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域武僧

第一章：战争与和平

真理部部长奥布莱恩的车驶入老大哥广场时，太阳正低垂在落日大道的尽头，将金色的余晖平铺在广场巨大的灰砖地面上。那光芒太过均匀，几乎像精巧的画工用排刷刷过一样，以至于奥布莱恩有一瞬间以为电幕的亮度又被人为调高了。但他很快意识到那是真正的阳光，因为他的司机在转弯时犹豫了一下，阳光的倾斜角度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了一道不规则的眩光——电幕从不会产生这种错位。

“停。”奥布莱恩说。

车子在广场入口处停了下来，引擎抽搐着。老大哥广场从他们面前铺展开去，像一片精心维护的荒漠。奥布莱恩可以透过车窗看见广场另一端那座著名的凯旋门，它在落日中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金色，像是用真正的黄金铸造，而不是用缴获的东亚国战舰装甲板熔铸而成。但奥布莱恩知道它并非黄金，那金色的外表来自于战争结束后第三年才正式推广的”胜利涂层”，一种含有微量铜粉的合成漆，在特定光线条件下会反射出近似贵金属的光泽。设计它的初衷是为了在电幕转播中造成视觉冲击。

“开过去。”奥布莱恩说。

车子重新启动，沿着广场西侧边缘缓缓行进。奥布莱恩的视线落在凯旋门上，那拱券的弧度、立柱的间距、浮雕的内容，他都烂熟于心。门楣上的主浮雕描绘的是大洋国士兵将大洋国旗帜插上一座无名山丘的场景，旗帜的布料褶皱被塑造得充满动感，仿佛被胜利之风鼓满。但奥布莱恩记得，那座山丘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名字是”第四三七号高地”，位于东亚国南部的三一省境内。大洋国军队曾经在那里围攻了十一个月，直到双方最后一批补给船在海上互相击沉为止。那面旗帜在真实的历史中从未被插上过高地。事实上，大洋国从未控制过第四三七号高地。战争结束时，高地上驻扎的是东亚国的三个步兵连，他们在停战协议签署后三天才从容撤离。奥布莱恩知道这一切，因为他当时正是那场战役的随军监查员。

那是十三年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十三年。奥布莱恩在心中默念着这个数字，仿佛在检验它的真实性。战争从他三十二岁持续到四十五岁，他从一个真理部的中层档案管理员，变成了随军监查体系的副主管。十三年间他看过四万七千份战报，签署过六千份需要修改或完全重写的战地记录。他见过士兵们在雨林中溃烂的双脚，见过被”误击”的补给船在公海上沉没时泛起的白色泡沫，见过双方外交官在瑞士某家旅馆的地下室里握手言和时彼此回避的目光。那场战争从未有过赢家，但停战后的第三天，老大哥在电幕上宣告”大洋国的伟大胜利”，随即发动了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大清洗。一万三千人被逮捕，其中四千人被重新教育，其余的被分配往各地的强制劳动营地，其中大多数人至今仍在那里。

他们没有罪责，奥布莱恩心里说：他们只是不相信那场“胜利”。

凯旋门的建造开始于停战后的第六个月，完工于第三年。工程动用了三万五千名战俘和一万零两百名”怠工者”——这是当时对国有企业中生产效率不达标的工人的官方称呼。总计两亿七千个工时。奥布莱恩记得这些数据，因为真理部负责为凯旋门编纂一部专门的”历史文献集”，以证明这是”大洋国人民自发倡议、全民参与修建的民族丰碑”。奥布莱恩本人审定了那部文献集的最终稿，在其中删除了所有提及”战俘”的段落，将”怠工者”统一修改为”志愿劳动群众”，并增加了一段虚构的内容：一名九岁女孩自愿捐出了自己的储蓄罐，里面是她在战争期间积攒的七枚硬币。那个女孩并不存在。但那段故事至今仍在小学教材中，配有一幅插画，女孩的辫子画得像两根黑色的锚索。

车子驶过凯旋门下方时，奥布莱恩抬头看了一眼拱顶内侧。那里的浮雕描绘的是大洋国的工业力量：炼钢炉、纺织机、拖拉机。这些浮雕从未被战争新闻部正式授权通过，是建造工程的负责人擅自添加的，因为他认为”歌颂劳动比歌颂杀戮更适合凯旋门”。那位负责人后来被以”擅自篡改国家级纪念物”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强制教育，如今据说在北极地区的某处矿井中工作。但浮雕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大清洗结束后，老大哥在巡视凯旋门时多看了它们一眼，说了句”还行”。这句话被逐级传递下来，没有人敢于在”还行”之后拆除任何东西。

穿过凯旋门后，广场的东半部显露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里的灰砖换成了更暗沉的深灰色，建筑外墙普遍蒙着一层经年累月的煤烟，窗户狭小，外墙管道裸露。电幕的数量明显减少，每隔两个街区才有一面，而且屏幕尺寸比中心区小了一倍。奥布莱恩知道这里是下街区——他在担任真理部副部长之前曾在此居住过七年，在一栋与眼前这些楼没有任何区别的公寓里，用煤油炉煮白菜汤，每个月凭配给票领取三百克人造黄油和十五公斤所谓的”面包”——那是一种混入了锯末和豆渣的烘焙物，嚼久了会感到木质纤维在齿间摩擦。

但今天下午他要去的地方不是下街区。车子在穿过凯旋门后向南拐入了真理部专用通道，这条通道两侧修筑了隔音墙，墙外下街区的景象被彻底遮挡。通道尽头是一栋与周围建筑风格迥异的深灰色大楼，十三层，没有任何窗户面向街道，唯一的入口设置了双重铁门和身份扫描仪。奥布莱恩下车时，两名卫兵认出了他，没有要求出示证件，只是立正行礼，为他推开了第一道铁门。

机要室在大楼地下一层。奥布莱恩沿着楼梯走下去，墙壁是裸露的混凝土，每隔十步有一盏低瓦数灯泡，光线昏暗得恰到好处——不至于看不清路，但也不会让任何人在这种光线下产生不安分的念头。机要室的铁门敞开着，里面已经坐了六个人，围着中央一张长桌。奥布莱恩认出他们分别是经济统筹部部长格雷厄姆·布莱克、内务部副部长霍布斯、国防委员会秘书艾普尔顿、以及三位他叫不出名字但面孔熟悉的部门代表。所有人面前都摆着一杯水，水是温的，因为地下室的供暖管道贴着墙壁走，使整个房间保持着一个恒定的、令人微微出汗的温度。

“坐下。”格雷厄姆·布莱克说。他用了陈述句，没有”请”字，但也没有敌意。在经济统筹部部长的用语习惯中，省略客套词汇是一种效率表达，并非傲慢。奥布莱恩在他对面坐下，注意到格雷厄姆面前的水杯已经空了，而杯子内部的杯壁上残留着一圈茶渍——说明他不止喝了一杯，而且茶是自带的，因为真理部的机要室从不提供茶叶。

“让我们开始。”格雷厄姆将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现状是，第三季度的工业产出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三。食品配给量自六月份以来实际减少了百分之七，但官方记录显示增加了百分之零点五，这中间存在百分之七点五的缺口，我们不得不在明年一月份之前填补它，否则纸面数据与实际供应的不符将会被电幕新闻统计处发现。”

“发现不了。”霍布斯说。他是内务部的，负责电幕内容的最终审查。”我们已经在调整统计方法。只要把去年同期的基数重新核算一次，把已经淘汰的旧工厂从基数中移除，产出下降的百分比就会从十一点三降低到四点七。可以接受。”

“但实际食物呢？”艾普尔顿说。他是国防委员会的，负责战争物资调配。

“食物是另外的议题。”格雷厄姆说。”我们目前的缺口需要从两个方面解决：一是扩大从欧亚国的粮食进口，通过黑市渠道，用我们过剩的重工业设备交换；二是适当缩减城市人口的配给基准。前者涉及外交风险，后者涉及内部稳定。”

奥布莱恩一直沉默着。他观察着格雷厄姆说话时手指的细微动作——右手的食指在轻轻敲击桌面，每秒大约两下，频率均匀，像一只微型的节拍器。这让他想起七年前的某个夜晚，当时老大哥正在电幕上宣布”全国最后一次大选”的结果，格雷厄姆坐在他对面，手指用完全相同的频率敲击着同一张桌子的桌面。那场大选的结果在开始投票开始前两周就已经由真理部拟定好了，老大哥以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得票率当选终身总统。格雷厄姆的手指敲击了全程，没有停止，也没有加快。奥布莱恩当时以为那是紧张，现在他意识到那是一种计算——格雷厄姆在用电报式的节拍，计算自己的每一个字对房间中其他人的影响半径。

“欧亚国不会同意扩大粮食出口。”奥布莱恩终于开口。”他们自己的供应量也不足。而且，如果我们用重工业设备交换粮食，国防委员会下一个季度的军备更新计划就泡汤了。”

“你说得对。”格雷厄姆看着他。”所以我们在讨论另一个方案。比粮食进口更大胆的方案。”

奥布莱恩等待着。

“国防委员会上周提交了一份报告。”艾普尔顿接过话头，他的声音比格雷厄姆低一个调，似乎刻意如此。”报告指出，欧亚国过去半年内在北方海域增加了三个海军基地，距离我们的东岸防线只有四百海里。同时，他们与东亚国签署了一份秘密的技术合作协议，涉及精确制导系统的开发。”

“证据？”奥布莱恩问。

艾普尔顿没有回答，而是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推过桌面。奥布莱恩翻开，里面是几张卫星照片，模糊的灰色图像上有一些浅色的点，标注着”疑似军事设施”。还有一份截获的外交通信副本，内容是欧亚国外交部与东亚国外交部之间关于”技术交流”的意向声明，其中没有任何直接提及军事合作的字句，但在第三页的脚注中提到了”可用于多种领域的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

“这不够。”奥布莱恩合上文件。”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如果我们要向欧亚国开战，电幕上需要更震撼的东西。”

房间安静了片刻。霍布斯清了清嗓子。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组画面，”霍布斯说，”内容是欧亚国渔民在大洋国领海内捕捞的画面。还有一段截获的广播录音，据称是欧亚国海军军官在讨论攻击我们补给线的计划。当然，录音的来源无法追踪，画面上也没有明确的地理标识，但经过合适的旁白解说——”

“可以。”奥布莱恩打断了他。”但时机不成熟。民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战争。七年前我们庆祝和平，现在突然要他们拥抱战争，他们会困惑。”

“困惑可以被引导。”格雷厄姆说。”只需要六个月。先通过电幕播出一系列关于欧亚国经济掠夺的专题报道，从他们的工业产品如何冲击我们的市场开始，逐步过渡到民族尊严、历史仇恨。六个月的铺垫，民众就会开始主动要求战争。”

“六个月太长。”霍布斯说。”内务部的评估是，社会不满情绪将在四个月内达到临界点。如果我们不在此之前找到一个外部宣泄口，内部矛盾就会爆发。”

奥布莱恩靠在椅背上。他感觉到地下室的暖气管道在他身后嗡嗡作响，那股持续的低频振动传进他的脊柱，让他联想到某种大型机器的心脏。七年前，也是在这间机要室，老大哥亲自召集了八个人——比现在多两个，其中一个人后来被发现在大清洗中表现”犹豫”，于次年春天被调往西岸的劳动营——讨论战争结束后的国家重建问题。当时的议题与今天惊人地相似：物资短缺、配给缩减、统计造假、电幕宣传。唯一的区别在于，七年前他们讨论的是如何从废墟中崛起，而今天他们讨论的是如何重新回到废墟中去。

奥布莱恩想到了凯旋门。想到了那金色涂层下的战舰装甲板。想到了第四三七号高地上从未被插上的旗帜。他想到了十三年战争中阵亡的八十万人——这是官方数字，实际数字接近一百五十万——以及战争结束后死于清洗和劳动营的一万三千人。那场战争结束得太仓促了，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以至于和平本身成了一种被迫的妥协。七年的和平已经太长了。七年来，老大哥广场的凯旋门在电幕上出现了三万多次，每次出现时播音员都会强调”伟大胜利”。但胜利的滋味早已在民众的肠胃中沉淀成了配给面包中的锯末。一个建立在战争胜利之上的政权，一旦失去战争，就失去了存在的核心叙事。

“我有一个方案。”奥布莱恩说。所有人都看向他。

“欧亚国与东亚国的所谓技术合作，我们把它公开。但不是通过电幕上的专题报道，而是通过一次’意外泄露’。安排一名欧亚国的叛逃者，一名中级军官或技术人员，’偶然’进入我们在西岸的一处哨所，携带了一批’秘密文件’。文件内容不必真实，但必须足够详细，包含具体的军事部署坐标、攻击时间表、以及欧亚国与东亚国瓜分大洋国领土的规划。然后，由老大哥在电幕上亲自宣布这一’重大发现’，并号召全国团结起来抵抗入侵威胁。”

“但欧亚国并没有入侵计划。”艾普尔顿说。

“他们现在有了。”奥布莱恩说。

格雷厄姆用他的节拍器手指敲了敲桌面。”但欧亚国会否认。他们会展示自己的卫星图像，证明没有部署。”

“让他们否认。”奥布莱恩说。”他们越否认，民众就越相信我们。因为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官方公布了——他们相信的是被’泄露’出来的东西。叛逃者就是泄露。他代表的是被压制但真实的真相。让欧亚国去跟一个不存在的叛逃者辩论，他们只会输。”

霍布斯点了点头。”舆论引导方案我可以在一周内完成。”

“军事准备呢？”奥布莱恩看向艾普尔顿。

“国防委员会可以在三个月内完成第一阶段的集结。如果我们打一场’防御性反击战’——宣称是为了摧毁欧亚国的进攻基地——那我们的海军和空军现有的力量足够了。”

“第一阶段的目标？”

“北方的十二个岛屿。根据我们的旧地图，这些岛屿在十三年战争之前曾被大洋国控制过，后来被欧亚国在战争中期占领。我们可以宣称它们是自古以来的大洋国领土，收复失地。”

