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0年，我爷爷出生在北京南城的龙凤里，那是一个三进的宅院，古木参天，院内鱼缸里几尾大红金鱼百无聊赖地游曳，除了进进出出忙乱的人们，其他的一切都安静祥和。

当然，这是我头脑中想象的，我并不知道我爷爷出生时的场景，我爷爷也不知道。

只是历史记载，那一年北京闹义和团。关于义和团的事情，我爷爷也不清楚，毕竟那时候他还小。只是长大一些后，听家里的老人讲，前门外大珊栏一带，被义和团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之所以我爷爷对这个事情有记忆，是因为我家祖传的店铺开在户部街，也就是现在的西观礼台，从家里到柜上，总免不了要进前门，经过大珊栏一带。另外一个原因，爷爷爱听戏，是北京南城有名的票友，捧过马连良，给马三立拉过手，而且三人还结拜为把兄弟。大珊栏被烧，最惨的莫过于戏园子，十去八九。

我姥姥一家当时生活在通州，与我爷爷他们家的光景大不相同。据说通县拳匪闹得厉害。姥姥家是开旅馆的，从通县到东直门，开了好几家。姥姥对家族生意的记忆，仅存在于她小时候常偷客商货物中的挂裂枣吃，那是一种去了核，嗮得干硬的红枣，一颗放进嘴里可以含半天儿。因为闹拳匪，再加上八国联军入京，通县到北京这一带打得非常厉害，因此姥姥家便家道中落了。我姥爷入赘之后，将剩下的几个大车店盘了出去，改行做粮食生意。据我姥姥说，日据时期姥爷的生意做的很大，在朝阳门拥有几座粮仓。可惜姥爷去世早，姥姥又不善经营，早在抗战结束前就变卖家产，带着一儿两女过着闲暇悠哉的日子。

寻根溯源，我们全家对于义和团的记忆，能够流传到我这一辈的，也就这么多。一百二十年过去了，时光荏苒日月穿梭，历史残留的记忆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所有的痛苦、屈辱、愤怒、仇恨、同情等等感情的色彩，经过时间的沉淀被一一剥离，仅剩下一抹无奈的莞尔，残存在记忆中，时不时跳出来，催人发出一声慨叹。

因此，在抽离了所有的情感因素之后，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十分厌恶义和团。毕竟义和团闹过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銮驾归政，戊戌那年不敢说、不敢想的改革方案也大行了其道。新式大学遍地开花，街头巷尾的报馆、书局如雨后春笋。再过几年，清帝逊位，民国肇始。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我四爷爷有幸成为家族第一个理科大学生。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北京终于建起了公共厕所，至少在拉屎这个事情上，中国人与文明世界接了轨。

在哲学上我属于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者。如果历史的车轮注定要碾压这个社会以酿成悲剧，那么阻止它就是“逆历史的车轮而动”。如果该来的注定要来，那就让它快点到来，温水煮青蛙式的煎熬，远不如快刀斩乱麻式的利落。只是空留无数冤魂，游荡在后人们的一声声叹息里。

我们没有学懂历史。历史从来不是为了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的教训是：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发生了那件事。当我们慨叹历史为何一次又一次的重演的时候，我们真正应该学会的，是问一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何时？以及为何？

但我们一直没有学会。

《尚书·汤誓》中记载了夏末商初的一句民间口号：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据说夏朝的统治者自称是太阳的化身，于是老百姓高喊：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民国初年，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书桌上写下这么一段文字： “我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而后，投湖自尽。他这一殉，殉的不是满清，殉的是满清灭亡了，人们却从不长记性，再蹈清亡的老路。

对于梁漱溟先生的学问，我一向不感冒，但其父的殉清，则深深地震撼我。老人家在世时常问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梁漱溟先生晚年拿来做了自己的书名，并详述了出处。

满清灭亡了，这个世界就会好，然而袁大总统复辟了；

洪宪皇帝逊位了，这个世界就会好，而后北洋打起来了；

军阀混战打完了，这个世界就会好，结果张勋的辫子军进京了……

这个世界会好吗？

其实我们还可以顺着梁公的思路一直问下去：

张勋复辟失败了，这个世界会好吗？

北伐成功了，这个世界会好吗？

张学良易帜了，这个世界会好吗？

抗击日本侵华了，这个世界会好吗？

日本战败了，这个世界会好吗？

民国灭亡了，这个世界会好吗？

………

再往后我就不敢问了。

我们从夏商之际直到今天，一直不长记性。不是这个世道会不会好，而是该问：我们会不会变好。

其实义和团只是民间戾气的一个发泄口，发泄到了它本不该发泄到的地方。就像去年夏天河北的大水。晚清的崩溃不过就是民间的承压能力、慈禧集团的权力集中速度和文明世界的容忍程度，这三种力量角力的结果。

民间需要的是经济活力，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

文明社会要的则是稳定、可预测、可持续性的政策以及公平的生产成本。

而慈禧集团要的则是为所欲为的权力和无穷无尽的富贵。

什么都想要，也就什么都得不到。

不过慈禧也有不敢要的东西。据记载当时义和团冲进瀛台，准备手刃光绪这个头号“二毛子”，被慈禧阻止了。倒不是慈禧母仪天下子孝母慈良心发现，而是她害怕最终洋人饶不了她。她一直以为是洋人在背后撺掇光绪要杀了她，也是洋人不满且欲意干涉她废帝。

其实洋人不过是需要一个可以理解的、持续性的政治经济政策而已。

近年来流传一个故事，说戊戌变法失败后两个解差押着一个变法志士穿街过巷，有老百姓问解差押解的是何人，解差如实禀告。老百姓说：该杀！解差反过头来对变法志士说：你看，这就是你们要解救的老百姓。

我一直认为这个故事是编纂的，但是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却是极大的。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现实也就是这么个现实。连光绪都免不了差点成为义和团的刀下鬼，何况一个读书人。

光绪想救的，首先是大清，但大清的法度变了，受益者也包括那些擎着刀冲进瀛台的大师兄们。

哈耶克认为，社会从来都是在某种群体道德观上建立，而不是理性。群体道德观的持续崩溃，也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崩溃。这不是载沣所认为的“有枪在”就能阻止得了的。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共业使然”。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座上客。意思是说一户人家柴火堆在屋檐烟囱下面，有人来告知说：这样很容易失火。但主人家不听，反而认为他多管闲事。果不出所料，由于烟囱冒出的火星引燃了堆在屋檐下的柴薪，最终酿成大火。很多人过来帮忙救火。主人家将这些焦头烂额的救火人当上宾相敬，却独独不对那个曾经事先提醒他的人感恩。

武僧从35年前就立志想做曲突徙薪这个事儿，可以说是一事无成。现在，该焦头烂额者上场了。

我四爷爷很有趣，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是却对武术情有独钟，大半辈子在研究八极拳，也是我的武术启蒙老师。他用物理学的理论解释八极拳的发力，认为八极拳是最大限度地理解了力学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因此产生了“震脚”、“四六分力”和“缠丝劲”这些独特的运动理论。

他还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读书不要去看作者写了什么，而是要看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这句话直到我读了庄子的“得意忘言”，才比较准确地了解了他的意义。

就像历史，不用刻意去追问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应该问：它为什么发生？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从何时发生的？

好在历史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老师，如果你一遍学不会，他一定会再教你一遍。要么将你教会，要么把你教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