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山西晋城大阳古镇，城东有一座吴王庙，大殿前一棵被称为“龙树”的油松，长势奇伟，犹如一条苍龙，贴地而行，突地仰头腾飞在天，颇有九五至尊飞龙在天的态势。

吴王庙在山西地区挺多，大多附会当年泰伯和弟弟仲庸，带领族人离开周地，前往吴越荆蛮（太湖流域）时，曾经路过此地。

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突然想到，战国秦汉时期，儒家对于尧舜禹禅让这一历史题材的重新解构和表述，很可能是受了泰伯去吴的启发。

泰伯的故事是这样的：周太王古公覃父有三个儿子，老大泰伯、老二仲庸和小儿子季历，如果按照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应该将王位（部族首领）传给泰伯。但是，按照书本的说法，周太王更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认为他天赋异禀，能担当振兴周国的大任，因此倾向于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以便姬昌可以顺利掌权。

泰伯和仲庸揣摩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为难，于是带领族人离开周朝的领地，一路舟车劳顿，历经三个多月到达江苏梅里一带。同时为了表达自己绝不回周地与弟弟争夺王位的决心，断发纹身，与周朝礼仪断绝，融入吴地的荆蛮习俗。

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成为儒家美谈，孔子夸奖他“至德”，也就是德行的最高成就。

但是，凡事就怕说但是。历史禁不住琢磨，越琢磨越觉得靠不住。

《诗经·大雅》记载：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意思是说殷商的贵族豪门挚国国君的二闺女，嫁给了周姬覃的三儿子季历。这在当时是个重大事件，周国不过是殷商的藩属，而挚国却是殷王武丁的后裔。这场联姻对于周国在当时殷商属地中地位的提升、季历最终称王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重要到老百姓都跟着写歌传颂的地步。

因此泰伯和仲庸为什么去周适吴，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所有的高风亮节的背后，仿佛都蹲着一个贼眉鼠眼精于算计的账房先生，致使泰伯离开的恐怕不是道德，而是联姻。

再加上泰伯这一走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带着自己的宗族一起二百余人（据吴氏家谱记载），共同迁徙，同时沿途接受荆蛮归附，到达梅里时从众多达数千人（《史记》载千余家）。能够以200人最终裹挟数千人，这二百人的身份不能不引起怀疑。我不太相信沿途仅靠道德说教和圣德感召，就能让数千人跟着他们抛却家业田产，拖家带口进行长途迁徙。

再者说，如果仅仅是去国，用得着断发文身吗？断发文身一般被认为是与自己的母体文化传统一刀两断，这里面的滋味你细品，用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的话说：这里边儿有恨。

其实历史上类似长子让国的事情并不少见。

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斯巴达国王阿尔斯通的长子德马拉托斯被其堂兄联合政敌，贿赂德尔菲神谕逼走，最终投奔波斯王大流士一世，被大流士赐封在特洛伊，德马拉托斯离开斯巴达时仅带走几十人，而且终身以波斯贵宾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

公元900年前后，耶律阿保机的大儿子耶律倍本已坐稳了太子之位，结果阿保机猝死，母后更喜小儿子耶律德光。身为东丹国王的耶律倍无奈写下“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的诗（如果能称之为诗的话），携妻妾投奔后唐李嗣源，此后不问政事，终日以绘画、医术和折磨残杀妻妾为乐。最后在后唐灭国时被刺死，年仅38岁。

历史喜欢把失败者的逃亡描述为“让国”，就像把权力的绞杀描写成“禅让”，而真实景象往往是：如果你不体面地走，留下的就只有体面的遗言。

春秋时期另外一位三让其国的季札，辞去王位后并没有流亡外国，而是在吴国境内的延陵耕读，同时还为吴国效力，出使各国。

同样是让国，有人耕读故土，有人远走蛮荒，一字之差，尽是冷暖。季札的行为才像和平让国的姿势嘛。

咱们回头再审视一下尧舜禹禅让。这一概念起源于春秋思想家对历史的解读。尧舜禹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距离春秋孔子已经过了1500年。而周泰伯让国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上下，离孔子出生约500年。在没有形成大规模文字记录的年代，一些久远的传说大多全靠口头传播或者神话附会。彼时的人们对于泰伯的记忆可能会更清楚些，因为毕竟还是周王朝自己的事情，而尧舜禹禅让，恐怕只能靠传说。

