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4日，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37周年纪念日。自1989年之后这三十多年，每年都有纪念六四的活动和声音。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纪念六四的主流观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这些纪念者的身份、立场，对六四的认知，纪念的目的，是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的。

   1989年的学生运动暨民主运动，也被称为“爱国民主运动”。有力支援八九民运和长期纪念六四的香港“支联会”，全称也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当时港台明星以“民主歌声献中华”联袂演唱歌曲，为民运加油打气、募捐钱款。在1989年运动进行时和镇压前后，“爱国”和“民主”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在当时参与学运民运的学生、工人、市民们看来，正是因为爱国，才要参与民运；推动民主就是爱国，爱国就要让中国民主。当然，八九民运还有包括“反官倒（反对官员亲属背景的人走私牟取暴利）”、“反腐败”、“反对官员干部任用终身制”等具体的对中共党和政府的不满和目的。不过“爱国民主”是最主要的旋律。

    六四镇压发生后，一些学校挂出悼念横幅，包括“哭我同学，哀我中华”等，香港和台湾媒体报道中也有“神州同悲”、“同胞血泪”等。这些与八九民运期间的“爱国民主运动”主题相合。而之所以陆港台许多人支持民运、谴责镇压，既在于追求民主的共同志向，也在于当时大多数人都认可两岸三地为骨肉同胞，对为民主自由牺牲的同胞而真心哀伤，为中国民主夭折痛惜。

  当时参与、支持八九民运、悼念六四遇难者的各方，没有主张香港独立、台湾独立、新疆独立的声音，也没有仇恨中国人、汉族人的极端言论。人们的怒火都对准中共执政者，尤其直接指挥镇压的邓小平和李鹏。据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武尔泽回忆，当时中国民众既阻拦解放军军车进北京城镇压，又阻止了外媒拍摄到涉及军事情报的照片。这反映中国人朴素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当时的民运参与者和支持者，对于中国人民大众是充满爱与同情的，对国家利益是积极维护的。八九民运的动机，正是为了实现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民主梦想、让人民不再受专制官僚的压迫。

    六四镇压后的许多年，香港和全球各地都有对六四的近年活动。香港的“支联会”及其他泛民主派团体，一直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继续八九民运参与者和六四牺牲者未竟的事业。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的华人华侨，参与纪念六四的，也往往出于同胞之情、希望祖国民主化、中华民族得到自由。

    但斗转星移，经历约30年的时代变迁，尤其陆港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流散海外华人华侨观念的变动，对于“六四”的记忆与看法、纪念“六四”的目的和角度，悄然发生了重大改变。

    最突出的变化，是香港和台湾本土主义的崛起、与中国及“中国人”身份的切割。在2010年代，香港人和大陆人因为价值观差异、资源竞争、利益冲突等，关系逐渐恶化，本土主义日益得势。新一代香港人也与中国大陆的情感联系更少、更加本地化，年轻人正是香港本土派的主力。不同于大中华主义立场、关心大陆人权和民生的传统泛民主派，香港本土主义者主要强调香港人身份认同、主张香港人优先、对大陆人非常厌恶。这种厌恶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差别，更是带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色彩。一部分本土派更是主张香港独立。

   同时，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本土主义和台独派也在台湾逐渐得势和成为主流。台湾青年人也与香港青年人类似，与大陆关系好情感淡薄，“天然独”倾向强烈。台湾本土派不仅厌恶中共，也厌恶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势力，对于“反攻大陆”、“三民主义”都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台湾本土派也主张不顾大陆民主人权，而集中力量实现台湾独立（或起码实质独立），与“中国”切割和并立。民进党执政后推行一系列“去中国化”措施，包括修改教科书等，去除中国认同而塑造台湾认同。六四也就从未收复的故土同胞的事，变成“外国”的事。

   香港和台湾曾经是大中华地区、名义上属于“中国”这一政治概念的、未被中共统治而保有较多自由民主的地区。这两个地区本来作为中国和中国人宝贵的自由地区、民主实验田，能够且曾经促进过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政治自由、新闻和言论自由，对中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变革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当港台民众逐渐转向本土主义、与“中国”和“中国人”身份切割，就让其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的纽带发生断裂、对中国大陆的特别作用也弱化甚至消亡。

