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黄俊

很多事情，当它正在发生的时候，人们未必立刻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只有当时间过去，街道恢复平静，口号沉入沉默，新闻变成档案，亲历者散落四方，我们才会慢慢意识到：一个城市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撕裂，一个时代曾经留下过怎样的伤口。

香港，对我而言，不只是一个地名，也不只是一个曾经频繁往来的商业与文化空间。严格说来，我并非香港出生的人，但香港早已进入我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结构之中。2011年至2021年间，我长期生活于澳门，因公司业务关系，也经常往来于澳门与香港之间。更重要的是，我的太太是香港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香港并非旁观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家庭、生活、商业往来和个人经历，早已与这座城市产生了真实而具体的连接。

那时的香港，既有商业社会的活力，也有自由城市的气质。它的街道、书店、报纸、集会、法治传统，以及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都曾构成华语世界中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对于长期往来港澳之间的人来说，香港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可以触摸、可以感受、也可以让人产生深厚情感的城市。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我亲历并参与其中。那不是一场可以轻易用几个政治标签概括的运动。它更像是一个城市在面对命运转折时，许多人以自己的方式作出的回应。有的人走上街头，有的人举起手机记录，有的人写文章，有的人沉默旁观，也有的人在恐惧中选择离开。无论立场如何，那一年都深刻改变了香港，也改变了许多亲历者的人生道路。

2019年运动因新冠疫情蔓延而中断，随后2020年7月《香港国家安全法》正式实施，政治局势急剧转变。我最终在这一背景下离开港澳，旅居伦敦，此后长期留在海外。离开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有些记忆如果不被写下来，就会被时间冲淡；有些经历如果不被记录，就会在现实压力中被改写；有些声音如果不被保存，就可能最终只剩下沉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系统整理、回忆和书写香港反送中运动及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社会创伤与时代记忆，并先后出版《崩塌的金融城：2019反送中·香港》《国安法下的余震：从香港到伦敦》等作品。

我写香港，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能够代表香港。恰恰相反，香港太复杂，太沉重，也太丰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整代表它。我所能做的，只是以一个亲历者、观察者和流亡者的身份，尽量诚实地记录自己所见、所闻、所感，保存那些在宏大叙事之外更具体、更真实的个人经验。

在很多时代转折中，最容易被牺牲的往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普通人的生活。一个年轻人的前途，一个家庭的分离，一个城市的信任感，一代人的安全感，甚至一个人说话、读书、出版和表达的自由，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历史并不总是以巨响降临，它有时是通过一次审查、一次拘捕、一本书的下架、一篇文章的删除、一位朋友的离开，慢慢改变一个社会的空气。

这也是我后来参与独立中文出版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联合创办伦敦拆墙时报出版社，并担任社长。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并不复杂，却也并不轻松：记录被压抑的声音，保存真实历史，守护自由书写。中文世界有太多记忆正在消失，有些被主动删除，有些随亲历者的死亡和离散而消散，有些则因恐惧而只能以沉默封存。一个独立出版机构存在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尽力为这些文字、记忆和声音留下一点空间。

今天在这里开设博客，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博客不同于书。书更像一座完成后的建筑，而博客更像一条仍在行走中的路。它可以记录思考，也可以保存片段；可以写历史，也可以写当下；可以写香港，也可以写流亡、出版、自由、记忆，以及一个人在时代风浪中的自我整理。

我希望今后能在这里陆续发表一些文章、随笔、回忆与读书札记。它们未必宏大，也未必完善，但我会尽量保持诚实、克制与清醒。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喊出最大的声音，而是在长期的压力和混乱中，仍然坚持把自己认为真实的东西写下来。

香港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许多人已经离开，许多人仍然留下；许多事情被禁止谈论，许多记忆却仍在人心中流动。一个城市的命运，不只存在于官方文件和新闻标题中，也存在于亲历者的记忆、书写者的文字和后来者的追问之中。

写作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苦难，但可以阻止苦难被轻易抹去。

这也许就是我继续写下去的理由。

作者简介： 黄俊，流亡作家、出版人。原澳门居民，祖籍中国湖南。现旅居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