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类：帝俄残留、铁腕统治、崇拜强人、人身依附、粗放发展 1

东欧类：较苏俄类发展精细、体制僵化、自主性差、社会政策较开放 2

拉美类：激进主义、注重平等、集权程度略低、与拉美历史文化融合 3

非洲类：军人统治、暴力较多、统治不稳定、“村社社会主义”模式 4

东亚类：极强组织性和高效率、高度集权和稳定性、强烈东方专制色彩和保守倾向、本土化和实用主义显著 5

东南亚类：受国际局势变动影响大，在外来塑造与本土特色间摇摆，不同国家相差显著 7

总结：全球红色政权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明白共性也要看到差异 8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仅诞生了苏维埃俄国（苏俄，后来又演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这一由布尔什维克（俄共/苏共多数派的称呼）一党专政的国家，还在之后几十年（集中诞生于二战后）催生了十多个相似的国家政权，分布在东欧、东亚和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多个地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共和国（1959年革命后）等。

   这些国家政权的特点是，都是由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尊崇马克思与列宁、推行社会主义政策、高度组织化和集权的政党一党垄断权力，而没有真实和多元的民主政治。虽然这些国家宪法和制度都标明实行民主，但国内要么毫无不同政治势力，要么只有一些拥护执政党的“花瓶”式“卫星政党”，而没有真正立场不同的党派、具竞争性的选举。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和执政党，基本都实行极权主义统治，国民的各项权利自由都被剥夺或操于政权之手，没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各项基本权利自由，连人身自由都遭受限制甚至剥夺。

   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同样有颇多相似。这些国家（包括1976年及之前的中国）都是实行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压制市场和自由买卖。部分国家还以配给制作为主要分配方式，个人需求由国家决定，且往往按照身份等级配给。在社会政策上对个人自由做出许多限制，人民必须服从国家政策，而不能自主选择生活方式。

    笼统看来，这些国家没有区别，都是列宁式红色政党一党专制，以极权统治扼杀各项自由。但若认真详细的了解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就会发现这些列宁式一党专制的红色国家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更进一步说，这些红色国家各自都保留了本国本民族历史上的一些特点，并加以继承和改造，与马列共产主义学说结合，形成既有红色国家共性、也有各自特异性的体制、政策、执政风格和社会特色。

   这些列宁式一党专制国家，可以划分为苏俄类、东欧类、东亚（东南亚）类、拉美类、非洲类。不同区域类别的国家，有各自的特色。而若再细分到每个国家，也都有其特别之处。

   苏俄类：帝俄残留、铁腕统治、崇拜强人、人身依附、粗放发展

   苏俄类包括苏联的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作为苏联盟友和“卫星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可算作苏俄类。

   苏俄类国家在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领域，都有较浓厚的俄国传统和沙俄/帝俄体制残留。在政治军事上，强人统治和强人崇拜的历史传统，被苏联很大程度的继承，尤其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对内专制并制造“大清洗”、对外与德日作战、与英美争霸，都让他得到“红色沙皇”这一称号。而列宁、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无斯大林这样强势，也同样有着沙俄皇帝的专制和帝国高官那样的冷酷。苏联许多城市都以苏共领导人和英雄人物命名，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等，这同样与帝俄时期以彼得大帝、苏沃洛夫等英雄人物作地理命名相同。

   苏联和帝俄一样热衷扩张和霸权，以暴力解决问题，让国家强盛；也同样因军备和战争耗竭国力，导致政权垮台。俄罗斯帝国在一战中损失惨重，诱发革命导致沙皇退位、帝俄终结。而苏联则在美苏争霸中过度投入于军事，又入侵“帝国泥潭”的阿富汗，成为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

  在经济上，苏联农村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度，与帝俄时期的村社制度和农奴制有不少相同点。例如二者都限制成员的人身自由，压榨农民。只是人身依附的对象不同，前者是依附农奴主和帝俄政府，后者是依附苏维埃政府和苏共干部。国家也都借助这样的小自治体控制民众、压榨资源，而人民也都缺乏自由，需要依赖于官僚体制和具体的管理者。

    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方式上，苏联也是粗放的、不计成本的。这往往导致投入大于产出、产品质量差、事故频发等。即便科技水平和严谨度要求很高的航天领域，都经常发生事故、造成宇航员和工作人员丧生。相对于西方的工业品和消费品，苏式产品也以粗制滥造闻名。

