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的文人在干嘛？清赵翼说得好：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元末的文人可真忙，忙着写小说，当谋士，起兵造反。

唐宋两朝，科举为贵。读书人唯有一条晋升的通道，就是科举。天下凡识几字者，无不削尖了脑袋，往科举做官的小门中挤。正所谓荡荡天门叫不应。但到了元朝，草原民族根本看不起学问，罢考科举总计八十二年，大批读书人突然没有了通过考试晋升的通道，结果，读书不但不能升官发财，更不能光宗耀祖。但是……

什么事都有个但是。虽然读书人的进取之路断了，但书里面的知识，反倒成了读书人自己的。以前是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那书不是为自己读的，而是为皇帝读的。如今皇帝不买了，知识不但没有变得无用，反而成了自己真正建功立业、风流千古的依靠。

本文的主角是两个人，一位是施耐庵，一位是罗贯中。这二位疑是师徒关系。施耐庵写了《水浒传》，罗贯中写了《三国演义》。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著，他们占了俩。而且，他们二位还不止写书，都当过张士诚的谋士。有古人评论：施耐庵写的吴用，借鉴了罗贯中的风采。而罗贯中写的诸葛亮，则多少有施耐庵的影子。

至正十一年，天下一点儿也不正。黄河决口，元政府征调民工十五万，去疏通水道。结果，中央抚恤不足、地方官员层层盘剥，再加上本来在元人眼中，最低贱的南人命不值钱，直接导致了刘福通、韩山童起义。

所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继刘福通、韩山童之后，张士诚也在至正十三年，于江苏盐城揭竿而起。张士诚是盐商，同时还担任地方盐业协会会长。原本日子过得不错，但是随着黄河水灾，苛捐杂税猛增，盐业又是政府专营，盘剥更甚。于是，张士诚带领自家兄弟和一众盐丁，靠几根扁担，杀盐警，占高邮、常熟，自称诚王。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定都平江，广招贤士，将鲁渊纳为谋士。

鲁渊属于中国历史上正牌儒生，在元朝短暂的恢复科举期间，一举考中进士。后任县承、提举等地方官职。中间还被红巾军俘虏过一次。张士诚知其学问大，授为国子博士。

有野史记载，鲁渊是施耐庵的老师，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古杭书会的一名编撰。书会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文人组织，他们平时撰写各种小说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卖给说书艺人，或者戏曲剧社，演出之后，与创作者分成。这种模式在宋元和明早期，养活了一大批无功名之望的文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职业撰稿或者编剧。

罗贯中在书会，又是施耐庵的弟子。因此，鲁渊当上谋士，立刻就想到了自己那个酷爱兵法的徒弟施耐庵，施耐庵又拉上同样爱好兵书战策，善写战争题材小说的罗贯中。于是，三个人就像一串葡萄一般，被张士诚一把薅了。

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罗贯中献策大破康茂才的战役。当时朱元璋派康茂才北上，欲夺取张士诚所盘踞的江南富庶之地。张士诚求策，罗贯中上书称：康茂才急于立功求进，我们可以在苏州城前立一空营，以示其弱，诱其进攻。并于来路芦苇之中，伏下精兵。康茂才一但中计，进入伏击圈，我们先用火攻其战船，再趁其乱，乱箭齐发，可一役功成。

事实上这场战役正如罗贯中所料，一举击溃康茂才。同时也给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提供了素材，空城计、借东风、火烧战船。罗贯中将自己的谋略，悉数安在诸葛亮身上了。

然而，九年之后，因为张士诚投元反元，贪安江南一隅，安逸享乐，不纳忠言，鲁渊与施耐庵、罗贯中等人先后辞别了张士诚，施耐庵为此做《太平令》，与同僚作别：

便此后隔钱塘南北高峰，隔不断别意离悰。长房缩地恐无功，精卫填波何有用？你到那山穷，水穷，应翘着首儿望侬。莽关河，有月明相共。

朱元璋统一中原，建立明朝后，罗贯中因为曾在张士诚部起起到过重要的军事作用，一度避居浙江、福建，仍辗转于书社中，以撰文为生。并将施耐庵的撰写的《水浒传》编次修订，自己又做《三国演义》。而鲁渊则回归山野，隐居不出。因他与同科进士徐茂公交好，朱元璋屡次延请他复出，均遭拒绝。后来短暂复出主持编撰《礼乐书》，编毕即告老隐退。以“一生不事二主”的姿态，独守儒者的本分。

一个正常的社会，任何人都需要一个进退自如的空间。进可以登庙堂入兵府，退可以居山野牧牛羊。一但进退之路断绝，也就是阶级流动的机遇决断，社会发展便停滞不前。清代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担任英法联军的翻译。恭亲王奕訢见他帮着联军刁难清廷，怒斥他“世受国恩，奈何为虎作伥”。他反驳道：“我本是良民，上进的路被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堵死，还被盘剥得衣食不全，只能投靠外邦！你今骂我是汉奸，我看你才是误国误民的国贼！”

龚半伦的意思是说：进退无门，是社会的灾难。而进退自由，是文人的底气。你的灾难在我面前，不值一提。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下令将苏联作协转为民间组织并取消财政拨款，当时八千多名原苏联作协作家对此强烈抗争，上书叶利钦：“我们可以为新政府服务！”还明确表态愿意为新政府创作新时期的文学，以此换取创作相关的工作保障与待遇，他们宣称若新政府不收回解散作协的命令、不恢复原有待遇，就会通过静坐、绝食等方式持续抗争。不过叶利钦对此倒是直言不讳，他说：“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监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学吹捧。那种小丑式的官方文学，对俄罗斯人民的智力是一种侮辱！”

被强行剥夺了“为人民服务”权利的苏联作家，倒也没饿死几个，他们反而写出了最好的作品。多年压抑的创造力像裂缝里的野草一下子疯长，各类反思历史、剖析体制、探索人性的文学全冒出来了，震撼人心。这与施耐庵、罗贯中在元末乱世中远离政治漩涡、自由记录历史的创作逻辑何其相似。

国家不幸诗人幸。但这句话不是让诗人盼着国家倒霉，而是说文人的价值不在于当政治的装饰品，而在于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乱世中最难得的不是粮，是脑子和笔。政治格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新装换了又换，城头上的大王旗今天红明天绿，但文人留下的思想和作品，却能穿越时空，只要没有政治的干预和货卖帝王的诱惑，能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敢写、能写、愿意为真相负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