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的美好期待与认知偏差及原因：对本国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寻求与中国传统与当下不同的新出路，对官方叙事和反西方宣传的逆反，对遥远外国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 1
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过度赞誉和美化及其动因：同样对本国不满和寄情遥远异国，极左极右因特定原因格外青睐中国 4
西方内部的社会问题、民生痛苦、政治斗争、党派对立，反中和亲中力量博弈的外延，促成部分人和势力美化中国为理想的“他者” 7
从欧洲启蒙运动到中国清末民初变革：一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将对方视为美好的“异域天国”古已有之，借美化他者抒发对自身国度不满早有前例，亦皆与中西真实存在偏差 8
中西皆不完美、各有利弊，可取长补短，不宜全盘崇拜；“远香近臭”的人性偏见、对“他者”的美化与寄情情有可原，但失真的认知违背事实，也易诱人误判和误入歧途，客观持平看待 9
长期以来，中国与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与隔阂。中西地理上相隔遥远、政治制度不同、人种和文化差别，都让隔阂根深蒂固。这既带来了互相的冲突与敌视，又促成了双方部分人对于对方作为异域的“他者”某些过于美好的想象，甚至一些人将对方这个“他者”作为某种乌托邦式的梦寐以求之地域国邦。
关于中西之间的冲突和敌意，已有太多人讨论，本文集中于讨论中国和西方部分人对于对方的美好想象和情感寄托，以及与真实情况的偏差、对“他者”美化的动机和影响。
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的美好期待与认知偏差及原因：对本国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寻求与中国传统与当下不同的新出路，对官方叙事和反西方宣传的逆反，对遥远外国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无论体制内外，都有许多人对西方世界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心理。从毛时代贫穷和闭锁中逐渐走出、再次“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在物质和文化吸引力上与西方的悬殊差距，遭受猛烈的冲击，滋生了对西方的崇拜心理，是情理之中的。不仅欧美，发达的日本和港台也作为某种特殊的“西方”和“他者”，成为许多中国大陆人羡慕和崇拜的对象。
中国官方的政策从80年代的亲西方，到90年代之后批判西方，让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发生转变。亲政府的人士积极批判欧美，但反体制人士则因叛逆式立场和意识形态原因，比以前更加崇拜西方。他们对中国政治、历史、当下社会失望，就转而从外部寻找出路，希望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
这些中国人很多并未深入了解过西方，或从未去过或只是短暂旅行和生活在特定圈层，对西方世界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他们也往往基于其特定经验和目的看待与评判西方，其看法与西方社会的全貌大相径庭。
亲西方观点不仅流行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由于中国长期的贫困、政治压抑、社会矛盾，许多中下层民众生活痛苦。一部分人选择靠拢政府观点，以唱衰和攻击西方为”精神食粮”；另一部分人则将西方作为类似转世后美好新生那样的、“望梅止渴”的寄情对象。
许多中国人尤其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基督教文明、公民素质、社会福利等，有强烈的赞美和憧憬。而同时，他们有意忽视或“过滤”掉西方社会的不足和阴暗面，还往往将揭露和批评西方负面的观点和信息视为“政府洗脑”，不看具体事实而粗暴否定和排除。近年许多“五毛”“和“粉红”（中共支持者）唱衰西方，也刺激反对派更加强烈和坚定的赞扬欧美日台等与官方对立（或起码存在冲突）的西方世界及其盟友。
所以，这部分中国人对欧美日港台等“泛西方”世界的认知，是经过筛选、添加主观脑补、事实和幻象混杂的、美化后的图景，与复杂的事实、完整的真相存在很大偏差。这既有对事实本身判断的错误，也有量和度上的过于乐观。