   同时，海外华人华侨的价值观、与中国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老一代具有家国情怀和较强烈民族责任心的华人及中国侨民，新一代华人华侨无论是长期在外国成长的、还是近期从中国“润”出去的，民族情感和责任心都更加淡薄，更多考虑个人利益而非国家民族，对于中国自由民主也更不关心。

   这其中还有许多因为遭受体制或其他中国人伤害，因而无差别仇恨所有中国人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和“支黑（即强烈仇恨和侮辱中国人的立场和行为者）”。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同情心和同胞情感，反而非常厌恶和仇视。比起追求自由民主，他们更热衷于不分中共和中国的仇视和攻击，放大部分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嘲笑和咒骂中国人、汉族人。在中外冲突上他们不分是非道理的武器站在外方立场、逢中必反，并试图破坏所有对中国有利的事情。

    这种仇恨心理和破坏倾向远远超过了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他们也将“爱国”和“民主”完全对立起来，主张不要爱国才有民主。（当然中共同样将二者对立起来，鼓吹中共式“爱国“而不要“民主”）。这与1989年时民主运动的爱国民主立场完全相反。

    虽然这些人也批判中共专制、呼吁自由民主，但主要心态和目的确实是“恨国”、“恨中国人”，巴不得中国崩溃、内战、灭亡。这些人往往以“支那人”蔑称称呼中国人，赞美日本侵华、呼吁欧美日制裁和围堵中国等，或者他们用相对隐晦方式攻击和解构中国。显然已不再是希望中国自由民主，而是企图中国毁灭。

    关于他们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例子，大多数为匿名，但也有实名的知名人物，在他们的文章和访谈中都能清晰或隐晦的体现。例如在德国的苏雨桐，在加拿大的盛雪、在日本的石平和王柯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没有明显“支黑”倾向的自由派人士也纵容与附和这些强烈反中者。

    陆港台及海外华人华侨身份认同、价值观、立场、诉求的改变，也根本性的改变了他们对于六四的态度、看待角度、纪念目的。首先，一部分人干脆以“与自己无关”或“不感兴趣”而并不关心、评论、纪念六四。而那些还有所议论和纪念六四的人，也与1989年民主运动时及之后若干年对六四纪念者的立场和目的大不相同。

   对于港台本土派、港独台独立场者，他们对于六四的纪念，已经基本去除了同属大中华的同胞感情因素，而集中于谈自由民主问题。而且主要所谈的并非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而是如何夺回香港的自由和实现民主、捍卫台湾现有的民主体制和自由生活。如近年纪念六四的港人普遍举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强烈本土主义标语，甚至还有“香港独立”旗帜。而在大谈“自由民主”时，还将“反中”/“反陆”/“反中国人”等情感和诉求或明或暗的夹入其中。如台湾民进党赖清德政府就常假借纪念六四和批评中共专制，来为其“抗中保台”战略服务。

    另外还有新疆维吾尔人、西藏藏人、内蒙古的蒙古人等中国少数族群，也有参与六四纪念。但他们与香港和台湾本土派类似，都只是利用六四作为契机和平台，宣传其族群特定诉求，如其民族自决等，宣传东突厥独立和藏人独立等，而对六四本身并不很关心和热衷。在他们的宣传和观点中，汉族还若隐若现的成为一种凝视对象、恶的靶子。

    我尊重港台疆藏等群体的诉求和表达，也同情他们遭受的苦难和威胁，尤其同情维族被集中营关押的遭遇并强烈反对“再教育营”政策。但港台疆藏群体往往并不尊重汉族的主体性和诉求，直接或间接、有意和无意的压制了中国大陆主体族群的情感和利益、喧夺了话语权。

