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耿同学讲故事”事件

评论 / 黄俊

2026年4月起，中国大陆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连续发布视频，质疑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部分教授，在《自然》（Nature）及其子刊发表的论文中存在实验数据异常、重复乃至涉嫌造假的问题。这些涉事教授多为国家官方认定的”杰出青年学者”（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重要人才称号），并同时担任行政职务，在各自机构中拥有相当的资源与影响力。

事件随即引发连锁反应。5月6日，同济大学率先认定相关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免去王平生科院院长职务；5月30日，中山大学与南开大学同步发布通报，对涉事人员作出免职等处分。调查结果证明：举报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令人震惊的并不是这些问题被发现，而是揭露这些问题的人，反而遭到封禁。5月29日，耿同学的抖音账号被永久限流；5月31日，微博账号亦遭同步封禁。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他平台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这里有一个值得正面追问的悖论：高校处分了造假的教授，却同步封禁了揭露造假的博主。这两个动作看似矛盾，实则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前者是在造假已无法掩盖时的被动切割，后者是为了阻止下一个人继续挖掘、继续追问。处分是为了平息事件，封禁是为了控制舆论的主导权。两者并行，恰恰暴露了这套运作逻辑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一个正常社会的逻辑应该是什么？

发现食品有毒，应当奖励举报者；发现医院售假，应当保护举报者；发现官员腐败，应当支持举报者；发现学术造假，应当感谢举报者。因为举报者是在帮助社会纠错。

但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社会中，却反复出现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制造问题的人未必受到惩罚，揭露问题的人却首先成为被处理的对象。

这才是真正荒唐的地方。

李文亮：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先例

这种逻辑并非第一次出现。

2019年12月，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事群中发出预警，提醒身边人注意一种类似SARS的不明肺炎。他没有公开演讲，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只是在私下群聊中分享了他所掌握的医学信息。然而，这条消息很快被当局截获。2020年1月初，他被警方传唤，被迫签署”训诫书”，承认自己发表了”扰乱社会秩序”的”不实言论”。

签完训诫书之后，李文亮没有逃跑，也没有继续公开发声。他回到了医院，继续做一名眼科医生，继续上班，继续接诊病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感染了新冠肺炎，随后不治离世。

他不是异见分子，不是政治活动家。他只是一个说了实话、被迫认错、然后回去尽职工作的普通医生。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和多项独立研究均指出，疫情初期的信息压制，是导致病毒在中国境内大规模扩散、进而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医生的私下预警被当成”谣言”处理，而这个决定，最终影响了数十亿人的生命与生活。

这不是一个关于某位医生个人命运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信息管控如何从国内问题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灾难的警示。

耿同学事件，是李文亮事件的翻版

六年过去了。场景换了，主角换了，领域从公共卫生变成了学术诚信，但剧本的逻辑一字未改。

一个人发现了问题，选择公开说出来。问题被证实是真实的。然后，说出真相的人被封禁。

李文亮的训诫书上写着”不实言论”，但他说的是真的。耿同学的账号被永久限流，但他揭露的造假已被高校官方调查证实。两个案例的结构完全相同：真相在，说真相的人却被消除。

这种重复绝非偶然，其背后有一套深层的利益结构在运作。

在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独立司法和新闻自由的政治体制下，压制异见往往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选择，而非个别官员的道德失范。对于体制内的各个层级而言，允许监督所带来的风险，往往远高于压制异见的代价。这一逻辑并非某一国家或某一时代所独有——从历史上的诸多案例来看，凡是缺乏权力制衡的体制，都倾向于以维护秩序的名义，将异见者而非问题本身列为首要处理对象。

在这类体制下，更根本的原因往往在于利益结构的内部勾连：那些被举报的教授，同时拥有行政职务、科研经费和政治背书；处理他们，意味着牵动一张由资源、职位与关系编织而成的利益网络。在这张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有动机选择沉默，而非追责。这正是为什么平台会在舆论压力尚未完全爆发之前便率先封号——不是因为举报内容被证伪，而是因为让举报继续存在，对于整个利益共同体而言，代价太高。

公众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表达欲，但这种欲望在利益固化的体制壁垒面前，一次次被以”稳定”之名压回去。压制的手段或许因时代而变——从训诫书到永久限流——但压制的结构性动因从未改变：维护体制内的利益共同体，优先于回应公众的共同利益。只要这套机制不变，类似的剧本就会一再上演，无论主角是医生、博主，还是其他任何说出不便之真相的人。

没有新闻自由，真相就会成为一种危险品

现代社会能够不断进步，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它允许人们讨论问题。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同样存在学术造假，同样出现过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信息失误，但这些社会允许媒体调查、允许记者曝光、允许公众追责。正因为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错误才能被及时发现；正因为保有批评的空间，制度才能持续自我修复。

然而，当新闻自由被系统性压制时，这套纠错机制便从根本上失效，后果也远不止于国内。李文亮事件已经证明：一个社会对内部真相的封锁，可以演变为对全人类的伤害。这不是修辞，这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

在这套逻辑下，学术造假不是最危险的，揭露学术造假的人最危险；疫情预警不是最危险的，发出预警的人最危险；腐败不是最危险的，揭露腐败的人最危险。这样的逻辑，不只是对社会理性的伤害，也是对人类作为共同体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的损耗。

真正值得担忧的，不是一个博主被封号，而是整个社会开始习惯这种事情

更令人忧虑的是，许多人已经开始内化这种逻辑：”不要再查了，查下去影响稳定”；”事情是真的也不要说出来”；”大家都这样，何必较真”。

当一个社会开始把揭露问题的人视为麻烦制造者，而把制造问题的人视为正常存在，价值观就已经发生了严重扭曲。稳定当然重要，但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依靠掩盖问题获得的。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并不代表房间变干净了，问题只会不断积累，直到有一天再也无法隐藏。

黑暗为何惧怕光明

从李文亮到耿同学，从公共卫生到学术诚信，时间在走，场景在变，而那套压制真相、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运作逻辑，却始终纹丝未动。

历史上，凡是长期压制独立监督与新闻自由的社会，最终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时代价由本国人民承担，有时如2020年的疫情所示，代价由全人类共同偿还。封锁真相没有国界，沉默的成本从来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个时间，落在更多人的身上。

正因如此，记录、书写、传播那些有可能被抹去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抵抗。不是对抗某个人，而是对抗遗忘本身。

历史会记住那些说出真相的人，也会记住那些选择将他们封杀的人。前者的名字或许会被删除，但他们所揭示的事实，终将以另一种方式留存下来。

本文写于2026年5月31日，评论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之中。

作者简介： 黄俊，流亡作家、出版人，现旅居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