   在粗放发展下，苏联取得了一些进步，表面上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实际发展质量和民生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有着巨大差距，甚至还不如本阵营内部的东欧部分国家。强大的躯壳下千疮百孔、隐患众多。这最终在1980年代的停滞期纷纷暴露，并促成了苏联解体，并为之后的俄罗斯和其他独立的各前加盟共和国留下种种隐患。

   苏联的体制、政策、兴亡轨迹，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预测存在很大差异，苏联自斯大林时期也很大程度偏离了列宁执政时的路线。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促成若干列宁斯大林式红色政权的诞生。这些政权都受到苏联的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影响，对苏联社会主义有效仿，有各有自身特色。

   东欧类：较苏俄类发展精细、体制僵化、自主性差、社会政策较开放

  存在于1945年之后至1989年苏东剧变之时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邻近，一些方面也与苏联相似。但东欧类国家也与苏俄类有所不同。

    相对于苏联及其多数加盟共和国平均水平，东欧多数红色国家的民生状况较好一些。其中东德（民主德国）的GDP水平、人均收入都列社会主义阵营最高水平。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工业水平也较强，都有自己专长的工业门类和产品。例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工业强国，在机械、汽车、军工等方面有较大成就。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则侧重农业。东欧国家的工农业发展比苏联精细，许多产品质量高于苏联。

    东欧各红色国家（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最突出的问题，尤其和中朝越相比，就是其自主性较差，重大事务都需要听命于苏联。而拒绝服从苏联的，就可能招致苏联带领其他国家施压，甚至军事干预。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断，都反映了挑战苏联权威导致的后果。东欧红色国家在冷战期间都与苏联共进退，苏联驻军长期驻扎。这些国家虽然在名义和法律上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实则受苏联控制甚深。

  而与苏联及其他各地红色国家相似的，东欧各国同样是体制非常僵化的。他们都实行列宁党、斯大林体制、计划经济模式，经济上的私有制和政治多元化都被禁绝。体制的僵化保守让东欧各国经济一直低迷，起码比起西欧要差的多。虽然在历史上东欧经济都长期不如西欧，东欧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也有发展。但冷战时代东欧的体制主要还是拖累而非促进了东欧发展，尤其扼杀了活力和创造力，没能在二战后和平年代逐渐追上与西欧的差距，还固化了差距。

   东欧各国比起其他红色国家，较好的一点是整体社会开放度较高，对待非政治方面的国民生活较中朝越宽松。比如东德、波兰等国妇女权利保障较好，女性就业率、婚姻自由度，甚至还比西欧要好一些。人们的娱乐生活也丰富一些，而不像中国盛行要干部做革命苦行僧、要老百姓吃苦、以苦为乐。东欧国家较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也利于民众过上虽不及西欧和美日、但胜于第三世界各红色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

    还有，相对于苏联、中国、朝鲜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政治清洗和极端的政治运动，东欧各国相对平静，清洗规模较小，政治相对稳定。民众也较少被直接卷入政治斗争和连带的迫害。东欧红色国家民众遭受损害最大的，还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苏联入侵造成的死亡和被捕，其他时候没有像苏联大清洗和中国文革及饥荒那样的大规模迫害和死亡。

  正是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及勉强可以平淡生活的环境，让东欧人在红色体制下没有受苦过多。其主要是受到政治限制而人身迫害少。这也是东欧剧变、各红色政权垮台后，仍然有不少人怀念社会主义时代的原因。

    拉美类：激进主义、注重平等、集权程度略低、与拉美历史文化融合

   拉丁美洲的列宁斯大林体制政权，准确说只有一个，即1959年革命后的古巴。不过若放宽标准，智利阿连德政权、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以及21世纪的查韦斯-马杜罗政权，也可勉强算是社会主义色彩较强的拉美政权。另外还有若干割据一方的极左武装，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秘鲁“光辉道路”、巴西共产党游击队等，也能反映拉美列宁式红色团体的特点。

   就以最主要的古巴为例，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成立本身就充满偶然和浪漫主义色彩。卡斯特罗兄弟带领的革命军从墨西哥出发时仅数十人，刚登陆古巴就损失惨重，只剩下不到20人。但机缘巧合的，这支小队伍侥幸躲过政府军多次追击，又不断壮大。革命军英勇作战，而政府军兵无战心，卡斯特罗兄弟及其战友戏剧性的打垮了巴蒂斯塔政权，革命成功。后来，古巴又侥幸从美苏博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幸存和受益。