奥布莱恩沉默了片刻。北方十二个岛屿。他记得它们。它们中的大部分在战争结束后被双方默契地搁置了，没有归入任何一方的正式版图，因为那次和平谈判太仓促了，边界问题被故意模糊以换取停战。那里居住着大约两万渔民，说一种混合了欧亚语和大洋语的方言，已经自给自足地生活了七年，恐怕早就忘记了”自古以来的大洋国领土”这种说法。但两万人。相比于凯旋门修建时消耗的三万五千战俘，两万人不算多。

“就这样。”奥布莱恩站了起来。”向欧亚国开战。理由是欧亚国与东亚国勾结，通过经济破坏和军事威胁蚕食大洋国人民的血汗。我们会准备好一切。”

他走向门口时停了一下，回头看着桌边的六个人。他们的面孔在昏暗的灯光下呈现出相似的灰色，像是从同一块混凝土中凿出来的六个副本。

他沿着混凝土楼梯走回地面。经过隔音墙时，他再次听见了下街区的噪声：远处的金属敲击声，某个工地的气锤，孩子的叫喊，一扇铁窗被猛然合上的闷响。这些声音被隔音墙削减了大半，只剩下一层低沉的背景嗡鸣，与地下室的暖气管道振动惊人地相似。

他穿过凯旋门时，太阳已经完全沉到了地平线以下。金色涂层在暮色中暗了下去，变成一种陈旧的铜褐色，浮雕上的大洋国旗帜失去了光泽，皱褶看起来不再像风，更像被揉皱的废纸。奥布莱恩又下车站了片刻，仰望着拱券上方老大哥的名字，那名字被刻在一块独立的铜牌上，铜牌比周边的浮雕更新一些，边缘的铆钉还没有完全氧化。

“十三年的战争，”他在心里说，”七年的和平，再一场战争。然后是凯旋门，然后是下一场和平，下一场战争。”

但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他转身走回车子，对司机说了句”回真理部”，然后就闭上眼睛，在后座上感受着引擎启动时座椅传来的微小颤动。车子驶出广场时，他听见身后电幕上正在播放晚间新闻，播音员用平稳的中音播报着第三季度的工业产出数据——那组经过霍布斯的统计方法调整后的数据，下降幅度是百分之四点七。播音员的语气中没有任何忧虑的迹象，仿佛四点七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数字，像三月的平均气温。

奥布莱恩没有睁眼。他在黑暗中想起薇拉。想起她说的那句话，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们还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还没有反目，薇拉对他说：”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被外部打败，而是内部先腐烂。你连面包都配给不足，凯旋门再金碧辉煌有什么用？”

他当时没有回答。现在他也没有答案。但他知道，再过三个月，当大洋国的海军舰队驶向北方十二个岛屿时，面包的配给量会重新调整，民众的注意力会从食物转移到国旗和牺牲上。届时凯旋门会被重新点亮，电幕上会反复播放老大哥的讲话，而薇拉将在仁爱部的某个单人牢房里，通过管道裂缝听见走廊上卫兵的议论，知道战争开始了。

奥布莱恩睁开眼睛时，车子已经停在了真理部门口。他下车，走进大楼，经过大厅里巨大的老大哥肖像——肖像上的眼睛无论在哪个角度都注视着他——然后走进电梯，按下十一楼的按钮。电梯上升时，他感到一阵短暂的失重，胃部轻微地翻涌了一下，像七年前那场大选之夜，老大哥的电幕演讲结束后，他独自回到办公室吐在废纸篓里时的感觉。

但今天他没有吐。他走进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打开抽屉取出了一份空白的表格。表格顶部印着”战争状态预案——第一阶段舆论准备方案”的字样。他拿起笔，在第一栏里写下：”主题：欧亚国的经济掠夺。配图要求：儿童营养不良特写。旁白基调：悲愤。播出时段：晚间黄金档前五分钟。”

写完后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表格底部的签名栏上。那里有一行小字：”本方案须经真理部部长签字后生效。”他签了字，字迹潦草而迅速，奥布莱恩三个字的尾笔拖出一道细长的墨痕，像一条没有方向的虚线。

他把表格放进收发箱。然后他关掉台灯，在黑暗中坐着。窗外下街区的灯火在远处闪烁，像碎玻璃散落在一片煤渣地上。电幕上的晚间新闻已经结束了，播音员在说”晚安，大洋国”，声音温暖而亲切，仿佛大洋国是一间巨大的卧室。

奥布莱恩在黑暗中默默地坐了很久。十三年战争。七年和平。三个月后，战争。他在心里反复计算着这些数字，试图从中找到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规律，但无论他怎么排列，它们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凯旋门。又是凯旋门。永远是凯旋门。

第二章：无知与力量

真理部的大厅在上午九点呈现出一种整齐的混乱。奥布莱恩从侧门进入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声音——录音设备运转的低频嗡鸣、打字机键盘被密集敲击的咔嗒声、纸张翻动时干燥的窸窣、以及墙壁上数十面电幕同时播放同一内容时那重叠而略微错位的音墙。所有这些声波在密闭的大厅中互相折射、叠加、抵消，最终形成一种持续的、没有明确来源的白色噪音，像一只巨大耳朵在倾听自己内部的血液流动。

正对大厅入口的墙壁上嵌着一面四米乘三米的巨型电幕。此刻电幕上正在播放一组静帧画面：大洋国士兵在雨中行军，队列整齐，钢盔边缘的水滴被定格成珍珠般的半透明圆点。画面每隔六秒切换一张，配以音乐——一段铜管乐器的进行曲，音调明亮而坚定，但奥布莱恩知道这段曲子实际上是由十三年前的一首欧亚国民谣改编而来，去掉了原曲中小调的忧郁色彩，将节奏加快了一倍，并加入了打击乐声部以强化”胜利感”。改编工作是由真理部音乐科在停战协定签署后的第二周完成的，耗时十三天。奥布莱恩当时亲自审批了终稿，在备忘录上只批了一个字：”行。”

他穿过大厅走向东翼的电梯时，经过了一排开放式工位。工位上的员工们正低头处理纸张，没有人抬头。这是规定：当高级官员经过时，低级别员工不需要停止工作或起身行礼，因为”生产性劳动高于形式性礼节”——这条规定是老大哥在战时的一次电幕讲话中随口提出的，真理部随后将其编入了《办公行为规范》第三十七条。但实际上，奥布莱恩注意到，员工们之所以不抬头，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人经过。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眼前的纸张和头顶电幕中的声音占据，那种专注中带着一种恍惚，就像一个人同时在做两件事情又同时没有在做任何一件。

他走进电梯时，角落里的电幕正在播放一段关于”仇恨日”的回顾剪辑。画面中挤满了挥舞拳头的人群，他们的口型在无声的画面中被重新配音，原本模糊的呼喊被替换成了整齐划一的”老大哥万岁”。奥布莱恩认出其中一段素材来自七年前凯旋门落成典礼的存档影像，原画面中人群呼喊的是”和平万岁”——那个词在当时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和平本身被定义为”胜利的果实”。但后来词汇手册更新了，”和平万岁”被判定为”含有消极避战倾向”，因此所有存档中该画面的人声都被抹去，替换成了更安全的”老大哥万岁”。替换工作进行了四个月，涉及六千小时影像素材，最终由老大哥本人审核通过了示范片段，示范中老大哥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刻在凯旋门内侧铜牌上：”当人民呼喊我的名字时，他们呼喊的是自己。”

奥布莱恩走进了”内容生产监控室”——一个长方形房间，五十平方米，没有窗户，四壁全部覆盖着尺寸不一的电幕屏幕，总数四十七面。每面屏幕显示着不同频道的实时播出画面和文字稿件预览，监控员们坐在各自的工位上，佩戴耳机，手持红蓝两色标记笔，随时在纸质记录表上标注播出内容中的”疏漏”。所谓的”疏漏”范围极广：从播音员气息不稳到字幕拼写错误，从背景音乐中某个音节的轻微走调到旁白语速超出”愉悦听感阈值”（每分钟一百一十字，正负误差不超过三个字）。奥布莱恩知道，这套监控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纠正技术瑕疵，而是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词汇以”错误的方式”被说出来。所谓”错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用疑问句朗读肯定句的内容，在陈述历史事实时语速放慢（因为放慢暗示了”需要思考”），以及在任何涉及老大哥的句子中吞咽口水（因为吞咽声被系统记录为”潜在的情感排斥反应”）。

“部长。”监控室主管站起身迎了过来。他的名字是齐默尔曼，四十二岁，在真理部工作了十九年，面部皮肤呈现出一种常年不见阳光的纸白色，但眼眶周围有两道明显的深色暗沉，像是被某种慢性疲劳反复擦洗过。齐默尔曼手里拿着一份今日的播出计划表，上面密密麻麻盖满了红色和蓝色的审批章。

“今日主要播出内容是什么？”奥布莱恩问。

“仁爱日特别节目。”齐默尔曼翻开计划表。”上午十点到十二点，老大哥关于东亚国战争的回顾演讲，全频道同步直播。随后是一小时的’感恩颂’环节，由播音员主述，配合群众反应影像。下午是欧亚国的历史回顾专题，重点放在十三年战争中欧亚国作为盟友的表现。这是您昨晚批示的优先事项，执行科已经连夜完成了全部撰稿和配音。”

“演播厅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群众演员今天早六点就位，进行了两轮情绪培训。他们被告知了观看演讲前的’情感准备操’——深呼吸三次，屏息六秒，快速眨眼十五次。这套动作能有效提升泪腺分泌效率，根据心理学实验的数据，经过训练的群众在观看特定情绪内容时，流泪的可能性比未训练群体高出百分之七十三。”

奥布莱恩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墙上最大的那面电幕——六米宽，占据了监控室东侧整面墙壁——屏幕此刻处于待机状态，灰色的幕面上只有”大洋国真理部-直播信号就绪”一行绿色小字在缓慢闪烁。

“我下去看看。”奥布莱恩说。

演播厅设在大楼地下一层，是一个可容纳四百人的阶梯式空间。舞台前方的电幕尺寸比监控室里的更大——奥布莱恩目测它的宽度接近十米，安装时工人们不得不拆除了演播厅北侧的整面承重墙，并额外加固了天花板。此刻四百个座位已经全部坐满，群众们穿着统一的浅灰色外套，排列整齐，所有人的视线都望向那面巨大的灰色屏幕。奥布莱恩从演播厅侧门进入，站在最后一排的阴影处。没有人注意到他。

十点整。灯光暗了下去。十米宽的屏幕上出现了老大哥的脸。

那面孔经过精心调色和修饰——原本的皱纹被软件抹去了一半，但仍保留了足以”体现阅历”的深度；眼睛部分进行过独立补光，使瞳孔显得格外黝黑，像两口望不见底的井；嘴角保持着一个微妙的弧度，既不是微笑也不是严肃，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第三态，仿佛包含了所有表情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一种。奥布莱恩看着那张脸，一瞬间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他见过老大哥真实的模样，但他无法否认，面前这张脸此刻是”真实”的。因为它正在被四百个人同时注视，正在通过四十七面转播屏幕传输到全国的数百万个家庭，正在被刻进明天的历史。当足够的眼睛注视着同一个影像时，影像就不再是影像。它变成了事实。

老大哥开口说话。声音经过调音，低音部分被增强了百分之十，中频段削减了百分之五，使每个音节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但奥布莱恩注意到，这段演讲的音频实际上来自七年前的一个存档素材——老大哥在落成典礼上的发言。当时的发言内容是关于凯旋门和和平的，而今天的画面中老大哥的嘴唇动作与”和平”相关的词汇被替换成了”胜利””斗争””牺牲”，但嘴唇的原始素材无法更改，所以配音员不得不寻找发音口型相似的词汇进行匹配。整个过程极为精密，以至于任何不懂唇语的人都不会察觉任何异常。

但奥布莱恩懂唇语。他看出老大哥在原素材中说”让我们为此刻的团聚而感恩”，配音播放的是”让我们为最终的胜利而高呼”。他看见老大哥的原话中有”停止”，配音替换成了”征服”。他看见老大哥原本说了”我们的邻居”，配音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没有人发现。四百名群众坐在座位上，他们的身体姿态已经在前两轮情绪培训中调整到位：脊背挺直但不僵硬，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脚掌完全着地——据培训手册记载，这种姿态能够确保血液正常循环，避免因久坐导致的注意力涣散，从而最大程度地吸收电幕信息。他们的面部表情从演讲进行到第七分钟时开始出现变化：眉头轻微聚拢，嘴角下沉，眼眶周围的肌肉微微绷紧。这是愤怒的初步迹象，按培训流程，应该在此时通过”想象自身受辱场景”的方式进一步催化情绪。奥布莱恩看到前排的一名女性群众正在用手指悄悄掐自己的大腿内侧——这是情绪催化中的标准辅助动作，疼痛可以加速泪腺响应。

演讲进行到第二十三分钟时，画面切换到了一组战争影像。士兵们在硝烟中冲锋，战舰在海上列阵，被击落的飞行器拖着黑色烟柱坠入海面。旁白加入了：”在十三年的艰苦战斗中，大洋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的长城。每一次冲锋，都是为了身后的家园。每一次牺牲，都让老大哥的旗帜更加鲜红。”

群众的呼吸声变得粗重。奥布莱恩听到前排有人发出了压低的抽泣。

“然而，在这段最黑暗的岁月里，”老大哥的面孔重新出现在屏幕上，声音转向沉重，”我们的盟友——欧亚国——做了什么？”

画面再次切换。一组新的影像：欧亚国外交官在会议桌前微笑，握手，签署文件。旁白用一种克制的、隐忍的语调说：”当大洋国的战士们在前线流血牺牲时，欧亚国以’同盟援助’为名，索取了大洋国北部海域的三个深水港作为补给站。这些港口至今未被归还。当大洋国的工人们日夜加班为战争生产物资时，欧亚国以’技术保护’为由，扣留了大洋国最先进的七台工业母机，声称’战时不宜转移’。战争结束后，这些母机被欧亚国以’保管费’的名义正式没收。”

奥布莱恩知道这组影像中的握手表态画面拍摄于停战协定签署后的庆功晚宴上，当时欧亚国外交官在微笑——因为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死亡一百五十万人的战争，而他们还活着。至于深水港，实际上是十三年前战争初期大洋国主动提供给欧亚国的，以换取欧亚国从中立转为盟友，而七台工业母机更是早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年就被大洋国为交换”援助物资”赠送给了欧亚国，附带了正式文件、双方签名和公证章。但今天演播厅里的四百个人不知道这些——也许他们知道，毕竟还没有过去很长时间——但此刻那些记忆被抹掉了，他们只相信此刻电幕上的老大哥在告诉他们：欧亚国背叛了。