比如有不少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尤其美国的政治体制有过度的赞美和信心，认为充分保障了民主、人民享有广泛自由、制度规则运转良好、政治人物权力受制约和知进退。而西方政治运作和社会现实并非如此，权力斗争也很残酷、官僚主义同样盛行、弱势和边缘群体声音往往被忽视，各种好的政策也会被扭曲和带来很大副作用。近年特朗普两次上台、欧美日极右民粹崛起，更直接打破了文明的滤镜。
而对于“欧美人/日本人/港台人素质高”的认识，也是偏离完整事实的。真正接触过各国家各族群各阶级的人就会发现，无论中国外国、汉族他族，都是有好人有坏人、素质有高有低，坑蒙拐骗哪里都有，比例上也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明显的族群差别。而且因贫穷和匮乏导致的素质和犯罪问题，也不应归咎于其族群和过苛评价特定群体。
另外也有一些中国人，对于西方社会是比较了解熟悉的，知道它的两面性。但出于立场和政治原因，对西方一味丑化或一味美化，误导更多中国人对西方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人不愚蠢却败坏，是应被谴责的。
欧美民主社会的局限性和两面性及简要列举说明：自由民主非万能药、法律维权的复杂艰难、舆论和抗议的作用有限和现实受限、发声有门槛且未必被听到和有用、媒体的偏向性、社会不公正的广泛存在、种族问题的严重和对华人的挑战性
关于西方世界、发达国家的体制、社会规则和福利保障，确实在若干方面、从一些角度评价，要好于中国。但不意味着它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很大。
1.西方民主体制下主权在民、公民拥有广泛自由，当然是好的。但自由民主并不是“万能药”，许多社会问题和人性丑恶并不是有自由民主就得以解决、消除。令人焦头烂额的事在民主国家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些差别，甚至有些丑陋表现形式上与中国也没差别。
如不同身份、族群、阶级之间的差异、不公正、矛盾，自由民主并不能化解，有时能起到缓和作用，有时还加剧了冲突和动荡。自由民主只是给各方参与博弈的机会，而并不同时解决各方的问题。
2.发达民主国家人们的权利保障和利益分配，同样存在各种不公正和人权侵害，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职场霸凌、性侵犯等也广泛存在，维权“套路”复杂、程序繁琐、成本高、有官僚主义阻碍，人与人因竞争和纠纷而相互残酷博弈。
如法律途径维权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和精力消耗，熟悉法律流程、有钱聘请善辩律师有时比事情本身是非曲直更影响判决。
根本上，社会整体的总利益一定，人们维护自己及自身团体的利益，也往往意味着要相对侵蚀其他人和相异群体的利益。民主法治无法让人们免于本质上的零和博弈。
3.普遍的言论自由和游行自由给了人们表达机会，西方抗议活动很多，但许多人的声音也被淹没在嘈杂的众声喧哗中，被更大的声音遮盖。即便发出声音和被许多人所知，也不意味着问题被解决，糟糕的现状未必有改变。
近年欧美民粹主义兴起，也与传统建制派和常规政治参与缺乏效用有关，促成人们转向支持民粹等“另类选择”（虽然民粹路径同样不能解决问题）。
4.捍卫权利和发声也都有各种门槛和障碍。比如政府和NGO对民权活动的支援其实都有附加条件和审核，企业和安保有理由以商业和私产理由阻止政治活动。各方对特定人和群体及其诉求是支援还是阻碍，背后也都有立场、利益关系、政治博弈，无权无势者、失势者、“不合时宜”者会被边缘化。
如美国公民对内政外交有成千上万种迥异主张，被广泛关注的百不及一，最终被采纳为实际政策的更屈指可数。欧洲也有许多争吵许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各种人权团体和舆论平台，充斥的种种正义与良知等词汇的话语，也只是一种为特定目的的工具，而并不真诚的平等对待每个人和每件事。恶人和牟取不当利益者也可以利用这些来达成邪恶目的。
5.对于有价值的新闻，媒体是否报道，也是有选择和立场、有筛选和侧重，背后也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如美国《纽约时报》立场左倾、“福克斯新闻”右倾，其他各国也大同小异。而如果各方都不喜欢的人及其观点，则会被排斥出舆论，在传媒发达的今日却处于失声状态。
各方都认为没有新闻价值或不愿报道的事情，也会变得不为人知。通过自媒体个人发声往往被淹没在海量信息中。而且西方舆论平台也有各种审查制度，有些审查和禁令较合理，但也有过度和双重标准现象，抑制了非建制、较特异和边缘立场的声音。
6.从人际关系到国际关系，欧美等西方国家一样充满人情世故、远近亲疏、利弊权衡，而非纯粹按照是非和道理。势利、功利、欺软怕硬，也是普遍存在的。人权和自由民主也是被工具化利用的。