甚至于连泰伯三让天下的事情，都可能是受到季札三让王位的故事启发而附会，就像今天的晋城大阳古镇将吴王庙附会为吴泰伯庙一样。毕竟在当时，南季北孔备受推崇，延陵季子和鲁国孔子被尊为当世圣贤的典范。

按照儒家书写的正史记载，尧舜禹禅让充满了温情脉脉的“圣德”叙事。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到战国时期就受到了挑战，韩非子在《说疑》中直接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在《显学》中更嘲笑儒墨两家“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不是蠢就是坏！

再加上西晋出土魏襄王墓《竹书纪年》记载的舜囚尧等内容，旁证了韩非子的说法（也有人认为《竹书纪年》这一说法为后世引注，或者源自同墓出土的《汲家琐语》）。甚至就连孔门之后荀况，也认为所谓禅让，不过是后人给历史涂脂抹粉而已。总之，尧舜禹禅让制的真伪之争，至少在战国时期就有了。

好在现代考古学界又给韩非子这一说法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的作证。被宣称为舜都的陶寺遗址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遗址呈现为宫苑被毁、墓葬被掘，众多被捆绑起来行刑的骸骨和被砍头的女性等现象，推断在舜治晚期，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内部宫廷政变或者外来侵袭。虽然不能就此认定是大禹所为，但是历代流传彬彬有礼的禅让，恐怕没有表面那么平静。

我们习惯了站在擦的光堂靓丽的玻璃窗外看历史，但一般看不到橱窗背后满地带血的玻璃碴。那些道德文章，不过是胜利者洗完手后才带上的手套，洗不掉的，是皮肤上残留的血清蛋白，总有痕迹可寻。

很多历史学家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民族如何叙述自己的历史，深刻反映了其集体的精神追求、自我认知和价值观。中国人追求德政、圣贤、仁义、大一统，在整个尧舜禹禅让、泰伯去国、季札三让的故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类似的故事在世界其他民族也有发生。比如古希腊特洛伊之战，其历史真相不过是迈锡尼人与特洛伊人为了争夺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而发生的一场贸易争夺战，到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便演化成了英雄与爱情的故事。印度史诗《薄伽梵歌》中描写的俱卢战争大概率是古印度的一次部族战争，但是在史诗中被演化为道义与解脱。不同的民族，珍视的价值观不同，对历史的描述也不同。荷马把地缘战争写成英雄史诗，印度把部族仇杀写成信仰救赎，我们把权力博弈写成了德治典范。一个民族的历史叙事里，藏着它最想粉饰的欲望和最想标榜的德行。

历史不仅仅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是幸存者编织的遮羞布，我们相信什么，并不是因为那是真的，而是我们需要它是真的。

京剧《双投唐》中李密与王伯当有一段西皮快板的对唱，非常精彩。有几句是这样唱的：

李密：昔日韩信谋家邦，

王伯党：未央宫中一命亡。

李密：王莽也曾篡了位，

王伯党：千刀万剐无下场。

李密：曹丕也曾把中原掌，

王伯党：留下骂名万古扬。

李密：李渊也是臣谋主，

王伯党：他本是真龙下天堂。

韩信、王莽、曹丕与李渊都是以下犯上，只是李渊被后人描绘成“真龙下天堂”。而李密呢？差别只在于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只可惜他最后到了“断密涧”，犯了地名的忌讳。

吴王庙里的油松，确实像一条苍龙：匍匐、蓄势、再突然昂首，仿佛天命在此转身。可我越看越觉得，它之所以“像”，并不全因树势，而因它被安放在庙里，被后人不断的命名、讲述、指认——从此它不再只是油松，而成了“应当震撼”的证据。如果它不是生长在这座圣贤庙宇古拙的小院，而是横亘在山间一条人们必经的小路，也许就不会让人感到震撼，而是讨厌了。

历史也是这样。泰伯去吴、季札三让、尧舜禹禅让，或许各有其更复杂的动力与血腥的折面；但在后来人的叙述里，它们被修剪得古雅端正，像被牵引过的枝干，最终统一指向同一个姿态：德高者让，天下自归。

    树在院中横生，我们称之为奇；故事在史书里横生，我们称之为义。只是一个挡了山路，一个铺了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