第一排的群众开始哭泣。眼泪从眼眶中溢出，沿颧骨滑下，滴落在浅灰色外套的前襟上。他们的哭泣是无声的——培训手册规定”不得发出干扰他人接收信息的声响”——但面部的扭曲无法掩饰。奥布莱恩看见一名约五十岁的男性群众用左手捂住了嘴，肩膀在剧烈颤抖。他旁边的女性群众则挺直脊背，紧紧咬住下唇，眼泪同样无声地流淌。

“但是，”老大哥的声音再次出现，音调突然转暖，”大洋国从未被击败。因为在最危急的时刻，老大哥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停战。”

电幕上出现了凯旋门的画面。金色涂层在阳光下闪耀。老大哥继续道：”当时，大洋国的军队已经兵临东亚国首都的城下。彻底胜利就在眼前。但老大哥看见了更远的东西：战争已经消耗了足够多的生命。胜利的代价不应该由人民继续支付。所以老大哥选择了和平。选择了让东亚国重获新生的机会。”

画面切换为一组东亚国城市建设的影像，据称是”战后的东亚国在大洋国的帮助下重建家园”。旁白加入：”东亚国人民至今仍记得老大哥的仁慈。每年停战纪念日，东亚国的电幕上都会播出对大洋国的感恩致辞。两国携手，共创辉煌。”

奥布莱恩注意到这组东亚国城市影像实际上拍摄于战争爆发前的第三年，素材来源是东亚国旅游局的一部宣传片，原片中出现的文字标识——商店招牌、路牌、广告牌——全部被后期技术抹去，替换成了模糊的灰色方块。但那些灰色方块本身也是线索，因为它们下方隐约能看出原文字的笔画轮廓。

演讲进行到第五十八分钟时，画面回到了老大哥的面孔。他直视着镜头，眼睛仿佛穿透了屏幕注视着每一个人：”因此，今天，在这个仁爱日，让我们共同感恩。感恩我们所拥有的和平。感恩老大哥为你们赢得的安宁。感恩那些在前线牺牲的战士，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凯旋门上。也让我们记住：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有一些势力，始终在觊觎着大洋国的富饶，在暗中破坏我们付出一切才重建起来的家园。”

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大字：”永远记住。永远警惕。永远感恩。”

演播厅里的灯光亮起了。奥布莱恩看见四百名群众中的大部分已经泪流满面，少数人正在用手掌擦拭面颊，动作带着一种完成使命后的疲惫。前排那名掐自己大腿的女性群众此刻正低头看着自己大腿上的淤青——她掐得太用力了，浅灰色裤子上渗出了小小的血点。但她没有处理它，只是愣愣地看着，似乎那血迹是某种她无法理解的符号。

播音员从舞台侧方走了上来。那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女性，声音经过专业训练，在每个词尾都带着小幅上扬的语调，使所有陈述句听起来都像热情的邀请。她在话筒前站定，清了清嗓子，然后用一种近乎哽咽的语气说：”大洋国的人民们。我们刚刚共同聆听了老大哥的讲话。你们感受到了什么？”

没有回答。这是规定。播音员不需要群众回答，她只需要他们感受到。

“我感受到了，”播音员继续，眼睫毛上挂着细小的水珠——奥布莱恩怀疑那是人工泪液，因为她的眼眶本身没有充血，而真正的哭泣会在眼白处留下痕迹。”我感受到了被守护的安全感。老大哥一直在看着我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一个人承担了多少重负？凯旋门上的每一块砖石，都是他的心血铸造的。”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用更低的声音说：”让我们闭上眼睛，在心中说一声谢谢。”

四百人闭上了眼睛。奥布莱恩没有闭。他站在最后一排的阴影里，看着四百个微微低垂的头颅，看着他们颤抖的睫毛和抿紧的嘴唇。演播厅里安静了整整三十秒，只有空调系统的嗡鸣和某个群众轻微的鼻息声。在那安静中，奥布莱恩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仿佛他正在观看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而仪式本身的美学价值已经超越了它的内容。无论内容真假，四百个人同时闭上眼睛、同时感恩、同时流泪的场景，本身就具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力量。他忽然理解了为什么老大哥在最后一次机要会议上说过：”真实不重要。共识才重要。而共识最可靠的生产方式，是让所有人都做同一个动作。”

“谢谢。”播音员的声音再次响起，恢复了正常的热情语调。”今天的仁爱日节目到此结束。请大家有序离开演播厅，出口处有饮水供应，大家可以润润嗓子。别忘了在出门时领取今天份的仁爱日纪念徽章。徽章上的图案是老大哥的侧影，限量发行，每人一枚。”

群众开始起身。他们的动作整齐，几乎同时从座椅上站起，然后按照座位排列从前至后逐排向出口移动。奥布莱恩注意到他们的面部表情正在迅速恢复”正常”——眼泪擦掉了，嘴唇重新抿成平直的线条，脊背虽然仍挺直，但肩部微微放松了。情绪培训的效果之一，就是教会他们如何在指令结束后即刻”脱离”情绪状态，就像一扇门关闭后房间里的灯被同时熄灭。

齐默尔曼出现在奥布莱恩身边，手里拿着今日的播出统计表。”信号正常，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二。部分偏远地区的接收有短暂干扰，但我们的备用信号已经接管了。观看时长数据尚在整理中，预估人均收听率在四十七分钟以上。”

“嗯。”奥布莱恩转身走向电梯。”把欧亚国背叛主题的播出频次从每天两次增加到四次。早间、午间、晚间黄金档和深夜档各一次。内容可以轮换，但核心信息不变：欧亚国在十三年战争中的’盟友背叛’。”

“明白。”齐默尔曼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明日开始执行。”

电梯上升时，奥布莱恩看着楼层指示灯从B1跳到1跳到3。在第七层，他让电梯停了一下，走出来，进入了”情报汇总处”——一个比监控室小一半的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木质工作台，台上散乱地堆着各色纸张。三名分析师坐在工作台两侧，正在用算盘对一堆白色纸条进行分类统计。那些纸条每张约五厘米长、三厘米宽，纸张质地粗糙，边缘有手工撕扯的毛刺。它们是全国公民通过电幕下方的”爱国情报输入口”提交的举报单，每天以数万张的数量涌入真理部的分拣中心，经过初步筛选后，大约有十分之一被送到这个房间进行进一步分析。

“部长。”情报汇总处的主管布朗站起身。他比其他同事年长一些，约五十五岁，头顶稀疏但梳理整齐，制服的领口处有一小块钢笔水渍。奥布莱恩认识他十五年了，布朗从战争前就在真理部工作，负责的内容从战报统计一路变成了”爱国情报”数据分析，二十年间他的职称更换了七次，但做的几乎是同一类工作：数字。把一切东西变成数字。

“这个月的数字怎么样？”奥布莱恩问。

布朗犹豫了一下，从工作台上拿起一张折好的统计表，递过来。奥布莱恩展开，看到上面用蓝色墨水写着几行数字，字迹工整但笔画偏细，像是布朗用了一支笔尖过窄的钢笔。

“‘爱国情报’月度接收总量：四万两千份，较上月减少百分之十八，较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三十五。”奥布莱恩读出第一行。他放下表格，看向布朗。”百分之三十五。解释。”

布朗吞咽了一下。他脸上的表情介于想解释和不想说话之间。”分析师们的初步判断有几个因素。首先是配给制调整后，民众的举报意愿下降了。具体来说，当面包配给量下降时，人们花在观察邻居行为上的时间减少了——他们更需要时间排队等待配给物资。排队行为占用了原本用于’爱国观察’的闲暇时段。”

“第二个因素呢？”

“欧亚国的粮食进口。虽然我们通过黑市渠道进口粮食，但民众不知道这是进口的，他们只知道最近某些街区出现了’不明来源’的额外食品供应。当食物变多时，人的警觉性会自然降低。饥饿状态下的群体比饱足状态下的群体更容易产生敌对情绪，更容易’看见’敌人。”

“第三个因素？”

布朗再次吞咽了一下。”宣传疲劳。在过去七年中，仇恨日和仁爱日交替进行，每周各一次，从不间断。同一套影像、同一套叙事、同一套情绪触发机制，重复了七年的结果是，一部分民众产生了某种’保护性麻木’——他们对刺激的响应阈值提高了，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产生同样的举报冲动。而目前的宣传内容强度已经逼近了制作能力的上限，无法进一步提升。”

奥布莱恩没有说话。他再次看了一遍那张表格，目光在”百分之三十五”那个数字上停留了较长时间。百分之三十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国公民的”爱国意识”在衰退，意味着隐藏在街头巷尾的”思想敌人”正在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意味着真理部在证明自身价值方面遇到了危机，最终意味着——老大哥的权威需要被重新加固。而加固权威，在真理部的逻辑体系中，只有两种手段：更密集的宣传，或者更大规模的处决。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奥布莱恩说。”我们不能接受百分之三十五的下降。布朗，你起草一份报告，提出具体的提升方案，明天交到我桌上。”

“是，部长。”

奥布莱恩转身准备离开，但又停住了。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大对间谍行为的报道。从下周开始，电幕上每天安排一个三分钟的’间谍阴影’专栏，内容是关于潜伏在我们社会中的欧亚国间谍的案例分析。案例不必真实，但必须足够具体——比如某个邻居的异常行为，某次不当言论，某个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可疑人物。通过这种方式，让民众意识到’敌人就在身边’，从而激发他们提供情报的积极性。”

布朗快速记录着。”具体案例的素材可以从历史存档中提取吗？还是需要新编？”

“都可以。但新编的案例要加入细节——姓名、职业、具体的举报过程。让民众觉得举报是一件’有真实先例’的事。同时，在专栏末尾加上鼓励性口号。比如：’你的一次举报，可能拯救一百个家庭。’或者：’沉默就是叛国。’布朗，你是老员工了，你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能让人动起来。”

“我知道。”布朗说。他写完了最后几个字，抬头看向奥布莱恩。”部长，还有一件事。刚收到的一批情报中，有一条比较特殊。”

“什么？”

“涉及内务部副部长霍布斯。他的女儿——七岁——在昨晚入睡后说了一句梦话。孩子的母亲听到了，今天早晨通过她所在单位的电幕输入口提交了举报。”

奥布莱恩微微皱了一下眉。”梦话内容？”

布朗低下头，翻开了工作台上的另一份文件。他显然早就准备好了这条信息的书面记录。”孩子说了一句话。原话是：’我不要老大哥。'”

房间安静了片刻。三名分析师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视线聚焦在奥布莱恩身上。他们的表情没有丝毫波动——长期的职业训练已经教会他们在涉及”敏感信息”时保持绝对的面部静止。但奥布莱恩能够感觉到他们在等待。等待他的回应，等待他对这条信息的定性，等待他为他们接下来的工作指明方向。

“霍布斯知道了吗？”

“暂时没有通知他本人。按照规定，举报信息在正式录入系统之前，只有情报汇总处的分析师和部长有权调阅。霍布斯作为内务部副部长，理论上有查看权限，但这一条被我们标记了’暂不流转’，所以系统拦截了自动推送。”

奥布莱恩思考着。霍布斯。那个在机要室里用平稳的声音说”把去年同期的基数重新核算一次”的人。那个在讨论向欧亚国开战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的人。那个在真理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从未出过任何”思想疏漏”记录的人。他的女儿说了梦话。七岁。七岁的孩子知道”老大哥”意味着什么吗？或许只是她不喜欢一颗别在胸前的老大哥徽章，又或许她只是想将房间矮柜上的老大哥铜像换成一个毛公仔。但无论如何，举报已经提交了。

“这条信息，”奥布莱恩说，”放大。不是内部放大，是公开放大。安排一次电幕特别播报，以’爱国情报系统再立新功’为题，详细讲述这起事件，包括举报人、涉事人和家庭具体信息，要注意核心要素：一个年幼的孩子在梦中发出了危险言论，被亲人——特别是身为核心党员，内务部副部长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及时发现并举报，从而阻止了潜在的思想毒瘤扩散。”

布朗的笔快速移动着。”但部长，这将需要告知民众具体的处置结果。缺乏结果的信息，影响力会打折。”

“处置结果可以补充。”奥布莱恩说。”宣布霍布斯的女儿将被送往仁爱部的少年思想矫正中心接受为期六个月的教育。霍布斯本人——经过’诚挚反省’后，不会受到任何处分，继续履行副部长职责。但他需要在电幕上做一次公开讲话，表达对危险言论的谴责，对举报人的感谢，以及对老大哥的忠诚。”

布朗停止了书写。他抬起头，看着奥布莱恩的目光中闪过一丝难以辨认的光。”部长，您是认真的吗？霍布斯是内务部的副部长。他的女儿被送去矫正中心，而他在电幕上感谢举报人——那意味着感谢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事情一旦公开，会怎样影响内务部的运作？霍布斯的权威会受损。”

“霍布斯的权威不重要。”奥布莱恩说。”重要的是系统的运转。内务部的职能是维持系统运转，而霍布斯本人也只是系统的一个零件。如果他的女儿是一个可以让系统更稳固的案例，那么他就应该成为这个案例中的’合格父亲’。至于权威——系统不需要任何个人的权威。系统只需要自身的不可质疑。”

他将表格放回工作台上，指尖轻轻按住纸张边缘。”布朗，你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吗？”

布朗摇头。

“不是东亚国，不是欧亚国，甚至不是那些街头巷尾抱怨配给量的老太太。最大的敌人是冷漠。当人们不再关注邻居的言行，不再记录亲友的异常，不再对每一个皱眉的表情产生警觉——当人们开始’习惯’生活，而忘记了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战斗——那才是系统真正危险的时候。百分之三十五的下降意味着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正在变得冷漠。而冷漠会传染。就像霉斑，从一个角落蔓延到整个墙壁，不声不响。”

他转向门口。”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案例。一个七岁的孩子。一个梦。一次举报。一个被送往矫正中心的结局。这个故事告诉所有人：连睡觉都不安全。连梦都需要审查。当你连梦都不敢做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你只能更加努力地举报别人。因为只有举报，才能证明你仍然是’清醒’的。”