无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激烈的斗争，欧洲各政治势力的合纵连横，还是西方阵营尤其G7集团对待亲西方和反西方国家相同事情上的不同态度（如对巴以及俄乌问题、中印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西方明显存在双重标准），都能体现；。
7.西方国家自身的人权优良，并不意味着愿意普惠于全球其他国家。西方不同政治派别和个人对于是否愿意实现全球的平等和均衡、促成各国自由民主，是存在分歧的。
虽然很多西方人支持全球发展进步，但也不愿失去相对的优势和优越感。所以欧美的幸福不意味着也能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连带和共同幸福，相反欧美发达的部分原因正是剥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达成。如欧美日韩等都是依靠专制中国的“低人权优势”获取了巨大利益，他们内心并不愿意中国民主化。一些中国人或其他国家亲西方人士，因为西方发达民主就认为西方会为自己国家也带来发达民主，是错误的推论。
8.西方世界严重的种族主义、语言文化差异及引起的冲突，也消减了西方社会的美好，并让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华人面对在中国国内鲜见的新挑战。基于种族的歧视、偏见、边缘化，让华人无论工作、学业、生活，都面对各种有形无形的麻烦和障碍。而且，在近年全球保守民粹、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风潮下，种族歧视和相关的排挤伤害越来越多，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存更艰难。
很明显，西方在内的整个民主阵营、全世界，都在日益走向更加动荡、民粹、极端，曾经有过的许多真实的普世价值理想、国际正义目标，正在破灭。近年的世界显著的在越来越坏，民主的局限和弊端日益暴露，中国自由派对西方的过度赞美与西方真实情况的偏差越来越大。这不等于“东升西落”，可也在明白的告知人们西方不是一些人想象的“天堂”。
以上列举的西方这样那样的问题，并非是论证西方不如中国或和中国情况完全一样。在经济发展水平、分配均衡性、公民权利、社会文化与活力等方面，西方整体还是要好于中国的，但也显然不是一些中国人所认为和过誉的那种完美幸福的乌托邦。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如西欧和加拿大社会福利较好，但美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则低很多。而西方社会的状况也会有变动，不应“刻舟求剑”式的判断。如前所述如今欧美保守民粹和排外风潮崛起，与多年前曾经较为包容和进步的旧日西方已有很大不同。
许多国人对西方的赞美，对美日欧的追捧，其实是因对亲历的中国各种社会弊病的不满、自身在中国遭遇伤害和损失的怨恨，于是将美好愿景投射到远方的异国他乡，对他者加以美化和作为寄托，侧面表达对现实的怨恨、对官方立场的逆反，也给自己一个希望和“幻想乡”。
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过度赞誉和美化及其动因：同样对本国不满和寄情遥远异国，极左极右因特定原因格外青睐中国
就在许多中国人对西方保有美好幻想并过誉西方的同时，西方世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将中国当成他们寄托理想社会的对象，成为他们的“乌托邦”。
在一部分西方人眼中，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科技发达、政府高效、严格反腐败、公共服务周到、物美价廉、治安良好、基建优秀、社会秩序井然而有活力，也没有西方多族群社会那样严重的种族矛盾问题。这部分西方人也会把西方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批评视为“反华宣传”、“CIA煽动”而不予采信。笔者个人就曾遇到若干西方激进左翼，他们将中国的负面信息和内部动荡都说成是“CIA的宣传/操纵”。且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有好感，同样有对本国不满、对官方立场逆反的原因。
西方社会较边缘的群体，如多信奉共产主义的极左派、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派，其中的一部分团体和个人，格外对中国有好感和赞美。这既源于其在西方边缘化的处境、自身意识形态和主张确有和中共相近之处，也在于其和中共中国相互需要、出于拉拢合作原因的亲近和示好。