   可以说，古巴革命的过程和成功，本身就和拉美人崇尚的冒险、浪漫主义、神秘主义高度吻合。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革命者也成为崇拜对象。不过后来拉美其他试图效仿古巴的极左革命势力几乎全遭失败，包括势力远强于古巴革命军的秘鲁“光辉道路”。格瓦拉带领游击队员前往玻利维亚试图重复古巴革命也失败，都反映了古巴革命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才是常态。

  相对于整体偏保守和极权的其他列宁斯大林式红色国家，古巴政权的集权程度较低，卡斯特罗虽然威望巨大，但谈不上独断专行，而能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商议和集体决策。古巴也没有发生残酷的政治清洗，对于政治斗争失败者往往是以边缘化、令其退职告终。格瓦拉辞去部长职位而出走玻利维亚重新打游击革命，就与和卡斯特罗政见不合有关。

    古巴政权在经济上因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和遭受美国及其盟友制裁，长期低迷和发展缓慢。但古巴非常重视教育和医疗这两大民生问题，投入财政的最大份额用于这两方面，并取得不错成就。古巴的识字率、人均寿命、人均医生数，都高于拉美绝大多数国家，还超过美国。古巴政权确实实现了其革命前要人民都公平接受良好教育和医疗的承诺。这对于相比欧洲北美要贫弱的多的古巴，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古巴与其他斯大林体制国家一样，政治上古巴共产党垄断权力，没有党外制衡力量和政治异议声音，党内民主是有限的。而经济上的指令型经济也压制了活力，经济结构也较为单一，并长期依赖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古巴革命者试图建立既平等和公有制、又繁荣和有活力的经济，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古巴本身又是一个小国，其成就也是有限的。只有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尤其派军人、工程师、医生援助他国革命，影响巨大，远超其经济体量。

   古巴不同于大多数列宁斯大林式红色政权在建立后从革命党转向保守党的情况，古巴政权仍然较多保留了革命的进步因素，比如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国际主义等。古巴也与欧美左翼势力（从极左到中左）往来密切，相互声援。古巴还于2018年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这些是普遍转向保守化的其他列宁斯大林式红色国家所罕见的。

   古巴共产党政权及其他短期统治或割据一方的拉美极左势力，普遍有着拉美特色，即较为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集权程度低，对于平等、劳工、弱势权利较在意。即便掌权，也不像中国苏联那样逐渐保守化，而保留了较多左翼解放色彩，保持更多初心。当然，因为样本较少，长期执政的仅有古巴一国，所以也不能断言列宁斯大林体制在拉美就一定不会出现苏联中国朝鲜那样的高度专制保守的情况。

   至于拉美其他割据一方的左翼势力，则展现较多激进和暴力特性。如秘鲁“光辉道路”和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都以制造恐怖主义而知名。其袭击对象虽主要是政府军警，但也常常伤及平民。他们作为在野的革命力量，行为几乎都是破坏而鲜有建设性成果。他们比革命成功前的古巴革命分子更强大，也更加暴力。但因为时势变化，这些极左武装最终都失败了。而其日薄西山时，也是暴力最频繁、伤害平民最多的时候。

    拉美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左翼思想在拉美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因为长期遭受美庄园主、资本家、军人的统治和剥削，又遭受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间接殖民压迫，拉美长期都有追求平等、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左翼土壤。共产主义运动曾在拉美得到广泛支持。

    非洲类：军人统治、暴力较多、统治不稳定、“村社社会主义”模式

    鲜为人知的，非洲其实也有不少宣称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列宁式红色政党和势力，一些势力还一度甚至长期掌权。例如1975-1991年的埃塞俄比亚，由门格斯图为领袖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及其军政府“德尔格”统治。另外，亲苏的安哥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政权、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解阵）”等，也可以算作曾较明显既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又实行列宁党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政权。