他走出情报汇总处时，身后的分析师们重新拿起了算盘。那些白色的举报纸条被重新分类、编号、汇总，下一次月度报告的数字将因为霍布斯女儿的案例而出现一次小小的回升。奥布莱恩走在走廊里，经过那些挂满肖像的墙壁，肖像上的员工们嘴角上扬十五度，目光平视略偏右上，每个人都定格在最完美的”乐观”状态。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霍布斯女儿的故事。但很快所有人都会知道。电幕会把它播出去，以”仁爱日特别报道”的形式，配以温馨的音乐和播音员感激的语气。民众会在晚饭时间看到它，会在放下碗筷后沉默片刻，然后转向自己的家人，打量他们吃饭时的表情是否”足够正确”。

奥布莱恩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那本空白笔记本——他从下街区杂货店买来的那本——翻到第一页，在”《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标题下方，添上了一行新的字：

“无知的最高境界，不是不知道真相。无知的最高境界，是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因此不再需要任何新的信息。”

第三章：自由与奴役

奥布莱恩的办公室在真理部十一楼的东南角，两面墙开窗，这在整栋大楼中是一种罕见的特权。窗户双层玻璃，中间填充了惰性气体以隔绝外部噪音，同时镀了一层极薄的偏光膜，使室内的人可以看见外面，外面却无法看见室内。此刻窗外的下街区正笼罩在暮色中，煤烟和雾气混合成一种不均匀的灰色帷幕，稀疏的灯光从帷幕下方渗透上来，像被稀释过的星光。

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晚餐。真理部的特供餐厅每天为部长级以上官员提供单独配给——红酒，一百五十毫升，盛在一只没有商标的玻璃杯里，酒体呈深宝石红色，据采购科报告来自欧亚国南方产区的黑市渠道；牛排，约两百克，三分熟，切面上渗着粉红色的肉汁，配以一小堆烤土豆和一根已经发软的芦笋。奥布莱恩用刀切下一块牛肉，送入口中。肉质柔软，脂肪分布均匀，咀嚼时有一种几乎是甜美的余味。

他喝了一口红酒。酒液在口腔中展开，丹宁的涩感和果实的甜润形成一种短暂的平衡，然后顺着喉咙滑下去，留下一股温暖。奥布莱恩放下酒杯，叉起一块烤土豆。土豆表皮微微焦脆，内里绵密，涂着薄薄一层黄油——真正的黄油，不是人造涂抹酱。他忽然感到一阵不适，说不清是来自食物本身还是来自享用食物时的那种孤独。

他已经一个人吃饭很多年了。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他与妻子离婚——她不愿意搬进真理部的官员公寓，坚持住在下街区那栋他们结婚时租下的旧房子里，理由是”那里离菜市场近”。奥布莱恩知道真正的理由不是菜市场。真正的理由是，她在电幕上看到了他签署的一份文件，那份文件批准了对三千名”思想怠惰者”的重新教育程序，其中包括他们大学时期的一位共同朋友。妻子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没有哭，只说了一句话：”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奥布莱恩用刀尖轻轻拨弄着盘中的牛排，脑海中浮现出那个词所对应的时间段。以前是多久以前？三十年前？二十五年前？他不确定具体哪一年算是分界线。但他确定的是，以前确实有一个”以前”，那时他的生活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他吃的是食堂的土豆汤，住的是大学的四人宿舍，那时他每天晚上和一群同学围坐在公共休息室里争论国家的未来，争论的声音大得能传到走廊尽头。

薇拉就在那群人中。奥布莱恩闭了一下眼睛，她的面孔从记忆中浮现出来：圆脸，深色短发，说话时右手会不自觉地比划手势，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向外推，像一个不断在推开空气中某种无形物体的人。他们在大二那年秋天开始恋爱，起因是一次关于”移民政策”的课堂辩论，她支持更严格的边境管控，他则主张有序接纳——那场辩论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散场后两人沿着校园的林荫道走了四个小时，从移民聊到教育，从教育聊到国家尊严，从国家尊严聊到彼此的家庭背景。凌晨两点，她在宿舍楼下停下来，借着路灯的黄色光芒看着他说：”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能跟我吵这么久还没生气的人。”

“你也是第一个能让我吵这么久还没想逃跑的人。”他说。

他们笑了。那个秋天的夜晚，路灯在雾气中晕开成淡金色的光圈，远处的钟楼传来两下沉闷的报时，树影在微风中摇晃得像无声的合唱。奥布莱恩至今记得那个画面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薇拉大衣领口处一颗松动的纽扣，以及她说话时呼出的白色雾气如何在灯光下短暂地显形然后消散。

但那是以前。

奥布莱恩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灰暗的暮色。盘中的牛排已经有些凉了，肉汁凝固成粉红色的胶状物。他切下最后一块肉，缓慢地咀嚼着，让记忆和食物在口腔中同时被磨碎。

他们读大学的那几年，大洋国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阶段。从表面上来看，国家形势一片大好：议会民主制度已经平稳运行了七十三年，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超过百分之八十在六个月内得到终审判决，新闻出版法保障了”在法律框架内的言论自由”，人均收入连续十二年保持稳定增长，社会福利覆盖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阶段。在大洋国的宣传手册上，这个国家被描绘成”世界的灯塔”，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每年都会派人来考察大洋国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和城市管理经验。城市中心区的街道上，外国面孔并不罕见，他们背着相机，穿着色彩鲜艳的外套，在凯旋门——当时那座凯旋门还没有建成，但有一座更古老的纪念拱门——前面合影留念。

但在这些光鲜的表象之下，奥布莱恩和他的同学们感受到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僵化。像一个人穿了一件尺寸过大但穿了太久的西装，表面依然挺括，内部已经松弛得撑不起任何形状。议会辩论的议题从经济改革逐渐滑向人事安排，再从人事安排滑向程序性争吵，一场关于教育预算的讨论可以持续三个月而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决议。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平均年龄六十七岁，其中三人已经连续担任同一职务超过三十年，他们的判决书措辞越来越谨慎，每句话都加上了三种以上的限定条件，最终读起来像一份保险条款而非法律文件。社会福利体系虽然覆盖面广，但每个环节都需要填九张以上的表格，从申请到批复的平均周期是四百一十三天。

与此同时，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属于这里”的面孔。他们来自大洋国南方的几个邻国，因为本国的经济动荡而越境涌入，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搭建起临时棚屋，靠打零工和乞讨维持生计。他们的语言混杂而陌生，他们的衣着褴褛但颜色艳丽，他们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在街头奔跑，发出尖锐的笑声。本地居民起初是同情，然后是警惕，再然后是不满。因为那些棚屋区附近的菜市场物价开始上涨，因为某些工厂开始雇佣价格更低的移民工人，因为警察局报告了更多”治安案件”——偷窃、斗殴、深夜扰民。报纸上开始出现”文化侵蚀””价值观稀释”之类的词汇，公民们的表情从骄傲渐渐变成了焦虑，又从焦虑变成了某种蓄势待发的愤怒。他们在餐厅里大声抱怨”这个国家正在被毁掉”，在电车的座椅上用手指戳着报纸上的移民政策报道，在家庭聚会上义愤填膺地大声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奥布莱恩那时是学生会的主席。他组织过三次关于”国家未来”的公开讨论会，每次都有超过两百名学生参加。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主张加强教育，有人主张经济改革，有人主张调整社会福利结构。但最响亮的那个声音来自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人，一个三十四岁的社会活动家，他站在礼堂的讲台上，没有用话筒，声音却清楚地传到了最后一排。他说：”你们讨论的所有方案都有一个前提——这个国家还有救。但在我看来，你们讨论的只不过是如何给一具尸体换不同的寿衣。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修补，是重生。它需要一个人，一个敢于打破所有旧规则的人，一个不畏惧被叫作暴君的人，因为只有暴君才能对抗已经僵化了的制度，只有暴君才能让人民重新感受到骄傲。你们想要自由？自由已经杀死这个国家了。现在人民需要的是力量。”

礼堂里安静了整整五秒钟。然后爆发出了掌声。

奥布莱恩没有鼓掌。他坐在第一排，看着那个社会活动家的脸——棱角分明，颧骨很高，眼眶深邃，说话时眼神并不落在某个人身上，而是越过所有人的头顶望向礼堂后墙上那面褪色的国旗。那一刻奥布莱恩感受到了一种复杂的情绪：一部分他在抗拒他所说的话，认为那太极端、太危险、太不像受过教育的人该说出的东西；但另一部分的他，更深处的那个他，在那些话中听到了某种自己一直想说但不敢说的话。僵化。虚伪。慢慢腐烂的国家。是的，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只不过他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

那个社会活动家的名字，后来被镌刻在凯旋门内侧的铜牌上。他就是老大哥。

之后的事情以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发生了。老大哥并没有很快进入政坛，他在那次演讲后的第三个月就组建了一个名为”国家复兴阵线”的学生组织，最初成员只有十七人，包括奥布莱恩和薇拉。那个组织在校园里张贴海报，印制传单，组织小规模的集会，用词越来越激烈：从”改良”变成了”革命”，从”尊重制度”变成了”打破制度”，从”对话”变成了”斗争”。半年之内，他们的成员扩展到了两千人，不仅局限于大学校园，还延伸到了工厂、码头和城市的下街区。老大哥开始在露天广场上讲话，每次讲话都有电幕转播——虽然当时电幕的数量还远不及今天这么多，但足以覆盖城市的主要公共空间。他的听众从几百人膨胀到几千人，再从几千人膨胀到几万人。他的口号从”国家复兴”变成了”让大洋国再次伟大”，再变成了”人民高于一切，一切为了人民”。

大选到来的那一年，奥布莱恩二十五岁。他作为”国家复兴阵线”的青年团负责人，参与了整个竞选活动的组织和宣传。薇拉负责基层联络，她每天走访下街区的十七个社区，和居民们坐在窄小的厨房里，听他们抱怨物价、房租、移民、税收、教育、医疗、治安——所有话题最后都归结到同一句话：”需要有人来管管了。”薇拉回来后把那些声音整理成报告，交给奥布莱恩，奥布莱恩再汇总给老大哥的竞选团队。那些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被用在了老大哥的竞选演讲中：”我听你们说话了。你们的声音我听见了。你们想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你们想重新骄傲地活着，你们不想再羞愧地说自己是大洋国人。我在这里。我就是你们的声音。”

大选投票日，老大哥以百分之六十三的得票率获胜。议会中的自由派和民主派议员在计票结果公布的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试图联合起来否决选举结果，但老大哥的支持者在议会大厦外聚集了五万人，用砖头和瓶子砸碎了大厦的底层玻璃。警方在接到”维持秩序”的命令后没有驱散人群，而是撤走了议会大厦门口的警卫。议员们被困在大厦内三天，最终通过消防通道被疏散出来，签署了一份”承认选举结果”的联合声明。那份声明后来被印刷成小册子，在电幕上被反复播放，作为”人民意志不可违抗”的历史性证据。

奥布莱恩和薇拉在那三年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夜晚。他们忙着清理政府机构中”思想不纯”的官员，忙着起草”国有企业收归法”的初稿，忙着组建”爱国教育委员会”并编写第一版爱国主义教材。他们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把国家从僵化的官僚手中夺回，把权力交还给真正的人民，把那些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渣滓”和”寄生虫”清除干净。每一次行政令的签发，每一次人事调动的执行，每一次电幕上宣布”又一重大胜利”，奥布莱恩都能感觉到一个更强大的大洋国正在从废墟中升起。他想起了大学时代那些无休止的议会辩论和程序性拖延，那些永远填不完的表格和永远等不到的批复，那些在街头用陌生语言尖叫着奔跑的移民孩子。一切都结束了。新的秩序正在建立，高效的、清洁的、每个人都各就其位的秩序。

然后是战争。以”爱国”的名义向东亚国宣战，理由是”恢复历史疆域，维护民族尊严”。奥布莱恩参与了战争决策的整个过程，他看到了老大哥如何用三组统计数据和一个情绪化的演讲视频说服了内阁。他也看到了战前的民意调查——百分之八十七的受访者支持”维护国家尊严的行动”。当他看到那个数字时，他想到了薇拉在社区厨房里听到的那些抱怨，那些人现在终于有了发泄的出口。战争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食物价格转移到了国旗上。效果很好。

战争持续了十三年。十三年间奥布莱恩从青年团的负责人成长为真理部的核心成员，负责战报的编纂和宣传。他每天处理的内容从”某某城市被攻克”变成了”某某村庄被攻克”，再从”某某村庄被攻克”变成了”战线重新调整”，最后变成了”战略性转移”。他见过真实的伤亡数字，也见过被篡改后的电幕数字，两者之间的差距大到足以使任何一个正常人感到眩晕。但奇怪的是，他在十三年的工作中从未真正感到过眩晕。一切都像是自动发生的——每天走进办公室，审阅稿件，签字，发送，回家，睡觉，再走进办公室。循环。过程流畅得让他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自己在做什么。

战争结束后，老大哥发动了大清洗。议会、法院、所谓”思想独立的新闻机构”，全部被瓦解。民营企业以人民的名义收归国有，最后一场全国大选以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得票率确认了老大哥的终身总统地位。奥布莱恩那时候已经是真理部的副部长了，他亲手起草了关于”大选结果”的新闻通稿，在他起草的通稿中，老大哥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比他实际得到的数字还高了零点一个百分点。这零点一个百分点后来被纠正了，因为统计科的科长提醒他”数字太高会引起怀疑”。他修改了通稿，把九十九点九改成了九十九点八。那位科长后来因”过度关注细节而忽略大局”被调往北部档案室，负责整理二十年前的过期文件。

薇拉在那几年里担任社会部部长，负责”爱国教育”和”社会价值观重建”。她比奥布莱恩更接近民众，更频繁地下到社区，更直接地处理那些”思想不纯分子”的教育和改造。直到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当老大哥在内部会议上首次提出”终身总统”的设想时，薇拉坐在长桌的另一侧，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那是奥布莱恩第一次在薇拉眼中看到犹豫。那种犹豫他很熟悉——它曾在他自己的心里出现过，在某个深夜办公室独自审阅文件时，在某个电幕广播结束后洗手时，在某个清晨醒来发现自己不记得昨天做了什么的时刻。但他每次都用”更大的目标”把那种犹豫压了下去。而薇拉没有。