   虽然汉族人占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大多数，八九六四的涉及者主要也是汉族人，但由于中国大陆汉族人缺乏团结性和政治参与，港台疆藏蒙人士反而在全球各地六四纪念活动中占据多数和主导。这也导致近年全球各地六四纪念内容，与六四原本的主题及1989年中国民运主流观点主张，产生了明显的偏差。曾经的基于大中华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基调，被改变为突出港台本土主义、港台疆藏蒙等非汉族群议题优先的情景。

   这背离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情感和利益。虽然八九民运时没有明显的汉族立场和诉求，但也没有非汉优先和反汉族、反大陆、反中立场。香港和海外华人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对六四的纪念，也与同为汉族/华族又有密切关系。而今日纪念六四却带上非汉反汉反中色彩，显然背离了八九民运和六四牺牲者的意愿。而八九民运、中国民主进程、六四牺牲者主体都是汉族人，纪念六四却反汉反中，也就意味着背弃中国民主进程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显然是坏的、民主运动被扭曲和挪用了的。

    而在国际上，对于六四的纪念立场、视角、目的也很繁杂。在1989年前后，当时正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大多数国家从官方到民众都真诚希望走向民主，并基于此支持八九民运及参与的学生和市民。

   但在六四镇压后，各国一方面采取过制裁动作，另一方面为了各国自身利益尤其经贸利益和战略目的，又对中共妥协。尤其日本拒绝制裁中国，以拉拢中共政权维持毛泽东时代免除日本战争责任、“中日友好”的路线。而美国老布什政府也为利益很快放弃对华制裁。欧洲各国本也不坚定的制裁也随日美的放弃而放弃。功利主义压倒了支持民主人权的立场。

   后面几十年，西方各国一直在支持中国民主人权和维持与中国经贸合作中摇摆。虽然西方各国确有支持中国民主之意，但也有利用包括六四在内中国人权问题“拿捏”中国、打击和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分化中国内部、以使中共做出更多经贸和战略妥协、从中获取利益的目的和行为。

   在美国政府内部、西方内部，有些政治人物和势力较真诚信仰普世价值、重视中国人权和希望中国民主化，有些则仅仅将之作为筹码和工具，或出于保守反共意识形态而借此攻击中国而无善意。也有些外国人和势力以上目的兼而有之，纪念六四对其既有道义坚守也有工具理性。西方不同立场和动机的势力，对华政策也都有若干微妙的差别。

   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时期人权和商贸都较重视，并试图以促进中国经济和融入全球化促成中国民主；两个布什则更务实和偏重利益，对中国人权提及不多；奥巴马和拜登时期既真的重视人权、又将民主人权作为联合盟友围堵打压中国工具。特朗普时代则几乎摒弃绝大多数人权议题而专注于利益。

   而欧洲各国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比美国更强调人权，但由于国力弱于美国，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又要在经贸上合作，所以往往调子高、实际行动少。一般来说各国左派更重视人权，右派更务实，但对华政策包括六四议题态度实质上往往相差不大。日本则对六四及中国人权问题更低调，只是以此来分化中国内部，以及以六四及中国人权为挡箭牌和筹码，避免中国就历史问题对日追责。

    总之，无论中国内部及华人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具体势力，对待六四的态度、纪念六四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曾经，中外各方对待八九民运和六四，是较真诚无私、行为中国民主化、同情被镇压者的。但随着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演变，六四逐渐被工具化，各方更多用来达成自身狭隘目的。相关纪念不再纯粹，离1989年参与民运的学生、工人、市民的初心渐行渐远。

   比如如今一些中国自由派、反对派厌恶“爱国主义”，甚至成为仇恨同胞的“支黑”，是当年热情爱国的学生难以想象和接受的。虽然一些仍活着的学运领袖自身已接受这种“逆向民族主义”价值观，但这只能说明他们对八九民运初心的背叛而非继承。

  而美欧日等国以“民主价值观”结盟和围堵中国，一方面并不积极推翻中共专制，另一方面又拿中国人权问题来打压中国和分化中国内部，也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冲突。中国应当民主化，很多中国人渴望民主自由，但这不应该以出卖、放弃、背叛国家和国民利益为代价。自由民主人权也不应是霸权主义的遮羞布、殖民主义的挡箭牌、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展示优越感和攫取特权的名目、在国际上党同伐异的借口。