   相对于苏东、中朝越、古巴等统治整体稳定、党指挥军队、军人和党政有所分开的情形，非洲这些列宁斯大林式红色政权有更显著的军人政治特征，军队直接参与党政事务，往往是“枪指挥党”而非“党指挥枪”，政权也都不够稳定。即便是相对统治最稳固的埃塞“德尔格”政权，也面对叛乱四起、疲于镇压的情形。这些非洲国家虽然效仿了列宁式布尔什维克党的强组织纪律，却在实践中难以达到苏联中国等的组织和控制力。其斯大林体制对国家的操控能力也较差，并不能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管制等方面做到红色极权主义的无孔不入、无所不能。

    这也是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政治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相对于其他州份，非洲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发展明显落后，社会组织成熟度和治理能力一直较低。所以无论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体制，信奉的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表现更多不足和弊病，理念和政策难以充分贯彻，并保留强烈的非洲本地政治社会状况的烙印。如非洲长期战乱不断，军人直接参与政治普遍，在红色国家也不例外。非洲各国政府中央集权能力差，部落主义盛行，即便建立列宁斯大林体制也仍然不能建立高度集权。

   除了这些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的非洲红色国家，非洲还有一种“村社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以1950-1960年代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的主张和政策为代表，以反殖民、平等、人道主义、公有制为主要纲领，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又加以非洲化。其体制同样倾向一党垄断政治、民主集中制，与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颇有类似。但相对于正统的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又相对温和松散一些，较强调村社自治、保留传统。

   “村社社会主义”曾在非洲风行一时，不仅加纳，其他如几内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也都以类似又有一定区别的方式，建设非洲式社会主义。这些非洲特色的社会主义，虽取得一些成果，但也都很有限，也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其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行“村社社会主义”的这些非洲政权，也相继结束统治。尤其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些非洲左翼政权失去外援，纷纷垮台。

   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无论实行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还是“村社社会主义”，本质都是非洲传统和特色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实际运作则更多依据非洲传统和当地惯例。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多党制模式的非洲国家，相同大于差异，都有强烈的军人干政、暴力频繁、腐败猖獗、政权稳定性差等情形。

   东亚类：极强组织性和高效率、高度集权和稳定性、强烈东方专制色彩和保守倾向、本土化和实用主义显著

   东亚的列宁党执政和斯大林体制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虽位于东南亚，但也可勉强归入东亚类。而1924年至1991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则与东亚不相似，与苏俄系更相似和关系紧密。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1948年建国以来的朝鲜，有着非常多相似之处，几乎是全世界集权程度最高、社会控制最严密的两个政权。无论“老大哥”苏联还是东欧各国，包括“史塔西”严密监视国民的东德，其集权和社会控制力都难以与中朝相比。

    中国和朝鲜对民众不仅是监视，还有广泛的直接控制，户籍制度是最具制度化的手段，又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将民众固定在特定居所和户籍地，人们没有自由迁徙权，甚至出行都需要得到批准。今天的中国人们出行虽不再需要批准，但户籍制度和网格化管理仍然将人们有效的加以监视控制。中朝也比其他红色国家更难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政治任务、生产、救灾、宣传等。

   两个国家在思想控制上也超过了苏东国家。相对于苏东国家对于非政治的文化艺术的相对宽松，朝鲜和毛时代的中国官方垄断了传媒和文化，不许独立的文化个体的存在和声音。即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仍然有相当庞大和严格的言论和文化审查体系。

   中共和朝鲜劳动党两党也都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力。虽然大多数红色国家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党指挥枪”，但中朝党对军队的指挥更加稳定。其中中国有效实现了党渗入军、党在军上、军保卫党，即以党为核心的军队建构，并成功避免军队反过来威胁党的统治。而朝鲜军队地位更高，国家军事色彩更强。

    中朝两国高度的集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也让这两国红色政权及整个社会异乎寻常的稳定。中朝两国都曾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荒，在正常国家几乎必然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和政权垮台。但中朝两国成功控制了局势，没有让饥荒演变为全国性暴动。而在日常两国稳定性更强，无论和平抗议还是暴力事件都相对较少、被控制在特定的范围，规模和影响力难以扩大。

   即便贫富差距悬殊、不公平现象严重，如中国如今基尼系数已超过0.45这个社会动荡的红线，但社会仍然相对稳定。不少观察者主张的“中国崩溃论”总是预测失败，原因就在于低估了中国官方对社会和民众的控制力。朝鲜民众从1990年代至今长期在饥荒状态下，经济极为凋敝，金家政权并没有垮台，