部分亲近中共的极左翼认为中国是世界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抵抗资本主义的堡垒，也是最能对抗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也较赞赏中国的扶贫开发、各种红色符号和宣传。西方一些共产主义党派，例如法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与中共有公开和积极的合作交流。
而部分极右翼则认为“单一民族”的中国是他们理想的社会形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有共情。他们对于中国强力打击犯罪、大量死刑、治安较好等，也颇为赞同。他们对中国拒绝移民难民、对穆斯林群体较严苛的态度，不仅不批评反而明里暗里赞赏。同时，他们对于中国人权问题并不热衷，也少了与中共及中国交流的障碍。
另有一些极右翼和民粹右翼，对中国的实用主义较有好感和愿意与中国合作。如美国特朗普、匈牙利欧尔班、阿根廷米莱等右翼民粹领导人及其政权，虽然强烈反共，但却并不排斥与中国合作。有时口头对华强硬，但很快在现实中选择与中国在经贸等方面建立密切合作。
当然也有不少极左和极右及民粹势力对中共和中国持负面看法，且有一些比主流建制派更加厌恶中国。但从整体看，极左和极右势力对中国有显著好感的比例，还是大于偏中间的建制派。
中国的两面性和复杂性：成就和问题并存、经济发展受益不均、民生改善同时阶级分化和固化、高效率和较好治安有其代价、遭遇不公发声易被扼杀、基建优秀但腐败和浪费严重、反腐成为政治斗争和权力洗牌工具、高压下表面和谐的族群关系脆弱性和潜在危机、西方极左极右对中好感是判断和寄情错误、外国人被优待下感知部分失真
这些西方人将中国视为美好的理想国度，同样是加了滤镜、做了想象之后，得出的与事实相比颇有偏差的、真假混淆的图景，也将复杂多样而棘手问题众多的中国简化和理想化了。对于中国的全盘污名化不可取，但美化为人间天堂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并忽略了中国存在的各种或与西方不同或相同的问题和弊端。
1.中国确实在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发展迅速，但受益很不均匀，贫富差距拉大。迅速发展和财富增加也透支了人力和资源，人们陷入“内卷”式竞争。中国的工业、农业、生产、服务，各领域“内卷”都很严重，低价竞争损害劳动者权利，也不利于创新和良性竞争。
近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尤其新冠疫情和激进防疫政策严重挫伤了中国经济民生。中国的阶层也日益固化，经济结构不良，内生消费不足。未来的中国已难以像过去几十年经济突飞猛进，而将陷入长期的缓慢增长、发展低沉状态。
2.中国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别很大，各地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民众生活水平参差不齐。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中国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受益度和损失、生活质量和体验，是很不同的。北上广的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与内陆民营企业员工、农民，几乎是处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中国大城市精英阶层的生活，也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水平。中国中下层的相对贫困、过劳、压力、焦虑，现实中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是相当严重的。
3.中国的科技比起改革开放之前是有较大发展，和西方的差距也在缩小，科技应用和普及也较好。但中国大多数科技进步还是较低层级、以效仿、利用、整合既有成果为主，缺乏独创性和突破性成就，长期难以获得较多诺贝尔奖及其他重要科学创新奖项，学术腐败和造假也很严重。中国基础教育较扎实，但创新创造力不足，“衡水模式”等高压教育方式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4.中国官方和社会服务的“高效”，都是有代价的。中共和中国政府推行政策往往“一刀切”的极端，忽视民意和践踏民权。如城市改造的“强拆”、计划生育的“一胎化”、以城建和防火为理由驱逐“低端人口”、新冠疫情的“封城”等，都以损害人的权利自由达成某种目的。
官僚主义和渎职怠政广泛存在，尤其那些不被上层特别重视的政策更容易被拖延。党政机构也缺乏监督、制衡、曝光，更难纠错，受害者也难以维护权利。且好的政策高效，坏的政策也“高效”并带来难以逆转的恶果。