   从清末民初的民族民主革命、1919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民运和六四，百年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既包括民族独立富强，又有民主人权，还有民生幸福。孙中山的“民族、民情、民生”三民主义正概括了这三个缺一不可的要素。当然后来因为内忧外患，这三大目标没有实现，或曾在部分时期（如1927-1937、1945-1949）部分实现但得而复失。尤其日本侵华和中共建政，摧毁了民国好不容易逐渐实现的三民主义。

   1989年的民主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时宣扬民主与科学、复兴中华的壮志。若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中国本可走上更光明的道路。可惜最终在中共扼杀下功败垂成。但从五四到六四的理想和目标是符合道理和道义、应当继续坚持的。

  但又过了30多年，今日的中国政治反对派、参与六四纪念的中外各方，却与之前百年的抗争目标渐行渐远。虽然这确有一系列现实原因，如旧的路径反抗中共专制长期没有成效，人们逐渐绝望；习近平强化独裁、新冠疫情等打击导致反对派走向激进。中共长期将爱国和爱党爱政权捆绑和等同，滥用爱国主义，也导致人们逆反。中国日益严重的内部矛盾和社会撕裂，也导致亲政府和反政府者都更极端化。

   但无论什么原因，背弃了国家民族、变成真的既反共更反中（甚至不反共而反中）、仇恨同胞尤其平民和弱者、甘愿赞美日本右翼和洗白日本战争罪行、解构并贬损汉族和中国、以破坏和毁灭中国为志业，都是错谬和恶劣的，背叛了六四烈士在内中国仁人志士，也不能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和人民幸福。若放弃部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真能换来中国民主自由，尚可计算一下得失、决定取舍，可现实是他国只想从中共和反对派、中国朝野之间的斗争渔利，既无心也不肯付出代价促成中国民主化，中国人放弃民族也不能兑换到民主，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民主虽然重要，但归根结底民主也是实现国家繁荣、人民有权利尊严、民生幸福的手段和体制框架。换句话说，民主是目的，但也是实现前提目标的工具。纯粹以功利对待民主与否问题不可取，但为了民主的外壳不顾国家利益和国民幸福，舍弃实质而取形式，同样是不应当的。

   这就像激进左翼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和剥削、反资本主义和消除各种丑恶，宁可容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式一党专政、杀戮反抗者、造成饥荒、打压民众致富、扼杀社会活力，最终导致长期专制和广泛贫穷。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也是一样的思路、同样导致恶果。很多中国自由派强烈批评社会主义的丑恶面，却又陷入“民主教”盲信、民主教条主义的迷思、为民主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岂不是又一种误入歧途和悲剧？

    不过如今中国反对派大多数确实已在“逆向民族主义”中越陷越深，并主观客观成为反中工具，恐怕难以走回“爱国民主运动”的路径上。他们也像极左狂热分子和极右法西斯分子一样，难以规劝而一意孤行，无法以道理说服。而随着国际从曾经的全球化民主化的大幅进步到今日保守民粹盛行，世界各国也大抵更加功利而越少真诚关心中国人权。中外对六四的纪念，也越发偏离当年参与者的初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很可悲但也是难以扭转的现实。

   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被不同的人以不同视角看待、不同目的利用，也并不奇怪。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也曾经在评价人们对《红楼梦》的不同看法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人类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解读和目的。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所以各方以自身价值观解读、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利用，并不奇怪。不过有些更贴近当年参与民运和六四屠杀牺牲者的本意，而有些人明显扭曲和背离了1989年人们的初心。

  但无论如何，当年牺牲的烈士应当被尊敬和铭记，自由民主也是珍贵和应当实现的。在又一年的六四纪念日，我向1989年牺牲的学生、工人、市民、农民们致以哀悼，并希望能迎来中国实现民主、汉族和各民族获得自由解放、中国人民获得有尊严的幸福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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