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和笔会的法》
——再与张裕商榷笔会章程和规则
　　　　庄晓斌
“文字狱”一词的由来之典，应该是始于明代洪武大帝朱元璋。意指古代帝王随意解读臣民的文章作品，或摘取字句，或据其文意，便罗织罪名，轻者受罚入狱，重者引来杀身之祸，乃至族属皆受牵连。
在天无二日的皇权时代，统治者为维护其至尊地位，对臣民的文字使用和诗文作品皆有规定，不得违制越礼，故获“因文获罪下狱科刑”的事例历朝皆有，诸如黄巢、宋江的反诗，但“文字狱”尤以明、清两朝为最甚。
明、清历史多有相似之处，因清代文字狱案的存在，已是学者们普遍认知的不争的事实了，所以明代“文字狱”案也就成为了近代学者们格外关注的话题。
如果说明代有“文字狱”，主要存在洪武一朝。那么，洪武朝除“洪武四大案”（除胡、蓝案之外，还有空印案和郭桓案）外，真的还有“文字狱”案吗？
对此，后世的历史学者们争执不一。
史料记载：朱元璋兴“文字狱”的主要史料，以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为代表，他说朱元璋“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明显”，于是罗列了一些文字狱事例。
朱元璋因臣属敬呈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之朱元璋以此罪究臣民，不仅上表的大臣要推出午门斩立决，在民间也因此形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
大明朝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斩杀无辜事例，终归都是说当权者朱元璋无非就是摘出臣民所撰文章中的一些字、词、句来说事定罪，比如“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总而言之，这就和当今现实社会中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习包子”、“习大大”、“彭麻麻”以及“妄议中央”都是一丘之貉了。
“三家村”二哥吴晗所撰写的“朱元璋传”认为：明代确实存在“文字狱”，他分析：在大明朝初期“统治高层的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部分文人不满朱元璋统治，朱元璋也痛恨这些文人的抗议，双方矛盾似乎不可调和。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朱元璋，特别注意属臣敬呈上来的奏表中的文字细节和他对自己出身卑贱、经历坎坷的禁忌，所以经常吹求瑕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造成洪武朝时冤案丛生，却几乎无人敢有悖圣意，
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吴晗观点，质疑所谓洪武大帝朱元璋制造的“文字狱案”多为后人伪作，并不是历史真实。
美国华裔学者陈学霖先生，以及大陆研究朱元璋的著名专家陈梧桐先生都提出了和吴晗截然相反的意见。
陈学霖认为：“有关明初文字狱案史料不可轻信”，“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
他同时认为，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并没有避讳掩饰，对当过和尚的经历，“空门礼佛，出入僧房”，也没有刻意隐匿，而且，这些史实都优先刻在石碑上了，广布天下，昭然后世。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诗文中有三首言僧谈禅，说朱元璋对自己出身忌讳，怕别人言而制造文字狱，均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逻辑。
陈梧桐、王春瑜等著名学者也都明确反对明初有文字狱的叙述，对比盛行于清前期的文字狱，声称：“明初的文字狱不太可靠”。
剥开去历史烟霾，为的就是还原朗日晴空，我今天来如此郑重地议论“文字狱”，就是意在与张裕先生说：“叙述历史，是不是该对后世，对未来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说句真话？这当然也是检验究竟谁才是“撒谎丝毫都不会脸红”的伪学者。”
假如只是为了沽名钓誉去刻意美化自己的存在，而对世界上真实发生的那些真正的“文字狱”事例，却置若罔闻，这算什么？是他眼睛瞎了？还是他良心坏了？
张裕先生多次在与老庄的笔墨交锋中，把他编撰了笔会出版的书籍：既“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系列文献级别的典籍。作为他对笔会的贡献多次炫耀，据说此系列文献张裕先生已经编撰到第四集了，连被污蔑为“美女间谍”的，似乎也从来都没有进过一天监狱的成蕾女士都“名存青史”了。
可那些真正因“文字狱”而被枪毙、被监禁的冤魂野鬼，却依然进不了张裕先生的法眼，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此老庄曾反问过张裕先生：“那么在中国文坛更有建树的作家廖亦武和野夫郑世平呢？怎么不被您编辑的文字狱囚徒录收编呢？”
这件事张裕先生还真的回答了。他对我解释道；“廖亦武在第一卷里就有了，而野夫不算，他不是因为文字狱坐牢的！”
张裕先生言之凿凿，总是常有理，我当然也不屑自夸，因此也就没有再和张裕先生较真。但这次不同了，因为我这次要和张裕先生家商榷的就是二十世纪究竟谁才有资质是“文字狱囚徒”，因此“举贤不避亲”了。
　　请问张裕先生：“因为写了一封反革命挂钩信”就被枪毙掉了脑袋的庄彦斌，“因为仅仅邮寄了一封反革命挂钩信”的庄晓斌就不是“文字狱囚徒”吗？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了苏雪林痛斥鲁迅霸道的犀利言辞：“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
也浏览到了本会会员刘逸明曾遭遇过“被漠视、被冷遇”辛酸苦辣、人情冷暖。其实苏雪林对文坛大师鲁迅的怨毒和刘逸明会友遭遇过的“被漠视、被冷遇”是一样的。
我看过刘逸明会友的文章，就像我曾经表述的那样：“行文如高山流水，笔下有锦绣烟云”但遗憾的是珠玉依然被埋没在沙滩之下，而沙滩之上抱团取暖的皆是“臭鱼烂虾”……
老庄的文章以前为什么不可以刊登在笔会的网站上？为什么从不给“欧洲之声”撰稿？是老庄的文章都是垃圾，会玷污了读者们的眼目吗？我想未必如此，有人讥讽我在自由地界待久了，依然习惯于专制，此话也许并没有错。
因为所谓的精英专制似乎并不比独裁专制好到哪里？就如刘路所言：这个世界似乎亏欠老庄的太多太多了……
看了吴祚来秘书长转的一篇长帖，我见到了廖天祺会长的一句话：“依法……”
我不知道廖天祺会长依的是什么法？张裕先生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痛斥贝岭一方是什么“伪会”。
然而历史告诉我，即便就是被称为“伪政府、伪军”的汪兆铭的南京政府，所依据的大法亦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能尽管只是在表面上），而廖天祺会长的一句：“依法……”真的是把人绕糊涂了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依法，就该义正词严地驳斥或者澄清：“笔会历史上5次漏报税表，3次中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金供给提出了责任追究。”
这才是应该依法对全体会员们解释清楚的，张裕先生您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