5.中国的腐败当然很严重，打击腐败虽然严厉却“越反越腐”、无法止腐，且反腐败主要是权力斗争和政治洗牌需要，而非为公为民。反腐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清洗、采用非法治手段，而非以发扬民主、完善制度和法治反腐。
6.中国生活服务中的高效率和廉价，各种商品的琳琅满目且同样廉价，确实让富人和中产阶级以及许多在华外国人受益，但这是通过压榨外卖员、服务员、工人、农民等下位者（廉价劳动力）的利益和尊严、无视劳工权利、以“低人权优势”所实现的。
中国医疗比外国效率更高，但这是自付比例较高的医疗系统筛除贫穷看不起病的人、医院高度营利化、医护人员高负荷工作为代价。另外中国大城市房价高昂，房价和收入比远超其他国家。对于从事商贸和个体经营等工作的人，还有许多被“吃拿卡要”的“隐形成本”，以及残酷的竞争性。
中国的高效率社会，对于富人是更便利舒适，对下层劳动者则是付出更多劳累，所得绝对值和与中上层相比的相对收入都很低、不匹配其劳动贡献。
7.中国社会治安确实较好，但不必夸大且也有代价。在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使用大数据和监控录像的等工具维护治安和稳定，往往面对强调权利和隐私的公民团体反对和法律诉讼，而中国不需要如此。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治安好的代价是侵犯公民隐私和国家机器对公民控制力加强，既方便为治安抓人也方便为政治目的抓人。
而中国公检法在权力巨大、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也经常滥用权力，制造冤假错案，而受害者很难伸张正义。刑讯逼供等现象虽较过去减少，但仍有不少发生。国家机器可以轻易和不可逆的将一个人监禁和迫害致死。在中国人们面对黑暗，发声权利是可以被轻易剥夺的。能不能发声看势力和运气，许多人含冤而死却无人知晓。这些是政治多元和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很少发生的。
8.中国基建优秀也是事实，可这是以纳税人的钱进行建设，其中又有不少腐败和浪费，获利较大的是参与工程的少数人，也同样压榨了工人。过于依赖投资和基建，而公民福利保障被有意压低，官方拒绝“福利养懒人”，导致消费不足，也不利于经济协调和健康发展。
9.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早已放弃了社会主义模式和共产主义理想，经济是权贵资产阶级操控的市场经济，政治是保守派主导还和技术官僚操纵的专制威权，有些西方左翼把中国当成正统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的谬误。扶贫工作有作用但是有限的，中国官方和部分外国人都夸大了扶贫成就。
10.因为中国少数族群人口较少、政治体制倾向维持稳定，表面上看中国没有西方那样严重的内部种族问题，但实际上民族关系也很紧张，且随着互联网普及和民粹主义兴盛让民族问题比以前更激化。
中国官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到当代、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大缺陷和漏洞，根本不牢固。新疆西藏政策也引发很多来自内外的反弹和批评。表面的和谐是高压式治理实现，暂时的和平下怨恨累积，未来有爆发更大的冲突的风险。这种高压管制和残酷政策，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实用性，都不值得也不应该被他国赞扬和效仿。
11.中国既不是西方部分极左翼想象的人民至上、劳工神圣的共产主义乐土，也不是部分极右翼认为的单一族群和秩序井然的民族主义天国。中国执政集团是实用主义的、稳定至上的、倾向右翼社达和激烈竞争、同时又保留列宁斯大林体制和若干红色元素的混合式专制政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工具而非真诚奉行的价值观。
中共政权也早已放弃输出革命和反帝，反对美国仅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并不会真诚和实质的支持第三世界反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同样是维系统治而利用，执政者并无真诚的对民族的热爱与忠诚，也缺乏真正可靠的民族意识和系统理论。
12.一部分真的来过中国旅行和生活的外国人，其亲历也并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全部真实，相反有不少失真的体验。
因为中国特殊的体制和内外政策，如从毛时代就树立的“外交无小事”，改革开放之后为吸引外资和拉近对外关系，以及考虑国际舆论、外国政府和使馆要求保护侨民的压力等，中国官方长期对外国人以“超国民待遇”对待。中国民间也因官方政策、好客传统和礼仪、利益需要等对外国人格外尊重和善待。其中欧美白人尤其受到相对优待。