“经济在下滑，”薇拉在后续的私人谈话中对他说，他们坐在他们共同居住的公寓里，桌上摆着两个空茶杯。”科技投资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因为所有资金都流向了军事。人民生活水平在下降，面包配给里面掺了木屑，我是从基层报告中看到的，他们不敢把这样的报告正式递上来，但是我在走访时亲眼看见了。奥比，”她叫他的昵称，很久没有叫过了，”我们当初想做的，不是这个。”

“我们当初想做什么？”奥布莱恩问。他的声音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礼貌的好奇。

“恢复国家的尊严。建立一个人民自豪的社会。消除腐败和僵化。给人民他们应得的——安全、自豪、有序、美好。”

“我们现在就在做。”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消灭反对者。是用’爱国’的名义把一切不服从的人清除掉。是在打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来转移饥饿的注意力。”薇拉的声音升高了。”你告诉我，奥比，我们还有什么？除了恐惧，我们还有什么？”

奥布莱恩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看着薇拉的脸，那张他曾经在路灯下凝视了四个小时的脸，此刻因为激动而泛起不正常的红色，眼睛里有水光但始终没有溢出来。他想告诉她，恐惧本身就是一种秩序，恐惧能让国家运转，恐惧能让人民彼此监督，恐惧是唯一一种不需要经济基础就能维持的社会黏合剂。但他没有说。他只是说：”老大哥已经决定了终身总统的选举。名单上不会有其他候选人。”

“我不会签字的。”薇拉说。

“你必须签。”

“我不签。”

奥布莱恩站起身，走到窗边。外面下街区正在举行一场”爱国游行”，人群举着老大哥的肖像和标语，喊着口号从街道上流过。那些声音从紧闭的窗户缝隙中渗透进来，变成了一种沉闷的嗡嗡声，像蜂群在远处盘旋。他背对着薇拉说：”你知道吗，你选择不签，就是选择了成为被游行的对象。那些举肖像的人不会记得你为他们做过什么。他们只记得你的名字出现在’反对者’的名单上。”

“那就让他们记住吧。”薇拉说。

三周后，薇拉被”国家思想安全委员会”带走。罪名是”涉嫌参与反对终身总统制度的密谋活动”。证据是一份她与三名社会部下属在办公室的谈话记录，谈话中她表示”终身总统制度需要更审慎的评估”。那份记录是她的一名下属提交的，那名下属后来升任社会部副部长，负责”爱国教育”中关于”绝对忠诚”模块的编写工作。

薇拉被送往仁爱部关押。那年她四十二岁。如今已经过去了五年。

奥布莱恩从回忆中抽身，发现自己盘中的牛排已经吃完了，红酒还剩下一半。他端起酒杯，将剩余的酒液一饮而尽，然后起身从办公室角落的储物柜中取出一个保温包。他向特供餐厅要了额外的配给：一整条面包，半公斤切好的烤牛肉，一小瓶红酒，两块黄油，还有一盒糖渍苹果。餐厅管理员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默默地打包好食物，递过来时甚至特意多加了一张纸巾。

仁爱部位于城市西南角，与真理部隔着十一个街区。奥布莱恩的车驶过下街区时，街边的人们正在排队领取晚餐配给。队伍很长，蜿蜒着绕过了半个街区，人们表情麻木，手中拿着各种容器——铁锅、搪瓷缸、塑料袋。没有人抬头看他的车。灰黑色的车身与暮色融为一体，没有标识，没有旗帜，像一只沉默的甲虫在街道上爬行。

仁爱部的大楼比真理部矮三米，外墙涂着一种介于灰色和绿色之间的颜色，官方名称叫”和平色”，但建筑工人私下叫它”苔藓灰”。大楼入口处的守卫认出了奥布莱恩，没有检查证件，只是递过一张访客登记表。他在姓名栏签了字，在”探访对象”栏写下”薇拉·格雷戈里”，在”事由”栏空白了数秒，最终填了”例行工作视察”。

他被带到了地下一层的”特殊关押区”。走廊比真理部的地下室更窄，头顶的灯泡间隔更疏，光线几乎不足以辨认两侧的门牌号。空气中有一种混合了漂白剂和铁锈的气味，闻久了会在鼻腔深处产生一种类似金属刮擦的刺痛感。守卫在一扇编号为”E-17″的铁门前停下，用钥匙打开门上两把锁中的第一把，然后示意奥布莱恩自己开第二把——那是访客的权限象征，意味着”亲自进入关押空间”。

奥布莱恩转动钥匙。铁门向内推开，发出一种干燥的、未经润滑的尖响。

房间大约六平方米，没有窗户，墙壁是裸露的混凝土，表面涂着与外墙相同的”和平色”。一张铁架床靠墙放着，床垫薄到能看见内部的弹簧轮廓。床尾有一只搪瓷便桶。房间角落有一根铸铁水管，从天花板延伸到地面，管壁上凝结着一层细密的水珠。空气比走廊更冷、更潮湿，并且有另一种气味，一种奥布莱恩在很多地方闻到过但始终无法命名的气味，它像汗水和钢铁与某种陈旧的药味混合在一起，然后被封闭在密闭空间里反复呼吸了五年。

薇拉坐在床上。她穿着一件与墙壁同色的灰色制服，尺寸太大，肩线滑到了上臂中部，袖口卷了两圈才露出手指。她的短发已经很久没有修剪了，几缕灰白色的碎发贴在额角。她的面颊凹陷进去，颧骨的轮廓像刀削过一样清晰，眼窝深陷，皮肤呈现出一种缺乏阳光的、半透明的苍白，能隐约看见颧骨下方的血管纹路。但她的眼睛——当奥布莱恩进门时，那双眼睛猛地抬起来——仍然带着一种光芒，不是喜悦或希望的光芒，更像是某种燃烧了很久还没有熄灭的东西在残余灰烬中发出最后的红光。

“你来了。”她说。声音沙哑，像是喉咙长时间没有使用过。

“我带了食物。”奥布莱恩把保温包放在床尾的搪瓷便桶盖上，拉开拉链。面包的麦香和烤牛肉的油脂气味瞬间充满了整个小房间。薇拉的鼻子动了一下，那是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微小动作，但奥布莱恩看见了。她舔了舔嘴唇，嘴唇干裂，几处裂口结了暗红色的痂。

“吃吧。”他说。

薇拉没有犹豫。她站起来——奥布莱恩注意到她的站立有些不稳，左手撑了一下床边的铁管——走到保温包旁边，抓出面包。她的手指细瘦，指节突出，指甲修剪得极短，有几个指甲的边缘有撕裂的痕迹。她撕下一块面包塞进嘴里，嚼了没两下就咽了下去，然后撕下第二块、第三块，动作越来越快，像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本能终于获得了释放的许可。奥布莱恩打开红酒瓶塞，将瓶口递到她嘴边。她喝了一大口，酒液从嘴角溢出，沿着下巴滴在灰色制服的前襟上，变成一串深色的斑点。

“慢点。”奥布莱恩说。

薇拉没有理他。她撕下了一块烤牛肉，用手抓着送进嘴里，油脂沾满了她的手指。她吃得很专注，眼睛盯着食物，像是怕它会在下一秒消失。她吃掉了半条面包、全部的烤牛肉和糖渍苹果，喝掉了大半瓶红酒，然后才停下来，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微微喘着气。她的手上和脸上都沾着食物的残渣，嘴角有一道暗红色的酒渍，看起来像一个刚从盛宴中逃出来的人。

“谢谢。”她说。声音比刚才清晰了一些，红酒让她的喉咙得到了润滑。

奥布莱恩在门边的地板上坐下来，背靠着混凝土墙壁。”你需要什么？我可以让人送过来。毛毯、药品、厚一点的衣服。”

薇拉看着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一个既不像是笑也不像是讽刺的表情。”我要的东西你给不了。”

“你可以说。”

“自由。离开这里。恢复社会部的工作。把国家还给它本来该有的样子。”她说话的语气平淡，但每个字都像是事先打磨过的一样准确。”你给不了。你什么也给不了。你只能带面包和肉来，然后看我吃，然后回去继续做你的真理部部长，继续在电幕上编造’仁爱日’的报道，继续把七岁孩子的梦话当成叛国证据公布给全国。”

奥布莱恩没有反驳。他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水珠从天花板边缘的管道上缓缓滴落，在水泥地面上砸出微小的暗斑。”你还记得我们毕业那年，在校园林荫道上走的那个晚上吗？”

薇拉的目光晃动了一下。”记得。你说移民问题需要先做文化融合再做管制。我说不，必须先管制再谈融合。我们争了四个小时。”

“那时的你比我坚决。“奥布莱恩说：“后来老大哥做了。先管制，再融合。融合的结果是现在街上看不到那些人了。”

“看不到他们，也看不到大学里的公共讨论，看不到法院的独立判决，看不到报纸上不同的观点。”薇拉接过话。”你管这个叫融合？”

“我管这个叫秩序。”奥布莱恩说。”大学讨论不会填饱肚子。独立判决不会让国家强大。不同的观点只会让人困惑。人们需要的是清晰的东西。告诉他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告诉他们该爱谁、该恨谁，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笑。你以为我在毁掉人民。但人民比以前更轻松了——他们不需要思考了。”

“是的，他们不需要思考了。所以他们举报自己的父母、举报自己的孩子、举报邻居在心里说的话。因为思考太累了，举报更轻松。”薇拉的身体往前倾了一下，她的面孔在昏暗的灯光中变得更清晰了，那些凹陷和皱纹像一幅被反复修改的地图。”奥比，你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人民不需要思考’。我们大学时谈论的是什么？是人民需要有尊严地思考。是人民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当年我们反对的那些僵化的官僚会说的话。”

奥布莱恩的手指在地板上轻轻敲了两下。”那些僵化的官僚没有清洗掉移民。没有重建国家自豪感。没有打赢十三年战争。他们只会开会、填表、拖四年才批一份申请。我宁愿要一个强大的暴君，也不要一个软弱的民主。至少暴君做事情。”

“做什么事情？把国家拖进一场打了十三年的烂仗？把经济搞得比战前还差？把配给面包里掺锯末？然后让人民感恩戴德？”薇拉的声音在升高，沙哑的喉咙让她的声音听起来像砂纸在铁皮上摩擦。”你看到了吗？奥比，你看到你治理之下的城市了吗？你来的时候经过下街区了吧？那些排队领配给的人，你看见了他们的脸吗？他们的脸和二十年前我们见过的那些移民的脸一模一样。饥饿、茫然、不知道自己明天的食物在哪里。只是肤色不同了。我们说移民是寄生虫，现在我们自己的人民活成了寄生虫。”

“至少他们现在是自豪的寄生虫。”奥布莱恩说。他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中带上了一丝刻薄，但并不打算收回。

“自豪？”薇拉笑出了声，那笑声很短，像一声咳嗽。”你管每天对着电幕痛哭流涕叫自豪？你管主动举报自己的亲人叫自豪？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哭吗？不是因为他们感激老大哥。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哭是因为恐惧从内部撑破了泪腺。你给他们的根本不是自豪——你给他们的是一种永远无法安心的焦躁。让他们始终保持警觉。让他们永远觉得敌人就在身边。他们哭是因为他们太累了，他们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而你在电幕上告诉他们哭就是爱。所以他们哭了。每一次仁爱日、每一次仇恨日、每一次看着那个被修饰过的老大哥的脸——他们都在哭。不是爱。是怕。奥比，你不可能不知道。”

奥布莱恩没有回答。他盯着那根铸铁水管，看着水珠沿着管壁滑落的路径，那些路径交错、分叉、汇合，像一座微型的河流网络。他想到了凯旋门，想到了金色涂层下的战舰装甲板，想到了那场十三年战争的最后一仗，第四三七号高地，那面从未被插上的旗帜。他想到那些在电幕前哭泣的人们，他们的眼泪在近景镜头中被特写放大，成为”仁爱日”节目的固定画面素材。那些眼泪是真实的吗？也许有一部分是。也许大部分都是。但眼泪本身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人可以在恐惧中流泪，在疲惫中流泪，在胃部饥饿的痉挛中流泪。眼泪只是一种生理反应，就像出汗和心跳加速一样，与爱无关。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奥布莱恩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你以为我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薇拉，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十三年战争中，我修改过四万七千份战报。我知道真实的伤亡数字是一百五十万而不是八十万。我知道第四三七号高地我们从来没有占领过。我知道凯旋门是用战俘的血汗建起来的，而宣传手册上那句’人民自愿修建’是手写上去的。我知道一切。每一件事。每一个谎言。每一天。”

“那你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知道了全部真相，你还选择继续做，那就说明你相信这些谎言有更高级的价值。”奥布莱恩打断了她。”我不是无知。我是选择。我选择让这个国家运转下去。用什么方式？用谎言。用恐惧。用仇恨。用配给面包里的锯末。因为除了这些，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你以为你可以把权力交还给人民？人民现在就在行使权力。他们在举报、在互相监督、在电幕前流眼泪。这就是人民的权力。你一直想给他们的——’真正的权力’——你给了他们，他们也拿到了。他们在用。你看到了。你在这里，被关在这个六平方米的牢房里，被那些’人民’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你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反复折磨。如果你把权力完全交还给人民，而人民想要折磨你，那么你的权力给了他们实现愿望的手段。这就是你奋斗了一辈子的民主，薇拉。人民有了折磨你的权力。他们正在行使它。”

薇拉的脸色变了。那层半透明的苍白上浮现出一层浅红，像墨水滴入了水中正在扩散。”你——”她的声音哽住了。她闭了一下眼睛，嘴唇紧抿成一条线。她沉默了很长时间，奥布莱恩能够听见她呼吸时喉咙里发出的细微杂音，像是空气穿过一片受损的管道。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那层红色已经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白色的平静。

“你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让我做什么吗？”她的声音轻了下来，几乎变成了耳语。”他们让我写忏悔书。每天写。写我在社会部任职期间犯下的’罪行’。写我如何’误导’了爱国教育的方向。写我如何’纵容’了自由派思想在基层的传播。我写了。我写了很多版本。他们不满意，让我重写。我重写了十七遍。第十七遍他们终于满意了，因为我在结尾写了’我真诚地认识到，我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损害人民利益’。他们把它贴在了走廊里，供其他犯人学习。”

