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抓了李建平(二)
车宏年
李建平的被抓不能不提起江胡上的争斗,长期一来中共党内斗争,总是给中国政治局势带来动荡,同时也使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不和谐。中共政权的腐败、权钱交易,社会更加黑暗和恐怖。江胡争斗更加白热化,中国领导人的更换总是伴随着血腥,1966年毛泽东想大权独揽,刘少奇碍事,毛泽东炮打刘少奇,象土匪一样硬抢了刘少奇的位置,进而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血腥的群众斗群众。1976年中共政权领导人更换,1975年“4.5”天安门广场惨案,1976年抓捕王、张、江、姚,进而在全国抓捕“马列研究”成员骨干。1978年和1979年,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也没有忘了在全国抓捕“民主墙”分子。从此,中国的民主运动走上了街头,1986年和1987年全国各地都有人上街,要求政治改革,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没有制止,总书记易人。中共左派和专制势力抬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1989年震惊中外的民主运动暴发,“6.4”的大屠杀,中共总书记换人。在这一后中国政府不断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者进行剿杀。
李建平网上发表文章是从2003年开始,随着江胡的争斗越来越浮出水面。李建平的政论文章也越写越起劲,批判江的私欲熏心、玩世不恭、不择手段,一副纯粹的市井流氓瘪三无赖德性,而胡温在李建平的笔下多有笔下留情。让我们看看李建平笔下的文章,他在《上海地产风暴能否引动上海政治“风暴”?》中写道:
上海有关部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报告“公然继续造假”,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去年4月中共中央为全面推动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业的整顿业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央政府推动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但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却有不同意见,并以会影响上海经济发展为藉口,公开抗拒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国外一些媒体对陈良宇在政治局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公开发难的消息也纷纷做了报道。中国经营报也披露,中国两任总理朱?基和温家宝都对上海房地产的泡沫表示担忧,但是上海市领导人却置若罔闻,一再表示,上海的房地产发展是“健康的”。上海的房地产发展是不是“健康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政治生命是不是“健康的”,可能不久就会见分晓。
李建平批判了“上海帮”顽固维护江,抵制胡温的宏观调控政策。
让我们再看看李建平的另一篇文章《“盛世中国”的人为灾难──〈义务教育法〉与中国的教育现状》,文章写道:
“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10几年来一直是‘盛世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公共教育经费不到GDP总量的3%,‘盛世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世界最低,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2003年,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对中国在教育领域进行了近2个星期的考察。她表示,中国几乎属于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6%的标准。她说,中国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
文章还继续写道:
“面对联合国的批评,面对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和中国的教育现状,号称强大的中国,号称‘盛世’的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竟然不及乌干达,这是为什么?中国在发展,在强大,我们的教育投入为什么在减少?广大中下层居民节衣缩食都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这说明了什么?这么一个强大的中国,为什么在教育问题上招致联合国的批评?”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提到江泽民的“教育产业化”。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人所痛诟“盛世中国”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实质就是在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法定义务,更是在为教育部门搜刮民财提供政策支持。怪不得中国政府“无力”承担这一法定义务?怪不得中国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原来剩下47%已经选好解决的办法。
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两会的代表如何能够说尽。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玉林在他的《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蓝皮书》中披露,“1999年中国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到10元人民币(下同),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强烈反差,几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在1次访谈中说:“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有的比20多年前还不如!他自己是70年代后期上的中学,当时贫下中农管20,收费很低,1年只收两块钱,虽然农民很穷,还能供孩子念书。当时老师的责任心强,和学生的关系也比现在好。现在农村孩子上小学1年500元,上初中1,000元,上高中好几千,农民收入那么低,已经上不起学了!”
这就是“盛世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这就是中国的教育。
李建平揭露了教育的产业化、商业化,并用数据说明了中国的教育现状。李建平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义务教育并不“义务”,高额的书本费杂费,以及各个学校自创的众多莫名其妙的收费,将大批贫困家庭的孩子挡在了“义务教育”的门槛之外。2005年3月1日《中青论坛在《教育,如何面对中国农民?》一文中也针对中国教育现状厉声质疑:“哪一国的政府会这样办教育?!哪一国公民竟连自己的教育经费都不清楚?!“作为中国人,我有种羞愧感,我感到羞耻!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眼前是一片繁荣,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但是为何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没有学校可上?以今天的中国国力难道不能使中国的每个孩子有学可上?难道盖不起小学校,使每个孩子都有课桌、有免费书本吗?!”作为中国人,尚且感到羞愧,感到羞耻!中国政府应该感到什么?
一边唱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调,一边却执行着“教育产业化”的伟大国策。面对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他们是商人,还是企业家?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校园里,号称祖国未来的孩子们,却不得不天天面对巧立名目的收费和花样翻新的创收,从一张稿纸到一身校服,无不渗透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特殊的心血和关心,他们的心血不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呕心沥血,他们的关心不是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而是在期待每一张稿纸每一身校服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效益,他们的关心是在憧憬每一个孩子能为他们积累多少财富;学校变成了工厂,教师变成了商人,考试成绩的一分、两分都可能为学校,为教师或者是学校创造几千甚至几万的财富,择校已经成为为一个无法探悉的“黑洞”,巨额择校费、赞助费也不知花到了哪里?学校的门槛越来越高,金钱也终于和分数拉起手来,共同敲诈“祖国的花朵”,校长也名副其实的成了财大气粗的企业家,面对着一个个工厂,一批批的企业家,教育部也理所当然的成了“无烟工业部”,教育部长也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无烟工业部”的部长。
李建平忧国忧民,写出了民意民声,为教育现状而呼。李建平何罪之有?他批判了江泽民时期将公益事业(医疗和教育)全面商业化。不顾老百姓死活,经济上胡开乱放、巧取豪夺、残酷剥削、恶性竞争、权钱交易、权贵当道、冷酷无情、动辄镇压。江泽民把中国专制的专横、暴力,恶的东西全用上了,江泽民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把资本主义最坏的东西也全用上了,中国越来越黑暗了。
为什么说胡温在李建平笔下留情了呢?我们可以从李建平诸多文章中,可以了解李建平的个性与才华,他具备了理性的思维和分析事物的冷静。他看到了胡温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而没有提江的“三个代表”。人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江泽民把中国社会引向最坏的社会法西斯模式,在许多方面已经造成了比改革前还要严重的后果。
胡温不是没有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它的恶果所带来的恶果。尽管胡温有左转的倾向,毕竟他们是在红旗下长大是难免的,有些左转信号还是要供人们分析。最近,国务院发出《国务院研究机构对中国医改的评价与建议(要点)》,全文毫不含糊地坦承:中国医疗市场化改革理念是完全错误的,总体上是失败的,其文得出了结论:不是任何领域都是可以市场化的。文中放出了出了胡温要向“左转”的明显信号:“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这是中共领导者第1次公开承认在某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领域上“改革开放”的全面失败,突破了20多年来,“改革开放”事业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判指摘的禁区。现在已经放出风来,继整顿医改之后,“教育产业化”也要叫停。我们在分析胡温左转的时候,要看左转是不是反动的,是不是善待广大弱势群体。胡温有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向和能力,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解决最大障碍──获利巨大的官僚特权既得利益既集团。
我们从李建平诸多文章中,也可以找到是谁抓了李建平。在这里还是给淄博市政府提个醒,要善待李建平。我们已得知8月8日,李建平已与律师见面。李建平与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精神状况良好,没有活干,天天锻炼身体。希望淄博市政府早日释放李建平。
(2005年8月12日星期五)
民主通讯200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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