所以，外国人尤其西方白人在中国往往较好的体验，不能反映中国人普遍的真实遭遇。官方也倾向引导外国人看到中国积极正向的一面，而掩饰负面东西的存在。外国人看到听到的，往往不是中国完整的样貌和真实广泛的声音，而是“特供”给外国人的特定“中国形象”。
西方政府、部分西方人和社会团体及媒体舆论，对中国激烈批评以至过度和污名化，是不可取的。但那些对中国全是称赞，或赞美话语压倒性的超过了批评内容，忽视或回避中国存在各种严重问题的西方人及其观点，同样是不客观的。无论是出于真诚的赞美，还是被利诱和欺骗，总之这些人所看到的并不是中国全貌，与全盘否定和污名化中国的人一样偏离了事实。这客观上帮助专制政权掩盖了问题，遮挡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惨况，放松了对庞然大物的极权的警惕，当然是不好的、不应该的。
西方内部的社会问题、民生痛苦、政治斗争、党派对立，反中和亲中力量博弈的外延，促成部分人和势力美化中国为理想的“他者”
部分西方人将中国想象为天堂般的美好国度，同样是这些人对于自己所生长的国家社会不满，于是寻找和想象一个异国他乡的“理想社会”以为效仿对象、心灵寄托。
与中国存在亲体制和反体制的对立类似，西方内部也有不同政治立场者之间的对立冲突。竞争性政治也容易形成“敌人支持的就反对，敌人反对的就支持”的情形。一些政治派别对中国持负面观感和敌对态度，与这些政治派别对立的另一些派别就选择亲近和美化中国，作为一种对立性的反应和姿态。显然，部分西方人美化中国，和部分中国人美化西方，有着相同的动机和相似的背景。
如前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贫穷、不公正、社会矛盾很多。许多人尤其中下层和边缘群体很痛苦。其中一些人因生计痛苦，另一些人因意识形态和诉求被边缘化而痛苦。痛苦就容易产生怨愤，对本国政治和主流社会不满，并将希望投射到他国。
近年欧美各国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愈演愈烈，内政纷争也延伸到外交方面。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方的庞然大物，以及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欧美各种势力都需要正视和做出反应。中国也在努力进行对外宣传和“统战”，包括邀请外国人来华访问，以营造良好和具吸引力的中国形象。而中国近年所宣传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也让许多对自己国家失望的他国人看到某种看似美好的新路、现状的替代方案。
一部分西方人出于价值观、利益、偏见等而选择敌视、警惕、疏远中国，另一部分人则也出于多种原因亲近中国。而其中有些西方人和政治派别对中国的亲近和疏远，正是受其国内对立方的影响，对方越反对中国，自己越亲近中国。对另一方也如此。如西方建制派对中国警惕和敌视较多，而民粹派则倾向与中国更多接触合作；西方部分左翼对华友好，也是对抗其国内外反共右翼的一种手段。
多种势力归属的西方人出于这些动机而选择美化中国，将中国想象为美好的“乌托邦”的西方人及其这种想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毫无疑问，他们所想象、评价、描绘的中国，与极端反中反华者一样，与中国真实的完整面貌不符，更忽视了中国极其复杂多样的内情。
从欧洲启蒙运动到中国清末民初变革：一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将对方视为美好的“异域天国”古已有之，借美化他者抒发对自身国度不满早有前例，亦皆与中西真实存在偏差
无论是部分中国人将西方作为“幻想乡”，还是部分西方人把中国当成“乌托邦”，都是在对对方缺乏充分了解情况下，出于各自对本国政府、社会、个人生活环境的不满，将美好愿望投射和寄托于遥远的“他者”。而且这也并非当今现代独有，而是古已有之的。
如在西方启蒙运动时代，伏尔泰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启蒙运动家，对中世纪欧洲的黑暗、腐败、反智主义、教权专制颇为不满和激烈批判，并将东方的中国视为文明理性、将道德和法制完美结合的理想国度，还对孔子和儒学颇为赞美。中东伊斯兰世界也有“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往求之”的说法。探险家马可波罗也沉醉于对东方充满“黄金与宝石”的梦想，并促成其来到中国。
而中国古代的真实情况远比这些西人所想象的复杂。一方面古代中国确实有在全世界都较为发达的行政体制和科举选拔制度，文化深厚典章繁杂，物产也算丰盈，也确实比欧洲更世俗化。但中国的专制、腐败、暴力也很严重，尤其清代异族统治下的文字狱、镇压与暴动，都反映了中国的黑暗和压抑。而孔子虽伟大、儒家学说虽对人颇有教益，但也有糟粕，且被统治者利用、被后世扭曲，与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作用类似，成为维系统治阶级利益和压迫臣民的工具。
