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尴尬了，写在脸上的尴尬。

其实我也不清楚我的写作动力从何而来。为此我想了整整一天，给自己唯一能继续写作下去的理由是：我这一辈子也算“历事时多，读书时少”，能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自我重塑。

我以前常说：在当下绝大多数自媒体作者以立场为知识的时代，我坚持以知识为立场。但这句话细想起来又不对。

古代妇女裹小脚算不算知识？能够将一双幼足裹成标准的“金莲”，还尽可能对女孩子不造成过大的伤害，这门手艺划归到“知识”领域并不为过。

刽子手杀人的技艺恐怕也可以称之为“知识”。

至于宫廷太监制度的“净身师父”，一手外科手术的绝活，“知识含量”就更高了。

但很显然，这些“知识”恐怕永远也成为不了我写作的“立场”。

中国古人对汉字的把握是精准的。在唐以前，中国汉字大多是一字一义（或多义），汉字词组的普及化，是民国之后的事情。比如，作为一个北方人到广州生活这几年，我就深刻感受到古人对广州夏日天气的描述，不是热，而是“骨蒸”。再比如，古人对普洱茶口感的描述，叫“沉刻”，只有喜欢并长期喝普洱茶的人，才能理解这两个字有多么的准确。

知识也一样，最早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字。知是知，识是识，再深一层，是智。恰好和拉丁文与“知识”相关的三个单词相似。

知，《说文》“识也，从口矢。知道事实如箭中的般准确。对应拉丁文Cognitio这个词，意思是说感知、经验与认识过程的知识。

识，从言从戠，戠是古代征战中部队的旗帜，有贴标签的意思。意指经过经验沉淀下来的通识。《解字》云：常也。识对应拉丁文Scientia，意为系统化的知识。

智则是在系统化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对比、实践、印证和积累而产生的智慧，《礼记》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荀子》云：知有所合谓之智。对应拉丁文Sapientia，指的是逻辑化，理性分辨的知识。

因此，知和识是不一样的，而智则是知识上的升华。

举个小例子：1996年，流浪诗人马哲来京，当时他正在读王海光《旋转的历史》，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评注。他拉着我去见作者，在中央党校一间僻静的小办公室，王海光接待了我们。马哲和王海光探讨了他的读书心得，我当时还没读过这本书，但是我刚刚啃完马克思的《资本论》，于是就随口一问：列宁说历史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王教授这本书是否从另一个角度在证明这个判断？

王海光首先反驳了我的观念：你怎么知道螺旋或者波浪式一定带来上升和前进，而不是下降或者后退？历史是螺旋式演进。秩序不会永久稳固，认知体系也不会一成不变。当一套解释世界的框架无法回应现实矛盾，社会便滑入认知混乱；混乱落幕之后，人类才愿意重新筛选、重建可靠知识。

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只是后来因为参与文化复兴运动，被党国教育，连同王海光送我的签名本《旋转的历史》，和我当时还没有读完的另外一本《中国文字狱》一起被抄没了。这两本书印量都很少，且我都没读完，后来几次想找，却再也买不到了，至今甚为遗憾。

遗憾的事情太多，麻木了。

只是王海光关于螺旋与旋转的说法，让我最初的观念有了一次颠覆，这应该就能够划归“知”与“识”差异化的一类吧。至于他说：“当一套解释世界的框架无法回应现实矛盾，人类便滑入认知混乱；混乱结束后，人类才愿意重新筛选，重建可靠的知识。”

这段话我一直在思考中，后来系统地阅读历史，思想史以及人类宗教史，越来越觉得果其然也，也逐渐成为我写作常用到的一个分析工具。参见我以前的文章《鸭血粉丝汤》、《信仰简史》、《血海中的玫瑰》等。

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对于不可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如今被滥用到沦为“遮羞布”的程度。其实在这句话之前，他还说了另外半句：“对可言说的，必须说清楚（让语言如其所是地待在原地）”。作家福楼拜对莫泊桑说：“无论你要说的话是什么，只有一个词能够表达它，一个动词能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能修饰它。因此你必须去寻找那个词、那个动词、那个形容词，而绝不能满足于‘大致如此’”。

因此，我若真的立志于“以知识为立场的写作”，我就必须说清楚“知识”是什么。

当下看似人人手握信息，各个拥有观点，但究其本质，大多属于以立场代替思考、以情绪覆盖逻辑、以偏见裁剪事实。见到“媒体”二字就是假新闻、听到批评就质疑立场、有不同观点就质问对方资格、见到事实的不同侧面就追究对方站队。大家已经懒得追问“真的假的”，只追问“什么符合我的阵营”；不再关心什么是“对的错的”，只站队“我愿意相信什么”。

从历史进程来看，一切经济增长、文明跃升、社会进步，归根结底，都是知识的扩容与复位。一切社会停滞、价值混乱、时代阵痛，归根结底，都是知识的失真与贬值。

一战和二战前，旧的知识体系无法解释快速发展的社会和极速进步的生产力带来的治理危机，传统的社会教条固化，民族主义极端泛滥，科学被政治绑架，理性让位于情绪。战后，新一代的思想，在那些思想家坚持知识本身的思考中不断成熟，带来政治、经济和哲学的一次彻底的刷新与复位。

以我们熟知的案例来看，在那个十年极致的倒挂，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情绪躁动与政治狂热，旧文明无法承载突如其来的国际视野。这个时候，仍旧有一批人坚守知识的本位，坚信知识最终会带来新的秩序、时代的迭新。于是，在随后而来的“小阳春”，走上潮头不是那些运动中狂热宣泄、高调战队的“英雄”，而是那些默默无闻、冷静思考、自我反思的王小波、海子、顾城、黄翔等等，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筑下了一道篱笆。