   同样是其高度集权、高强度社会控制、民众原子化的结果。这样强的社会控制很难在欧洲和中东、拉美、非洲建立起来，这些地区若发生相似的饥荒、贫富差距、经济崩溃，必然伴随社会强烈动荡甚至政权垮台。而以这些地区“崩溃”的“常态”判断中朝这样的“异态”，自然就会判断错误。

   中朝两国红色政权都有强烈的东方专制色彩，其统治从形式到实质都继承了许多古代君主统治的内容。名义上，两个共产党政权都主张打倒传统、反对专制，对古代王朝的腐朽落后大加批判。但实际上，两个政权统治者都使用古代帝王的模式和权术统御国家、控制属下。朝鲜金家更是实行了世袭制度，声称代表人民的革命领袖，蜕变为血统传承的帝王。整个党政体制与古代的官僚体制高度相似，红色政权下新的阶级分化也与古代等级社会相仿。

    同时，中朝两个红色政权也都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和反进步倾向。共产党作为左翼中最激进势力，本来是最主张自由解放、反对各种压迫和束缚、革故鼎新的，如在性方面主张性解放性自由、支持女权和LGBT权利、主张少数民族自决权、反对传统的忠孝和礼教纲常等。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大都延续了当权前推动的左翼解放路线，即便社会政策有部分保守化也是有限的。

     但中朝两国在这些方面反其道而行之，或准确说早年支持妇女解放和被压迫者反抗、打破旧世界，执政后逐渐转向保守，反而压制自由、规训个人和弱者。如毛泽东时代中国抓“搞破鞋的（婚外恋者）”盛行，就与共产主义性解放主张相悖。中国在毛时代血统论盛行，改革开放后则各种传统糟粕复兴。而朝鲜同样在妇女权利、个人生活自由方面背叛承诺。这一方面也是中朝为代表的东亚系红色国家与其他左翼党派及政权差别最大的。

    在全世界各宣称信奉共产主义、实行列宁党专政和斯大林体制的国家中，东亚即中朝是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苏式“正统”社会主义差别最大、最具本土特色、在地化改造最多的。两国不仅在具体制度与政策上与马列主义及苏联体制有明显区别，在意识形态上也加以中国化、朝鲜化，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主体思想”。前述的非洲系、拉美系红色国家也同样有明显的特色化、在地化改造，但特色程度、与正统马列主义和苏联体制的差别都不如东亚的中朝。

   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和朝鲜劳动党统治的朝鲜，与其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如说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传统东方专制国家。它保留、利用、蕴含的本土传统，远多于外来的马列思想和苏式体制。如果说中朝两个红色政权早期还保留了较多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机制，在政权逐渐稳定的之后数十年，就越来越多表现出本土化特征。

   如在制度上，中朝都充分运用了本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体制及运行方式，以中央集权、科层等级、编户齐民等保障统治的稳固；在价值观与教育宣传上，利用儒家法家的传统保守主义观念，确立等级秩序和下对上的忠诚，控制思想和人心；在对外问题上，始终对外部保持警惕而自守倾向，避免外部冲击影响内部统治。还有许多领域和细节，都能看到这两个红色政权对传统的吸收和借鉴。这两个名义上反传统的政权，实则都相当程度的继承和利用了传统。

    当然，中共和朝鲜劳动党政权也并不纯然是传统专制政权，而是结合了传统专制与现代极权，将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与列宁党斯大林体制相融合，成为超级强大的极权。对中共和朝鲜劳动党，无论本国外国、传统现代，一切利于其统治的都可以拿来为其所用。换句话说，中朝两国红色政权执政者，是世界各列宁斯大林体制红色政权中，真诚信仰最淡、实用主义最强的。这也是其能够熬过1990年代东方阵营剧变，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之际，仍然屹立不到的主要原因。

    东南亚类：受国际局势变动影响大，在外来塑造与本土特色间摇摆，不同国家相差显著

    还有一个区域，其社会主义运动及列宁党政权的特征，非常独特，即东南亚。东南亚的列宁式一党专政红色政权，包括迄今仍在的越共执政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及已终结的红色高棉执政的“民主柬埔寨”和它的对立面韩桑林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另外还有印尼共产党、马来共产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等，虽没有执政但曾颇有影响力。