中国延续超过千年的君主专制对人民的压迫，对人权、社会活力、创造力的压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专制。中国多数人也都生活在极度贫穷和缺乏自由中。同时期另一启蒙运动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虽有些夸张，但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到中国农民相比世界别处更贫穷、辛苦劳动仅能满足基本生存，也是事实。
而中国方面，在清末和民国就有许多崇尚西方的人，比如盛赞美国独立战争、共和制、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清朝官员徐继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魏源、对英国国政民风大加赞美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和民国的革新，从器物、技术，到制度、文化，学习西方贯穿始终。民国新文化运动有不少人主张“全盘西化”。还有一些秉持人种优越论者为论证积贫积弱的中国也能富强，还提出“中国人西来说”认为中国是白人后裔等。
这些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赞誉美欧西方国家的时代，美欧各国确实比当时全球其他地方都更加发达文明。当时各方面都落后的中国人，也确实应当向西方学习。但同时，美欧内部的问题和对待弱势者的案例、人民的苦难也俯拾皆是。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对黑人的奴隶制压迫，光辉的美国《独立宣言》只是赋予白人男性公民权，非白人和妇女被排除出全权公民之列。
欧洲繁荣也和殖民主义、对全球的掠夺有关，早年的葡西荷、后来居上的英法、后起的德日的崛起，都依靠殖民扩张和掠夺致富和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且即便掠夺世界，列强的国内仍然充满贫穷和不公正。郭嵩焘赞美英国老弱病残皆得抚养照顾，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鲜明的告诉人们那时的英国贫民并不幸福，济贫养孤机构内部也很黑暗。也正是人民困苦、社会矛盾尖锐的背景下，欧美才爆发一系列政治动荡、革命，诱发了世界大战。
当然，无论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还是中国清末民初的变革期，当时的西人和中国人都各自需要一个美好甚至完美的“他者”作为某种参照，借以批判本国的问题、激励本土的变革。而“他者”究竟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纯粹从事实真相看，或者说从当时双方对遥远异国的评判及真实情况对比看，西方启蒙者和东方革新者对远处“他者”的看法显然与真实情况存在明显偏差，还掺杂许多想象和变造。
而今天的部分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出于类似原因再次将遥远的异国他乡视为美好的“他者”，本也情有可原。但如果将偏差认识和变造事实作为自己世界观的一部分、用于实践，那么很可能导致各种不良后果甚至悲剧。
中西皆不完美、各有利弊，可取长补短，不宜全盘崇拜；“远香近臭”的人性偏见、对“他者”的美化与寄情情有可原，但失真的认知违背事实，也易诱人误判和误入歧途，客观持平看待
关于中国和西方的实情，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简单得出结论，即都是不完美的、问题很多的。当然，中西各自有较独特的优势和短板。但许多人性、社会结构、利益关系，以及相关的问题和弊病，是不分国界哪里都有，且不同制度和文化下都难免存在和经常发生的。中西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对于对方全盘崇拜、把自身骂的一无是处，则是不可取的。
这样的看法，或许算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但鉴于现实中真的有不少中国人和西方人把对方国家视为天堂、极尽美化、过度期待，尤其因为政治原因而不顾事实的将想象的“他者”勾画的远远偏离实际，本文再主张和强调客观全面看待中国和西方，是并不多余、仍然必要的。不仅整体上中西皆有两面性，在一些具体方面和事情上，更要勘破误区、澄清真相、避免误解误判。