无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这样一种知识的失真、错位和贬值的时代。而坚守“知识的立场”在我看来弥足珍贵。

首先，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必须是基于事实的。但这里面还有个误区，人们往往将主观的事实描述为客观的事实。但实际上，一个人站在任何一个立场上，都只能看到一个物体至多一半的表面积。这只是一种主观真相。能够将不同立场的人基于立场所描述的主观真相整合起来，才能逐渐接近客观事实。从通识角度来看，人类至今为止从没有能够达到客观真相，也没有上帝视角（即便有，也没有办法描述）能够强加给人一个客观真相。真相与真理，人类只能持续接近，但永远无法抵达。

能够将不同立场的主观描述整合起来，接近客观真相，这是驾驭知识的基础能力，也是智慧的开端。

以政治立场为例，“左”和“右”无非是看待同一件事实，不同角度观察的结果，只要任何一方描述的是基于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没有对错之分，综合双方的角度，才能更接近真相。但今天争的你死我活，其实就是全社会基本丧失了荀子所说“知其所合”的能力。

但人类的底层逻辑和欲望，往往会为了证明自己这个角度所看到的部分事实就是全部，因此而说谎、掩盖和歪曲事实。这就直接造成了知识的失真，而且近年来愈演愈烈，达到全然不顾事实信口雌黄的地步。

因此，对任何观点的事实核查，是把握知识准确性的重要手段，而事实核查的的内容，就是：信息、数据、经验和可证伪。

信息本身必须满足多源性，用做新闻的标准，信息至少要有三个独立信源的相互佐证，才能判定为真。

其次，新信息传递的数据，必须与旧有的数据库中经过证实的数据产生逻辑关系。

第三，新的信息必须经过经验的检验，符合旧经验的底层发展逻辑，是旧经验的扩容、迭代或升级。

第四，新信息必须是开放的，可证伪的，能够形成清晰的边界，且可迭新的。

波普尔关于“可证伪”的理论，是如今被用“烂了”的另一个例子。什么是科学的“可证伪性”？并非是指某一个概念被证真与证伪，而是一种观念，一种科学思维的方法。波普尔在一次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演讲中，用正例、反例、合例来解释这种方法。

比如“天鹅都是白的”，这是一个传统的知识（或者称之为观念），在我们接受或者使用这个观念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同时也接受了它的可证伪性，也就是说“天鹅也可能并非全是白的，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便可证伪”，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说任何观点，正例和反例必须同时保持存在的开放性。而当人类在澳洲发现黑天鹅，并不是判定“天鹅都是白的”这个观念彻底的错误，而是二者产生“合例”，即“大多数天鹅是白的，但是某些地域因遗传与环境的不同，会有黑天鹅”。这不是对某个观念的“证伪”，而是正例与反例的合并，导致知识本身的迭代，使知识的界限更清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更广阔（库恩关于“知识的范式”对此有更清晰的论述）。

因此，真正“不可证伪”的知识，从来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人对知识的态度。如果“天鹅是都白的”作为一个绝对性的存在，不可置疑，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概率是“杀死一切的黑天鹅”、“杀死敢于承认世界上有黑天鹅的人”、“毁掉所有关于黑天鹅的记载”，甚至将“有黑天鹅的澳洲从地球上抹去”……这些，我们都经历过且熟视无睹了。

这其实与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波普尔证伪理论”完全是两个概念。人们普遍以为并被接受的观点，其实和这个观点的“原始意义”有着很大的偏差，因此胡塞尔说：“悬置一切观念，回到事情本身”，这种对知识的回溯能力，也是以知识为立场写作的另外一个重要能力。

那么，哪些知识是“可以作为立场”的知识呢？我将“知识”划分为三类。

一类是作为技艺的知识，严谨的表述可以写作“工具型知识”，其特点是低价值、可替代、边际效应递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知识很容易被新知识所取代，其价值也日益缩水，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裹脚、阉割等“知识”。

第二类是逻辑型知识，比如经济规律、工程逻辑、法律范式、产业逻辑、组织管理、财务模型等。这是社会中层运行的核心骨架，是专业人士、精英阶层的核心护城河。它可以解释现象、解决复杂问题、搭建系统秩序、驱动产业运转。但它不产生颠覆性时代变革，只能维系着社会的稳定运行与稳步增长，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知识也随着知识范式的升级而迭代。

第三类知识借用库恩的概念，就是“范式型”知识。所谓范式，就是解释世界的底层框架。一旦范式更迭，整个时代的价值体系、财富分配、认知逻辑，会被彻底重构。

牛顿力学颠覆古典认知，开启工业时代；相对论重构物理边界，开启科技时代；个体觉醒范式取代集体盲从，开启文艺与思想复苏。范式不是凭空诞生，是旧范式积累大量“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爆发危机后才会发生范式革命。

这第三类知识，大略就是我“以知识为立场的写作”中，作为立场的知识罢。

以知识为立场的写作，其实就是坚信知识能够在未来重新复位。毕竟经过“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短暂狂热之后，搞导弹的仍旧是搞导弹的，而卖茶叶蛋的可能早就卖不动茶叶蛋了。以知识为立场，也许就是坚守价值本身。

当然，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麻醉，总是散发着难闻的穷酸气，其实仍旧逃不出阿西莫夫“知识的诅咒”的陷阱。文章写了没人读，收益寥寥。只能寄希望未来会体现其价值，做廉价的自我安慰。但是往深了想一想，万一明天我就死了呢？

所以坚守价值本身这句话其实也不准确，甚至是更大的一个陷阱。不如今天就写好今天的文章，把想要说的事实说清楚，即便未来“知识”永远不会“复位”，但今天的“事实陈述”本身，仍旧是抵抗虚无的唯一方式。

让每一天都过得死而无憾，这也许就是知识给我带来的人生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