    东南亚各红色政权的最大特征，是其受到外部力量影响很大，外不干预及若干偶然性塑造了其政治特征和内政外交政策。如印度支那半岛的激进左翼和共产主义运动，与法国有着密切联系。越南共产党及其政权的壮大，则与苏联和中国密不可分。越南作为小国却能在局部击败法国和美国，就是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援助。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和与西方左翼反战力量关系密切，与国际共运紧密相连。

   但越南又不同于东欧国家那样被苏联或其他“宗主国”类型的“老大哥”完全控制，又颇有自主性。如1973年越共与美国及南越签署停战协定，但越共最终撕毁协定统一全越南。即便苏联、中国都并不支持，越共政权仍然发动统一战争。后来中越矛盾激化爆发战争，同样反映越南不愿听命于中国。所以，越南红色政权的命运，摇摆在受外部力量影响和自身独立自主之间。

   而越南邻国柬埔寨，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兴亡和过程，同样与外部干预有关。柬埔寨共产党创始人波尔布特等人，曾在法国留学，受左翼激进主义影响。柬埔寨共产党原来还是越南共产党领衔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部分，也曾受较强的越共指导。柬共同样与中苏关系密切，其中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亲近中国，韩桑林等反叛红色高棉的柬共人士亲近苏联和越南。

    另一相对不知名但统治很长久的老挝红色政权，同样卷入印支半岛政治风云和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老挝政权与越南、苏联、中国、朝鲜都保持较好关系，也受这些国家所支援。

    而越老柬三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的过程、三国内部各自的内战，建立政权后的政策，都算作是冷战后全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博弈、美苏争霸、左翼社会主义亲共阵营与右翼反共阵营对抗的产物。而后来越共政权与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战争，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撕裂、苏联和中国博弈斗争的结果。

    越老柬三个红色国家的内政政策，也颇受外部环境影响，同时也保留本土特色。如越南的“革新开放”就效仿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越南又保留了更多本土传统和文化，如佛教信仰、儒家思想，及这些传统对于越南各领域的影响。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制造大规模屠杀，则与法国左翼激进主义、苏联和中国的政治清洗前例都有关系，同时柬埔寨恶劣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波尔布特的个人决策，也让柬国暴力加剧、残忍程度远胜中苏等国。

   而越老柬三国既有共性，相互之间也有差异。越南红色政权从崛起到统治全国的过程最跌宕起伏，柬埔寨红色政权最残忍，老挝革命过程相对最平静。从历史上看，越南受中华文化影响大，柬埔寨受印度文化一些大，虽同处中南半岛（印支半岛），文化和社会风气却颇有不同。

   而曾有过列宁式的、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但最终并未成功建立红色政权的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运情况，同样反映了外部力量干预与否及其干预程度的巨大影响。如印尼共产党曾得到中国和苏联支持，但中苏最终放弃了实质支援，只有口头声援，最终发生政变、印尼共产党被镇压。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的溃败同样在于外援不足并最终失去外援。

  二战后的东南亚，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的前线，东南亚各国都既主动又被动卷入了冷战的博弈中。因此，东南亚多国都发生了内战和大清洗，许多人死亡。各国列宁式红色政党的输赢胜败，成功当权后的内政外交，都受到外部的极大影响。这反映了小国成为大国博弈和国际风云中“炮灰”、“工具”、“牺牲品”的残酷命运。但同时东南亚各国又没有完全沦为外国势力傀儡，顽强保持自身特色和动能性，又反映了东南亚各国各民族有其本土性、独立自主的另一面。

   总结：全球红色政权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明白共性也要看到差异

   很多并不熟知国际共运复杂情况的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往往将全世界所有的宣称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基于列宁斯大林体制的红色政权，都混为一谈、简而化之，并以相同的态度评判。这显然不符合实情、容易误解误判的。

   比如很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以中国和朝鲜的情况来同样认定古巴等拉美共产党和政权也残酷压迫人民、大众被洗脑，而这并不完全符合古巴等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起码就现在拉美各国人权状况比较而言，古巴并不算差，还有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显著成就。而作为小国的古巴，其经济社会问题倒确实和美国制裁颇有关系。对于一些国家的左翼革命，也应基于事实有一定的同情理解。

     即便出于反对和批判红色专制政权的目的，也应当更加具体和准确的了解不同国家红色政权的特性，对症下药的寻求自由民主之道。而学术研究、传媒观察本来也应严谨求实，而不是以刻板印象先入为主、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