无论东方西方，或者世界上任何国家区域，都有各种问题，人们也难免有烦恼。有时问题还很严重，烦恼还升级为痛苦。而各国内部，以及邻近者之间，既相互熟悉缺陷，又往往矛盾很多、怨恨很深。而远处的异域之邦，则是相对模糊、混沌、不同，也就给了许多不满本土与现实、对身边人有怨恨的人想象和寄情的空间。所谓“远香近臭”，人们也都更真切感知到自己经历的负面遭遇，而相对轻忽别人的难处与创伤。这也让一些人放大自己环境的问题和负面观感，而对他处的弊病缺乏认识和轻描淡写。
对于美化远方、薄责近处，中外都有类似哲理与总结。中国俗话说“外国的月亮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西方也有谚语“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另一边更美好）”、“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熟悉滋生轻视）”等。进口货物、外国食物昂贵且往往被作为贵重礼品或尝鲜对象。这都是人对外邦、外人、外物带有某种美好期望的表现。这是人性中常见的。知识分子则更倾向对本国社会持批判态度，而对异域他邦抱有善意和幻想，并将美好社会的想象寄托于古时或外邦。哪怕寄情对象的实情与想象中的美好颇有偏差，判断失误，也算情有可原。
不过，很多人不仅将对“他者”的美好想象作为一种心灵寄托和抒发对本土不满的方式，还以此开出药方，指引现实、投入实践。而失真的判断和想当然的看法，就很容易让人们走入歧途。
如部分中国自由派陷入“民主一切都好，专制一切都坏”、“凡是民主国家的举动都支持，凡是专制国家的行为都反对”的二元观点，且以民主专制问题遮盖了许多本应就事论事分析的具体问题（如经济盛衰、科技水平、国际关系等，以及每一件具体事情的曲直、每个人本身的善恶），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也就简单的以民主专制划线和给出药方，导致错谬的结论和不断的错误预判，与事实越来越远，成为幻想和谣言的持续生产者。这反过来也让民主被其言行连带污名化。民主是重要的，但民主不是一切。就算一切与民主都有关，也不意味着民主是唯一和决定性因素。
而西方和第三世界一些人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成果，加上中国的宣传和影响，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接受和借鉴，也主张与中国友好合作。“中国模式”确有可取之处，西方与中国也不可能“脱钩”，合作发展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但同时，如果忽视了“中国模式”专制集权、压制异见、高度控制性、垄断话语权、对弱势者的剥削压迫、对公民社会的扼杀、对个人权利与活力的禁锢，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挑战和威胁，那将面对非常不幸的后果。
当然，这样说也不是“和稀泥”，将中国和西方在发展水平、公民权利、社会福利等方面等同。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缺乏竞争性民主政治，中下层在分配和社会福利上又明显不利，这些方面当然还是和西方有明显差距的。中国当然也应实现民主和公平分配。
但在更多方面，如经济模式和科技应用、社会治理、政府效率等方面，以及民权民生的一些具体分域和细节上，中西确实各有优劣，或双方“半斤八两”、皆有较严重弊病。对这些显然不应以政治化方式简单站队褒贬。而中国人和西方人的道德素养、能力水平也都同样参差不齐。中国人素质较低者比例较高也在于经济水平较低，以及许多年内乱外患的创伤遗留影响所致，而非人生来如此。
看待和评论人、国家、事物，都应避免极端化，不要让情感压倒理智、想象取代事实。人们也不要被表面和局部迷惑，而对内质和整体的认知产生偏差。在讨论各种具体问题时，既要就事论事，又要看到其内在及与更多要素的联系。既要重视人和事的背景，又要避免刻板印象和先入为主。中国人看待西方，西方人看待中国，都应有这样基本的素养和认识，才不至于陷入谬误。
其实，相对于那些妖魔化中国的西方观点，以及污名化西方的中国看法，能够以美化的态度对待作为“他者”的中国或西方，某种程度还是一种并不算太坏的情形。毕竟这种美化也一定程度意味着对“他者”的善意和对自身的反思。这是有助于世界和平互利，也可能促进各国的改革发展的。
但在对“他者”的美好想象与善意判断中，也蕴藏着误判带来的风险。基于错误信息的认知，导向谬误的路径跟随，可能带来悲剧性的后果。客观、全面、谨慎、以实践检验判断，了解各国多阶层、多群体、多切面的情况，不被一叶障目，也不盲人摸象，窥斑而不草率论豹，才是最稳妥、最可能接近完整真相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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