奥布莱恩感到胸口传来一阵钝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缓慢地收缩。

“但你知道吗，奥比？”薇拉继续说，”在写那十七遍忏悔书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变得越来越清晰。就是我当年相信的东西——那个我们共同相信过的东西——它是对的。不是因为他们让我忏悔我才更相信它。是因为我在写的过程中一遍一遍地回想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条政策，每一个决定。我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出发点是让人民获得尊严和自由。老大哥让我们收归国有，我做了，因为我认为国有能够让资源分配更公平。老大哥让我们清洗大学，我做了，因为我认为那些思想会腐蚀年轻人的心灵。老大哥让我们发动战争，我做了，因为我认为扩展国土能让人民更安全。但每一件事做完之后，结果都走向了它的反面。公平变成了配给面包里的锯末。思想纯净变成了七岁孩子因为梦话被关起来。安全变成了十三年的战壕和四十万没有回家的尸体。这一切告诉我，我们的方法错了。我们以为权力的集中能更快地达到目标，但权力的集中本身就是问题。奥比，真正让人不失去自我的东西，是自由地获取知识的权力。一个人只要还能读到不同的书、听到不同的声音、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电幕上的内容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他就不会被完全摧毁。而他们现在做的，就是把这一切拿走。把知识拿走。把不同的声音抹掉。把所有可能让人’想’的东西全部替换成让人’感受’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想比感受更危险。”

奥布莱恩听着。他的视线停留在薇拉的脸上，那张曾经在路灯下对他微笑的脸，此刻凹陷、苍白、被铁锈味的水泥墙壁包围，但那双眼睛里的红色光芒依然在燃烧。一种错觉般的冲动从他身体深处升起来——他想站起来，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告诉她他也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记得那四个小时的争论和最后路灯下的那句话。但他没有动。他只是坐着，背靠冰冷的墙壁，手指在地板上停止了敲击。

“你已经五年没有自由获取过知识了。”奥布莱恩说。”你的知识被剥夺了。但你并没有失去自我。”

薇拉摇了摇头。”我没有失去自我，是因为我的自我早在被关进来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是在大学里形成的。是在那四个小时的争论里形成的。是在我看到那些移民孩子在街头奔跑的时候形成的。他们可以在这里折磨我五年、十年、十五年。他们改变不了那个已经形成的东西。但是下一代呢？那些从来没有听过不同声音的孩子呢？那些从出生起就知道电幕上的一切都是真理的孩子呢？他们不会被关闭在牢房里——他们会被关闭在自己的脑子里，一辈子走不出来。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你们在批量生产无知的灵魂。然后你们管这种批量生产的无知叫’力量’。”

房间安静下来。水管上的水珠继续滴落，节奏不规则，有时间隔三秒，有时间隔七秒，偶尔会有一长串连续的水珠滚落下来，像一串微型瀑布。薇拉靠回墙壁上，闭上了眼睛。她的呼吸变慢了，食物的能量似乎正在被她的身体缓慢吸收，她的面颊上重新出现了一丝淡淡的血色。

“奥比。”她没有睁眼，声音低到几乎被水珠滴落的声响淹没。”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你说。”

“你是傀儡。”

奥布莱恩站了起来。他的动作很慢，膝盖在站立时发出轻微的咔嗒声。他走到床边，把保温包收好，拉上拉链。薇拉始终闭着眼睛，没有看他。

“如果有机会，我会再送食物来。”他说。”如果你需要别的，可以通过守卫传话。”

薇拉没有回答。

奥布莱恩转身走向门口。他的手握住门把手时，薇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奥比。你还记得我们在大二那年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你站在宿舍楼下等我，头发上落满了雪。你说薇拉，跟我一起做一件大事吧。我说什么大事。你说让这个国家重新属于人民。我说好。”

奥布莱恩的手停在门把手上。他的指节微微发白。

“你还记得吗？”

他转动了门把手。铁门发出一声干燥的尖响，裂开了一道缝隙。走廊里更冷的空气涌进来，裹住了他的面颊。

“记得。”他说。然后把门关上，锁上了两把锁中的第二把。钥匙在锁孔中转动时，他听见里面传来一声低低的、压抑的声音，像一个人在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指关节时不慎漏出来的呼气。

他走出仁爱部大楼时，夜已经完全降下来了。下街区的灯光比来时更暗了一些——有几盏路灯坏了，没有人修理。街道上的队伍已经散了，只剩下零星的行人裹紧外套低着头快步走，像是想要尽快消失在自己家门的后面。奥布莱恩坐进车，对司机说：”离开这里。”

车子启动了。他闭上眼睛，薇拉的最后那句话在他脑海中反复地、缓慢地回响：”你还记得吗？”

记得。他记得所有的事情。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每一个他背叛过的承诺。每一次他告诉自己”这是选择”的夜晚。而这些记忆的存在，正是他与那些在电幕前哭泣的人们最大的区别。他们哭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哭，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

第四章：老大哥在看着你

车子从仁爱部的灰色围墙边驶离时，奥布莱恩没有告诉司机目的地。他只是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让轮胎碾过路面裂缝时传来的颠簸成为他唯一感知外部世界的途径。过了不知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他听见司机的声音从前座传来：”部长，我们继续开吗？”

奥布莱恩睁开眼睛。窗外是下街区常见的景象：灰暗的居民楼，外墙的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更陈旧的灰浆层。一扇窗户里亮着灯，灯光昏黄，窗帘是拉着的，但有一道缝隙没有合拢，缝隙中隐约能看见一个人的侧影——静止的、低头的，像是在盯着什么并不存在的东西发呆。奥布莱恩忽然意识到他不想回家。他的公寓在真理部官员区，三室一厅，配备了比普通家庭多一倍的暖气配额和一台从不必打开的电幕。那套公寓里的一切都是干净的、整齐的、功能明确的，就像它主人的人生一样，被划分成了清晰的区块：工作、休息、饮食、睡眠。但此刻那些区块让他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挤压感，像是穿着一件尺寸精确但质地僵硬的制服躺进了棺材。

“去老大哥广场。”他说。

司机没有回应，只是在前方的路口转了向。车子穿过几个街区，经过一个还在营业的配给站，队伍已经散了，只剩下铁栅栏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清洗地面的水声。然后道路变宽了，建筑变高了，路灯的间距变短了，光线变亮了。但亮光并没有驱散什么，它只是把黑暗推到了更远的地方，在建筑物的间隙和街道的尽头处堆积成更浓密的阴影。

车子驶入老大哥广场时，奥布莱恩终于睁大了眼睛。

广场和他白天经过时的景象完全不同。白天那些灰砖地面在阳光下呈现出均匀的浅灰色，凯旋门的金色涂层反射出暖融融的光泽，整个广场像一张精心修饰过的宣传图片，色彩饱和，构图严谨。而此刻，在夜间路灯冷白色的照射下，广场变成了一片空旷的灰色荒原。灰砖失去了所有的暖调，呈现出一种僵冷的、几乎是骨质的颜色。凯旋门拱券的阴影在路灯的照射下被拉长，投射到广场的地面上，像一只巨大而扭曲的拳头正在缓慢地摊开手指。金色涂层在冷光中失去了白天的辉煌，变成了一种偏绿的暗黄色，像是镀层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缓慢地氧化、腐烂。

奥布莱恩让车停在广场中央。他下车，站在空旷的灰色地面上，夜风从广场四面的建筑间隙中穿过来，带着煤烟和远处下水道的气味。他仰起头望向帝国大厦的方向。

大厦的顶层有一排窗户。其中最大的一扇此刻亮着灯。灯光是暖黄色的，与广场上路灯的冷白色形成鲜明对比，像一块被镶嵌在灰色建筑顶端的琥珀。在灯光的映照下，一个人影正在窗前缓慢地来回走动。他的步伐不大，步速均匀，从窗框的左侧走到右侧，停顿片刻，转身，再走回来。偶尔他会停在窗前的桌子旁，弯下腰，做出书写的姿态，手臂在灯光中上下移动，像是在纸面上快速涂抹着什么。然后他会直起身，重新开始踱步，偶尔抬起头望向窗外的夜空，像是在思考某个深奥的问题。

所有人都知道那个身影属于谁。那是老大哥。那是大洋国的最高领袖、终身总统、人民的父亲、凯旋门上铭刻的名字的主人。那是老大哥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彻夜工作，在思考国策、审阅文件、起草演讲，在所有人民都已经躺下休息的时候仍然撑着疲惫的身躯站在桌前，为了保护他的子民免受黑夜中潜藏的敌人的侵害。那是老大哥。那是电幕上每天出现的那张脸、那个声音、那种令人安心的、不容置疑的威严。那是老大哥，大洋国的脊梁。

奥布莱恩低下头。他感觉自己的颈椎因为长时间的仰视而微微发酸。他转身走回车子，告诉司机：”去帝国大厦地下停车场。十三号房。”

司机短暂地犹豫了一下。帝国大厦的十三号房是禁区，普通车辆没有通行权限。但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中奥布莱恩的面孔，没有说话，踩下了油门。车子沿着广场的边缘绕行，驶入帝国大厦侧面的地下通道入口。通道口的守卫看见车牌，按下了升降杆。车子沿着螺旋坡道向下行驶了三层，在标有”E-13″的灰色铁门前停下。

奥布莱恩下车。铁门旁边的身份扫描仪亮起了绿灯。他推开门，走进了一条窄长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墙壁是裸露的混凝土，每隔五步有一盏用铁网罩住的灯泡，光线幽暗但足够看清路面。走廊尽头是一扇更厚重的铁门，门旁坐着两名守卫，制服笔挺，表情严肃。他们看见奥布莱恩时同时站了起来，敬礼。

“部长。”其中一名守卫说。

奥布莱恩点头。守卫转身打开铁门上的两把锁，然后推开门，侧身让开入口。奥布莱恩走了进去。

房间大约四十平方米，天花板很高，至少有四米，使整个房间产生一种空旷的、声音轻微回荡的感觉。墙壁是深灰色的，没有任何装饰或标识。房间中央立着一个巨大的金属柜——不锈钢材质，表面光滑得能倒映出头顶灯泡的圆形光斑。金属柜的尺寸约两米长、一米宽、一米高，柜门处有一排银色的锁扣，共八个，全部锁定。

两名守卫跟了进来。他们走到金属柜旁边，各自从腰间取下一把钥匙，分别插入柜门两侧的锁孔中。同时转动，咔嗒一声，八根锁扣同时弹开。他们一人拉住柜门的一侧，缓慢地向两边拉开。一股冷气从柜中涌出，白雾沿着柜门的边缘向下淌落，在混凝土地面上铺展成一片稀薄的云层。

守卫从柜中拉出一张金属床。床面上铺着一层白色的织物，织物上躺着一具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体。守卫的动作很小心，床架底部的滑轮在地面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们拉出床面，确认它完全展开后，直起身，看向奥布莱恩。

“出去。”奥布莱恩说。声音很轻，但在空旷的房间中产生了淡淡的回声。”关上门。等我叫你们。”

守卫没有任何迟疑。他们并排走出房间，轻轻带上了铁门。锁扣自动回位的咔嗒声从门外传来，然后是一段逐渐远去的脚步声，最后只剩下房间内部空调系统持续的低频嗡鸣，以及白雾在地面上缓慢扩散时发出的几乎听不见的咝咝声。

奥布莱恩站在原地，看着冰床上躺着的那具躯体。

他很久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看过它了。上一次还是四个月前，他来这里签署一份关于”老大哥诞辰纪念日”的宣传方案时，顺便进入这间房间看了一眼。当时他站得很远，只确认了保存状态正常就离开了。而今天他站得很近，近到能看见白色织物上的细小褶皱，能看见深蓝色制服领口处一根没有完全塞进纽孔里的线头。

老大哥的脸比生前缩小了一圈。防腐处理和低温保存会让肌体缓慢地脱水，再精细的维护也无法完全阻止这个过程。皮肤的质地更接近于蜡而非活人的肌肤，颜色是一种均匀的淡灰色，嘴唇是更深的灰紫色，眼睑紧闭着，睫毛——那曾是老大哥面部唯一柔软的细节——仍然保持着完整的排列，但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深黑色，变成了一种褪色的灰褐色。如果老大哥的灵魂仍有某个部分附着在这具躯体上，那最有可能留住它的地方就是睫毛。但奥布莱恩知道那只是迷信。灵魂不存在。他亲手签署过的每一份文件都在证明这一点。

他发现自己站直了身体。右臂抬了起来，手掌绷平，指尖抵在眉骨的边缘。敬礼。一个完整的、严格的、符合《公众礼仪规范》中关于”对领袖肖像及象征物表达敬意”全部条款的敬礼。他保持了这个姿势大约五秒钟，然后缓慢地放下了手。手臂放下来的时候，他的肩膀微微晃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体内松动了。

他绕着冰床走了半圈，站在老大哥头部的位置，低头俯视着那张蜡灰色的面孔。房间里非常安静，空调的嗡鸣似乎退远了，他的呼吸声变得格外清晰，每一次吸气都像是有人在空旷的房间中拖动一把椅子。

“我不知道。”他说。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一个永远无法回应的人说话。”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不，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告诉我的。你告诉我要清洗，要斗争，要战争，要爱国。你告诉我这样能让国家强大。我信了。我全都信了。因为在你之前，我看到的是一个僵死的国家，一个被移民填满、被官僚蛀空、被软弱的民主程序绑住手脚的尸体。你给了它心跳。你让电幕上重新出现了骄傲的面孔。你让街道上的人站直了腰杆。你给了我们敌人——每一周、每一天、每一秒都存在的敌人。你让我们有事可做。”

他停下来，深吸一口气。空气冷而干燥，吸入鼻腔时产生一种类似于吸入薄荷的清凉感。

“但是你死了。”他的声音变大了。”你五年前就死了。你留下了一个还在运转的系统，我接手了。我每一样事情都按照你的方式做——战争、仇恨、仁爱、清洗、举报、配给、宣传。我把你教给我的每一样东西都准确地做了五年，是的，准确。但有什么用？”

