艰辛和痛苦的时代,又苟活了一年?
反正古人是不过生日的。在我印象中,从先秦到魏晋,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似乎没有史料记载谁庆祝过生日。在古人的世界观里,还没有开枝散叶、功成名就的你,不过是宗族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顶多在族谱里留下一笔冰冷的“诞辰”。你不过是一张浪费粮食的嘴,凭什么大张旗鼓地庆祝自己来世上蹭饭?
后来随着佛教的深入,一部《父母恩重难报经》被儒家吸收,硬生生把生日定义成了“母难日”。古人没有无痛分娩,生孩子就是闯鬼门关。所以在古人的底线里,你出生的那天,是你母亲最痛苦、最流血、最接近死亡的一天。
于是,信佛信到走火入魔的梁武帝,首创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大规模斋僧、做水陆道场,以求功德。结果呢?被达摩祖师当头棒喝,叱为“人天小果,并无功德”——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搞的这些虚妄的表象,连个屁都不算。
到了唐朝,唐玄宗更进一步,将自己生日定为国家法定节日,通宵达旦举国狂欢。
从那时起,中国才算有了庆祝生日的习俗。但你看它的底色,要么是赎罪的恐惧,要么是权力的自嗨。
直到明清时期,“过生日”才在民间普及,《金瓶梅》记载了西门庆一家从主人到仆役过生日的生动场景。西门庆过生日,是下面的人借机送金银、送丫鬟来攀附权贵;潘金莲过生日,是争风吃醋、拉帮结派的修罗场。在世俗社会里,生日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张人情网,谁在这天送了什么礼、谁被冷落了,就是一次社会地位的重新洗牌。
西方人的生日也一样,最初是和权力死死捆绑的。古希腊只有贵族和公民有权过生日,门人和下属必须带着礼物登门拜访,这根本不是聚会,而是一场“服从度测试”,是权力在丈量自己控制的边界。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生日干脆成了禁忌。因为从教义上说,出生是原罪滋长、背离上帝的开始。如果你在中世纪的村子里敢为生日筹备一场狂欢,那你得小心了,没准你的街坊邻居,正在广场上为你准备一根火刑柱,下面堆满了浸过油的柴火。
庆祝自己的堕落,恰恰证明了你是撒旦的人间使者。
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的蛋糕商和贺卡厂面临产能过剩。于是,一群精明的商人开始大张旗鼓地洗脑:“不给孩子庆祝生日,会让他们因被轻视而在童年留下心理创伤。”
就这一句谎言,让全人类乖乖掏钱,一直掏到了今天。
2020年6月14日,美国“国旗日”,川普在白宫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典。
哦,忘了提一句:这一天也是他生日。
从古希腊的门客,到唐玄宗的千秋节,再到川普的南草坪。权力过生日,本质上都是一种“抵抗死亡的永动机”。他们试图用狂欢的音量,去制造一种“我即永恒、与国家同在”的虚假幻觉。
其实有些人,只有死了,才值得庆祝。
终于从生聊到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向死而生。他认为,只有当人真正直面死亡、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时,人才能摆脱日常的浑浑噩噩,去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向死而生”曾经是画家华涌的微信名。
2017年,我曾和他相约。我从成都徒步去拉萨,他从甘肃骑摩托去拉萨,约定在雪域高原会合。
但他没能来。因为去探访杨改兰的家乡,他被阻拦、被劝返。而我,徒步走到小金县时,被戴上了手铐。
那一年,我们又一次真切地撞上了这片土地坚硬的高墙;那一年,我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提前触碰到了社会性死亡的边缘。
2022年,他在加拿大溺水身亡。
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脑子里浮现出的,不是他画笔下的色彩,而是海德格尔的那句“向死而生”。
我忘了华涌有没有在朋友圈发过精致的生日蛋糕,但我想他不需要那种虚妄的“存活证明”。他活着的时候,就像一根不合时宜的刺,扎向那些虚假的狂欢和沉默的帮凶。
他践行了直面深渊。
溺水是一种极其安静的死法。没有火刑柱的烈焰,没有寿终正寝的仪式。水漫过口鼻,世界归于寂静。
他不需要谁来庆祝他的出生,因为他的死亡本身,就已经是对这个荒诞世界最决绝的嘲弄。
但我还没死。
既然还没死,我就总是喜欢在脑海中设计自己的死法。我发现,人类不仅喜欢给“生”加戏,连“死”都不肯放过。
《五灯会元》里有个和尚,临终前嫌躺着死太俗,问能不能倒立着死。结果真倒立着咽气了,尸体僵如铁柱,推都推不倒。
这时候,一个婆子走过来,“啪”地扇了那具尸体一巴掌,骂道:“你这死汉!活着时不守规矩,死了还装神弄鬼摆Pose吓唬人!”
话音刚落,尸体“扑通”一声软倒在地。
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也一样。弟子问他死后怎么安葬,他冷笑着说:“随便扔哪都行,最好扔出城墙外喂野狗。”
弟子惊恐地说:“那怎么行!喂野狗你岂不是很惨?”
第欧根尼翻了个白眼:“你们是我活着的弟子,却怕我死后被野狗咬;难道你们不怕活着的野狗,去咬你们这些死尸吗?”
你看,无论是东方想“倒立死”的和尚,还是西方想“喂狗死”的哲人,在临死前那一瞬间,其实都掉进了一个陷阱:
和尚觉得“躺着死是凡夫,倒立死就是高人”;第欧根尼觉得“体面下葬是世俗,喂狗才是超脱”。
他们依然在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死法,去掩饰对死亡的恐惧。
生与死,本来就是个极其自然、极其物理的过程,但现代人不懂。现代人被洗脑得太久,患上了一种“意义强迫症”。
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敢做;没有被祝福的日子,我们觉得白过。
就像那天在台山,我正嚼着那把酸甜的小番茄,享受着生命最纯粹、最无意义的野蛮滋味时,支付宝突然跳出来,祝我生日快乐。
那一瞬间,我觉得无比恶心。
支付宝凭什么祝我快乐?它只是想提醒我,我在它的数据档案里,又打上了一个“年龄增长、消费潜力下降”的标签。
它和那些卖蛋糕的商人、发朋友圈的看客一样,试图把一种虚假的“意义”强加给我的生命。
生命不需要意义。
我不需要用一块蛋糕来掩盖衰老,不需要用朋友圈的点赞来乞讨存活证明,更不需要用“倒立死”或者“喂狗死”来标榜自己的通透。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希望能像那颗被偶然扔在台山野地里的番茄种子。
没人知道它是谁,没人给它办破土宴,没人给它过开花节。它就不管不顾地在风雨里长,结出红透的果实,把最浓郁的汁水爆进别人的嘴巴里。
然后,烂在泥里,或者被鸟吃掉。
没有墓碑,没有仪式,没有支付宝的短信,也没有任何人记得。
这样才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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