他绕过冰床，走到床尾。老大哥的脚在深蓝色制服裤管下面微微隆起着，脚掌的轮廓在织物下形成一个平缓的拱形。奥布莱恩看着那个拱形，想象着这双脚曾经穿过无数双皮鞋，曾经很稳地站在无数的讲台上面，现在它们只是织物下两个缓慢失水的隆起。

“人们生活得很痛苦。”奥布莱恩说。”我每天看到他们排队领配给，看到他们站在电幕前哭，看到他们把七岁孩子的梦话写进纸条里塞进输入口。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在爱国。他们以为眼泪代表感激。他们以为举报是忠诚的表现。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就是你想让他们成为的那种人——无知、顺从、充满恐惧和仇恨。他们就是你想要的人民。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人民。但你得到他们之后，你做了什么？你死了。你把他们留给了我。你把他们留给我，而他们正在慢慢忘记为什么痛苦。”

他的声音在房间中回荡。墙壁没有吸收声音的装饰层，混凝土表面把每个音节都清晰地反弹回来，形成一种奇异的对话感，好像房间本身在回应他。

“这个国家有力量。指哪儿打哪儿的力量。我命令战争，他们就上战场。我命令仇恨，他们就对屏幕挥舞拳头。我命令仁爱，他们就流眼泪。这力量是真实的。你铸造了它。五年了，它没有崩，没有裂，它还在运转。每天早上电幕准时打开，每天晚上投影准时亮起，你的投影让你假装在窗前工作，因为人们需要它，一切都是你设计的齿轮。齿轮还在转。”

他停住了。他的手握紧了冰床边缘的金属栏，指节泛白。

“但是齿轮在磨损。”他说。”科技已经七年没有进步了。欧亚国正在赶超。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重建我们当年拆除的那些东西。民主。独立司法。自由获取知识的渠道。他们模仿我们三十年前的样子，那个我们曾经憎恨过的、僵化的、软弱的但还能运转的国家。他们正在把它重新建起来。他们的经济在增长。他们的科技在发展。他们的孩子在学习我们禁止的知识。而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如何举报自己的父亲。他们的科学家在研究精确制导和惯性导航。我们的科学家在研究如何让电幕上的眼泪看起来更真实。”

他猛地一挥手，指节撞击在冰床边缘的金属栏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疼痛从他的手指传上来，但他没有理会。

“我错了吗？”他提高了声音。”我哪里错了？我做了你让我做的每一样事情。我洗了该洗的人。我打了该打的仗。我编了该编的新闻。我让人民该恨的时候恨、该爱的时候爱、该哭的时候哭。我比任何人都忠诚地执行了你的意志，让这个国家看上去更有力量，更有效率。你说恐惧比希望更有效。你说控制思想比控制经济更根本。你说只要人民不知道别的可能性，他们就会永远留在这个系统里。但是，我能听到，听到他们在夜里躺在床上，在肚子发出咕咕声的时候想——我们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他们连自己输给了什么都说不清楚，因为他们没有词汇。知识被剥夺了，连名字都失去了。他们只知道饿。”

他的声音在发抖。他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胀满了，每一次发声都像在推挤一扇不情愿打开的门。

“你们这些人民。”他突然转向空无一人的房间，对着墙壁说。他的手指指着冷雾中的某个方向，仿佛那里站着无数张正在注视他的面孔。”你们不争气。我把国家交给你们，让你们爱国，让你们团结，给你们敌人和英雄。你们做了什么？你们每天举报自己的邻居。你们把愤怒浪费在电幕前面。你们对着一个投影流眼泪，而对真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你们让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让我怎么为你们工作？你们配不上任何好的东西。你们配不上自由。你们只配得上恐惧。因为只有恐惧才管得住你们。”

他的手指放下来。他的声音变低了。”还有你们。”他望着虚空中那些不存在的叛国者。”你们这些叛国者。你们懦弱。你们在战争期间写信给东亚国的亲戚，在配给站跟陌生人抱怨面包里的锯末，在梦里说出了不该说的话。你们既没有勇气反抗，也没有勇气顺从。你们夹在中间，每天用最小的方式来恶心这个系统——一个表情、一句抱怨、一个多余的停顿。而我把这些最小的事情收集起来，放大，公开。因为我知道你们就是系统的黏合剂。没有你们可以惩罚，人民就不知道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你们才是真正的齿轮。你们让其他一切齿轮觉得自己有正当性。我恨你们。我比任何人都恨你们。但我需要你们。”

他停住了。他的肩膀开始颤抖，先是轻微的，然后逐渐加重，像是体内某种承受重量的结构终于出现了裂纹。

“还有你们这些政府工作人员。”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压抑到极点的哽咽。”你们没有脑子。你们只会照章办事。我说什么你们就执行什么，从来不问为什么。我给你们一套新词，你们立刻用。我给你们一个仇恨对象，你们立刻恨。我给你们一个仁爱日，你们立刻哭。你们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过——这些东西是真的吗？你们只关心数据的起伏、比例的变化、曲线的方向。你们用算盘和统计表来管理一个国家的灵魂。你们才是真正的空洞。你们比那些在街头排队领配给的工人更空洞。他们至少知道饿。你们连饿都不知道——你们吃的是特供。”

他的膝盖弯曲了一下。他本能地伸手想抓住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手指在冰床的边缘滑动了一下，没有抓牢。他跪了下去。膝盖撞击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的上半身向前倾倒，额头抵在冰床边缘的金属栏上，金属表面很冷，冷到他的皮肤几乎感到灼痛。

他开始哭。

哭声是压缩的，压抑的，像一个人在水下试图喊叫，声音和气泡一起涌出喉咙但被液体堵住了大部分。他的肩膀剧烈地抽动着，两只手死死抓住冰床的边缘，指节因为用力而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白色。泪水从他的眼眶中涌出来，沿着面颊的沟壑——那些他多年来在镜中见过但从未真正在意的纹路——滑落，滴在深蓝色的制服袖口上，留下深色的湿斑。他在哭，哭得毫无保留，像一个独自在深夜的房间里终于卸下所有伪装的人。这么多年来他从未哭过。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他不记得了。也许是在薇拉被带走的那天晚上，也许更早，在战争结束但死亡报告仍然源源不断送来的那些日子里。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此刻泪水从某个深藏的储备中被释放出来，汹涌而持续，像是蓄积了多年的暴雨在堤坝出现第一道裂缝后倾泻而出。

“薇拉。”他的嘴唇吐出这个词，声音模糊而支离。”薇拉骂我。她骂我是傀儡。她说我扮演着自己曾经最厌恶的角色。她曾经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时候连我都嫉妒她。但她说得对。我厌恶我自己。我每天早晨走进办公室，看到镜子里那张脸，我知道那是我，但我认不出那是我。我变成了你。”他对着冰床上那张蜡灰色的面孔说。”我变成了你。你的脸在电幕上，每天出现。我的脸在镜子里面，每天出现。我不知道哪一张更真实。”

他用额头摩擦着冰床边缘的金属栏，冰冷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舒适。泪水从下巴滴落在地面上，与从冰柜中渗出的冷凝水混在一起，形成一小片潮湿的痕迹。

他不知道他哭了多久——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更长。时间在那个空间中失去了参照物，唯一存在的是泪水、冰冷、抽泣声和那具始终沉默的躯体。

最终哭声变弱了。抽动变缓了。呼吸从急促的断奏逐渐恢复成了拉长的、深吸深吐的节奏。奥布莱恩仍然跪在地上，额头贴在金属栏上，但他的肩膀不再抖动了。他用一只手慢慢擦掉脸上的泪痕，手指触碰到面颊时能感觉到皮肤上残存的温度和湿润。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均匀地呼出来。

他用手撑着冰床的边缘，把自己拉了起来。膝盖在站起来时发出咔嗒的声响，裤子的膝盖部分被地面上的冷凝水浸湿了，贴在他的皮肤上，冰凉而潮湿。他站直了身体，重新低头看着冰床上的面孔。那张脸没有任何变化，蜡灰色的、安静的、闭着眼睛的、睫毛褪色的。它没有因为他的哭声而有任何反应，没有睁开眼，没有转动头，没有说出任何安慰或责备的话。它只是在那里。永恒的、沉默的、坚不可摧的。

奥布莱恩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制服。他拉平了衣襟，抚平了袖口的皱褶，将领口那颗松开的纽扣重新系好。他用手掌抹去脸上残留的泪痕，虽然面颊仍然泛红，眼眶周围仍然有充血的痕迹，但他的表情已经恢复了那种他每天在镜子里看到的面貌——平静的、克制的、没有破绽的。他用手指梳理了一下额前被汗水浸湿的碎发，把它们拨到一边，露出完整的前额。

然后他立正，脊背挺直，肩膀后收，下巴微微抬起。他抬起右臂，手掌绷平，指尖抵在眉骨右缘。敬礼。一个完整的、严格的、符合《公众礼仪规范》全部条款的敬礼。他的视线落在老大哥的面孔上，注视着那双永远不会再睁开的眼睛。他的表情庄重而平静，没有泪水，没有抽泣，没有颤抖。他的嘴唇微微张开，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

“你赢了。因为你死了，我还得替你活着。”

他维持着敬礼的姿势，缓慢地放下手臂。然后他转身，走到铁门前，用手掌在门板上拍了两下。

守卫从外面打开了门。湿热的空气从走廊中涌进来，与房间内部的冷气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股短暂的涡流，将奥布莱恩推了出来。他没有回头。他听见守卫在他身后重新进入房间，将冰床推回冰柜，关上柜门，锁上八枚锁扣。一系列声音——滑轮声、金属碰撞声、锁扣弹入位的咔嗒声——依次传来，像一支精确的、重复了无数次的小型机械奏鸣曲。

奥布莱恩沿着走廊往回走。经过门口两名守卫时，他点了点头。守卫立正敬礼。他没有回应敬礼，径直走向自己的车位。

轿车驶出帝国大厦地下停车场时，夜空中的云层正在缓慢地移开，露出了几颗稀疏的星星。它们的光芒很微弱，被城市中残留的灯光稀释成了一层淡淡的银白色雾霭。他想起自己曾经在大学的天文课上听过一个讲座，教授说人类看到的每一颗星星都是它在几百万年前发出的光，那颗星星本身也许早已不存在了，但它的光还在穿越宇宙，持续地抵达我们的眼睛。当时他觉得这个事实很美。现在他觉得这个事实很残忍。

 

第五章：反抗者手册

奥布莱恩回到真理部大楼时已是后半夜。大厅里空无一人，电幕关闭着，只有应急灯在墙角投下稀疏的淡绿色光晕。值班守卫在入口处立正敬礼，奥布莱恩挥了挥手，径直走向电梯。电梯厢壁上的反光中，他的脸看起来比几个小时前苍老了——眼眶周围的皮肤泛着不正常的红色，面颊的阴影拉得更长了，嘴角两侧的纹路像两道被反复折叠的纸痕。

他推开办公室的门时，值班秘书已经闻声走了过来。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庞干净，制服笔挺，手里捧着一块折叠整齐的热毛巾。毛巾冒着白色的蒸汽，散发出轻微的消毒水气味。这是真理部夜班值班室的常备设施，专为深夜归来的高级官员准备，据说是为了”消除疲劳并保持思维清晰”。

“部长。”秘书将毛巾双手递上。

奥布莱恩接过来，展开，盖在脸上。热汽涌进他的鼻腔，毛巾的纤维贴着皮肤，那种持续的、均匀的温度让他感到一种微弱的、几乎是可以被忽略的安慰。他保持这个姿势大约十秒钟，然后将毛巾拿下来，翻了一面，又敷了五秒。毛巾拿开时，他发现镜子中的自己的眼眶周围的红肿消退了一些，皮肤恢复了惯常的灰色。

“你可以回去了。”他对秘书说。

“我可以在外间待命——”

“回去。”奥布莱恩的声音不大，但语气中有一种不容商量的终局感。

秘书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门合上后，房间里只剩下奥布莱恩一个人。他没有开主灯，只拧亮了办公桌角一盏低瓦数的台灯。灯光呈暖黄色，范围有限，只照亮了桌面上大约一平方米的区域，之外的空间被留在了幽暗中。他在椅子上坐下来，面朝着桌面，目光落在那只空的红酒杯上。晚餐的残迹已经被清洁工收走了，桌面干净得像是从未放过任何东西。

他拉开右手边的抽屉。抽屉里有一本笔记本，就是他从下街区杂货店买来的那本。纸页粗糙，封面的硬纸板是深蓝色的，边缘处有轻微的磨损，看起来像是被什么人翻过好几次。奥布莱恩将它取出来，放在桌面上，然后从笔筒中抽出一支黑色墨水钢笔。他拧开笔帽，扉页上是他早已写下的一行字：

《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墨水在粗糙的纸面上微微洇开，每个笔画的边缘都呈现出细小的毛刺。奥布莱恩看着那行字，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他已经很久没有写过长篇的文本了。在真理部的日常工作中，他每天签署的都是简短的意见——”同意””修改””重新审定””已阅”——最长的批示也不会超过两行。写长文是一种被遗忘的技能，就像长时间不走路的人重新尝试行走时双腿会感到生疏。但他此刻感到手指正在找回某种记忆，钢笔握在手中的位置、手腕悬空的角度、纸页在手下旋转以适应笔尖走向的动作——这些都是他年轻时的动作，在大学宿舍里写论文、在战争期间写战报评述、在凯旋门落成之前起草那部”历史文献集”时用过的动作。

他翻到第一页的背面，在空白页上开始写正文。

“寡头集体主义是一种以维持等级结构为唯一目标的统治模式。它的外在形态可以是左翼、右翼或中间派，可以披着革命的外衣或传统的壳子，但它的本质始终不变：一个极小规模的统治集团通过控制信息、物质分配和暴力手段，使绝大多数人口处于永久性的依赖状态中。

“现代战争的首要目标，从来不是击败外部的敌人。战争的首要目标是消耗机器生产出的过剩产品，同时绝不提升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只要社会始终濒临饥饿的边缘，等级制度就必然稳固。饥饿的人不会思考，他们只会寻找食物；而当食物被配给制固定在恰好维持生存的水平上时，每个人的全部精力都被耗尽了，没有任何剩余的力量去质疑食物本身为什么如此匮乏。

“因此，统治阶级发动的每一场战争，真正的对手都从来不是欧亚国或东亚国，而是本国底层民众。战争的全部意义，就是维持现有社会结构永不崩塌。当一个国家面临内部不满时，它会寻找外部的敌人；当一个国家没有外部敌人时，它会创造出一个来。战争可以把民众的注意力从面包转移到国旗上，可以把仇恨从统治者身上转移到邻国人民身上，可以让濒临饥饿的人感到自己正在为某种伟大的事业而牺牲。”

奥布莱恩停下笔，看着刚刚写下的这几段话。墨水已经干了，黑色的字迹在粗糙的纸面上静静地躺着，每一个词都准确地表达了它被设计出来必须要表达的意思。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写的东西——如果被任何人发现——足以让他被送进仁爱部最底层的牢房，比薇拉关押的那一层还要深入地下。他将被指控”散布反国家言论”、”煽动颠覆老大哥”、”参与密谋活动”，然后在公开审判后的大约三个月内被处决。他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步骤，因为他曾经参与设计过其中大部分步骤的程序文件。

但他继续往下写了。因为恐惧只是构成他此刻平静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比恐惧更强烈的是某种类似于宿命的东西——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完成一件事，而这件的事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它自己变得多余。他在为自己挖掘坟墓，用亲手写的文字一铲一铲地掘开泥土。这个想法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惧，反而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宁，就像一个人终于决定停止奔跑后感受到的那种疲惫的放松。

他重新动笔。

“双重思想，是寡头集体主义的核心维持机制。它指一个人同时脑中持有两种完全矛盾的信念，并且全盘接受二者。例如：一个人知道战争只是统治阶级消耗过剩产品的工具，同时他又真诚地相信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一个人知道配给面包中掺入了木屑，同时他又真诚地相信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改善人民生活。这两种认知在同一颗大脑中并存，互为表里，彼此支撑。因为当一个人同时相信两件矛盾的事情时，他就永远不需要在自己内部进行争论了。争论已经终结了。一切冲突都被提前和解了。

“双重思想并非仅存在于民众的头脑中，它首先是统治者的生存技能。一个统治者必须同时知道他的权力建立在谎言之上，又必须真诚地相信这些谎言是国家必需的。如果他只相信前者，他会变成犬儒主义者，丧失行动的意志；如果他只相信后者，他会变成狂热分子，丧失判断的能力。只有同时相信两者，他才能既有效地操纵系统，又不被系统的荒诞所压垮。双重思想是一种精神防护罩，它让统治者在知道一切都被编造的同时，仍然能够每天早晨走进办公室，继续编造。”

奥布莱恩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水是值班秘书离开前放在桌角的那杯，已经凉透了，但凉意正好让他从写作的沉浸感中短暂地抽离出来。他看着桌面上摊开的笔记本，已经写了三页，字迹密集而流畅，几乎没有一处涂改。他意识到自己写下的这些内容，与他二十多年来在真理部的工作记录形成了某种镜像关系：那些工作记录是用谎言填充的官方叙述，而眼前这些文字是用真相填充的地下手册。两者都由同一只手写出，用同一支笔，在同一张桌上。他忽然想到，如果某一天有人把这两类文本并排放在一起，他们会不会把它们视为同一个人写的东西？还是说他们会以为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者，一个是忠诚的真理部部长，一个是危险的颠覆分子？

他继续。

“党员必须自觉地篡改记忆。这不是一种可选的技能，而是一种强制性的生存要求。一个党员必须忘记他不该记住的事情——那些曾经亲耳听到的异议、曾经亲眼看到的错误、曾经亲手签署的不公正的命令。他也必须捏造需要记住的事情——那些从未发生过的’胜利’、那些不存在于档案中的’忠诚事迹’、那些由宣传部门虚构但被要求当作亲身经历去回忆的’感人时刻’。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把两种相悖的逻辑同时容纳在自己的大脑中，并且永远用党的立场来修正现实。现实是可以被修正的。历史是可以被重写的。记忆是塑料的，在足够的热度下可以熔化、重塑、冷却成新的形状。

“因此，寡头集体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历史的不稳定性。在这个社会中，昨天发生的事情在今天可能就变成了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去年被定性为叛国的行为在今年可能被重新定性为英勇。时间丧失了连续性，过去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随意塑形的原材料，未来变成了一个只需要被宣布为’必然如此’就可以提前固定的空洞承诺。唯一真实的只有当下——因为当下是唯一可以被电幕完全控制的维度。”

他写到这里，停了一下。台灯的光线在他的手背上投下一圈暖黄色的光晕，钢笔的金属笔夹在灯光中反射出一个小小的亮点。奥布莱恩忽然想起了薇拉关于”自由获取知识的权力”的那段话。她说的和他写的，本质上指向同一件事。她用的是激情的语言，他用的分析的语言，但它们指涉的是同一个伤口：被切断的信息的流动。

他继续写，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持续而细微的沙沙声。

“要推翻寡头集体主义，第一步不是武装起义，也不是外部军事干预。第一步是重新建立信息的自由流动。因为寡头集体主义的全部力量建立在信息的垄断之上。如果人们知道配给面包中掺入了木屑并且其他国家的人民正在吃真正的面包，他们就会开始质疑配给制度。如果人们知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议会、法院、新闻自由和定期选举，他们就会开始质疑终身总统制度。如果人们知道其他国家的孩子不会被送去’少年思想矫正中心’，他们就会开始质疑仁爱部的存在意义。

“信息垄断的崩溃，必然导致权力垄断的崩溃。因为权力不是一种实体，它只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幻觉。当足够多的人不再相信统治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时，统治者的权力就消失了——就像一间屋子里的人都同时意识到墙上那幅肖像的眼睛并没有真的看着他们，于是它就不再看着他们了。”

奥布莱恩翻到了下一页。他写到关于建立新社会的内容。

“推翻旧制度之后应当建立什么？应当建立一种让人人平等而自由的社会。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一个可以被逐步实现的目标。平等指的是权力的平等——没有任何个人或小团体拥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最终权力。自由指的是知识的自由——没有任何机构有权决定哪些信息可以被获取、哪些必须被屏蔽。当权力分散到足够多的人手中时，腐败和垄断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当知识流动到足够多的头脑中时，欺骗和操纵的成本就变得过高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某种简单的’返回’。返回战前的大洋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战前的大洋国本身已经暴露出了它的致命缺陷——僵化的官僚体制、被金钱和家族网络腐蚀的民主程序、对移民和弱势群体的系统性排斥。那些缺陷为寡头集体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温床。因此，一个真正的新社会不能只是换一批统治者，它必须重新设计权力的分配方式，重新定义公民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一种不会自动产生寡头的政治生态。

“这种新社会并非不可想象。它需要勇气和耐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持续努力，需要在每一次面对恐惧时选择不退缩。但它不需要完美。它只需要比现在的制度更不坏。因为任何比当前的寡头集体主义更少压迫、更少谎言、更少饥饿的制度，都是值得追求的。完美的制度是人类思想的陷阱——它让人们因为无法立刻实现完美而放弃了一切改进的可能。但逐步的、不完美的、充满反复和倒退的社会改造，恰恰是人类唯一真正拥有过的路径。”

他放下笔。页面上的字迹密集地排列着，从第一页到此刻已经写了十三页。墨水已经消耗了半管，笔尖在书写过程中微微磨损，导致笔画的线条比开始时略粗了一些。奥布莱恩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夜色仍然沉厚，黎明尚远。窗玻璃反射出台灯的暖黄色光晕，使外面的黑暗变得更加无法穿透。

他想到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谁来读这些文字？谁会被这些文字触动？谁会在读到它们之后采取行动？他把笔记本翻回扉页，在上面写下了一个名字：

埃曼纽尔·戈斯坦因。

那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名字，在《真理部人物档案》中不存在对应的人，在任何家庭或机构的花名册上都没有记录。这个名字像一粒被投入水中的墨滴，会扩散开来，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接收、理解、转述。有人会以为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反抗者。有人会以为它是一个外国情报机构捏造的代理人。有人会把它当成某种民间传说，就像那些在工人们私下聚会的角落里流传的关于”停战之前还有过另一种生活”的模糊记忆。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本本身。文本会去它该去的地方。

奥布莱恩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他拨了一个三位数的内线号码——理论部。铃声响了两次，那边接起来，声音清醒而稳定，显然值班人员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部长。”理论部值班员的声音说。

“叫理论部部长戴维森来我办公室。现在。还有社会部部长卡明斯基。让他们在三十分钟内到。”

“是，部长。”

奥布莱恩挂断电话，然后伸手拿过那杯凉水，再次喝了一口。水在口腔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味道，只是一种液体，一种湿润，一种抵消喉咙干涩的物理过程。他静静地坐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笔记本封面上的硬纸板边缘，感受着那微小而真实的毛刺触感。

二十五分钟后，办公室外间传来了脚步声。两声敲门，然后是门被推开的声音。理论部部长戴维森和社会部部长卡明斯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两人的制服都有些凌乱——显然是被从睡梦中叫醒的，匆忙套上了衣服就赶了过来。戴维森的头发有一侧高高翘起，卡明斯基的衬衫领口扣错了纽扣，一高一低地歪着。

“坐。”奥布莱恩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两把椅子。两人坐下，脸上带着困惑但不提问的职业性平静。

奥布莱恩将笔记本翻转过来，封面朝上，推过桌面。”我写了一部手册。内容关于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分析。观点批判性的。基于老大哥统治体系的内在逻辑所做的系统性解构。”

戴维森和卡明斯基对视了一眼。目光在空气中短暂地碰撞了一下，然后同时落回到桌面的笔记本上。封面是深蓝色的，没有标题，没有任何标识。但两人都没有伸手去触碰它。

“部长，”戴维森试探性地开口，”我不太理解——”

“不需要理解。”奥布莱恩打断了他。”我只需要你们执行。理论部负责手册的复制和分类。社会部负责通过秘密渠道发放。渠道要隐蔽，要迂回，要有分层。手册应该流向民间，流向工厂、社区、学校的私下流通网络。它应该出现在那些人们偷偷传阅打字稿的角落里。但同时，它不能太容易得到。它必须给人一种’被禁止’的感觉。因为被禁止的东西才值得阅读。如果它是公开印刷品，没有人会当真。你们明白吗？”

卡明斯基吞咽了一下。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蜷曲了一下。”部长，我们——复制和发放这种内容……这是直接违反《电幕和出版物管理条例》第九条至第十七条全部条款的行为。如果被内务部发现——”

“不会被发现。”奥布莱恩说。”因为内务部的审查系统，是我设计的。我知道它所有的漏洞在哪里。我知道哪些环节可以被绕过，哪些记录可以被虚设，哪些检查可以被提前通知。而且——”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平静地扫过两人的面孔，”——即使被发现，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你们只是执行我的直接命令。在真理部的权限等级中，部长的直接命令高于条例规定。任何下级执行上级指令的行为，都不构成个人犯罪。”

戴维森沉默了几秒，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转向奥布莱恩的脸。”部长，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问。”

“这本手册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让它产生什么效果？”

奥布莱恩没有立刻回答。他转了一下桌面上的水杯，杯底在木面上滑出一段微小的弧线。”手册本身的目的，是让读到它的人开始思考。不是仇恨，不是愤怒——是思考。因为思考比仇恨更难消灭。仇恨可以被引导到新的对象上，愤怒可以被转化为新的忠诚。但思考——当一个人开始思考某些基本问题时，他就很难再停下来。他会发现他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矛盾，他的信念体系布满了裂痕，他以为坚固的东西正在松动。这个过程很慢，很痛苦，且不可逆。一旦开始，就无法再退回到’不知道’的状态。”

卡明斯基的眉头皱了起来。”但部长，如果有人因为思考而采取行动——如果有人组织反抗——如果我们发放的这本手册真的点燃了什么——”

“那就点燃了。”奥布莱恩说。”我们需要敌人。内部敌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过真正的内部敌人了。那些零星的、散落的、因为配给问题而抱怨的人，他们只是饥饿，不是背叛。他们只有在饿肚子的时候才会不满，一旦吃饱了就会安静下来。但我们需要一种更持久的敌人——一种有理念的、有组织的、能够被追捕和公开审判的敌人。这本手册就是催化剂。它会吸引那些真正有思想的、不甘心的人。他们会聚集起来，形成网络，开始行动。然后我们就能发现他们、抓捕他们、审判他们。每一次抓捕都是一次国家力量的公开展示，每一次审判都是一次爱国教育，每一次处决都是一次仁爱日和仇恨日的双重素材。”

戴维森和卡明斯基同时点了点头。他们的表情已经从最初的困惑转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奥布莱恩无法确定那是理解还是服从，但他没有继续追问。他只需要执行，不需要理解。

“复制工作从现在开始。”奥布莱恩说。”头一批一百份。用旧式的手动打字机，不能用电子设备，不能留下数字痕迹。纸张使用正规渠道采购，但采购记录要绕过系统，通过社会部的基层配给站走账。标题页不写任何出版社或印刷厂的名字。所有的副本都必须手工装订，用线，不是订书钉。这样的副本会看起来像是某个地下组织在艰难条件下手工制作的——这本身就增加了它的可信度。”

卡明斯基从桌上拿起了笔记本，翻开扉页，看到了那个名字。”埃曼纽尔·戈斯坦因。这个人——”

“不存在。”奥布莱恩说。”但你们要让人们以为他存在。一个前大学哲学教授，在战争期间被清洗了，但逃过了处决，潜伏在某个偏远地区，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观察和思考，最终写下了这本手册。细节由社会部的宣传科补充。只要传闻建立起来，戈斯坦因就会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真实’——因为活人可以反驳、可以被逮捕、可以被证明有缺陷，但一个不存在的人永远不会犯错。”

戴维森和卡明斯基站了起来。戴维森将笔记本小心地夹在自己的文件夹中，好像那是一件容易碎裂的物品。他们走到门口时，奥布莱恩叫住了他们。

“记住，敌人从来不是问题，没有敌人才是问题。“

 

后记

多年后，一本深蓝色封面的小册子，在工厂、地下室、校园私下传阅，有人恐惧，有人沉默，有人悄悄把它藏在书页夹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